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原則之別

“核心利益”近來成為外交界瑯瑯上口的時髦話。從周恩來主持外交以來，一向重視的是中國對世界整體的貢獻。他所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以中國自我為中心的思路，現在竟然如此流行。難到這真的是中國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的結果嗎？還是在進入哲人其萎的物質年代后，中國不得不與資本主義強權所簽訂浮士德之約，以謀一席之地？
在中國傳統的外交智慧中，從來不講自己的利益，而只會講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大群體的利益。這個更大的群體，在帝國時代是天下與兄弟之邦，后來是亞非拉國家，再后來是第三世界。如果講自己的利益，后果會是第三世界沒了、兄弟之邦沒了、天下也沒了。換言之，在傳統智慧中，中國永遠應該是小我，世界才是大我，中國的利益應該放在世界整體利益中考量。而表達世界整體的概念也與時俱進，以前是“天下”，如今是“三個世界”。過去儒家講無為，如今社會主義改講無產階級。固然，此無為之無，非彼無產階級之無，但其間都蘊含了“天下為公”的思想。
“和諧世界”與“負責任的大國”這兩個重要原則的提出，其外交戰略上的意義，皆是為了化解華府面對中國崛起所感到的不安?！柏撠熑蔚拇髧碧岢鲚^早，是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保證中國不會造次；“和諧世界”提出較晚，是重申中國沒有要與美國爭霸的圖謀。不過，這兩個原則還有更深厚的文化涵養，不能單純以戰略理解之。這兩個原則與歐美熟悉的世界政治原則大相徑庭，然而在帝國主義東來導致天朝制度瓦解以降，一度銷聲匿跡了數百年。和諧再度成為江湖中一種理想世界，不能不說是中國實力漸次恢復之故。
中西國際政治原則的差異，當溯及中西文化的比較。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對群己的價值觀不同。中國文化重視群體，歐美文化重視個體。在中國文化下，群體是個體的內涵，沒有群體就沒有個體。但在歐美文化下，個體反而是群體的基礎與前提。美國的外交動輒引用國家利益、核心利益之類的觀念，不在乎旁人感受，而仍能夸夸其談。美國相信，任何國家都應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同理，美國就也堅持，任何群體中的個體，都應該有其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個人，就是所謂“普世人權”。
美國與中國看待世界根本不同之處在于，美國認為個體應該高于群體，故個人應該高于國家，國家應該高于世界。如此，為了個體權利，美國可以理直氣壯干預別國內政，而另一方面，為了美國利益，美國可以理直氣壯犧牲別國人民的人權。但為何美國常常大言不慚，為自己國家利益而犧牲別人的人權？這是因為，當美國作為個體時，這個國家個體的利益一定是最高的，所以其他國家的利益，或世界的利益，或其他國家的人權，相對之下就不重要了。
可是，這絲毫不影響美國主張人權為“普世價值”。在個體高于群體的大前提下，美國高于世界，美國也期待別國認為他們自己高于世界。另一方面，各國人權應高于各國的國家，當然，美國的人權也高于美國的國家。假如各國國民的人權可以低于國家，就等于美國的利益可以低于世界。這就不能接受了。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認為，美國眼中關于中國人權的問題，是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因為美國眼中的中國人權問題，關乎群己關系的根本假設。
中國則是群體文化。外交若以和諧為原則，則中美之間理當存在某種群體倫理，反映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文化情懷。那中國負責任的做法，就是自我克制，不要為一時之氣，而破壞與美國的長遠關系。以至于中國領導人到美國后，竟愿意承受在人權問題上的大肆攻訐而不與辯論。然而，光是要求自己負責，以求維持對美和諧，只能說是做到群體文化的一個面向。如果美國得寸進尺，不知反省，甚至放縱自己，予取予求，就不可能維持和諧。在固有文化的理想中，并不鼓勵鄉愿。既然實踐上總是很困難，所以道統只能“不絕如縷”。
義理與責任之辨
文天祥說，唯其義盡，所以仁至。如果美國的行為破壞義理，則茍且與美國妥協所得到的和諧世界中，中國是沒有辦法負什么責任的，只能流于配合。什么程度的妥協是為了和諧，什么程度的妥協是破壞群體，答案存乎一心，究其本，就在于是否合于義理。也就是說，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只是要求自己容忍，而必須進行判斷。有待判斷的至少有兩件事，一是什么是合乎義理的做法。遇有不合乎義理的做法，就不能相忍配合，倘若不確定是否合乎義理，至少必須先觀察等待。否則，和諧世界反將鼓勵美國片面放縱。
第二要判斷的是，中國自己有沒有實力重振義理。在固有文化理想中，實力不是用來征收好處，而是用來維系“天下為公”。故有實力時，便應該制止美國，指出美國行為的不當。若經判斷，認為自己實力不足，寧可獨行其是，也不能為了和諧而助紂為虐。如今，美國動輒以國家利益為理由，遂行圍堵，已然逾越義理分際。美國所謂期盼中國負更多責任，舉其大者，不外乎三端，一是要求中國協助或分攤介入所謂失敗國家的責任，二是分攤全球治理的成本，三是以“普世價值”之名同意華府干預中國內政。
于今之計，首須厘清中國自己的理想價值，根據群體價值與和諧理想，判斷華府所作所為是否合宜，然后可以決定與華府折沖的原則。既然標舉了和諧世界，那么中國要負的責任除了是治理好自己之外，就不可避免要對世界大事，提出義之所在。和諧世界的達成，一是要求自己不輸出問題到世界，這是今天理解的負責任的大國的內涵；二是保障各國有治理自己的能力，這要求中國培養更大的實力，以能有朝一日提供美國之外解決各國問題的多種思路與資源，化解美國的放縱與自我，這是負責任的和諧。
1980年代以后，國家利益的觀念從西方輸入。也許感覺在外交場合講道理，常講不通，而且中國的道理講一百遍，歐美都聽不明白，或明白了也不相信。但若改講國家利益，一切變得好解決。愈是強權，就愈可以只講國家利益。君不見美國每次背信棄義的時候，就說是美國國家利益。中國崛起之后，也學會用國家利益的觀念與美國溝通，果然看似減輕了外交工作的負擔。對于自己能擺脫意識形態，務實地與美國周旋，斗而不破，讓許多人感到得意，也讓許多觀眾感到佩服。
可是，沒有大我，豈有小我？連“文革”都革不掉的文化心理，外交官何能鏟除？結果，中國人在放棄講道理的舞臺以后，也就失去自己賴以認識世界的大我或群體意識。一時之間，什么是國家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內涵是什么，也就分不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一旦沒有大我或群體的論述當基礎，事事看起來都涉及國家利益?，F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導致外界把中國自我疏離之后表現出來的焦慮，解讀成是中國愈來愈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