本文在對政策擴散理論及其相關研究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提出公共政策擴散的文獻量化研究維度與方法。大家在相關論文寫作時，可以參考這篇由學術堂整理，題目為“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的公共政策論文。
原標題：中國公共政策擴散的文獻量化研究---以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為例
摘要：在對政策擴散理論及其相關研究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提出公共政策擴散的文獻量化研究維度與方法。以中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為例，通過對政策文獻外部屬性特征的參照網絡分析，以及政策文獻內部工具運用的關鍵詞時序分析，從強度、廣度、速度與方向四個維度研究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研究發現，在中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中，規劃類和法律類政策擴散強度較高，在時序上具有集中分布特征；與規劃類政策相比，法律類政策擴散廣度更高，覆蓋范圍更廣，在各級機構間的擴散更為持久和穩定；法律類政策的擴散速度相對較低且基本保持平穩，而規劃類政策在短時間達到高峰后出現驟降并持續下滑； 通過對創業風險投資和風險補償兩類金融工具的關鍵詞時序分析，呈現出從上而下、從下而上以及平行擴散三種擴散方向。研究表明政策參照網絡和關鍵詞時序分析可以從強度、廣度、速度與方向的維度有效揭示政策的擴散過程和特點。
關鍵詞：政策擴散；量化分析；參照網絡；關鍵詞時序分析；科技成果轉化政策
一、引言
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 通常是指一項政策方案從一個部門或地區傳輸到另一個部門或地區，并被新政策主體采納和推行的過程[1].相應地，對政策擴散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這一過程的動因、制約因素、擴散模式與特點等[2].20世紀60年代以來，政策擴散理論在美國興起并在西方取得了重大進展，成為了公共政策學術界與實踐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推動了政策過程理論的發展。當今社會下，數據時代的到來和政府信息公開的趨勢使得公共政策信息傳播和擴散活動也隨之加速，為政策擴散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實踐案例和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公共政策學者們開始更多地從案例和實證的角度尋找政策擴散的內在原因和動力，并力求準確地描述政策擴散的過程、模式和路徑。
公共政策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公共政策數量的不斷增加，中央政府部門及地方政府間的政策擴散活動日趨頻繁，這已成為我國公共政策活動中的重要特征。通過深入研究我國公共政策擴散活動，可以準確把握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基本特征與規律，從而逐步構建并完善基于我國實踐的公共政策擴散理論。本文基于政策參照網絡與關鍵詞時序分析方法，在分析政策文獻頒布機構、頒布時間、關鍵詞等信息的基礎上，對1985 - 2014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文獻進行量化研究，探索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進展
政策擴散理論最初是從傳播學、社會學、情報學等學科中衍生而來。在Walker、Rogers、Grey、Glor、Berry&Berry等西方學者的積極推動下，政策擴散理論迅速發展并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內容。一般認為，對政策擴散的研究起源于美國政策學者Walker[3],他在196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政府推廣政策時的決策并非完全是“漸進”的，而是存在“創新”于其中的，所謂“創新”指的是“一個項目或政策對于采納它的州而言是新的； 不論這個項目出現了多久，也不論有多少其他的州已經采納了這個項目”.他提出的“擴散模型”假設州與州之間存在學習、競爭以及面對著州內來自選民的公共壓力，因此州的政策采納是源于之間的相互效仿。因此，他認為政策擴散是外來的政策知識、信息、經驗被納入到本土的政策過程，進而對本土的政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打破某一政策演變的路徑依賴或者重新設計出新的政策。這一概念在后來不斷被學者們所沿用。
政策擴散是政策過程理論的一種，有關其具體過程的分析和探討是學者們開展研究的關鍵內容。Brown&Cox[4]總結提出了政策擴散過程的三條規律，時間維度上和前文創新擴散規律相似呈現S曲線，空間維度上表現為“臨近效應”,以及在區域內出現“領導者-追隨者”的層級效應。在此基礎之上，Lucas[1]融合階段論的觀點，將政策擴散過程劃分為政策再發明、政策發展、政策試點、政策的調節修改與政策的融合五個階段，他認為這五個階段并不一定呈現線性特點，而是可能存在跨越。Gray[5]提出了政策擴散過程的一個經驗模型，發現政策擴散的初期相對不會太頻繁，而隨著多種因素的影響被采納的比例會急劇上升。隨著Berry&Berry[6]、Mintrom[7]等學者對政策創新與政策擴散研究的不斷深入，若干關于政策創新擴散的模 型 被 提 出，主 要 包 括 全 國 互 動 模 型 （TheNational Interaction Model）、區 域 傳 播 模 型 （TheRegional Diffusion Model）、領導跟進模型 （Leader-Laggard Model）、垂直影響模型 （Vertical InfluenceModel） 等。Shipan&Volden[8]則將政策擴散模型區分為水平擴散模型與垂直擴散模型兩大類。
近十幾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關注政策擴散領域的研究。朱德米[9]基于政策擴散、政策轉移和政策網絡的理論成果提出了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是較早對政策擴散理論開展研究的國內學者； 朱亞鵬[10]、陳芳[11]等學者對政策擴散的概念內涵、理論演進及研究重點等進行了系統地梳理，指出了政策擴散理論對我國政策實踐與政策研究的借鑒意義； 周望[12]認為政策擴散理論為中國特色的“政策試驗”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視角，為中國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國內學者在理論研究的同時，也通過案例和實證研究來探討我國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楊靜文[13]從政策創新擴散的視角透視了我國地市級政府政務中心的總體發展狀態； 王紹光[14]通過對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政策的研究，提出政策擴散按方向可以分為橫向擴散和縱向擴散，特別強調了地方政府在政策創新的縱向擴散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王浦劬[15]、劉偉[16]結合我國公共政策制定和擴散主體的特點和政策實際運行狀況，對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模式與機制進行了分析。
總體來看，國內外學者主要采用案例研究、事件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討政策擴散的動力、影響因素、模式與路徑等。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政策擴散理論體系在不斷完善，應用范圍也越來越廣泛。但是，質化研究方法難免帶有較強的主觀性、不確定性、模糊性和爭議性，難以客觀、準確地描繪政策擴散的過程，更難以深入分析政策擴散的基本規律和特征。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參照網絡和關鍵詞時序分析，提出政策擴散強度、廣度、速度與方向的內涵及其量化研究方法，并以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為例進行實證分析。
三、數據基礎與研究設計
（ 一） 數據收集與整理
本文以清華大學政府文獻信息系統和全國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網站為數據來源，收集涉及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文獻。政策文獻以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兩部分組成，為了確保數據的相對完整性和針對性，按照以下原則對政策文獻進行了整理和遴選： 一是中央政策為中央立法機關和行政機構制定的全國性政策法規，地方政策為內地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地方立法機關和行政機構制定的地方性政策法規； 二是政策直接與科技成果轉化密切相關； 三是確定政策類型，主要選取法律法規、規劃、意見、辦法、細則、條例、公告、通知等，不計入領導人講話、信函、批示以及行業標準、技術規范等類型的政策。最終遴選出1985 -2014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636件，其中中央政策231件，地方政策405件。
以1996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以下簡稱《科技成果轉化法》）和2006年頒布實施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 - 2020年）》（ 以下簡稱《規劃綱要》） 為劃分點，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進行階段劃分并統計各階段政策數量，中央和地方政策分布如圖1和圖2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整體來看中央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增長態勢，由第一階段的年均3. 4件增長至第二階段的8. 4件，進而增長至第三階段的12. 2件，反映出了中央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加。
圖2也反映出了與圖1相似的趨勢。地方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的年均數量從第一階段的0. 5件猛增至第二階段的8. 3件，而第三階段更是達到了年均35. 1件。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地方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程度顯著提高。地方政策數量的變化受到了中央關鍵事件和重要政策的影響。在1985 - 1995年間，地方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尚處于起步階段，各地鮮有政策頒布，僅有少數省市出臺了相關規定。1995年科學興國戰略的提出，特別是1996年《科技成果轉化法》的頒布實施，直接帶動了1997 - 1999年地方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數量的增加，并于1999年達到了峰值。2006年《規劃綱要》頒布，提出實施自主創新戰略，自此后各地方以促進自主創新為目的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呈現出大幅增長，并于2011年達到最高峰，當年頒布相關政策達到66件。
原標題：中國公共政策擴散的文獻量化研究---以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為例
摘要：在對政策擴散理論及其相關研究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提出公共政策擴散的文獻量化研究維度與方法。以中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為例，通過對政策文獻外部屬性特征的參照網絡分析，以及政策文獻內部工具運用的關鍵詞時序分析，從強度、廣度、速度與方向四個維度研究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研究發現，在中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中，規劃類和法律類政策擴散強度較高，在時序上具有集中分布特征；與規劃類政策相比，法律類政策擴散廣度更高，覆蓋范圍更廣，在各級機構間的擴散更為持久和穩定；法律類政策的擴散速度相對較低且基本保持平穩，而規劃類政策在短時間達到高峰后出現驟降并持續下滑； 通過對創業風險投資和風險補償兩類金融工具的關鍵詞時序分析，呈現出從上而下、從下而上以及平行擴散三種擴散方向。研究表明政策參照網絡和關鍵詞時序分析可以從強度、廣度、速度與方向的維度有效揭示政策的擴散過程和特點。
關鍵詞：政策擴散；量化分析；參照網絡；關鍵詞時序分析；科技成果轉化政策
一、引言
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 通常是指一項政策方案從一個部門或地區傳輸到另一個部門或地區，并被新政策主體采納和推行的過程[1].相應地，對政策擴散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這一過程的動因、制約因素、擴散模式與特點等[2].20世紀60年代以來，政策擴散理論在美國興起并在西方取得了重大進展，成為了公共政策學術界與實踐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推動了政策過程理論的發展。當今社會下，數據時代的到來和政府信息公開的趨勢使得公共政策信息傳播和擴散活動也隨之加速，為政策擴散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實踐案例和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公共政策學者們開始更多地從案例和實證的角度尋找政策擴散的內在原因和動力，并力求準確地描述政策擴散的過程、模式和路徑。
公共政策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公共政策數量的不斷增加，中央政府部門及地方政府間的政策擴散活動日趨頻繁，這已成為我國公共政策活動中的重要特征。通過深入研究我國公共政策擴散活動，可以準確把握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基本特征與規律，從而逐步構建并完善基于我國實踐的公共政策擴散理論。本文基于政策參照網絡與關鍵詞時序分析方法，在分析政策文獻頒布機構、頒布時間、關鍵詞等信息的基礎上，對1985 - 2014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文獻進行量化研究，探索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進展
政策擴散理論最初是從傳播學、社會學、情報學等學科中衍生而來。在Walker、Rogers、Grey、Glor、Berry&Berry等西方學者的積極推動下，政策擴散理論迅速發展并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內容。一般認為，對政策擴散的研究起源于美國政策學者Walker[3],他在196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政府推廣政策時的決策并非完全是“漸進”的，而是存在“創新”于其中的，所謂“創新”指的是“一個項目或政策對于采納它的州而言是新的； 不論這個項目出現了多久，也不論有多少其他的州已經采納了這個項目”.他提出的“擴散模型”假設州與州之間存在學習、競爭以及面對著州內來自選民的公共壓力，因此州的政策采納是源于之間的相互效仿。因此，他認為政策擴散是外來的政策知識、信息、經驗被納入到本土的政策過程，進而對本土的政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打破某一政策演變的路徑依賴或者重新設計出新的政策。這一概念在后來不斷被學者們所沿用。
政策擴散是政策過程理論的一種，有關其具體過程的分析和探討是學者們開展研究的關鍵內容。Brown&Cox[4]總結提出了政策擴散過程的三條規律，時間維度上和前文創新擴散規律相似呈現S曲線，空間維度上表現為“臨近效應”,以及在區域內出現“領導者-追隨者”的層級效應。在此基礎之上，Lucas[1]融合階段論的觀點，將政策擴散過程劃分為政策再發明、政策發展、政策試點、政策的調節修改與政策的融合五個階段，他認為這五個階段并不一定呈現線性特點，而是可能存在跨越。Gray[5]提出了政策擴散過程的一個經驗模型，發現政策擴散的初期相對不會太頻繁，而隨著多種因素的影響被采納的比例會急劇上升。隨著Berry&Berry[6]、Mintrom[7]等學者對政策創新與政策擴散研究的不斷深入，若干關于政策創新擴散的模 型 被 提 出，主 要 包 括 全 國 互 動 模 型 （TheNational Interaction Model）、區 域 傳 播 模 型 （TheRegional Diffusion Model）、領導跟進模型 （Leader-Laggard Model）、垂直影響模型 （Vertical InfluenceModel） 等。Shipan&Volden[8]則將政策擴散模型區分為水平擴散模型與垂直擴散模型兩大類。
近十幾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關注政策擴散領域的研究。朱德米[9]基于政策擴散、政策轉移和政策網絡的理論成果提出了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是較早對政策擴散理論開展研究的國內學者； 朱亞鵬[10]、陳芳[11]等學者對政策擴散的概念內涵、理論演進及研究重點等進行了系統地梳理，指出了政策擴散理論對我國政策實踐與政策研究的借鑒意義； 周望[12]認為政策擴散理論為中國特色的“政策試驗”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視角，為中國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國內學者在理論研究的同時，也通過案例和實證研究來探討我國政策擴散的過程和特點。楊靜文[13]從政策創新擴散的視角透視了我國地市級政府政務中心的總體發展狀態； 王紹光[14]通過對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政策的研究，提出政策擴散按方向可以分為橫向擴散和縱向擴散，特別強調了地方政府在政策創新的縱向擴散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王浦劬[15]、劉偉[16]結合我國公共政策制定和擴散主體的特點和政策實際運行狀況，對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的模式與機制進行了分析。
總體來看，國內外學者主要采用案例研究、事件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討政策擴散的動力、影響因素、模式與路徑等。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政策擴散理論體系在不斷完善，應用范圍也越來越廣泛。但是，質化研究方法難免帶有較強的主觀性、不確定性、模糊性和爭議性，難以客觀、準確地描繪政策擴散的過程，更難以深入分析政策擴散的基本規律和特征。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參照網絡和關鍵詞時序分析，提出政策擴散強度、廣度、速度與方向的內涵及其量化研究方法，并以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為例進行實證分析。
三、數據基礎與研究設計
（ 一） 數據收集與整理
本文以清華大學政府文獻信息系統和全國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網站為數據來源，收集涉及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文獻。政策文獻以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兩部分組成，為了確保數據的相對完整性和針對性，按照以下原則對政策文獻進行了整理和遴選： 一是中央政策為中央立法機關和行政機構制定的全國性政策法規，地方政策為內地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地方立法機關和行政機構制定的地方性政策法規； 二是政策直接與科技成果轉化密切相關； 三是確定政策類型，主要選取法律法規、規劃、意見、辦法、細則、條例、公告、通知等，不計入領導人講話、信函、批示以及行業標準、技術規范等類型的政策。最終遴選出1985 -2014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636件，其中中央政策231件，地方政策405件。
以1996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以下簡稱《科技成果轉化法》）和2006年頒布實施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 - 2020年）》（ 以下簡稱《規劃綱要》） 為劃分點，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進行階段劃分并統計各階段政策數量，中央和地方政策分布如圖1和圖2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整體來看中央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增長態勢，由第一階段的年均3. 4件增長至第二階段的8. 4件，進而增長至第三階段的12. 2件，反映出了中央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加。
圖2也反映出了與圖1相似的趨勢。地方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的年均數量從第一階段的0. 5件猛增至第二階段的8. 3件，而第三階段更是達到了年均35. 1件。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地方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程度顯著提高。地方政策數量的變化受到了中央關鍵事件和重要政策的影響。在1985 - 1995年間，地方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尚處于起步階段，各地鮮有政策頒布，僅有少數省市出臺了相關規定。1995年科學興國戰略的提出，特別是1996年《科技成果轉化法》的頒布實施，直接帶動了1997 - 1999年地方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數量的增加，并于1999年達到了峰值。2006年《規劃綱要》頒布，提出實施自主創新戰略，自此后各地方以促進自主創新為目的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呈現出大幅增長，并于2011年達到最高峰，當年頒布相關政策達到66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