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政府和公民都認識到公民參與制度化的重要性，但制度化進展緩慢，主要是因為制度化動力嚴重不足。下面由學術堂為大家整理出一篇題目為“公共政策公民參與制度的動力研究”的公共政策論文，供大家參考。
原標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機制
摘要：當前中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傾向于選擇非制度參與途徑，導致參與的秩序混亂且效率低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能夠有效化解這一問題。盡管政府和公民都認識到公民參與制度化的重要性，但制度化進展緩慢，主要是因為制度化動力嚴重不足。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機制在于：公民方面，以公共利益與公共意識共同驅動；政府方面，以公共利益與民主意識共同驅動；非營利組織方面，以公共利益和整合意識共同驅動。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機制
逐漸走向富裕的中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熱情很高，因為他們已意識到公民參與對于維護個體利益的重要性。但為數不少的公民選擇的參與方式游離于制度之外。公民參與的主要問題在于大量無序公民參與的存在。群體性事件的頻發正是無序公民參與的突出表現。本文試圖從動力機制的角度分析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實現制度化的突破口，以期提升公民參與的有序性與有效性，同時推進協商民主的健康運行。
一、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不足的表現
在民主傳統較為匱乏的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定基本由政府掌控，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相對較少。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過程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諸多因素的限制。從公民層面看，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他們所處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公民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公民所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公民自身所接受的教育程度高低；公民所處的政治環境[1]（P4）。這些因素同時也是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來源。
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公民總體參與的時間及可能性。一般來說，經濟發達地區的公民參與意愿比較強，因為他們有可能抽出比較多的閑暇時間用于參與。經濟貧困地區的公民由于疲于應付生計，擁有的空閑時間相對較少，他們基本無暇顧及參與公共政策。作為個體的公民經濟條件不同，參與公共政策的可能性也就不一樣。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人們的需求層次隨之提高，政治需求也相應提高。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公民，他的需求僅僅停留在生存的層次，政治需求無從考慮。
公民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決定公民參與的能力高下。充裕的時間只是為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實際參與還需要一定的參與能力。通常情況下，接受教育年限較長的公民參與能力比較強，而接受教育年限較短的公民參與能力較弱，因為前者接受的思想訓練及掌握的知識量更多。此外，知識水平較高的公民更能領會公民參與對于公民的意義。
公民所處政治環境的民主強弱直接決定公民參與的機會多少。在公民具備參與能力和時間之后，政府能否為公民參與提供適當的機會成為公民最終能否參與的關鍵因素。假如政府不為公民提供任何參與機會，公民參與能力再強、時間再充裕也無濟于事。公民參與的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開明的政府為公民參與創造各種機會，專制的政府則關閉公民參與的一切機會。
從政府層面說，推動政府實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內外兩個方面：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外部動 力 包 括 全 球 化 和 信 息 化 的 挑 戰、民 主 政 治 建 設 的 發 展 和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的 確立[2]（P125-130）。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常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發展壓力也是空前的。為了取得在治理方面的競爭優勢，中國政府需要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以實現決策的民主化，提高決策的效率。內部動力主要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公共決策文化的進步[2]（P134-136）。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治理的方式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變革。由政府完全包辦的治理模式已無法適應社會的轉型需要，多中心治理勢必取代單中心治理。為此，政府不得不迎合這一變革趨勢，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外部動力與內部動力都可以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但外部動力并非政府所能左右，因為它受諸多外部因素交互影響。內部動力則是政府經過自身努力能夠對其施加影響的動力來源，所以它才是根本動力。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公民有足夠的動力參與公共政策；而為了實現善治，政府也有動力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但從參與方式看，無論公民還是政府均傾向于選擇非制度途徑。盡管政府試圖通過行政體制改革誘導公民選擇制度參與途徑①，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實際上，政府和公民的制度化動力都嚴重不足。
政府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過程中動力不足主要表現為：出于懶惰心理，為數不少的政府官員并不支持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因為他們認為公民參與勢必增加政策制定工作的強度和難度。公民參與對政策制定于事無補，反而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與其如此，不如組織若干專家與官員共同閉門制定政策效率高。在完全排斥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心理作用下，政府官員不大可能將公民參與的制度落實到位。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是為公民參與制定一些原則性較強、操作性較差的制度，以此滿足公民參與的制度需求。當且僅當公民參與的需求異常強烈且形成實際的、較強的壓力時，政府才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回應。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怪象。
公民在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過程中動力不足具體表現為：既然通過制度途徑難以維護自身權益，通過非制度途徑反而能夠達到預期目的，公民也就失去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②。近些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發就是公民以非制度途徑表達利益訴求的典型表現③。公民通過正當途徑反映問題時，無論公民反映的次數多少以及問題的重大與否，如果政府官員都將問題擱置一旁，就會迫使公民通過非制度途徑達到預期目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助推公民以非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公民是否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公民合理訴求的回應方式。
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不足的原因
無論政府還是公民都缺乏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因而當前中國公民參與尚未納入正軌，也未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公民參與面臨亟待解決的種種危機：公民政治參與熱情銳減；缺乏合法的、通暢的參與途徑；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與政府發生沖突；公民參與失序[1]（P5）。由于公民缺乏通暢的制度內參與途徑，正當的利益訴求受到阻隔，越來越多的公民被迫選擇非制度參與途徑。而非制度公民參與往往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公民與政府的關系趨于緊張。一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通過非制度方式得到妥善解決之后，他們的行為便成為更多公民仿效的對象，很可能產生蝴蝶效應。
非制度公民參與雖然解決了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但大多數公民的利益訴求仍然無法解決。假如大多數公民都同步采用非制度公民參與方式，整個社會將陷入紛爭的漩渦。這種參與方式既不利于公民參與意識的培養，也不利于公民參與能力的提升，因為非制度參與方式不符合常規；這種參與方式對于協商民主的發展來說也是災難，因為政府和公民無從協商，二者之間充滿著無盡的沖突；這種參與方式也將層層剝落政府的威信，因為他們制定的制度無從遵守，許下的諾言無從實現。善治目標的實現也將遙遙無期。
若欲改變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困境，就得從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入手，因為非制度參與是引起參與困境的主要因素，制度參與有助于化解這一困境。在具備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之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才可能被推動步入正軌。當前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不足①，原因有兩點。
首先，從公民的因素看。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愿意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畢竟這個過程既費時又費力。對于那些利益尚未受到侵害的公民來說，參與公共政策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只有當公民“在意識到公共生活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或者以為自己有必要表達個人訴求的情況下”[3],公民才會積極地參與這一過程。等到公民自身利益受損之后，他們也不愿意尋求制度途徑維護自身權益，因為制度途徑并不暢通，也不能產生實際效果。
利益未受損時，公民認為沒必要參與公共政策；利益受損時，公民又不選擇制度途徑維權?？傊?，公民缺乏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根本動力在于維護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從當前公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來看，大多數公民并不懂得如何通過制度途徑的公民參與維護公共利益，同時保障個人利益。個體利益的維護固然重要，但公共利益的維護更具有長遠意義。公共利益若得到有效維護，其中的個體利益就更容易得到保障。也就是說，個人利益的公共部分疊加在一起，比單個的個人利益更好維護，更不易受到侵害。近年來公民的維權意識有所增強，但維護公共權益的意識并不強。而維護公共權益最理想的、最可持續的方式是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非制度途徑雖然也可維護公共權益，但不可持續，且對社會秩序形成負面影響。
由此可見，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動力不足的根源在于公民有限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限制了公民維護公共利益的動機的形成。非制度參與只是維護個體利益的快捷方式。
其次，從政府的因素看。公民缺乏動力推動公民參與制度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政府回應乏力的無聲反抗。他們對公民參與進程的影響有限，影響較大的是政府，因為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中國的政治生態是“強國家，弱社會”,政府與公民相比是強勢的。但政府也缺乏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政府在進行決策之前選擇參與人員時總是把普通公民置于最后考慮的人選②。
出于決策效率與權力安全的 考 慮，政 府 不 大 鼓 勵 公 民 參 與 公 共 政 策 制 定。 客 觀 地 說，公 民參與公共政策將影響政府決策效率。在公民不參與決策的情況下，政 府 召 集 相 關 部 門 人 員 和 專家學者進行商討，決策結果很快就能出臺。若要吸收部分公民參與決策，政 府 就 要 在 參 與 人 選、參與流程設計和與參與人員協 商 等 環 節 上 花 費 大 量 精 力 . 特 別 是 管 理 者 與 公 民 的 協 商 過 程 將大大延長決策的過程，因為普通公民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溝通相對較 難。 為 了 提 高 決 策 效 率，政府傾向于排斥公民參與。而且，公民參與實質是將政府的部分 決 策 權 讓 渡 給 公 民 . 這 對 習 慣于專權的政府官員來說，無異于奪權。決策權的部分讓渡意味著 政 府 權 力 的 稀 釋 . 為 了 確 保 權力的完整性，政府不愿意主動引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
公民對公共利益的忽視導致缺乏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政府則害怕決策效率的降低和權力的稀釋也喪失了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作為公民利益代表的非營利組織總體力量比較單薄，不足以與利益群體相抗衡，而且這些組織受政府的牽制很大，還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在公民中的影響力并不大。因此，非營利組織也缺乏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動力。
三、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機制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因為公民和政府都沒有動力推動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制度化過程至少面臨三大困境：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標---科學與民主的二難選擇；集體選擇比私人選擇承受的成本更高昂；政府失控的威脅[4].簡單來說，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究竟是行政民主還是經濟效率，如果是行政民主，那么，花費較多的時間組織公民協商決策是值得的，因為只有公民參與制定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民主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僅僅經過專家學者們商討形成的決策雖然決策過程短，但無法體現民意，而體現民意的決策執行時不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價值取向是經濟效率，那么，花費大量的時間用于公民參與是不值得的。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公民參與的人數越少越好，因為決策時間可以縮短到最少。決策成本也將降至最少，因為人數越少，花費的財力也越少。但經濟效率高卻以犧牲行政民主為代價也不值。而且由少數專家快速制定的公共政策由于無法體現民意，執行時將遭遇巨大阻力。行政民主與經濟效率似乎二者不可兼得，這就是公民參與制度化的最大困境。
解決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尋求新的動力機制。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來源不外乎公民、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三大主體。新的動力機制的目標是激發三大主體實現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機。在強有力的動機推動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進程將持續快速運行。
原標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機制
摘要：當前中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傾向于選擇非制度參與途徑，導致參與的秩序混亂且效率低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能夠有效化解這一問題。盡管政府和公民都認識到公民參與制度化的重要性，但制度化進展緩慢，主要是因為制度化動力嚴重不足。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機制在于：公民方面，以公共利益與公共意識共同驅動；政府方面，以公共利益與民主意識共同驅動；非營利組織方面，以公共利益和整合意識共同驅動。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機制
逐漸走向富裕的中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熱情很高，因為他們已意識到公民參與對于維護個體利益的重要性。但為數不少的公民選擇的參與方式游離于制度之外。公民參與的主要問題在于大量無序公民參與的存在。群體性事件的頻發正是無序公民參與的突出表現。本文試圖從動力機制的角度分析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實現制度化的突破口，以期提升公民參與的有序性與有效性，同時推進協商民主的健康運行。
一、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不足的表現
在民主傳統較為匱乏的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定基本由政府掌控，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相對較少。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過程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諸多因素的限制。從公民層面看，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他們所處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公民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公民所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公民自身所接受的教育程度高低；公民所處的政治環境[1]（P4）。這些因素同時也是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來源。
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公民總體參與的時間及可能性。一般來說，經濟發達地區的公民參與意愿比較強，因為他們有可能抽出比較多的閑暇時間用于參與。經濟貧困地區的公民由于疲于應付生計，擁有的空閑時間相對較少，他們基本無暇顧及參與公共政策。作為個體的公民經濟條件不同，參與公共政策的可能性也就不一樣。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人們的需求層次隨之提高，政治需求也相應提高。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公民，他的需求僅僅停留在生存的層次，政治需求無從考慮。
公民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決定公民參與的能力高下。充裕的時間只是為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實際參與還需要一定的參與能力。通常情況下，接受教育年限較長的公民參與能力比較強，而接受教育年限較短的公民參與能力較弱，因為前者接受的思想訓練及掌握的知識量更多。此外，知識水平較高的公民更能領會公民參與對于公民的意義。
公民所處政治環境的民主強弱直接決定公民參與的機會多少。在公民具備參與能力和時間之后，政府能否為公民參與提供適當的機會成為公民最終能否參與的關鍵因素。假如政府不為公民提供任何參與機會，公民參與能力再強、時間再充裕也無濟于事。公民參與的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開明的政府為公民參與創造各種機會，專制的政府則關閉公民參與的一切機會。
從政府層面說，推動政府實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內外兩個方面：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外部動 力 包 括 全 球 化 和 信 息 化 的 挑 戰、民 主 政 治 建 設 的 發 展 和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的 確立[2]（P125-130）。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常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發展壓力也是空前的。為了取得在治理方面的競爭優勢，中國政府需要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以實現決策的民主化，提高決策的效率。內部動力主要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公共決策文化的進步[2]（P134-136）。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治理的方式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變革。由政府完全包辦的治理模式已無法適應社會的轉型需要，多中心治理勢必取代單中心治理。為此，政府不得不迎合這一變革趨勢，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外部動力與內部動力都可以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但外部動力并非政府所能左右，因為它受諸多外部因素交互影響。內部動力則是政府經過自身努力能夠對其施加影響的動力來源，所以它才是根本動力。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公民有足夠的動力參與公共政策；而為了實現善治，政府也有動力推動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但從參與方式看，無論公民還是政府均傾向于選擇非制度途徑。盡管政府試圖通過行政體制改革誘導公民選擇制度參與途徑①，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實際上，政府和公民的制度化動力都嚴重不足。
政府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過程中動力不足主要表現為：出于懶惰心理，為數不少的政府官員并不支持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因為他們認為公民參與勢必增加政策制定工作的強度和難度。公民參與對政策制定于事無補，反而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與其如此，不如組織若干專家與官員共同閉門制定政策效率高。在完全排斥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心理作用下，政府官員不大可能將公民參與的制度落實到位。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是為公民參與制定一些原則性較強、操作性較差的制度，以此滿足公民參與的制度需求。當且僅當公民參與的需求異常強烈且形成實際的、較強的壓力時，政府才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回應。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怪象。
公民在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過程中動力不足具體表現為：既然通過制度途徑難以維護自身權益，通過非制度途徑反而能夠達到預期目的，公民也就失去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②。近些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發就是公民以非制度途徑表達利益訴求的典型表現③。公民通過正當途徑反映問題時，無論公民反映的次數多少以及問題的重大與否，如果政府官員都將問題擱置一旁，就會迫使公民通過非制度途徑達到預期目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助推公民以非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公民是否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公民合理訴求的回應方式。
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動力不足的原因
無論政府還是公民都缺乏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因而當前中國公民參與尚未納入正軌，也未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公民參與面臨亟待解決的種種危機：公民政治參與熱情銳減；缺乏合法的、通暢的參與途徑；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與政府發生沖突；公民參與失序[1]（P5）。由于公民缺乏通暢的制度內參與途徑，正當的利益訴求受到阻隔，越來越多的公民被迫選擇非制度參與途徑。而非制度公民參與往往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公民與政府的關系趨于緊張。一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通過非制度方式得到妥善解決之后，他們的行為便成為更多公民仿效的對象，很可能產生蝴蝶效應。
非制度公民參與雖然解決了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但大多數公民的利益訴求仍然無法解決。假如大多數公民都同步采用非制度公民參與方式，整個社會將陷入紛爭的漩渦。這種參與方式既不利于公民參與意識的培養，也不利于公民參與能力的提升，因為非制度參與方式不符合常規；這種參與方式對于協商民主的發展來說也是災難，因為政府和公民無從協商，二者之間充滿著無盡的沖突；這種參與方式也將層層剝落政府的威信，因為他們制定的制度無從遵守，許下的諾言無從實現。善治目標的實現也將遙遙無期。
若欲改變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困境，就得從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入手，因為非制度參與是引起參與困境的主要因素，制度參與有助于化解這一困境。在具備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之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才可能被推動步入正軌。當前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不足①，原因有兩點。
首先，從公民的因素看。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愿意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畢竟這個過程既費時又費力。對于那些利益尚未受到侵害的公民來說，參與公共政策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只有當公民“在意識到公共生活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或者以為自己有必要表達個人訴求的情況下”[3],公民才會積極地參與這一過程。等到公民自身利益受損之后，他們也不愿意尋求制度途徑維護自身權益，因為制度途徑并不暢通，也不能產生實際效果。
利益未受損時，公民認為沒必要參與公共政策；利益受損時，公民又不選擇制度途徑維權?？傊?，公民缺乏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根本動力在于維護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從當前公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來看，大多數公民并不懂得如何通過制度途徑的公民參與維護公共利益，同時保障個人利益。個體利益的維護固然重要，但公共利益的維護更具有長遠意義。公共利益若得到有效維護，其中的個體利益就更容易得到保障。也就是說，個人利益的公共部分疊加在一起，比單個的個人利益更好維護，更不易受到侵害。近年來公民的維權意識有所增強，但維護公共權益的意識并不強。而維護公共權益最理想的、最可持續的方式是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非制度途徑雖然也可維護公共權益，但不可持續，且對社會秩序形成負面影響。
由此可見，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動力不足的根源在于公民有限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限制了公民維護公共利益的動機的形成。非制度參與只是維護個體利益的快捷方式。
其次，從政府的因素看。公民缺乏動力推動公民參與制度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政府回應乏力的無聲反抗。他們對公民參與進程的影響有限，影響較大的是政府，因為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中國的政治生態是“強國家，弱社會”,政府與公民相比是強勢的。但政府也缺乏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動力。政府在進行決策之前選擇參與人員時總是把普通公民置于最后考慮的人選②。
出于決策效率與權力安全的 考 慮，政 府 不 大 鼓 勵 公 民 參 與 公 共 政 策 制 定。 客 觀 地 說，公 民參與公共政策將影響政府決策效率。在公民不參與決策的情況下，政 府 召 集 相 關 部 門 人 員 和 專家學者進行商討，決策結果很快就能出臺。若要吸收部分公民參與決策，政 府 就 要 在 參 與 人 選、參與流程設計和與參與人員協 商 等 環 節 上 花 費 大 量 精 力 . 特 別 是 管 理 者 與 公 民 的 協 商 過 程 將大大延長決策的過程，因為普通公民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溝通相對較 難。 為 了 提 高 決 策 效 率，政府傾向于排斥公民參與。而且，公民參與實質是將政府的部分 決 策 權 讓 渡 給 公 民 . 這 對 習 慣于專權的政府官員來說，無異于奪權。決策權的部分讓渡意味著 政 府 權 力 的 稀 釋 . 為 了 確 保 權力的完整性，政府不愿意主動引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
公民對公共利益的忽視導致缺乏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政府則害怕決策效率的降低和權力的稀釋也喪失了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作為公民利益代表的非營利組織總體力量比較單薄，不足以與利益群體相抗衡，而且這些組織受政府的牽制很大，還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在公民中的影響力并不大。因此，非營利組織也缺乏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動力。
三、公民以制度途徑參與公共政策的動力機制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因為公民和政府都沒有動力推動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制度化過程至少面臨三大困境：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標---科學與民主的二難選擇；集體選擇比私人選擇承受的成本更高昂；政府失控的威脅[4].簡單來說，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究竟是行政民主還是經濟效率，如果是行政民主，那么，花費較多的時間組織公民協商決策是值得的，因為只有公民參與制定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民主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僅僅經過專家學者們商討形成的決策雖然決策過程短，但無法體現民意，而體現民意的決策執行時不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價值取向是經濟效率，那么，花費大量的時間用于公民參與是不值得的。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公民參與的人數越少越好，因為決策時間可以縮短到最少。決策成本也將降至最少，因為人數越少，花費的財力也越少。但經濟效率高卻以犧牲行政民主為代價也不值。而且由少數專家快速制定的公共政策由于無法體現民意，執行時將遭遇巨大阻力。行政民主與經濟效率似乎二者不可兼得，這就是公民參與制度化的最大困境。
解決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尋求新的動力機制。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力來源不外乎公民、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三大主體。新的動力機制的目標是激發三大主體實現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動機。在強有力的動機推動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度化進程將持續快速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