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財政支出視角下我國就業問題探究
【第一章】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財政政策研究導論
【第二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理論分析
【第三章】我國財政支出政策對就業影響的實踐分析
【第四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的效果測度
【第五章】財政支出政策效果不明顯原因和優化路徑
【參考文獻】提升就業的財政支出途徑研究參考文獻
第 1 章 導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 研究背景
就業關乎國計民生，它不僅為勞動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關系著億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是連接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橋梁，關系著發展穩定的大局。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更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就業問題依舊十分嚴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勞動力總量過剩。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 年末我國人口數量為 13.68億、自然增長率為 5.21%.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勞動人口增加，大約每年新增城鄉勞動力人口 1600 萬左右①，約 1000 萬勞動力無法被社會所吸納，造成大量失業。二是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尋求就業機會涌入城市，加上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遠遠超出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三是大學生就業難，加劇了城市的就業壓力。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被調查的 2014 屆本科生簽約率為 38%、碩士研究生為 33%②，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令人堪憂。第四，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由于消費、投資疲軟和凈出口的下降，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趨勢明顯：2014 年 GDP 增長 7.4%,創 24 年來新低；2015 年預計為 7.1%.與此同時，CPI 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給我國的就業問題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然而從我國的經濟發展的特點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存在經濟結構尚未升級完成、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勞動者素質較低等問題，同時結合世界各國發展的實踐得出，我國的就業問題不能單靠市場解決，更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強力介入。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上主要使用財政政策工具，而財政支出政策作為政府財政政策的重要方面，理應在發揮在就業方面的巨大的調控作用。因此本文立足于財政支出角度，探討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方法。
1.1.2 研究意義
從理論意義上來說，進一步豐富了我國財政支出對就業影響的研究。理論和實踐都表明財政支出政策在就業問題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西方相關的研究是以西方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其研究成果適用于西方的國情。而我國目前面臨的是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過剩、失業人口再就業、產業結構升級、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國情等不同決定了我國就業問題的解決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成果。因此借鑒西方現有的理論成果，并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就業現狀，探索促進我國就業的財政支出政策就有重要意義。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確定我國就業和財政支出的關系并提出改善建議。就業是民生之本，關系著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將財政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從財政角度探索我國的就業問題具有基礎性的意義，而合理的財政支出政策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重要著力點。正是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和嚴峻的就業形勢，著重探索財政支出影響就業的機理，并結合我國數據實證分析，提出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的建議。
1.2 文獻綜述
1.2.1 國外文獻綜述
失業作為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長期以來一直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對于就業問題的研究，西方經濟學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既有宏觀視角的一般均衡分析，也有勞動力市場的局部均衡分析，還有從人力資本、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等視角的研究。
1.理論研究成果
古典經濟學認為充分就業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常態，勞動供求決定了工資率的高低，而工資是具有完全彈性的，因此市場會最終會達到一種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然而勞動力市場在現實生活中并非完全競爭市場，所以面對 19 世紀末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規模失業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凱恩斯（1936）指出，就業問題的關鍵在于有效需求，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出現失業現象，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想改善和消除失業，需要通過政府干預來刺激有效需求。但是面對20 世紀 70 年代的滯漲問題，凱恩斯經濟學卻無能為力。菲利普斯（1958）根據對英國貨幣工資變動率和失業率的統計分析，認為通貨膨脹與貨幣工資變化率呈負相關。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修正，認為長期中人們會逐步調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的負相關不再成立。他們從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并且反對政府進行干預。20 世紀 80 年代新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貝利（1974）、哈特（1985）等進一步將就業理論進行了拓展，從剛性效率工資、信息不對稱、成本差異等角度提出了效率工資、隱性合同理論和內部人-外部人理論，在就業政策方面提出了對外部人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改善失業福利體系；政府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等解決方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哈羅德（1939）、多馬（1946）、索洛（1956）年分別提出了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索洛模型，主張就業根本上依靠經濟增長。奧肯（20 世紀 60 年代）認為，失業率和 GDP 之間是交替的關系，在保持失業率不變的情況下實際 GDP 必須和潛在 GDP 相等，并且主張政府通過財政政策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舒爾茨和貝克爾（20世紀 60 年代）創立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理論是經濟學的核心，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而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最主要的手段，教育投資會帶來更高的生產率和更高的收入。劉易斯（1954）在《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
中提出二元經濟的特征，而后拉尼斯、費景漢對其進行了改進，提出解決就業既要重視工業部門對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要促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因此財政支出上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2.實證研究成果
（1）財政支出規模的就業效應
隨著學者對就業理論和財政支出生產性研究的不斷深化，財政支出規模和就業之間的關系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目前仍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
一是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有促進作用。Helen 和 Eckstein （1985）驗證了財政支出規模和服務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財政支出的增加能夠帶動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因此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財政支持。Phipps 和 Sheen（1995）通過對澳大利亞產出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的數據研究后發現，GDP 增長率對于就業增長率提升的效果顯著；而在各類財政支出中，政府投資性支出效果最為顯著。Tsionas 和 Christopoulos （2002）通過研究歐洲 10 國近 30 年的數據發現，失業率和財政赤字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聯系，并且在短期中增加財政支出會導致就業率的下降，但在長期財政支出增加對就業率的增長有促進作用。Abraham Carmeli（2007）認為，不論從財政支出的規模還是財政支出的結構，對于就業的增加都起著積極的作用。Andrea Kusko、Byron Lutz 和 Glenn Follette （2008）認為，政府增加財政支出，特別是增加對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投資，可以增強求職者的勞動技能從而帶來就業數量的增加和就業質量的改善。
二是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具有阻礙作用。Dixon（1994）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有什么樣的影響取決于政府當前的財力狀況，當財力不足時財政支出的增加會促進就業；相反財力充足時財政支出的增加會對就業產生阻礙作用。Kung （2007）從企業發展的角度提出，當政府財政支出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的支出過多會擠占其他方面的支出，例如教育支出等；從企業內部來看，政府財政支持會使企業忽視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員工素質的提高，最后企業因破產導致員工失業。
三是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的作用不明顯。Moutos（1992）等認為不論是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還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在平衡預算條件下財政支出政策對就業沒有任何影響。Frank Barry 和 Michael.B.Devereux （2003）通過對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就業相關數據的研究發現三者之間沒有明顯的線性關系。他認為除了在初期大規模的財政支出會對就業產生促進作用以外，財政支出的增加對就業沒有明顯的促進或阻礙作用。Sarkar （2004）在效率工資分析中引入了技術進步因素，在技術進步會對勞動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假設條件下，認為產出增加時廠商會選擇提高工資而不是雇用勞工。Srinivasan （2010）通過對印度的相關數據分析認為，以資本密集型投資、工業化為特征的經濟改革對就業不產生顯著影響。
（2）財政支出結構的就業效應
一是投資性支出的就業效應。Gramlich （1994）研究認為，就業和財政投資性支出幾乎沒有任何關聯。Aschauer （1997）利用美國各州近 20 年的數據，發現在短期內財政投資支出對就業增長存在線性關系，其邊際影響在 0.077---0.087 之間，從長期來看公共投資的長期積累效應會對就業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Demetriades 和 Mamuneas （2000）通過對 1972--1991 年 OECD 國家數據研究發現，財政投資支出的就業效應顯著，并且短期的就業效應要比長期更大。
二是社會保障支出、就業專項支出的就業效應。Frish（2008）對以色列單親母親就業供給量進行分析，認為政府對她們的補助每增加 20%,就會導致低學歷的單親母親勞動供給減少 10%.Knabe （2009）認為，過高的工資預期會導致非自愿失業的產生，而政府通過增加邊際工資補貼可以有效提高就業量。Monacelli （2010）認為美國的財政就業支出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導致了就業量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但如何變化卻是不確定的。De Rigne（2011）研究發現，社會保障用于家庭醫療方面的補貼，通過減少家庭的負擔從而帶來就業的增加。
三是科技支出的就業效應。Scott （2008）認為，美國財政的節能方案投資支出不僅節約了社會資本，而且增加了就業崗位。Yang（2008）通過對臺灣技術改革和就業相關數據研究，結果表明雖然在短期內技術改革會引起結構性失業，但是在長期來看技術改革卻能增加就業量。Bogliacino （2010）分析了就業量和財政創新改革方面支出之間的關系，發現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正向影響，但效果微弱。
四是教育支出的就業效應。Jung （2003）對贊比亞和坦桑尼亞財政教育支出進行了一般均衡分析，發現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情況下，教育支出更多的是減少了貧困，而對就業的影響微乎其微。而 Beraldo （2009）對 OECD 國家的數據分析結果正好相反，認為財政教育支出對就業有很大影響。D'Orlando （2009）認為教育支出偏低將導致整個國民學歷和素質的降低，結果會造成更多的失業，而教育支出的不足將只能靠社會保障來彌補。
1.2.2 國內文獻綜述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及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我國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國內許多學者開始從政府財政角度研究就業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財政政策對就業的影響
一是從勞動力供求角度。由于國內缺少對勞動力供需相關數據的支持，這方面的研究比較缺乏。孫睿君（2010）基于《勞動合同法》實施的背景，運用了動態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檢驗了就業保護制度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他認為就業保護水平越高勞動力需求調整的速度就越慢。而我國的相關社會保障制度一方面加強了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聯系；但另一方面會引起企業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勞動力調整速度的下降以及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降低，阻礙了新成長勞動力以及失業人員進入勞動力市場，這會對目前仍處于失業狀態的弱勢群體造成更大的沖擊。徐振（2011）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了社會保障支出的擠出效應，認為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一方面會對低收入者勞動供給產生擠出效應，但是由于現實中每個人對閑暇的偏好和個人能力的差異，擠出效應的大小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社保支出還會引起引至退休效應，當全體成員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時，會誘使人們提前退休享受更多閑暇。
二是從宏觀就業量角度。尹音頻、張昆明（2004）認為財政政策的結構會對就業總量產生擴張或收縮的不同影響，例如政府投資結構是資本密集型還是勞動密集型等，而我國目前的財政政策結構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就業擴張效應低下。蘇明（2005）我國目前促進經濟增長為主的財政政策要因就業壓力的擴大而改變，長期內應采取積極的就業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相結合的方式。郭慶旺、區順蘭（2006）等學者從財政政策與稅收政策組合的角度考慮對就業的影響，增支減收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由于雙重乘數效應會帶來就業量的增加，相反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雙重負乘數會帶來就業量的減少，兩者的相反組合對就業量的影響則由凈效應決定。周天勇（2007）認為，相比于大型企業來說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能力更強，因此財政政策應著重向中小企業傾斜。
2.財政支出對就業的影響
一是財政支出規模的就業效應。曾學文（2007）通過對 1990--2005 年間我國財政支出和就業量的協整分析后認為，我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于結業的拉動不理想，系數只有 0.068.不理想的原因在于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于經濟增長而非就業，此外體制障礙和結構矛盾也是重要的制約因素。陳立泰、余春玲（2012）運用動態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對中國 28 省市的財政支出與服務業發展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出對服務業發展和就業有推動作用。具體來說，地方支出對服務業發展和就業的帶動效果大于中央支出，但是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限制了服務業發展，建議中央支出應當彌補地方支出動力不足的缺口。
二是財政支出結構的就業效應。陳仲常、吳永球（2008）通過對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財政支出的增加對就業的影響是正向的，在各類財政支出中促進作用按大小依次是財政投資性支出、財政消費支出和財政轉移支出。徐旭川、楊麗琳（2006）運用 ARDL 分析方法發現，伴隨著公共投資支出增長，短期內就業量會減少，而長期則相反。朱翠萍，蔣智華（2010）認為財政應當增加對農業方面的支出，充分發掘第一產業的就業潛力，同時要打破壟斷釋放就業空間以及不斷完善就業服務體系。朱翠萍、蔣智華（2011）認為在各類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類的支出只有在短期內才具有促進就業的作用，長期則要靠社會文教類支出帶動就業，所以我國應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將促就業和保增長良好結合。張本飛（2010）研究分析了教育支出就業效應的時滯，認為教育支出對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產生影響具有 7年以上的滯后期。謝蓉（2011）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認為，相比于就業量來說，公共教育投資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這方面的支出會明顯降低第一產業就業量，增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量。對于社會保障支出，學者們持不同態度。方紅生、張軍（2010）通過對財政政策非線性穩定效應進行檢驗，選取了 1978--2004和 1998--2004 面板數據分析后認為，在經濟衰退期，政府增加社會保障支出不利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劉新、劉星、劉偉（2010）對 1978--2008 年我國就業量、技術進步、資本投入、社會保障支出和工資水平的實證研究發現，社會保障支出對就業量無 Granger 因果關系。針對我國“無增長就業”現象，肖六億（2008）經驗研究認為科技進步是最主要的原因，科技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就業。李昕苘（2010）利用實證分析方法對遼寧省科技教育支出數據分析發現，科技教育支出對于就業量的影響效果顯著。董萬好、劉蘭娟、王軍（2011）通過構建 CGE 模型對財政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財政行政管理支出和行政管理部門勞動報酬增長過快導致了其他部門勞動報酬過低，應當增加財政民生支出的比重來增加各產業部門的勞動報酬。師文明、李曉敏（2011）研究了1978--2007 年我國國防支出與就業水平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長期來看國防支出和就業量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但我國的國防支出不論長期還是短期對于就業水平都沒有促進作用，原因在于我國國防支出主要用于科技研發、裝備購買和士兵福利提高上，對就業水平影響很小。
3.我國失業率測度
一般來說發達國家會根據勞動力調查或者就業部門登記的求職人數來獲取失業相關的數據，但對于我國來說，人口基數大、普查成本高，一直以來我國采用的都是城鎮登記失業率。由于統計并不十分科學，國內許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統計失業率的方法。
一是間接核算法，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和隱性失業入手進行推算。王誠（1996）根據農村生產性固定資產測算出農村資源所需的勞動力，扣除農民從事非農生產的總數，得出中國農村隱性失業率介于 23%至 65%.隗斌賢（1999）運用供求差量法、生產函數法等算出我國 1978-1997 年的隱性失業率高達20%.鄒薇（2003）計算得到了三次產業的就業人口指數和行業隱性失業率?？傮w來說由于間接核算法需要嚴格的假設條件，很多條件并不符合我國實際，因此可靠性并不高。
二是直接核算法，主要是根據已發布的調查、普查數據等計算而來。張車偉（2000）認為，我國統計部門在 2000 年普查符合相關標準，并根據此數據推算出我國城鎮真實失業率為 8.27%,農村為 1.15%.鄧曲恒、尹恒、李實（2004）認為，下崗、離崗、待業、內退等都應考慮為失業，并計算得出與國際標準比較接近的失業率。龔剛敏（2005）根據統計年鑒的數據，通過對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進行調整，得出了我國 1978-2002 年相對年鑒更合理的失業率。
1.2.3 總體評價
經過以上分析，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一是關于就業理論的研究，既有從微觀經濟主體的角度進行分析，也有從宏觀財政政策的分析；分析方法既涉及勞動力市場的局部均衡，又涉及一般均衡分析，極大豐富了就業理論，為我們采取就業相關政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二是財政支出作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能夠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已基本成為共識；三是國內學者立足于我國嚴峻的就業現實，從財政政策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如我國應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將促就業和保增長良好結合；增加財政農業支出，充分發掘第一產業的就業潛力；完善勞動力市場等。
但是在就業研究方面學者們仍然存在諸多爭論，因為從不同角度的研究、實證分析方法的不同、選取不同時間、地點的數據等都會對結果產生影響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國外學者對于理論的分析和實證的研究更科學和完善，但是由于國情的不同其政策建議不能直接為我國使用；而國內學者雖然從我國國情出發，研究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大部分的研究缺少對我國就業問題的歷史探究和現存問題的原因解釋，僅僅是從提升宏觀就業量的角度提出財政政策建議，一些研究的政策建議還缺乏理論支撐和實際操作性。因此本文試圖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就業狀況進行梳理并分析現階段就業問題產生的原因，結合實證分析法指出當前財政支出政策的缺陷并提出改善就業的合理建議。
1.3 研究技術框架和主要內容
1.3.1 主要內容
本文研究促進就業的財政支出政策，首先運用相關經濟學原理對財政支出促進就業的機理進行分析，梳理了我國歷史階段的就業問題和對策，在此基礎上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檢驗了我國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的就業效應，然后分析了我國財政支出對就業促進效果不明顯的原因，并且提出改善財政支出的建議。
第一章：導論。本章首先介紹了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以及財政支出政策理應起到的作用，著重對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對就業的影響進行了國內外文獻綜述，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能的創新和不足。
第二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的理論分析。本章首先簡要介紹了就業相關的理論，主要包括就業相關的概念以及衡量就業的指標，對財政和就業的關系進行了說明。然后主要對財政支出影響就業的機理進行了分析，包括財政支出的分類以及本文體現財政支出結構所選取的五個財政支出分項，然后對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影響就業的機理進行了詳細介紹，說明了理論上財政支出對就業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第三章：我國財政支出制度的變遷及對就業的影響。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國歷史時期針對就業問題所采取的各項政策，主要分為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之后；然后分析了各階段的財政支出政策以及對當時就業問題的影響，可以看出財政支出政策對當時的就業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最后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和就業的關系做出了大致的判斷。
第四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的實證分析。本章選取了 1981-2013 年的相關數據，對財政支出總量和選取的四個財政支出分量的就業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我國財政支出總量對就業的促進效應不明顯；在支出結構上，財政教育和社會保障支出對就業有正向作用的結論。
第五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果不明顯的原因和改善建議。本章對實證分析的結果給予了解釋，分別從財政政策目標和財政支出結構上分析了我國財政支出就業效果不明顯的原因，然后針對各項原因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建議。
1.3.2 研究方法
一是文獻歸納法。通過閱讀大量國內外就業和財政支出的相關文獻，對財政支出促進就業的理論和實際效果有了深入了解，進一步明確了我國財政支出政策的發展歷程和存在的問題，確立了研究方向。
二是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運用相關經濟學理論對財政支出促進就業的機理進行剖析，在理論的基礎上運用 eviews 軟件對我國 1981-2014 年以來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出各變量對就業量的系數。
1.4 可能的創新點與不足之處
1.4.1 可能的創新點
一是區別于大多數從經濟增長角度對就業進行的分析，本文將財政支出總量和代表財政支出結構的各分項支出，納入一個模型中進行協整分析，同時為使結果更準確，在就業量數據上選取了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學者對就業量的調整數據、世界銀行數據進行檢驗，得出各項財政支出的顯著性程度。
二是對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采取的就業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進行梳理，從財政投資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等方面指出了我國目前財政支出政策的缺陷，并從財政支出角度提出合理的建議。
1.4.2 不足之處
一是缺少財政支出政策與就業質量的分析。由于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勞動力總體上供過于求，勞動者權益屢屢受到侵犯等現象突出，因此就業質量已成為黨和國家高度關注的問題。受限于本人學術水平，本文對財政支出政策促進就業的研究，著重是從財政支出對就業量影響的角度分析，缺少對就業質量關系的研究。
二是缺少對各項財政支出更具體、深入的研究。本文雖然將各項財政支出納入到一個模型中探討對就業的影響，但總體來說比較膚淺，缺少對于各項財政支出更深入的實證研究，這也將是本人今后努力的方向。
【題目】財政支出視角下我國就業問題探究
【第一章】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財政政策研究導論
【第二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理論分析
【第三章】我國財政支出政策對就業影響的實踐分析
【第四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的效果測度
【第五章】財政支出政策效果不明顯原因和優化路徑
【參考文獻】提升就業的財政支出途徑研究參考文獻
第 1 章 導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 研究背景
就業關乎國計民生，它不僅為勞動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關系著億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是連接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橋梁，關系著發展穩定的大局。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更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就業問題依舊十分嚴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勞動力總量過剩。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 年末我國人口數量為 13.68億、自然增長率為 5.21%.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勞動人口增加，大約每年新增城鄉勞動力人口 1600 萬左右①，約 1000 萬勞動力無法被社會所吸納，造成大量失業。二是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尋求就業機會涌入城市，加上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遠遠超出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三是大學生就業難，加劇了城市的就業壓力。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被調查的 2014 屆本科生簽約率為 38%、碩士研究生為 33%②，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令人堪憂。第四，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由于消費、投資疲軟和凈出口的下降，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趨勢明顯：2014 年 GDP 增長 7.4%,創 24 年來新低；2015 年預計為 7.1%.與此同時，CPI 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給我國的就業問題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然而從我國的經濟發展的特點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存在經濟結構尚未升級完成、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勞動者素質較低等問題，同時結合世界各國發展的實踐得出，我國的就業問題不能單靠市場解決，更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強力介入。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上主要使用財政政策工具，而財政支出政策作為政府財政政策的重要方面，理應在發揮在就業方面的巨大的調控作用。因此本文立足于財政支出角度，探討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方法。
1.1.2 研究意義
從理論意義上來說，進一步豐富了我國財政支出對就業影響的研究。理論和實踐都表明財政支出政策在就業問題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西方相關的研究是以西方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其研究成果適用于西方的國情。而我國目前面臨的是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過剩、失業人口再就業、產業結構升級、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國情等不同決定了我國就業問題的解決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成果。因此借鑒西方現有的理論成果，并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就業現狀，探索促進我國就業的財政支出政策就有重要意義。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確定我國就業和財政支出的關系并提出改善建議。就業是民生之本，關系著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將財政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從財政角度探索我國的就業問題具有基礎性的意義，而合理的財政支出政策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重要著力點。正是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和嚴峻的就業形勢，著重探索財政支出影響就業的機理，并結合我國數據實證分析，提出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的建議。
1.2 文獻綜述
1.2.1 國外文獻綜述
失業作為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長期以來一直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對于就業問題的研究，西方經濟學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既有宏觀視角的一般均衡分析，也有勞動力市場的局部均衡分析，還有從人力資本、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等視角的研究。
1.理論研究成果
古典經濟學認為充分就業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常態，勞動供求決定了工資率的高低，而工資是具有完全彈性的，因此市場會最終會達到一種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然而勞動力市場在現實生活中并非完全競爭市場，所以面對 19 世紀末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規模失業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凱恩斯（1936）指出，就業問題的關鍵在于有效需求，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出現失業現象，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想改善和消除失業，需要通過政府干預來刺激有效需求。但是面對20 世紀 70 年代的滯漲問題，凱恩斯經濟學卻無能為力。菲利普斯（1958）根據對英國貨幣工資變動率和失業率的統計分析，認為通貨膨脹與貨幣工資變化率呈負相關。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修正，認為長期中人們會逐步調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的負相關不再成立。他們從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并且反對政府進行干預。20 世紀 80 年代新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貝利（1974）、哈特（1985）等進一步將就業理論進行了拓展，從剛性效率工資、信息不對稱、成本差異等角度提出了效率工資、隱性合同理論和內部人-外部人理論，在就業政策方面提出了對外部人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改善失業福利體系；政府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等解決方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哈羅德（1939）、多馬（1946）、索洛（1956）年分別提出了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索洛模型，主張就業根本上依靠經濟增長。奧肯（20 世紀 60 年代）認為，失業率和 GDP 之間是交替的關系，在保持失業率不變的情況下實際 GDP 必須和潛在 GDP 相等，并且主張政府通過財政政策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舒爾茨和貝克爾（20世紀 60 年代）創立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理論是經濟學的核心，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而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最主要的手段，教育投資會帶來更高的生產率和更高的收入。劉易斯（1954）在《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
中提出二元經濟的特征，而后拉尼斯、費景漢對其進行了改進，提出解決就業既要重視工業部門對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要促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因此財政支出上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2.實證研究成果
（1）財政支出規模的就業效應
隨著學者對就業理論和財政支出生產性研究的不斷深化，財政支出規模和就業之間的關系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目前仍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
一是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有促進作用。Helen 和 Eckstein （1985）驗證了財政支出規模和服務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財政支出的增加能夠帶動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因此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財政支持。Phipps 和 Sheen（1995）通過對澳大利亞產出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的數據研究后發現，GDP 增長率對于就業增長率提升的效果顯著；而在各類財政支出中，政府投資性支出效果最為顯著。Tsionas 和 Christopoulos （2002）通過研究歐洲 10 國近 30 年的數據發現，失業率和財政赤字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聯系，并且在短期中增加財政支出會導致就業率的下降，但在長期財政支出增加對就業率的增長有促進作用。Abraham Carmeli（2007）認為，不論從財政支出的規模還是財政支出的結構，對于就業的增加都起著積極的作用。Andrea Kusko、Byron Lutz 和 Glenn Follette （2008）認為，政府增加財政支出，特別是增加對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投資，可以增強求職者的勞動技能從而帶來就業數量的增加和就業質量的改善。
二是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具有阻礙作用。Dixon（1994）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有什么樣的影響取決于政府當前的財力狀況，當財力不足時財政支出的增加會促進就業；相反財力充足時財政支出的增加會對就業產生阻礙作用。Kung （2007）從企業發展的角度提出，當政府財政支出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的支出過多會擠占其他方面的支出，例如教育支出等；從企業內部來看，政府財政支持會使企業忽視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員工素質的提高，最后企業因破產導致員工失業。
三是認為財政支出對就業的作用不明顯。Moutos（1992）等認為不論是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還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在平衡預算條件下財政支出政策對就業沒有任何影響。Frank Barry 和 Michael.B.Devereux （2003）通過對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就業相關數據的研究發現三者之間沒有明顯的線性關系。他認為除了在初期大規模的財政支出會對就業產生促進作用以外，財政支出的增加對就業沒有明顯的促進或阻礙作用。Sarkar （2004）在效率工資分析中引入了技術進步因素，在技術進步會對勞動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假設條件下，認為產出增加時廠商會選擇提高工資而不是雇用勞工。Srinivasan （2010）通過對印度的相關數據分析認為，以資本密集型投資、工業化為特征的經濟改革對就業不產生顯著影響。
（2）財政支出結構的就業效應
一是投資性支出的就業效應。Gramlich （1994）研究認為，就業和財政投資性支出幾乎沒有任何關聯。Aschauer （1997）利用美國各州近 20 年的數據，發現在短期內財政投資支出對就業增長存在線性關系，其邊際影響在 0.077---0.087 之間，從長期來看公共投資的長期積累效應會對就業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Demetriades 和 Mamuneas （2000）通過對 1972--1991 年 OECD 國家數據研究發現，財政投資支出的就業效應顯著，并且短期的就業效應要比長期更大。
二是社會保障支出、就業專項支出的就業效應。Frish（2008）對以色列單親母親就業供給量進行分析，認為政府對她們的補助每增加 20%,就會導致低學歷的單親母親勞動供給減少 10%.Knabe （2009）認為，過高的工資預期會導致非自愿失業的產生，而政府通過增加邊際工資補貼可以有效提高就業量。Monacelli （2010）認為美國的財政就業支出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導致了就業量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但如何變化卻是不確定的。De Rigne（2011）研究發現，社會保障用于家庭醫療方面的補貼，通過減少家庭的負擔從而帶來就業的增加。
三是科技支出的就業效應。Scott （2008）認為，美國財政的節能方案投資支出不僅節約了社會資本，而且增加了就業崗位。Yang（2008）通過對臺灣技術改革和就業相關數據研究，結果表明雖然在短期內技術改革會引起結構性失業，但是在長期來看技術改革卻能增加就業量。Bogliacino （2010）分析了就業量和財政創新改革方面支出之間的關系，發現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正向影響，但效果微弱。
四是教育支出的就業效應。Jung （2003）對贊比亞和坦桑尼亞財政教育支出進行了一般均衡分析，發現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情況下，教育支出更多的是減少了貧困，而對就業的影響微乎其微。而 Beraldo （2009）對 OECD 國家的數據分析結果正好相反，認為財政教育支出對就業有很大影響。D'Orlando （2009）認為教育支出偏低將導致整個國民學歷和素質的降低，結果會造成更多的失業，而教育支出的不足將只能靠社會保障來彌補。
1.2.2 國內文獻綜述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及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我國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國內許多學者開始從政府財政角度研究就業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財政政策對就業的影響
一是從勞動力供求角度。由于國內缺少對勞動力供需相關數據的支持，這方面的研究比較缺乏。孫睿君（2010）基于《勞動合同法》實施的背景，運用了動態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檢驗了就業保護制度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他認為就業保護水平越高勞動力需求調整的速度就越慢。而我國的相關社會保障制度一方面加強了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聯系；但另一方面會引起企業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勞動力調整速度的下降以及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降低，阻礙了新成長勞動力以及失業人員進入勞動力市場，這會對目前仍處于失業狀態的弱勢群體造成更大的沖擊。徐振（2011）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了社會保障支出的擠出效應，認為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一方面會對低收入者勞動供給產生擠出效應，但是由于現實中每個人對閑暇的偏好和個人能力的差異，擠出效應的大小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社保支出還會引起引至退休效應，當全體成員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時，會誘使人們提前退休享受更多閑暇。
二是從宏觀就業量角度。尹音頻、張昆明（2004）認為財政政策的結構會對就業總量產生擴張或收縮的不同影響，例如政府投資結構是資本密集型還是勞動密集型等，而我國目前的財政政策結構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就業擴張效應低下。蘇明（2005）我國目前促進經濟增長為主的財政政策要因就業壓力的擴大而改變，長期內應采取積極的就業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相結合的方式。郭慶旺、區順蘭（2006）等學者從財政政策與稅收政策組合的角度考慮對就業的影響，增支減收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由于雙重乘數效應會帶來就業量的增加，相反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雙重負乘數會帶來就業量的減少，兩者的相反組合對就業量的影響則由凈效應決定。周天勇（2007）認為，相比于大型企業來說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能力更強，因此財政政策應著重向中小企業傾斜。
2.財政支出對就業的影響
一是財政支出規模的就業效應。曾學文（2007）通過對 1990--2005 年間我國財政支出和就業量的協整分析后認為，我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于結業的拉動不理想，系數只有 0.068.不理想的原因在于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于經濟增長而非就業，此外體制障礙和結構矛盾也是重要的制約因素。陳立泰、余春玲（2012）運用動態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對中國 28 省市的財政支出與服務業發展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出對服務業發展和就業有推動作用。具體來說，地方支出對服務業發展和就業的帶動效果大于中央支出，但是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限制了服務業發展，建議中央支出應當彌補地方支出動力不足的缺口。
二是財政支出結構的就業效應。陳仲常、吳永球（2008）通過對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財政支出的增加對就業的影響是正向的，在各類財政支出中促進作用按大小依次是財政投資性支出、財政消費支出和財政轉移支出。徐旭川、楊麗琳（2006）運用 ARDL 分析方法發現，伴隨著公共投資支出增長，短期內就業量會減少，而長期則相反。朱翠萍，蔣智華（2010）認為財政應當增加對農業方面的支出，充分發掘第一產業的就業潛力，同時要打破壟斷釋放就業空間以及不斷完善就業服務體系。朱翠萍、蔣智華（2011）認為在各類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類的支出只有在短期內才具有促進就業的作用，長期則要靠社會文教類支出帶動就業，所以我國應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將促就業和保增長良好結合。張本飛（2010）研究分析了教育支出就業效應的時滯，認為教育支出對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產生影響具有 7年以上的滯后期。謝蓉（2011）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認為，相比于就業量來說，公共教育投資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這方面的支出會明顯降低第一產業就業量，增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量。對于社會保障支出，學者們持不同態度。方紅生、張軍（2010）通過對財政政策非線性穩定效應進行檢驗，選取了 1978--2004和 1998--2004 面板數據分析后認為，在經濟衰退期，政府增加社會保障支出不利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劉新、劉星、劉偉（2010）對 1978--2008 年我國就業量、技術進步、資本投入、社會保障支出和工資水平的實證研究發現，社會保障支出對就業量無 Granger 因果關系。針對我國“無增長就業”現象，肖六億（2008）經驗研究認為科技進步是最主要的原因，科技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就業。李昕苘（2010）利用實證分析方法對遼寧省科技教育支出數據分析發現，科技教育支出對于就業量的影響效果顯著。董萬好、劉蘭娟、王軍（2011）通過構建 CGE 模型對財政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財政行政管理支出和行政管理部門勞動報酬增長過快導致了其他部門勞動報酬過低，應當增加財政民生支出的比重來增加各產業部門的勞動報酬。師文明、李曉敏（2011）研究了1978--2007 年我國國防支出與就業水平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長期來看國防支出和就業量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但我國的國防支出不論長期還是短期對于就業水平都沒有促進作用，原因在于我國國防支出主要用于科技研發、裝備購買和士兵福利提高上，對就業水平影響很小。
3.我國失業率測度
一般來說發達國家會根據勞動力調查或者就業部門登記的求職人數來獲取失業相關的數據，但對于我國來說，人口基數大、普查成本高，一直以來我國采用的都是城鎮登記失業率。由于統計并不十分科學，國內許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統計失業率的方法。
一是間接核算法，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和隱性失業入手進行推算。王誠（1996）根據農村生產性固定資產測算出農村資源所需的勞動力，扣除農民從事非農生產的總數，得出中國農村隱性失業率介于 23%至 65%.隗斌賢（1999）運用供求差量法、生產函數法等算出我國 1978-1997 年的隱性失業率高達20%.鄒薇（2003）計算得到了三次產業的就業人口指數和行業隱性失業率?？傮w來說由于間接核算法需要嚴格的假設條件，很多條件并不符合我國實際，因此可靠性并不高。
二是直接核算法，主要是根據已發布的調查、普查數據等計算而來。張車偉（2000）認為，我國統計部門在 2000 年普查符合相關標準，并根據此數據推算出我國城鎮真實失業率為 8.27%,農村為 1.15%.鄧曲恒、尹恒、李實（2004）認為，下崗、離崗、待業、內退等都應考慮為失業，并計算得出與國際標準比較接近的失業率。龔剛敏（2005）根據統計年鑒的數據，通過對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進行調整，得出了我國 1978-2002 年相對年鑒更合理的失業率。
1.2.3 總體評價
經過以上分析，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一是關于就業理論的研究，既有從微觀經濟主體的角度進行分析，也有從宏觀財政政策的分析；分析方法既涉及勞動力市場的局部均衡，又涉及一般均衡分析，極大豐富了就業理論，為我們采取就業相關政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二是財政支出作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能夠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已基本成為共識；三是國內學者立足于我國嚴峻的就業現實，從財政政策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如我國應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將促就業和保增長良好結合；增加財政農業支出，充分發掘第一產業的就業潛力；完善勞動力市場等。
但是在就業研究方面學者們仍然存在諸多爭論，因為從不同角度的研究、實證分析方法的不同、選取不同時間、地點的數據等都會對結果產生影響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國外學者對于理論的分析和實證的研究更科學和完善，但是由于國情的不同其政策建議不能直接為我國使用；而國內學者雖然從我國國情出發，研究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大部分的研究缺少對我國就業問題的歷史探究和現存問題的原因解釋，僅僅是從提升宏觀就業量的角度提出財政政策建議，一些研究的政策建議還缺乏理論支撐和實際操作性。因此本文試圖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就業狀況進行梳理并分析現階段就業問題產生的原因，結合實證分析法指出當前財政支出政策的缺陷并提出改善就業的合理建議。
1.3 研究技術框架和主要內容
1.3.1 主要內容
本文研究促進就業的財政支出政策，首先運用相關經濟學原理對財政支出促進就業的機理進行分析，梳理了我國歷史階段的就業問題和對策，在此基礎上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檢驗了我國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的就業效應，然后分析了我國財政支出對就業促進效果不明顯的原因，并且提出改善財政支出的建議。
第一章：導論。本章首先介紹了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以及財政支出政策理應起到的作用，著重對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對就業的影響進行了國內外文獻綜述，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能的創新和不足。
第二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的理論分析。本章首先簡要介紹了就業相關的理論，主要包括就業相關的概念以及衡量就業的指標，對財政和就業的關系進行了說明。然后主要對財政支出影響就業的機理進行了分析，包括財政支出的分類以及本文體現財政支出結構所選取的五個財政支出分項，然后對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影響就業的機理進行了詳細介紹，說明了理論上財政支出對就業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第三章：我國財政支出制度的變遷及對就業的影響。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國歷史時期針對就業問題所采取的各項政策，主要分為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之后；然后分析了各階段的財政支出政策以及對當時就業問題的影響，可以看出財政支出政策對當時的就業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最后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和就業的關系做出了大致的判斷。
第四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應的實證分析。本章選取了 1981-2013 年的相關數據，對財政支出總量和選取的四個財政支出分量的就業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我國財政支出總量對就業的促進效應不明顯；在支出結構上，財政教育和社會保障支出對就業有正向作用的結論。
第五章：財政支出就業效果不明顯的原因和改善建議。本章對實證分析的結果給予了解釋，分別從財政政策目標和財政支出結構上分析了我國財政支出就業效果不明顯的原因，然后針對各項原因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建議。
1.3.2 研究方法
一是文獻歸納法。通過閱讀大量國內外就業和財政支出的相關文獻，對財政支出促進就業的理論和實際效果有了深入了解，進一步明確了我國財政支出政策的發展歷程和存在的問題，確立了研究方向。
二是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運用相關經濟學理論對財政支出促進就業的機理進行剖析，在理論的基礎上運用 eviews 軟件對我國 1981-2014 年以來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出各變量對就業量的系數。
1.4 可能的創新點與不足之處
1.4.1 可能的創新點
一是區別于大多數從經濟增長角度對就業進行的分析，本文將財政支出總量和代表財政支出結構的各分項支出，納入一個模型中進行協整分析，同時為使結果更準確，在就業量數據上選取了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學者對就業量的調整數據、世界銀行數據進行檢驗，得出各項財政支出的顯著性程度。
二是對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采取的就業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進行梳理，從財政投資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等方面指出了我國目前財政支出政策的缺陷，并從財政支出角度提出合理的建議。
1.4.2 不足之處
一是缺少財政支出政策與就業質量的分析。由于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勞動力總體上供過于求，勞動者權益屢屢受到侵犯等現象突出，因此就業質量已成為黨和國家高度關注的問題。受限于本人學術水平，本文對財政支出政策促進就業的研究，著重是從財政支出對就業量影響的角度分析，缺少對就業質量關系的研究。
二是缺少對各項財政支出更具體、深入的研究。本文雖然將各項財政支出納入到一個模型中探討對就業的影響，但總體來說比較膚淺，缺少對于各項財政支出更深入的實證研究，這也將是本人今后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