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Web2.0技術的飛速發展，公民和政府、社會組織之間能夠非常便捷地通過互聯網搭建起多元互動平臺，公民可以采取共同創造、競爭投標等方式參與到社會服務設施建設、公益活動設計和政府決策制定等活動中。在互聯網環境下，公民不僅能夠了解更加廣泛、完整的信息，在知識技能上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參與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 興起后[1],公民自愿加入到社會公共產品的設計和創造過程中，使得“眾包”這種組織模式開始成為政府和社會組織提升公民參與力度、展開公共管理的新方式。在奧巴馬政府開放政府的指令推動下，公眾參與已經成為美國政府的新型運營機制，首席信息官Kundra就曾提出要運用美國大眾的智慧進行創新，去解決那些政府本身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的開通、國家信訪局門戶網站網上投訴窗口全面放開等系列現象表明：
基于眾包模式的公眾參與公共管理創新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在我國已經被提上議程。
一、“公民眾包”的興起與類型
Howe 于 2006 年首次提出了眾包 （Crowdsourcing）的概念[2],它是指公司、機構乃至個人把過去由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社會大眾群體解決或承擔的做法。眾包有如下特征：其一，參與者自愿參與，沒有正式組織結構、經濟激勵與合同約束；其二，通過互聯網平臺將大規模的參與者組織到一起；其三，利用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解決原本需要尋求專業人士完成的工作。眾包模式目前主要集中在知識產品領域的生產過程，如Linux計算機操作系統、維基百科 （Wikipedia）、百度百科、安卓智能手機系統等。網絡信息技術為公眾提供了自由、自主的交流、互動平臺，使他們成為知識創造的新晉力量，同樣也使公民在政府等公共部門的管理中扮演起愈發重要的角色，因而就有了“眾包”的衍生概念--“公民眾包”,其意指政府部門和機構委托公民提供任務解決方案或者參與政策決議[3].公民眾包與其相似概念的眾包和外包的比較如表1所示。
Hilgers &Ihl、Lukensmeyer、Torres等學者都對“公民眾包”都進行了研究[4-6],Nam率先提出了公民眾包的分析框架[7],指出可以從目的、智慧的積累方式和戰略方式三個維度對公民眾包活動進行分析（見表2）。在實踐活動中，不難發現公民眾包這種組織模式正作為一種新興的公共管理方式蓬勃興起。美國白宮網站首頁不僅設置了政府博客鏈接以方便公眾了解政府信息并參與互動，同時開展了一項名為“政府開放計劃”（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 的舉措。公眾通過“白宮請愿網”（We thePeople）這 一 網絡平臺，向政府提交自己或探討他人的請愿書。也有其他一些專門的網站促進公民參與到社會生活建設中去，如SeeClickFix系統讓民眾報告他們社區內發生的希望得到解決問題；尋找失蹤人口的Personfinder 網站，將衛星地圖轉換為街區圖景的 OpenStreetMap 網站和反映災后公民需要和損壞程度的Ushahidi 網絡平臺。在國內，中央紀委監察部于2009 年 10 月 28 日統一開通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受理群眾對黨員、黨組織和行政監察對象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檢舉控告以及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建議。2013年又和有關部門和網站聯合，在網站中開設網絡舉報專區，而近期更是在網站首頁的顯著位置設置了“我要舉報”專欄。
2013年9月12日，中央紀委常委、秘書長崔少鵬做客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進行在線訪談中表示，將適時推出網站的移動客戶端并開通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應用服務，更廣泛和便捷地吸引人民群眾的參與和監督。2013年7月1日，國家信訪局門戶網站網上投訴全面放開，通過網上投訴、網上建議窗口引導群眾更多地通過網絡平臺反映訴求，降低信訪成本。政府通過規范信訪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網上信訪事項辦理機制和網上回訪、網上督查制度，使信訪工作的全過程接受群眾監督，從而提升信訪部門的公信力。
Howe將眾包分為大眾智慧、大眾創造、大眾投票和大眾集資四種類型。但實際上還存在其他的眾包模式無法劃入這四類的，有一些眾包形式是幾種類型的混合[8].在對公民眾包進行歸類時，對應Howe的劃分方式，可以將公民眾包分為公民智慧、公民創造、公民投票和公民集資。公民智慧指利用公民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和集體智慧來解決難題，這種類型的眾包一般通過創造一個能夠讓公民傳遞自己知識的平臺來實現；公民創造是政府、社會組織提供平臺，然后將任務外包給擁有旺盛創造力和熱情的公民；公民投票是指利用公民的辨別能力，對政府、社會組織相關活動或政策內容進行篩選、評價；公民集資是將公民閑散的資金集合起來，替代銀行成為基金的來源并加以使用。在融合這四種分類的基礎上，本文從發起者角度將公民眾包進行歸類，分別從由政府、社會組織發起和公民自發這兩種類型進行闡述。
（一）政府或社會組織發起
公民眾包與傳統的公眾參與模式--民眾調查、公眾聽證會、公民評論不同，政府通過網絡平臺向公民發布任務信息，接觸范圍更廣泛、參與方式更便捷，并且，可以以協同合作或競賽的參與形式來提高任務完成的質量。政府、社會組織主要依托各自的官方網站為平臺向公眾發布任務，組織公民智慧、公民投票和公民籌資行為。除“白宮請愿網”、中紀委開通網絡舉報等現象之外，還有其他事例反映政府、社會組織向公眾的發包行為：石家莊市普法辦向社會征集西柏坡“中國夢、中國龍”法制宣傳長廊和宣傳櫥窗設計方案來開展普法宣傳活動；寧波市江東區鄰里中心面向全社會發起2013年公益項目征集活動，向社會征集優秀的公益項目創意和可行的策劃方案，并按照這些方案組織實施；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通過網站開展宣傳語有獎征集活動，并同時宣傳中國福利彩票公益慈善形象。
（二）自發式公民眾包
公民自發組織的眾包形式通常是由公民自愿加入網上論壇、虛擬社區討論，或者通過建立博客、發布優酷視頻等其他媒介或第三方平臺自行組織創造社會產品、服務或產生社會效應。首先，公民創造眾包形式可歸類為自發式公民眾包，即公民參與到網絡論壇集思廣益、進言獻策或者通過社交媒體等網絡平臺進行公共產品、服務的創造?；谏缃痪W絡平臺，公眾觀看、上傳、討論、下載、分享、傳播數字信息，包括圖片、視頻、音頻等內容，這是用戶生成內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簡稱UGC）的體現，用戶既是網站的瀏覽者也是網站內容的生成者。在國內主要的UGC網站與媒體主要就是天涯論壇、新浪微博、優酷、土豆、酷六等。通過這些渠道，公民針對社會熱點和政府新舉措、新政策、政府官員行徑等，發布觀點并展開討論、形成創意。公民也可將身邊發生的社會新聞、違法亂紀行為、貪污腐敗現象通過圖片、視頻等形式記錄并在網站上曝光。這種現象在國內屢見不鮮，“孫志剛”、“郭美美”、“表哥”、“房姐”等事件都是由公民自發傳播擴散，進而受到多方矚目并得到整治。其次，自發式公民眾包也包括公民自主成立組織或第三方機構，開展質量監管、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旨在提升公民社會生活質量的活動。德國Brucker Land [9]就是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由當地公民自行運營的社會組織。該機構充當協調當地農戶、食品加工者、環保主義者以及消費者的中介者，負責制定并監督實施食品生產加工的流程標準，確保食品只有在滿足標準后才有資格在當地市場上進行銷售。另外，也有公民智慧、公民投票或公民籌資的情形可歸類為自發式公民眾包。以公民籌資為例，在我國汶川地震1政府的干預下，通過發動城市家庭提供無息借款、幫助受災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的一項眾籌舉措，受助家庭五年內逐年還清借款，通過采用簽訂借款協議、第三方擔保和“五戶聯?！钡扰e措來保證還款。
二、公民眾包興起的動因
基于 Howe 和 Geerts[10]對眾包產生動因的分析，可以總結眾包興起的動因如下：首先，消費者個體擁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在工作之余完成更多經濟任務，消費者不再滿足于被動地接受，更希望積極地作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而存在，消費者正從獨立到相互聯系、從未知到知情、從被動到主動轉變。
其次，開源軟件的發展，促進企業和其他機構應用這一想法以促進其自身的發展。另外，信息的開放和可及性以及生產工具成本的降低也促進了個體積極參與到生產中來。最后，虛擬社區的出現使個體通過網絡組織在一起，更多運用網絡工具創造價值。相應地，公民的知識能力及社會意識的進步、政府和社會組織通過開放治理更好滿足社會需求的期望以及信息技術的推動，使公民眾包的興起成為客觀趨勢。因此，本文對公民眾包興起的動因分析將分別從公民、政府社會組織及技術支持三個角度展開。
（1）從公民的角度。首先，民主權利意識的增強促使公民參與到社會公共產品的生產和管理中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公民的民主意識不斷提高，參與政治和社會管理的愿望也更強烈，公民不再滿足于作為政府管理的被動接受者，而要求信息的對稱性和政府治理的透明性，因此一些公民依托網絡媒介，以圖片文字的形式進行探討、披露，參與到公共管理中。其次，在利他主義動機和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公民志愿加入到公共管理中來。公民眾包是眾包組織模式在社會領域的應用，其社會性更為突出。促使公民參與到社會志愿活動中的動機主要包括事業發展、個人尊重、遵循社會規范、避免負面情緒、學習新技能和利他主義價值觀[10].最后，公民素質和能力的提升使公民能夠將參與意愿轉化為參與行動。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推廣使公民能夠多角度的考慮問題，政府或社會組織將單純依靠自身難以完成的任務發布給大眾，通過協作式的互聯網平臺整合那些散布在每個個體中的專業知識[4].
（2）從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角度。首先，同企業一樣，政府和社會上其他非盈利性機構同樣希望他們的“產品”--交通基礎設施、安全設施、廢物回收系統、公共運輸系統等，能夠最大程度上獲得公民的認可和滿意[9].雖然在公共領域，公民很難自行生產公共產品（如排水系統），但是公民可以通過投票、意見反饋、提出設計方案等形式選擇他們最為滿意的使用形式，通過公民眾包，使得公民以“設計者”的態度來貫徹執行公共管理政策，使公民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滿足。其次，政府、社會組織內部資源是有限的，通過公民眾包實現大范圍政府與公眾間信息資源的共建和共享，既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又節省政府和社會組織的開支，同時通過公眾舉報還可以起到監督反腐的作用。最后，公民眾包更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傳播社會理念的途徑，是社會產品的營銷方式。公民眾包的組織形式靈活、直接、自主的特點，對公眾極具吸引力，公眾在參與公共產品、服務創造的同時也實現了該產品所體現社會理念的傳播和推廣。
（3）從技術支持角度。首先，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公民與政府以及公民之間信息的溝通，政府通過官方微博、網站等公開政務信息，確保了信息的對等性和政府管理的透明性。在信息技術保障下，政府可以通過網絡采訪、網上直播、征求網上評論和網絡互動等方式實現公民眾包的過程。只有通過自由平等的分享信息，才能夠產生可以實現公眾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其次，創新性和操作性強的工具降低了公民的生產成本，使得公民能夠將創意想法轉化為產品。龐大的網絡數據庫，易于掌握的應用程序和編輯工具、廉價的存儲器、數碼產品、智能手機等，不僅便于操作，很大程度上也縮短了公民的創造時間，提升公民創新的效率。最后，網絡虛擬社區的出現將公民聯系到了一起，通過互相協作共同完成公共產品、服務的創造過程。微博、貼吧等虛擬社區不僅是公民互動交流合作創造社會產品的平臺，也是用來識別用戶需求和疑問的重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