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提升探究
【第一章】公共事務整治中農民公共價值觀優化分析導論
【第二章】農民理性變遷及其階段性特征
【第三章】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研究模型與量表設計
【第四章】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的實證分析
【第五章】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的路徑
【參考文獻】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民眾公共觀念研究參考文獻
1 導論
1.1 研究背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治理理論譜系中的公共價值管理理論日益成為了學術界探討的熱點。該理論適應了網絡治理的時代背景，提出公共管理的最終目的在于發現和創造公共價值，倡導通過公共參與的拓展和協商網絡的構建來實現對集體偏好的關注和對民主、效率、責任、公平等價值觀念的整合。中國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變革是應對新時期治理挑戰的縮影，它引致了農民基于私利的價值觀與基于公利的價值觀之間的交互作用。隨著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繼續推進，農村轉型進程不斷加快，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亟需融合公益與私利的價值引領。在工具理性張揚，效率意識已根深蒂固的時代背景下，公共價值被忽視的弊端日益顯現。擺脫鄉村社會公共生活缺失的困境，探索整合農村社會多元價值觀念和凝聚農村公共價值的途徑既是當前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績效的關鍵環節。
理性是影響人們進行價值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作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其理性對于實現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公共價值至關重要。處于社會變革與轉型進程中的村莊，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交織，現代社會的民主、平等、法治和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等觀念已經深入農村，傳統社會中守望相助、親朋相善、鄉親和睦等觀念始終為農民所向往和追求?，F代制度規則執行不力與傳統制度規則依然有影響的現象并存，多呈現出較為典型的多元、異質、不均等特征。與此相關，農民理性似乎突破了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出現了具有異質性的階段性疊加特征?，F階段農民理性的構成要素有哪些，其對于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實踐中公共價值的實現有何種影響，如何使得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既能調動個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個人價值，又能夠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推動農村社會整體的進步是均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1.2 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標主要如下：
（1）梳理農民理性的歷史變遷，并試圖總結現階段我國農民理性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2）探索農民理性和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的關鍵構成要素，設計測量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相關指標體系。
（3）試圖從已有研究中整理出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作用，在契合中國鄉村場域性、時代性特征的基礎上構建出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效應的本土化模型。
（4）通過對湖北5個村莊的調查，發現村莊公共事物治理中農民理性與村莊公共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從而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1.2.2 研究意義
理論意義：（1）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和歷史分析法，梳理農民理性的歷史脈絡。借鑒西方政治理論分析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的關系，針對中國農村的階段性、場域性特征探討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和西方理論的適用性方面有一定意義。（2）目前國內外對于公共價值的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鮮有定量研究。對于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影響的實證分析，能夠通過比較直觀的方式顯現出二者的關鍵要素和相互關系，對二者間的規律性進行學理闡釋有助于深入探索二者之間邏輯關系，從而豐富有關公共價值理論方面的研究。
實踐意義：農民理性多元整合的同質性建構，有利于在治理實踐中培育融合“公私”觀念的新公共精神，協調現實農民的個體價值與公共價值訴求，激活農民的主體能力，發揮社會資本的調節作用，從而緩解現階段農民面對“私利”與“公益”價值選擇的困惑，為農民價值選擇提供理念上的支撐。實現農民對公共價值的認同，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包容多元利益訴求，喚醒培養農民政治參與的意識，增強參與實效，從而促進協商民主制度在農村的發展。
1.3 文獻綜述
1.3.1 國外研究動態
第一，有關理性選擇的研究。
理性選擇理論是解釋人們價值選擇的重要視角，其理論建構是以人都是“理性”的這一前提假設為基礎的。早期理性選擇學派的學者認為人的理性就是逐利性，即亞當？斯密所指出的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的經濟理性，而對于公共價值的實現，他們相信人們逐利的過程自然會推動著全體社會福利的增加。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許多社會現象若單純將人的理性理解為經濟理性，未免顯得草率，缺乏說服力。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一些學者對“理性人”假設進行了修正，開始注重人們理性行為背后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韋伯（1997）首先區分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認為工具理性強調目的-手段的合理性，注重科學和效率，而價值理性強調行為的規范性，注重人的信仰和理念，這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學理基礎。以理性的實現限度為研究視角，帕累托以效用“最優”來取代利益“最大化”,追求經濟和道德兩者最優的理想狀態。西蒙（1989）則進一步提出用“滿意原則”代替“利益最大”,用“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指出人們尋找的并非是利益最大或最優的標準，而只是滿意的標準。隨后的研究開始轉向理性所依賴的社會外部條件?；羝孢d（2005）認為不可忽略制度及文化在人們行為選擇中所起的作用，制度通過將模式和一致性附加于人類活動，使有序的思維、預期和行為具有可能性，社會制度、結構、規范和文化深刻影響人們行為選擇?？茽柭?008）在承認理性行動者是根據最大限度獲取效益的原則、在不同的行動或情勢之間進行有目標的選擇的同時，探討了行動者之間所含有的如信任、權威和規范等社會資本要素對行動者的影響，他強調社會規范在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的調節作用，通過將微觀與宏觀相連接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更為綜合的理性觀?？梢?，理性選擇學派對置身于社會結構中的人的理性的界定，越來越傾向于內含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綜合理性，這些理性共同形成了人們價值選擇的驅動力。
第二，有關農民理性的研究。
（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理性和農民思想觀念的研究。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人的理性屬于主觀意識范疇，人的主觀認識“不決定于意識，而決定于存在；不決定于思維，而決定于生活?！币虼?，理性應受制于人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關系并與其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系，是客觀環境在人們主觀世界反映。正如馬克思（1956）所講“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比藗兪前凑瘴镔|生產的發展構建與之相應的社會關系，同時“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系的人， 也生產出各種觀念、范疇， 即這些社會關系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對于農民思想觀念，馬克思（1956）、恩格斯（1956）認為，農民的思想觀念更多的具有保守性色彩。他們認為農民是小私有者，具有分散性和封閉性特點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他們的思想“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和傳統規則的奴隸，不能表現出任何偉大的行為和歷史首創精神”.而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表現，“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表現出他們那種根源于農村生活隔絕狀況的冷漠態度?！币虼?，總體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將理性以及農民的思想觀念的研究置身于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與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關聯，而不是抽象的談論。
（2）道義小農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戶的經濟行為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行為，不可能完全遵循經濟理性邏輯。農民的經濟活動是嵌入其所處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它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生存和家庭的維持而不是獲取最大收益。斯科特（2001）指出，鄉村社會關系是以維持生存的互惠關系為基石，那些有可能威脅到農戶基本生存的風險，而非利潤最大化的利潤風險，主導著個體農民首選的行為目標，他們秉持“規避風險”和“安全第一”的原則，尊重人人均有維持生計的基本權利和道德理念是整個鄉村社會的基本共識。波蘭尼（2007）認為，只有在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市場才能合理運行并發揮其相應的調節作用。不能忽視經濟活動同社會關聯之間的密切聯系，追求利潤的動機并非主導人們經濟活動的唯一因素，因此，對于經濟活動的研究，學者們應將其視為一個“社會制度過程”.因此，持這種觀念的農民，只有當基本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時才會被迫參與政治活動，或選擇“公開的”或“日常的”反抗方式來表達利益訴求?？傊?，“道義小農”理論認為，農民行為的選擇更多的是“社會理性”而非單純“經濟理性”的考量，多以被動和消極方式呈現的農民政治參與，其目標是維持那些歷史證明對其有效的習慣和規范。
（3）理性小農理論。該理論承襲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并將其運用于農民行為的研究中。它認為農民與企業主一樣是理性的，其活動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對資源的配置總是趨向最優。舒爾茨（2006）認為所有的農民都在與成本、利潤與風險打交道，他們是精于算計個人獲益的經濟人。在個人的小小分配領域里，農民毫不遜色于優秀的企業主，在面對恰當的投資機會或存在適當的個體激勵時，農民將顯現出點石成金的能力。波普金（1979）認為農民善于權衡長短期利益，是為滿足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抉擇的理性經濟人。從農民政治行為看，它被視為政治市場上權衡利弊后的投資行為，一旦政治活動能夠帶來收益，農民就會產生政治參與意愿，主動參與制度變遷過程，從而現利益訴求?？傊?，“理性小農”理論認為，農民的行為完全基于“經濟理性”的驅動，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政治活動，農民都以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實現自身利益永遠都是農民行為的邏輯起點。
（4）綜合小農理論。該理論是在汲取前述兩種理論以及馬克思的階級小農理論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主張對農民理性的考察應避免采取單一化的認識，而應運用綜合分析的方法，黃宗智（1986）認為現實中的農民往往會呈現出三個特點，即追求利益，注重生計和遭受剝削，三種異樣的面貌均是農民整體性特質的一個側面的反映。他認為具體論證可以把理性和道義作為農民的兩個理想端，把理性、道義和階級性都應看做農民的一個面相，因為真實的農民都不過是居于道義和理性之間的。杜贊奇（1996）在其研究中同時接受了詹姆斯？斯科特和塞繆爾？波普金的理論。他基于華北地區農民群體的研究表明，二者中任何一位的理論都沒有十分恰當的反映出農民行為的特點，但他們各自關注的不同因素在鄉村社會似乎融洽的相處于其中。 “綜合小農”理論已初步揭示出農民理性應是“經濟理性”、“社會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統一體，不能孤立看待其中的某一方面。農民理性和行為均受制于所處的特定環境，表明農民理性對其行為的影響具有場域性特征。
第三，有關公共價值的研究。
（1）公共價值內涵的研究。西方學者對公共價值內涵的研究最初是從公眾的期望、偏好、效用開始的。如最早提出公共價值概念的 Moore（1995）認為，公共價值源于人們的期望，是能夠感知的，公共管理者應致力于關注公民通過代議制政府所表達的那些期望，公共價值取決于公民的意愿和判斷，是公民對政府抱有期望的集合，實現公共價值對于公眾而言就是效用。Kelly（2002）等人亦認為，公共價值取決于公民偏好，是政府經由公共服務、政策法規和其它行動所創造的價值。Horner（2005）等人從公共價值與私人價值相聯的視角提出，公民好比股東，公共資金的使用必須用于公民認為有價值的事務且能為公民帶來利益，公共價值是公民通過參與民主程序、權威咨詢和調查來決定的價值。值得關注的是，Stoker（2006）將公共價值的內涵拓展到了公眾參與的層面，認為公共管理者在與核心利益關切者的協商中獲取公共價值，公共干預應當直接實現經濟和社會價值的提高，因此，公共價值不僅是個人或公共服務供給者偏好的簡單集合，而是核心利益者集體偏好的政治協調表達。Bozeman（2007）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公共價值界定為公民關于權利、利益、義務和原則所達成的規范性共識。Veenstar（2012）認為治理主體將效率視為公共價值的實現目標，而且應當將責任融入公共價值的實現過程。
（2）公共價值構成要素的研究。以結果為標準，Kelly（2002）等人將公共價值的構成要素界定為更好的服務、結果、公平、合法性、發展和以信任為關鍵的社會資本；Horner（2005）等人則界定為服務的價值、服務的公平程度與結果的提升，體現在經濟繁榮、社會凝聚、文化發展、社會問題的減少或避免、不斷增加的信任或社會資本。以覆蓋領域為標準，Kernaghan（2003）將公共價值的構成要素區分為道德價值、民主價值、專業價值、公民價值；Bozeman（2007）則以價值對公共組織的具體影響為標準，區分了公共價值的 7 種類型：公共部門對社會的貢獻、利益向決策的轉化、公共管理和政治家的關系、公共管理與環境的關系、公共管理的內部組織關系、公共管理者行為、公共管理和公民的關系。Benington（2009）則將公共價值區分為生態價值、政治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和文化價值。
1.3.2 國內研究動態
第一，有關中國農民理性的研究。
隨著現階段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和農民流動性的顯著增強，國內學者分別通過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等方式豐富有關農民理性的學術探討。傳統的農民行為受制于其所處的的生存境遇，他們的謀生方式通常是最符合自身條件的理性選擇。徐勇（2010）認為“中國奇跡”的主要塑造者是農民，農民理性的顯著表現在于他們所具有的 “忍耐、互惠、求穩、好學、人情、勤勞、勤儉、算計”等特質。正是農民理性的優質因素與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優質因素相結合，使得農民發揮出了在以往任何社會環境中都不曾有過的強大力量。農民理性在承上啟下的歷史轉折點上得以擴展，從生存理性升華成發展理性，這種“疊加優勢”開創了“中國奇跡”.賀雪峰（2010）通過調查發現，由于現代性的進入，農村在人際交往、人生態度、人生目標和權威變化等方面存在快速理性化的趨向。與其相似，趙泉民（2013）也發現市場經濟改革促使農村步入到轉型社會情勢，鄉村人際關系理性化表現明顯，人際交往中基于個人利益權衡的自主性選擇日益突出。并認為這種理性化一定程度上促使農民達成合作的同時，又與農村社會的傳統因素和農民尚未更新的價值觀念重疊，這妨礙了農民邁向現代意義的的組織化。林毅夫（1988）研究發現，經濟理性主導下的農民，價值選擇是注重效用而非簡單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個人效用的滿足也并非完全指向自身，如果利他選擇引起的滿足感高于其所承受的代價，理性農民很可能采取利他行動；文軍（2001）在考察農民外出務工現象時發現，農民既存在“生存理性”,亦存在“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并呈現出一種逐步過渡的趨勢。他區別了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認為農民追求效益的核心目標是主觀的滿足感以及一個有助于實現其滿足感的優良行動程序，而不僅是 “經濟理性”所期待的利益最優。由于理性的受限，加之信息和條件存在的不確定性，以及受環境和個人等因素制約，“最優”往往只是理想狀態。
第二，有關農民價值觀念的研究。
農村社會轉型與變遷引致了農民價值觀的多元化，劉建榮（2005）認為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必將引起政治、文化、生活結構、思維方式、價值理念等全方面的深刻影響，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尤為顯著。當前農民價值觀念的矛盾性，是農民個體的需要、利益與社會的需要、利益的矛盾關系的反映，是農民日益增長的新需求新訴求與農村社會生產力滯后而不能使其滿足而矛盾沖突的反映，也是社會轉軌期農民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交錯融合的必然反映。陳宇海（2007）認為在農村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法治”文化正漸趨取代舊有的“禮治”文化而成為約束農村社會秩序的主導準則；積極進取、流動開放的市場意識正逐步代替原有安土重遷、封閉保守的小農意識而成為廣大農民的主流價值觀念；“義利并重”甚至“偏利淡義”的價值觀逐漸取代原有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進而影響農民的行為選擇；原有愚昧、落后、感性的生活方式逐漸被科學、進步、理性的生活方式所代替而成為廣大農民生活方式的主流。在這些轉變的進程中，當代農民價值觀的特征則較多的體現出多元化、世俗化以及價值取向的自我化。正如韓鵬云（2015）概括的那樣，村莊的價值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變遷，其顯著的表現就是在村莊公共價值空間的式微和農民個體意義領域的轉型。與此同時，有學者開始關注農民價值分化進程中農民群體普遍具有的共性特征，挖掘了農民價值觀中的一些積極因素。這些學者對當代農民價值觀特征的描述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如主體意識的萌動、市場意識的覺醒、科技意識的生成、法律意識的增長、開放意識的養成（王義芳、李倫，2008）；競爭意識強化、自主意識深化、商品意識和開放意識漸趨增強（林成福，2004）；重視公平正義、認同公理、關心公共利益、認可法律規范的同時，也注重學習和工作所體現的重要價值，而且不同農民亞群體的價值取向之間有著一定的異質性（金盛華、王懷堂，2003）?？傊?，如林巖（2014）概括的那樣，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價值觀念的變遷是典型的價值觀分化、整合的辯證運動過程，這些均是社會轉型加速背景下，社會劇烈變動的在觀念層次上的反映，也正是如此，新時代條件下整合價值觀的新要求也由此產生。
第三，有關鄉村文化及其多元性的研究。
從文化層次的角度考量，農村文化既包含文化團體、文化設施、文化人才等實體性文化，同時也包括以道德倫理、公共秩序、公共輿論為核心的規范性文化和以價值信仰、宗教信仰為主要代表的信仰性文化。事實上，正如周軍，田克勤（2013）所描述的，處于轉型關鍵期的中國鄉村，其現代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使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現代轉型，農村的文化領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農村文化呈現出的沖突性、務實性和多元性特征引人關注：
（1）關系理性基礎上的傳統文化。費孝通（1998）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的“禮治”的社會。在“差序格局”中，從自己出發向外部推廣所構成的社會范圍是種種私人間的關聯，不存在一個超乎私人關系界限的道德觀念，社會關系是逐步由一個一個人發展而成的，是私人關聯的疊加，社會范圍不過是私人間聯系所搭建的網絡。吳重慶認為（2002）隨著鄉村不斷現代化中國農村中倫理本位的“熟人社會”漸漸變成“無主體熟人社會”.
（2）個體理性基礎上市場文化。閻云翔（2009）認為農村轉型過程中，掙脫了傳統倫理約束的個人，極易出現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夏國鋒（2010）通過對農村習俗和農業生產方式變化的觀察指出，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在農村的滲入，市場文化已開始主導農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軍（2012）則在研究鄉村文化變遷時觀察到，現代化推動了中國的鄉村文化由封閉向開放轉型，由以自然主義、經驗主義為特點的傳統文化形態，向以理性主義為特點的現代市場經濟型的文化轉變。
（3）公共理性基礎上的互利文化。吳春梅（2010）有關公共精神的研究表明，農民在合理的條件下存在協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意愿，他們同樣存在關心共同體福利、積極投身公共事業、政治利他和樂于奉獻等公共價值觀念，熟人利他交換行為和基于血緣與地緣的村社共同體意識仍發揮影響。
（4）交易理性基礎上的契約文化。吳春梅（2010）有關農民公共精神的研究表明，集體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村民自治以契約型社會關聯為基礎， 遵循著交易理性的行為邏輯，其典型表現在鄉村公共事務中所具備的政治契約精神、鄉村集體企業中所倡導的經濟共同體意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不可少的公平、誠信與和諧理念等。
第四，有關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關聯性的研究。
公共價值作為一種價值選擇，是否能為農民所理解和認可，學者們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討。徐勇（2010）總結了轉型期農民多元理性疊加的階段性特點，認為農民理性擴張與現代社會優勢的結合造就了“中國奇跡”,證實了轉型期農民的綜合理性特征及其對農民價值選擇的整體促進作用。同時，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農民理性存在不利于公共價值選擇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抑制了農民對于公共價值的追求。如李桃（2014）在考察農民專業合作的過程中發現，農民基于自身因素和所處的環境而采取在合作中“搭便車”的行為雖然符合農民自身的理性，但卻妨礙了合作中公共價值的實現，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和合作效率的流失。面對如何促成公共價值的實現孫國峰（2004）提出，必須存在一個公共意義上的規制主體，否則公共價值將在僅憑個體實力的博弈中被埋沒，更不能幻想純粹自利所主導的活動能帶來應用的效率。而賀雪峰（2010）通過調查發現以農民經濟理性的復歸為核心的農村社會的快速理性化趨向確實存在；農民以個體私利為導向所形成的人生態度、人際關系、人生目標等是造成當前階段鄉村治理困境、價值顛覆和倫理危機的重要因素。綜合以上可以發現，隨著村莊治理變革的不斷深入，農民理性對于公共價值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學術界仍在熱烈的探討，因此梳理現實中二者間的關系更顯迫切。
1.3.3 文獻述評
學術界關于農民理性的研究涵蓋了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諸多學科，因此應當依據中國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研究場域將相對分散的理論成果進行梳理。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國內外有關農民理性的認識逐步經歷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轉變，由單一理性向綜合理性的過渡，對于農民理性的研究越發貼近農民的現實情況。目前學術界更加著重關注的是農民的經濟理性及其對農村社會建設及農民自身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而對于農民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展開，以農村公共領域為切入點來探討農民理性的研究還有待豐富，這些現狀也為本文進行一種相對綜合性的討論提供了空間。關于公共價值的前沿研究目前多集中于西方，公共價值相關理論的提出為學術界整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開辟了道路，這也反映出對于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逐步從注重效率、方式和結果的導向回歸到注重民主、公平和合法性等其內在價值追求的學術發展趨勢，但應認識到其理論的現實基礎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等，因此需要準確把握其理論核心來為解讀中國現實提供參考。國內學者關于公共價值的研究一方面注重從哲學價值論的角度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則以梳理和介紹西方已有理論為側重點，但以具體化的公共管理為立足點進行公共價值的相關研究尚處于引進和探索階段。兩種相關研究不僅在研究治理問題中均有啟迪和借鑒意義，而且又多集中在學理層面，這為我們進行具有一定創新性的實證研究奠定了十分有益的基礎。
1.4 研究設計
1.4.1 研究思路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村級治理能力的提升勢必在基礎層面增強國家整體的治理能力。隨著國家發展戰略由城市逐步向農村傾斜，以往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主體缺位、治理資源缺乏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將逐步得到解決，尤其是伴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不斷拓展，這也為解決前期以互助合作網絡解體為表征的“原子化”困境提供了契機。在這些歷史背景下，農民公共精神開始走出低谷并呈現初始生長的態勢，其中所蘊含的公共價值值得高度關注。發現和創造公共價值是公共事務治理的目的之一，也是實現治理活動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結合的途徑，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如何引領農民價值觀念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探討如何以公共價值觀念為基礎整合多元價值觀念以擺脫鄉村公共精神缺失的困境從而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活動提供內在動力和支撐具有現實緊迫性。
本研究以理性選擇理論、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和國家-社會互動理論為基礎，依據核心變量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構建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理論模型，在核心變量操作化的基礎上設計調查量表。采用判斷抽樣法選擇湖北省五個公共事務治理較為典型的村莊作為樣本村，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之以個案訪談的方法收集資料，運用歸納法分析訪談資料，運用 SPSS 軟件的因子分析法，回歸分析法進行調查數據的檢測。全面了解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狀況、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的相關性以及農民理性構成要素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得出實證研究結論。在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立足當前村莊治理實際情況，針對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現實狀況，提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觀念的路徑，指出提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凝聚力的對策建議。
1.4.2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共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導論。包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義，文獻綜述，研究設計，核心概念界定以及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二部分：理論分析。包括農民理性變遷及其階段性特征；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研究模型與量表設計，包括理論分析框架、研究模型的構建和量表的設計。
第三部分：實證研究。即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實證分析，包括研究區域概況與調查樣本分析、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狀況的測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的測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現實面相、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相關性分析、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機理和影響效應分析。
第四部分：結論。包括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的路徑、研究結論與展望。
1.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研究、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方法。主要運用因子分析、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結合的方法進行數據分析，具體如下：
文獻研究：通過查閱相關文獻，了解國內外相關學術前沿、研究進展與研究成果；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理順思路，完善理論分析框架；圍繞研究內容收集各種與之相符的數據或資料。
實證研究：采用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法收集一手資料數據。問卷調查：選取在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具有典型性的湖北 5 個村為樣本，通過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操作性題項來設計調查問卷。在樣本村中采用隨機抽樣方式發放調查問卷 1200份。個案訪談：本研究選取在家的村兩委成員和有代表性的村民作為訪談對象。了解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以及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變遷與現狀、對農民理性及公共價值觀念的認識和評價等。運用歸納法整理訪談資料，運用 SPSS 統計軟件對調查問卷進行數據錄入和分析。結合相關理論對調查數據進行定性分析，并得出實證研究結論。
1.4.4 主要創新
（1）研究視角方面。本文關于農民理性及公共價值觀念的研究置于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場域之中，對于二者的關系和彼此影響的探討結合了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實踐，與學術界已有的關于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研究相比較，論文在情景化研究方面有所創新。
（2）研究內容方面。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是目前學術界較為新穎的研究熱點，文章對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的研究進行了系統梳理，通過實證研究闡述了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結合中國場域的特點發現了培育農民公共價值，提高農民群體凝聚力，提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績效的可行性，具有創新意義。
（3）研究方法的新領域運用。學術界目前關于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的研究多集中于學理層面，而本文將有關農民理性的經典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設計開發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實證測量模型，立足于現實回答理論假設，具有一定的創新。
1.4.5 研究局限
（1）理論研方面究還有待深入。對于公共價值的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國外，國內相關研究相對滯后，受制于個人理論儲備和文獻閱讀等能力限制，學理研究還有待深入。
（2）實證研究方面還有待完善。由于學術界對于公共價值的探討剛剛興起，對于公共價值的含義尚未達成共識，因此文章對于公共價值的測量只選取了公共價值相關理論中具有代表性的觀測變量，并針對本文選取的研究場域進行測量，實證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
1.5 核心概念界定
（1）農民理性。指農民能夠識別、判斷、評估實際理由以及使自身行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它是思維邏輯與行為邏輯的集合體，支配著農民的特定行為，并影響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根據價值取向的標準劃分為：個體理性，指個體為滿足自身利益而表現出的一種功利化的自我中心的價值取向；關系理性和交易理性都是以小團體利益最大化為價值取向，只是前者遵循的是以親情倫理型社會關聯為基礎的傳統邏輯而體現為血緣、親緣、地緣利益，后者遵循的是以契約型社會關聯為基礎的現代邏輯而體現為契約利益；公共理性，指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協調之中，倡導個人應在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政治利他、愛心和奉獻等公共價值與信念的認同內化前提下來追求和實現個人利益，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價值取向。
（2）公共價值。公共價值源于公眾參與，取決于公民偏好，公共管理者在與核心利益相關者的協商中獲取公共價值，實現公共價值對于公眾而言就是效用①。中國場域下的公共價值，是核心利益者集體偏好的政治協調表達，是相對于公民的主觀滿足感而言的，能夠被增加和創造的價值體②，包含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的價值標準、價值規范、價值理念，乃至于制度設計③。
（3）治理。指的是為了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的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④。
（4）信任。指“多元主體之間的依賴關系，是相互之間價值觀態度心情情緒等交互作用的結果，在現代社會體系中它被賦予對可能存在的危機或者潛在的困難依然保持正面期待的含義”⑤。
（5）民主。民主的含頗多且尚無定論，依據本文的研究內容，指多元主體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實質性參與，強調其直接參與的工具及規范價值。
（6）協商。指多元主體之間的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以公共理性為基礎進行效溝通使彼此之間的關系得以整合和調適，從而達成政策決定、事務解決、矛盾化解和權利保障和利益實現的活動和機制。
（7）文化。對于文化的理解學術界莫衷一是，依據本文的研究內容，強調文化的價值屬性，指物質與精神層面對于村民的效用，表現在村民對文化活動的參與和對提高自身文化素質的需求。
（8）公平。指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包涵承認公平、程序公平與結果公平。
（9）秩序。是指在特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自身的歷史沿傳和人們的共同實踐以及國家權力的行政嵌入而固定下來的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行為準則以及由此形成的狀態。
1.6 論文研究的理論基礎
（1）理性選擇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是政治學、社會學嘗試以經濟學視角進行問題研究的理論體系，其核心觀點在于人們依據自身的理性進行價值選擇，并力圖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該理論對于本文的指導關鍵在于對理性綜合特征的把握以及對于效用多層次性的理解。理性選擇學派的學者在深入研究中發現現實中不僅存在“經濟效用”,還存在“道德效用”,理性選擇以實現最大化的個體聚合效用為目標，力圖使得一些人獲益的同時并不影響其他人的損益，描繪了經濟最優與道德最優的理想狀態。而且，在追求效用滿足的同時，理性選擇理論注重積累社會資本，探討解決競爭中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如何達成一致的問題。理性選擇理論闡釋到，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諸如權威關系、信任關系、價值規范等所謂的“社會資本”,所以產生以獲取社會資本為目的而采取“單邊資源讓渡”的行動是有可能存在的，“法人行動者”也正是由此而誕生，社會不斷的發展迫使個體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日益減少，而現代法人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則日漸增多。盡管法人行動者也很難達到真正的“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狀態，但它確實在殘酷的個人競爭和集體行動存搭便車現象的難題之間，發現了一種協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理性選擇①。文中對于農民理性及其價值選擇的探討正式基于理性選擇的理論假設，認為農民理性不僅包含經濟理性，同時包含著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農民對于自身效用的追求也局限于個體私利，而是能夠尋找到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平衡點。
（2）公共價值管理理論。該理論契合了網絡治理的時代背景，提出公共管理的最終目的在于發現和創造公共價值，倡導通過公共參與的拓展和協商網絡的構建來實現對集體偏好的關注和對民主、效率、責任、公平等價值觀念的整合。該理論認為公共價值來源于公眾偏好的集合，是相對于公民的主觀滿足感而言的價值體，優越的服務、公平、合法性、發展和以信任為核心的社會資本是其關鍵要素②，公共價值經由政治人物、政府官員、社群組織和公民個人彼此間的互動來感知，通過有效的民主程序加以確認③。公共價值增量依托于服務價值的提升、公平程度的提高、結果的滿意、經濟活力、社會團結、文化發展、社會和諧以及普遍信任等社會資本的增加④。公共價值的實現有賴于完善的制度化的框架加以保障，政府、社會、市場的參與者置身其中并相互依存，有意愿和能力為達成一定的公共價值而采取聯合行動。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對于公共價值內涵和要素的探討為本文公共價值量表的設計提供了理論支撐，其倡導拓展公共參與的網絡化的治理模式為本文提出培育農民公共精神，增強農村基層組織公共價值引領能力，提升農民群體凝聚力的路徑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指導。
（3）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互動學說。本文探討的焦點是農民理性對其價值選擇的影響，而農民理性這一問題則屬于主觀范疇，依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人的主觀認識“不決定于意識，而決定于存在；不決定于思維，而決定于生活?！?農民理性受制于農民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關系，與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系，是客觀環境在人們主觀世界反映。社會關系的構建與人們物質生產的發展息息相關，那些貼合自身物質生產和生活方式而發展出社會關系的人， 也將創造出各種思想、觀念、范疇，而這些無外乎是社會關系在人的抽象意義、觀念意義層面的折射。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農村，國家與社會互動學說則為梳理農民理性的變遷及其發展趨勢提供了有益借鑒。該學說圍繞的核心在于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張力，二者存在相互制約與相互合作的關系，強調其中一者不能離開另一者孤立的發揮作用；在分析方法上，主張把國家與社會這種過分宏大的概念進行分層次解讀，將國家與社會看作不同作用之間的相互交織①。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發展互為條件，兩者均不可或缺，它們之間關系的形成是一個相互型塑的過程②。國家-社會互動學說為本文梳理農民理性的時代變遷提供了研究視角，通過對不同時期二者關系的考察總結了農民理性的現狀，探討了培育符合現階段農村社會現實的農民理性可行性。
【題目】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提升探究
【第一章】公共事務整治中農民公共價值觀優化分析導論
【第二章】農民理性變遷及其階段性特征
【第三章】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研究模型與量表設計
【第四章】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的實證分析
【第五章】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的路徑
【參考文獻】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民眾公共觀念研究參考文獻
1 導論
1.1 研究背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治理理論譜系中的公共價值管理理論日益成為了學術界探討的熱點。該理論適應了網絡治理的時代背景，提出公共管理的最終目的在于發現和創造公共價值，倡導通過公共參與的拓展和協商網絡的構建來實現對集體偏好的關注和對民主、效率、責任、公平等價值觀念的整合。中國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變革是應對新時期治理挑戰的縮影，它引致了農民基于私利的價值觀與基于公利的價值觀之間的交互作用。隨著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繼續推進，農村轉型進程不斷加快，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亟需融合公益與私利的價值引領。在工具理性張揚，效率意識已根深蒂固的時代背景下，公共價值被忽視的弊端日益顯現。擺脫鄉村社會公共生活缺失的困境，探索整合農村社會多元價值觀念和凝聚農村公共價值的途徑既是當前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績效的關鍵環節。
理性是影響人們進行價值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作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其理性對于實現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公共價值至關重要。處于社會變革與轉型進程中的村莊，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交織，現代社會的民主、平等、法治和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等觀念已經深入農村，傳統社會中守望相助、親朋相善、鄉親和睦等觀念始終為農民所向往和追求?，F代制度規則執行不力與傳統制度規則依然有影響的現象并存，多呈現出較為典型的多元、異質、不均等特征。與此相關，農民理性似乎突破了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出現了具有異質性的階段性疊加特征?，F階段農民理性的構成要素有哪些，其對于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實踐中公共價值的實現有何種影響，如何使得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既能調動個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個人價值，又能夠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推動農村社會整體的進步是均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1.2 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標主要如下：
（1）梳理農民理性的歷史變遷，并試圖總結現階段我國農民理性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2）探索農民理性和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的關鍵構成要素，設計測量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相關指標體系。
（3）試圖從已有研究中整理出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作用，在契合中國鄉村場域性、時代性特征的基礎上構建出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效應的本土化模型。
（4）通過對湖北5個村莊的調查，發現村莊公共事物治理中農民理性與村莊公共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從而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1.2.2 研究意義
理論意義：（1）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和歷史分析法，梳理農民理性的歷史脈絡。借鑒西方政治理論分析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的關系，針對中國農村的階段性、場域性特征探討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和西方理論的適用性方面有一定意義。（2）目前國內外對于公共價值的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鮮有定量研究。對于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影響的實證分析，能夠通過比較直觀的方式顯現出二者的關鍵要素和相互關系，對二者間的規律性進行學理闡釋有助于深入探索二者之間邏輯關系，從而豐富有關公共價值理論方面的研究。
實踐意義：農民理性多元整合的同質性建構，有利于在治理實踐中培育融合“公私”觀念的新公共精神，協調現實農民的個體價值與公共價值訴求，激活農民的主體能力，發揮社會資本的調節作用，從而緩解現階段農民面對“私利”與“公益”價值選擇的困惑，為農民價值選擇提供理念上的支撐。實現農民對公共價值的認同，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包容多元利益訴求，喚醒培養農民政治參與的意識，增強參與實效，從而促進協商民主制度在農村的發展。
1.3 文獻綜述
1.3.1 國外研究動態
第一，有關理性選擇的研究。
理性選擇理論是解釋人們價值選擇的重要視角，其理論建構是以人都是“理性”的這一前提假設為基礎的。早期理性選擇學派的學者認為人的理性就是逐利性，即亞當？斯密所指出的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的經濟理性，而對于公共價值的實現，他們相信人們逐利的過程自然會推動著全體社會福利的增加。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許多社會現象若單純將人的理性理解為經濟理性，未免顯得草率，缺乏說服力。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一些學者對“理性人”假設進行了修正，開始注重人們理性行為背后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韋伯（1997）首先區分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認為工具理性強調目的-手段的合理性，注重科學和效率，而價值理性強調行為的規范性，注重人的信仰和理念，這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學理基礎。以理性的實現限度為研究視角，帕累托以效用“最優”來取代利益“最大化”,追求經濟和道德兩者最優的理想狀態。西蒙（1989）則進一步提出用“滿意原則”代替“利益最大”,用“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指出人們尋找的并非是利益最大或最優的標準，而只是滿意的標準。隨后的研究開始轉向理性所依賴的社會外部條件?；羝孢d（2005）認為不可忽略制度及文化在人們行為選擇中所起的作用，制度通過將模式和一致性附加于人類活動，使有序的思維、預期和行為具有可能性，社會制度、結構、規范和文化深刻影響人們行為選擇?？茽柭?008）在承認理性行動者是根據最大限度獲取效益的原則、在不同的行動或情勢之間進行有目標的選擇的同時，探討了行動者之間所含有的如信任、權威和規范等社會資本要素對行動者的影響，他強調社會規范在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的調節作用，通過將微觀與宏觀相連接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更為綜合的理性觀?？梢?，理性選擇學派對置身于社會結構中的人的理性的界定，越來越傾向于內含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綜合理性，這些理性共同形成了人們價值選擇的驅動力。
第二，有關農民理性的研究。
（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理性和農民思想觀念的研究。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人的理性屬于主觀意識范疇，人的主觀認識“不決定于意識，而決定于存在；不決定于思維，而決定于生活?！币虼?，理性應受制于人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關系并與其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系，是客觀環境在人們主觀世界反映。正如馬克思（1956）所講“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比藗兪前凑瘴镔|生產的發展構建與之相應的社會關系，同時“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系的人， 也生產出各種觀念、范疇， 即這些社會關系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對于農民思想觀念，馬克思（1956）、恩格斯（1956）認為，農民的思想觀念更多的具有保守性色彩。他們認為農民是小私有者，具有分散性和封閉性特點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他們的思想“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和傳統規則的奴隸，不能表現出任何偉大的行為和歷史首創精神”.而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表現，“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表現出他們那種根源于農村生活隔絕狀況的冷漠態度?！币虼?，總體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將理性以及農民的思想觀念的研究置身于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與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關聯，而不是抽象的談論。
（2）道義小農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戶的經濟行為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行為，不可能完全遵循經濟理性邏輯。農民的經濟活動是嵌入其所處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它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生存和家庭的維持而不是獲取最大收益。斯科特（2001）指出，鄉村社會關系是以維持生存的互惠關系為基石，那些有可能威脅到農戶基本生存的風險，而非利潤最大化的利潤風險，主導著個體農民首選的行為目標，他們秉持“規避風險”和“安全第一”的原則，尊重人人均有維持生計的基本權利和道德理念是整個鄉村社會的基本共識。波蘭尼（2007）認為，只有在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市場才能合理運行并發揮其相應的調節作用。不能忽視經濟活動同社會關聯之間的密切聯系，追求利潤的動機并非主導人們經濟活動的唯一因素，因此，對于經濟活動的研究，學者們應將其視為一個“社會制度過程”.因此，持這種觀念的農民，只有當基本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時才會被迫參與政治活動，或選擇“公開的”或“日常的”反抗方式來表達利益訴求?？傊?，“道義小農”理論認為，農民行為的選擇更多的是“社會理性”而非單純“經濟理性”的考量，多以被動和消極方式呈現的農民政治參與，其目標是維持那些歷史證明對其有效的習慣和規范。
（3）理性小農理論。該理論承襲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并將其運用于農民行為的研究中。它認為農民與企業主一樣是理性的，其活動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對資源的配置總是趨向最優。舒爾茨（2006）認為所有的農民都在與成本、利潤與風險打交道，他們是精于算計個人獲益的經濟人。在個人的小小分配領域里，農民毫不遜色于優秀的企業主，在面對恰當的投資機會或存在適當的個體激勵時，農民將顯現出點石成金的能力。波普金（1979）認為農民善于權衡長短期利益，是為滿足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抉擇的理性經濟人。從農民政治行為看，它被視為政治市場上權衡利弊后的投資行為，一旦政治活動能夠帶來收益，農民就會產生政治參與意愿，主動參與制度變遷過程，從而現利益訴求?？傊?，“理性小農”理論認為，農民的行為完全基于“經濟理性”的驅動，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政治活動，農民都以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實現自身利益永遠都是農民行為的邏輯起點。
（4）綜合小農理論。該理論是在汲取前述兩種理論以及馬克思的階級小農理論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主張對農民理性的考察應避免采取單一化的認識，而應運用綜合分析的方法，黃宗智（1986）認為現實中的農民往往會呈現出三個特點，即追求利益，注重生計和遭受剝削，三種異樣的面貌均是農民整體性特質的一個側面的反映。他認為具體論證可以把理性和道義作為農民的兩個理想端，把理性、道義和階級性都應看做農民的一個面相，因為真實的農民都不過是居于道義和理性之間的。杜贊奇（1996）在其研究中同時接受了詹姆斯？斯科特和塞繆爾？波普金的理論。他基于華北地區農民群體的研究表明，二者中任何一位的理論都沒有十分恰當的反映出農民行為的特點，但他們各自關注的不同因素在鄉村社會似乎融洽的相處于其中。 “綜合小農”理論已初步揭示出農民理性應是“經濟理性”、“社會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統一體，不能孤立看待其中的某一方面。農民理性和行為均受制于所處的特定環境，表明農民理性對其行為的影響具有場域性特征。
第三，有關公共價值的研究。
（1）公共價值內涵的研究。西方學者對公共價值內涵的研究最初是從公眾的期望、偏好、效用開始的。如最早提出公共價值概念的 Moore（1995）認為，公共價值源于人們的期望，是能夠感知的，公共管理者應致力于關注公民通過代議制政府所表達的那些期望，公共價值取決于公民的意愿和判斷，是公民對政府抱有期望的集合，實現公共價值對于公眾而言就是效用。Kelly（2002）等人亦認為，公共價值取決于公民偏好，是政府經由公共服務、政策法規和其它行動所創造的價值。Horner（2005）等人從公共價值與私人價值相聯的視角提出，公民好比股東，公共資金的使用必須用于公民認為有價值的事務且能為公民帶來利益，公共價值是公民通過參與民主程序、權威咨詢和調查來決定的價值。值得關注的是，Stoker（2006）將公共價值的內涵拓展到了公眾參與的層面，認為公共管理者在與核心利益關切者的協商中獲取公共價值，公共干預應當直接實現經濟和社會價值的提高，因此，公共價值不僅是個人或公共服務供給者偏好的簡單集合，而是核心利益者集體偏好的政治協調表達。Bozeman（2007）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公共價值界定為公民關于權利、利益、義務和原則所達成的規范性共識。Veenstar（2012）認為治理主體將效率視為公共價值的實現目標，而且應當將責任融入公共價值的實現過程。
（2）公共價值構成要素的研究。以結果為標準，Kelly（2002）等人將公共價值的構成要素界定為更好的服務、結果、公平、合法性、發展和以信任為關鍵的社會資本；Horner（2005）等人則界定為服務的價值、服務的公平程度與結果的提升，體現在經濟繁榮、社會凝聚、文化發展、社會問題的減少或避免、不斷增加的信任或社會資本。以覆蓋領域為標準，Kernaghan（2003）將公共價值的構成要素區分為道德價值、民主價值、專業價值、公民價值；Bozeman（2007）則以價值對公共組織的具體影響為標準，區分了公共價值的 7 種類型：公共部門對社會的貢獻、利益向決策的轉化、公共管理和政治家的關系、公共管理與環境的關系、公共管理的內部組織關系、公共管理者行為、公共管理和公民的關系。Benington（2009）則將公共價值區分為生態價值、政治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和文化價值。
1.3.2 國內研究動態
第一，有關中國農民理性的研究。
隨著現階段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和農民流動性的顯著增強，國內學者分別通過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等方式豐富有關農民理性的學術探討。傳統的農民行為受制于其所處的的生存境遇，他們的謀生方式通常是最符合自身條件的理性選擇。徐勇（2010）認為“中國奇跡”的主要塑造者是農民，農民理性的顯著表現在于他們所具有的 “忍耐、互惠、求穩、好學、人情、勤勞、勤儉、算計”等特質。正是農民理性的優質因素與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優質因素相結合，使得農民發揮出了在以往任何社會環境中都不曾有過的強大力量。農民理性在承上啟下的歷史轉折點上得以擴展，從生存理性升華成發展理性，這種“疊加優勢”開創了“中國奇跡”.賀雪峰（2010）通過調查發現，由于現代性的進入，農村在人際交往、人生態度、人生目標和權威變化等方面存在快速理性化的趨向。與其相似，趙泉民（2013）也發現市場經濟改革促使農村步入到轉型社會情勢，鄉村人際關系理性化表現明顯，人際交往中基于個人利益權衡的自主性選擇日益突出。并認為這種理性化一定程度上促使農民達成合作的同時，又與農村社會的傳統因素和農民尚未更新的價值觀念重疊，這妨礙了農民邁向現代意義的的組織化。林毅夫（1988）研究發現，經濟理性主導下的農民，價值選擇是注重效用而非簡單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個人效用的滿足也并非完全指向自身，如果利他選擇引起的滿足感高于其所承受的代價，理性農民很可能采取利他行動；文軍（2001）在考察農民外出務工現象時發現，農民既存在“生存理性”,亦存在“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并呈現出一種逐步過渡的趨勢。他區別了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認為農民追求效益的核心目標是主觀的滿足感以及一個有助于實現其滿足感的優良行動程序，而不僅是 “經濟理性”所期待的利益最優。由于理性的受限，加之信息和條件存在的不確定性，以及受環境和個人等因素制約，“最優”往往只是理想狀態。
第二，有關農民價值觀念的研究。
農村社會轉型與變遷引致了農民價值觀的多元化，劉建榮（2005）認為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必將引起政治、文化、生活結構、思維方式、價值理念等全方面的深刻影響，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尤為顯著。當前農民價值觀念的矛盾性，是農民個體的需要、利益與社會的需要、利益的矛盾關系的反映，是農民日益增長的新需求新訴求與農村社會生產力滯后而不能使其滿足而矛盾沖突的反映，也是社會轉軌期農民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交錯融合的必然反映。陳宇海（2007）認為在農村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法治”文化正漸趨取代舊有的“禮治”文化而成為約束農村社會秩序的主導準則；積極進取、流動開放的市場意識正逐步代替原有安土重遷、封閉保守的小農意識而成為廣大農民的主流價值觀念；“義利并重”甚至“偏利淡義”的價值觀逐漸取代原有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進而影響農民的行為選擇；原有愚昧、落后、感性的生活方式逐漸被科學、進步、理性的生活方式所代替而成為廣大農民生活方式的主流。在這些轉變的進程中，當代農民價值觀的特征則較多的體現出多元化、世俗化以及價值取向的自我化。正如韓鵬云（2015）概括的那樣，村莊的價值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變遷，其顯著的表現就是在村莊公共價值空間的式微和農民個體意義領域的轉型。與此同時，有學者開始關注農民價值分化進程中農民群體普遍具有的共性特征，挖掘了農民價值觀中的一些積極因素。這些學者對當代農民價值觀特征的描述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如主體意識的萌動、市場意識的覺醒、科技意識的生成、法律意識的增長、開放意識的養成（王義芳、李倫，2008）；競爭意識強化、自主意識深化、商品意識和開放意識漸趨增強（林成福，2004）；重視公平正義、認同公理、關心公共利益、認可法律規范的同時，也注重學習和工作所體現的重要價值，而且不同農民亞群體的價值取向之間有著一定的異質性（金盛華、王懷堂，2003）?？傊?，如林巖（2014）概括的那樣，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價值觀念的變遷是典型的價值觀分化、整合的辯證運動過程，這些均是社會轉型加速背景下，社會劇烈變動的在觀念層次上的反映，也正是如此，新時代條件下整合價值觀的新要求也由此產生。
第三，有關鄉村文化及其多元性的研究。
從文化層次的角度考量，農村文化既包含文化團體、文化設施、文化人才等實體性文化，同時也包括以道德倫理、公共秩序、公共輿論為核心的規范性文化和以價值信仰、宗教信仰為主要代表的信仰性文化。事實上，正如周軍，田克勤（2013）所描述的，處于轉型關鍵期的中國鄉村，其現代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使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現代轉型，農村的文化領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農村文化呈現出的沖突性、務實性和多元性特征引人關注：
（1）關系理性基礎上的傳統文化。費孝通（1998）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的“禮治”的社會。在“差序格局”中，從自己出發向外部推廣所構成的社會范圍是種種私人間的關聯，不存在一個超乎私人關系界限的道德觀念，社會關系是逐步由一個一個人發展而成的，是私人關聯的疊加，社會范圍不過是私人間聯系所搭建的網絡。吳重慶認為（2002）隨著鄉村不斷現代化中國農村中倫理本位的“熟人社會”漸漸變成“無主體熟人社會”.
（2）個體理性基礎上市場文化。閻云翔（2009）認為農村轉型過程中，掙脫了傳統倫理約束的個人，極易出現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夏國鋒（2010）通過對農村習俗和農業生產方式變化的觀察指出，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在農村的滲入，市場文化已開始主導農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軍（2012）則在研究鄉村文化變遷時觀察到，現代化推動了中國的鄉村文化由封閉向開放轉型，由以自然主義、經驗主義為特點的傳統文化形態，向以理性主義為特點的現代市場經濟型的文化轉變。
（3）公共理性基礎上的互利文化。吳春梅（2010）有關公共精神的研究表明，農民在合理的條件下存在協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意愿，他們同樣存在關心共同體福利、積極投身公共事業、政治利他和樂于奉獻等公共價值觀念，熟人利他交換行為和基于血緣與地緣的村社共同體意識仍發揮影響。
（4）交易理性基礎上的契約文化。吳春梅（2010）有關農民公共精神的研究表明，集體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村民自治以契約型社會關聯為基礎， 遵循著交易理性的行為邏輯，其典型表現在鄉村公共事務中所具備的政治契約精神、鄉村集體企業中所倡導的經濟共同體意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不可少的公平、誠信與和諧理念等。
第四，有關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關聯性的研究。
公共價值作為一種價值選擇，是否能為農民所理解和認可，學者們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討。徐勇（2010）總結了轉型期農民多元理性疊加的階段性特點，認為農民理性擴張與現代社會優勢的結合造就了“中國奇跡”,證實了轉型期農民的綜合理性特征及其對農民價值選擇的整體促進作用。同時，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農民理性存在不利于公共價值選擇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抑制了農民對于公共價值的追求。如李桃（2014）在考察農民專業合作的過程中發現，農民基于自身因素和所處的環境而采取在合作中“搭便車”的行為雖然符合農民自身的理性，但卻妨礙了合作中公共價值的實現，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和合作效率的流失。面對如何促成公共價值的實現孫國峰（2004）提出，必須存在一個公共意義上的規制主體，否則公共價值將在僅憑個體實力的博弈中被埋沒，更不能幻想純粹自利所主導的活動能帶來應用的效率。而賀雪峰（2010）通過調查發現以農民經濟理性的復歸為核心的農村社會的快速理性化趨向確實存在；農民以個體私利為導向所形成的人生態度、人際關系、人生目標等是造成當前階段鄉村治理困境、價值顛覆和倫理危機的重要因素。綜合以上可以發現，隨著村莊治理變革的不斷深入，農民理性對于公共價值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學術界仍在熱烈的探討，因此梳理現實中二者間的關系更顯迫切。
1.3.3 文獻述評
學術界關于農民理性的研究涵蓋了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諸多學科，因此應當依據中國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研究場域將相對分散的理論成果進行梳理。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國內外有關農民理性的認識逐步經歷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轉變，由單一理性向綜合理性的過渡，對于農民理性的研究越發貼近農民的現實情況。目前學術界更加著重關注的是農民的經濟理性及其對農村社會建設及農民自身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而對于農民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展開，以農村公共領域為切入點來探討農民理性的研究還有待豐富，這些現狀也為本文進行一種相對綜合性的討論提供了空間。關于公共價值的前沿研究目前多集中于西方，公共價值相關理論的提出為學術界整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開辟了道路，這也反映出對于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逐步從注重效率、方式和結果的導向回歸到注重民主、公平和合法性等其內在價值追求的學術發展趨勢，但應認識到其理論的現實基礎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等，因此需要準確把握其理論核心來為解讀中國現實提供參考。國內學者關于公共價值的研究一方面注重從哲學價值論的角度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則以梳理和介紹西方已有理論為側重點，但以具體化的公共管理為立足點進行公共價值的相關研究尚處于引進和探索階段。兩種相關研究不僅在研究治理問題中均有啟迪和借鑒意義，而且又多集中在學理層面，這為我們進行具有一定創新性的實證研究奠定了十分有益的基礎。
1.4 研究設計
1.4.1 研究思路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村級治理能力的提升勢必在基礎層面增強國家整體的治理能力。隨著國家發展戰略由城市逐步向農村傾斜，以往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主體缺位、治理資源缺乏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將逐步得到解決，尤其是伴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不斷拓展，這也為解決前期以互助合作網絡解體為表征的“原子化”困境提供了契機。在這些歷史背景下，農民公共精神開始走出低谷并呈現初始生長的態勢，其中所蘊含的公共價值值得高度關注。發現和創造公共價值是公共事務治理的目的之一，也是實現治理活動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結合的途徑，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如何引領農民價值觀念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探討如何以公共價值觀念為基礎整合多元價值觀念以擺脫鄉村公共精神缺失的困境從而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活動提供內在動力和支撐具有現實緊迫性。
本研究以理性選擇理論、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和國家-社會互動理論為基礎，依據核心變量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構建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理論模型，在核心變量操作化的基礎上設計調查量表。采用判斷抽樣法選擇湖北省五個公共事務治理較為典型的村莊作為樣本村，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之以個案訪談的方法收集資料，運用歸納法分析訪談資料，運用 SPSS 軟件的因子分析法，回歸分析法進行調查數據的檢測。全面了解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狀況、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之間的相關性以及農民理性構成要素對公共價值觀念的影響，得出實證研究結論。在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立足當前村莊治理實際情況，針對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現實狀況，提出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觀念的路徑，指出提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凝聚力的對策建議。
1.4.2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共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導論。包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義，文獻綜述，研究設計，核心概念界定以及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二部分：理論分析。包括農民理性變遷及其階段性特征；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影響的研究模型與量表設計，包括理論分析框架、研究模型的構建和量表的設計。
第三部分：實證研究。即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實證分析，包括研究區域概況與調查樣本分析、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狀況的測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公共價值觀念的測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現實面相、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相關性分析、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農民理性對公共價值觀念的作用機理和影響效應分析。
第四部分：結論。包括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優化農民理性選擇以提升公共價值的路徑、研究結論與展望。
1.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研究、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方法。主要運用因子分析、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結合的方法進行數據分析，具體如下：
文獻研究：通過查閱相關文獻，了解國內外相關學術前沿、研究進展與研究成果；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理順思路，完善理論分析框架；圍繞研究內容收集各種與之相符的數據或資料。
實證研究：采用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法收集一手資料數據。問卷調查：選取在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具有典型性的湖北 5 個村為樣本，通過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操作性題項來設計調查問卷。在樣本村中采用隨機抽樣方式發放調查問卷 1200份。個案訪談：本研究選取在家的村兩委成員和有代表性的村民作為訪談對象。了解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以及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變遷與現狀、對農民理性及公共價值觀念的認識和評價等。運用歸納法整理訪談資料，運用 SPSS 統計軟件對調查問卷進行數據錄入和分析。結合相關理論對調查數據進行定性分析，并得出實證研究結論。
1.4.4 主要創新
（1）研究視角方面。本文關于農民理性及公共價值觀念的研究置于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場域之中，對于二者的關系和彼此影響的探討結合了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實踐，與學術界已有的關于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觀念的研究相比較，論文在情景化研究方面有所創新。
（2）研究內容方面。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是目前學術界較為新穎的研究熱點，文章對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的研究進行了系統梳理，通過實證研究闡述了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結合中國場域的特點發現了培育農民公共價值，提高農民群體凝聚力，提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績效的可行性，具有創新意義。
（3）研究方法的新領域運用。學術界目前關于農民理性和公共價值的研究多集中于學理層面，而本文將有關農民理性的經典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設計開發農民理性與公共價值觀念的實證測量模型，立足于現實回答理論假設，具有一定的創新。
1.4.5 研究局限
（1）理論研方面究還有待深入。對于公共價值的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國外，國內相關研究相對滯后，受制于個人理論儲備和文獻閱讀等能力限制，學理研究還有待深入。
（2）實證研究方面還有待完善。由于學術界對于公共價值的探討剛剛興起，對于公共價值的含義尚未達成共識，因此文章對于公共價值的測量只選取了公共價值相關理論中具有代表性的觀測變量，并針對本文選取的研究場域進行測量，實證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
1.5 核心概念界定
（1）農民理性。指農民能夠識別、判斷、評估實際理由以及使自身行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它是思維邏輯與行為邏輯的集合體，支配著農民的特定行為，并影響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根據價值取向的標準劃分為：個體理性，指個體為滿足自身利益而表現出的一種功利化的自我中心的價值取向；關系理性和交易理性都是以小團體利益最大化為價值取向，只是前者遵循的是以親情倫理型社會關聯為基礎的傳統邏輯而體現為血緣、親緣、地緣利益，后者遵循的是以契約型社會關聯為基礎的現代邏輯而體現為契約利益；公共理性，指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協調之中，倡導個人應在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政治利他、愛心和奉獻等公共價值與信念的認同內化前提下來追求和實現個人利益，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價值取向。
（2）公共價值。公共價值源于公眾參與，取決于公民偏好，公共管理者在與核心利益相關者的協商中獲取公共價值，實現公共價值對于公眾而言就是效用①。中國場域下的公共價值，是核心利益者集體偏好的政治協調表達，是相對于公民的主觀滿足感而言的，能夠被增加和創造的價值體②，包含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的價值標準、價值規范、價值理念，乃至于制度設計③。
（3）治理。指的是為了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的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④。
（4）信任。指“多元主體之間的依賴關系，是相互之間價值觀態度心情情緒等交互作用的結果，在現代社會體系中它被賦予對可能存在的危機或者潛在的困難依然保持正面期待的含義”⑤。
（5）民主。民主的含頗多且尚無定論，依據本文的研究內容，指多元主體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實質性參與，強調其直接參與的工具及規范價值。
（6）協商。指多元主體之間的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以公共理性為基礎進行效溝通使彼此之間的關系得以整合和調適，從而達成政策決定、事務解決、矛盾化解和權利保障和利益實現的活動和機制。
（7）文化。對于文化的理解學術界莫衷一是，依據本文的研究內容，強調文化的價值屬性，指物質與精神層面對于村民的效用，表現在村民對文化活動的參與和對提高自身文化素質的需求。
（8）公平。指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包涵承認公平、程序公平與結果公平。
（9）秩序。是指在特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自身的歷史沿傳和人們的共同實踐以及國家權力的行政嵌入而固定下來的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行為準則以及由此形成的狀態。
1.6 論文研究的理論基礎
（1）理性選擇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是政治學、社會學嘗試以經濟學視角進行問題研究的理論體系，其核心觀點在于人們依據自身的理性進行價值選擇，并力圖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該理論對于本文的指導關鍵在于對理性綜合特征的把握以及對于效用多層次性的理解。理性選擇學派的學者在深入研究中發現現實中不僅存在“經濟效用”,還存在“道德效用”,理性選擇以實現最大化的個體聚合效用為目標，力圖使得一些人獲益的同時并不影響其他人的損益，描繪了經濟最優與道德最優的理想狀態。而且，在追求效用滿足的同時，理性選擇理論注重積累社會資本，探討解決競爭中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如何達成一致的問題。理性選擇理論闡釋到，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諸如權威關系、信任關系、價值規范等所謂的“社會資本”,所以產生以獲取社會資本為目的而采取“單邊資源讓渡”的行動是有可能存在的，“法人行動者”也正是由此而誕生，社會不斷的發展迫使個體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日益減少，而現代法人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則日漸增多。盡管法人行動者也很難達到真正的“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狀態，但它確實在殘酷的個人競爭和集體行動存搭便車現象的難題之間，發現了一種協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理性選擇①。文中對于農民理性及其價值選擇的探討正式基于理性選擇的理論假設，認為農民理性不僅包含經濟理性，同時包含著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農民對于自身效用的追求也局限于個體私利，而是能夠尋找到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平衡點。
（2）公共價值管理理論。該理論契合了網絡治理的時代背景，提出公共管理的最終目的在于發現和創造公共價值，倡導通過公共參與的拓展和協商網絡的構建來實現對集體偏好的關注和對民主、效率、責任、公平等價值觀念的整合。該理論認為公共價值來源于公眾偏好的集合，是相對于公民的主觀滿足感而言的價值體，優越的服務、公平、合法性、發展和以信任為核心的社會資本是其關鍵要素②，公共價值經由政治人物、政府官員、社群組織和公民個人彼此間的互動來感知，通過有效的民主程序加以確認③。公共價值增量依托于服務價值的提升、公平程度的提高、結果的滿意、經濟活力、社會團結、文化發展、社會和諧以及普遍信任等社會資本的增加④。公共價值的實現有賴于完善的制度化的框架加以保障，政府、社會、市場的參與者置身其中并相互依存，有意愿和能力為達成一定的公共價值而采取聯合行動。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對于公共價值內涵和要素的探討為本文公共價值量表的設計提供了理論支撐，其倡導拓展公共參與的網絡化的治理模式為本文提出培育農民公共精神，增強農村基層組織公共價值引領能力，提升農民群體凝聚力的路徑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指導。
（3）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互動學說。本文探討的焦點是農民理性對其價值選擇的影響，而農民理性這一問題則屬于主觀范疇，依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人的主觀認識“不決定于意識，而決定于存在；不決定于思維，而決定于生活?！?農民理性受制于農民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關系，與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系，是客觀環境在人們主觀世界反映。社會關系的構建與人們物質生產的發展息息相關，那些貼合自身物質生產和生活方式而發展出社會關系的人， 也將創造出各種思想、觀念、范疇，而這些無外乎是社會關系在人的抽象意義、觀念意義層面的折射。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農村，國家與社會互動學說則為梳理農民理性的變遷及其發展趨勢提供了有益借鑒。該學說圍繞的核心在于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張力，二者存在相互制約與相互合作的關系，強調其中一者不能離開另一者孤立的發揮作用；在分析方法上，主張把國家與社會這種過分宏大的概念進行分層次解讀，將國家與社會看作不同作用之間的相互交織①。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發展互為條件，兩者均不可或缺，它們之間關系的形成是一個相互型塑的過程②。國家-社會互動學說為本文梳理農民理性的時代變遷提供了研究視角，通過對不同時期二者關系的考察總結了農民理性的現狀，探討了培育符合現階段農村社會現實的農民理性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