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的相同點
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是在繼承毛澤東民營經濟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們在思想基礎、理論依據、主體內容、政策體制等方面，都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
\\( 一\\) 思想基礎相同。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的基礎。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曾做出過符合時宜的民營經濟政策。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經過深入社會調查，提出對于私人經濟的發展，只要法律允許，不但不會阻止其發展，還會加以提倡和獎勵，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紅軍長征過程中，基于對當時形勢的分析與考慮，黨對經濟政策做了實事求是的調整，1935 年 12 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提出了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思想，“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并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
1945 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對新民主主義經濟作了完整的表述，對新中國的經濟做了初步的規劃。他指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是符合孫中山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的，“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在當時生產力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要想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解放前夕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對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作了著重分析，對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形態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將來的新中國會存在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只要是對于社會主義有幫助，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的，無論是何種經濟形態，都要發展和鼓勵。
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對民營經濟發展問題所做的這些論述，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也已經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制定的關于民營經濟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5 年底，毛澤東開始將注意力由社會主義改造轉向社會主義建設，著重研究經濟問題。次年 2月開始，他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等 34 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對經濟建設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調查與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論十大關系》，提出以蘇為鑒，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走自己的道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
陳云適時地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政策，并被 1956 年 9 月召開的八大所接受，成為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和政策的先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等同志針對社會上出現的新問題，提出了新的解決問題的思想觀點和政策措施。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物資供應緊張，品種減少，價格上漲。隨著自由市場的開放，個體工商業開始活躍起來，其中一部分已經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企業。這些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956 年 12 月他三次接見各地工商聯、民建會負責人，并且做出明確表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56 年底和 1957 年初的私營工商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都有所發展。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一向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也顯露出此時毛澤東在多種所有制結構方面已經有所思考。
在新時期，鄧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結合起來，在積極探索公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的過程中，調整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改變了長期以來只用政治標準看待民營經濟的片面觀點，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黨的十三大實事求是地對我國國情作出了科學的判斷，首次論述了民營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為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正了名。不久，由于政治和經濟環境偏緊，民營經濟出現徘徊發展的階段。這段時間雖然黨對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沒有變，但是社會上出現了對民營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的輿論環境，一些人甚至認為發展民營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
1992 年春，鄧小平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視察了南方的深圳、珠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談話，回答了一系列困擾人們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又一次實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超越。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來獎勵、扶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大大推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 二\\) 理論依據相同。
毛澤東、鄧小平的民營經濟思想都來源于當時的實際。民主革命時期，我國長年處于戰爭，經濟落后、人民生活極端困苦，這樣的歷史現狀使得毛澤東早在 1942 年就開始了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初步思考，他提出要“實事求是地發展民營經濟”，才能克服財政上和經濟上的困難，要保護民族工商業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項事業發展嚴重滯后，國際上還面臨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及軍事威脅。毛澤東指出，對于像中國這樣經濟落后的東方大國，資本主義生產力還是有生命力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對社會是需要的，有利的，必須允許其在中國存在和發展。
鄧小平也是基于中國經濟落后的國情，提出生產力不發達就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上世紀中葉，國際上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但是在國內，改革開放初期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貧窮困苦，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差距加大，和周邊國家的差距也日趨明顯。在我國生產力不發達的條件下，必須調整以往對待各種經濟成分的政策，實行國家、集體和個人一起上的方針，把各種潛在的生產力要素變成現實的可推進社會發展的生產力，鼓勵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發展。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打破了過去單一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格局，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
\\( 三\\) 主體內容相同。
毛澤東在探索民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提出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觀點，如發展社會生產力，“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個方面組成”，進而又提出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思想等等。在民主革命時期，正因為黨實事求是地發展了公營經濟和民營經濟，才最終為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支持。當時的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工商業。然而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毛澤東的民營經濟思想沒有最終得到很好的貫徹實施。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民營經濟思想中正確的成分，糾正了其不適應時代發展的成分?！吧鐣髁x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國社會現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我國民營經濟得以萌生，并在黨的十二大后迅速發展，在經歷了兩年的曲折徘徊后，以 1992 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為標志進入高速發展階段。30 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最大的國情，發展民營經濟是適合我國國情發展和需要的。
\\( 四\\) 政策體制相同。
毛澤東對民營經濟采取了利用與限制并舉的政策，既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又限制其不利因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于國營經濟的力量還很有限，加之戰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內還是必要的，在國家無力經營的地方，在私人資本的經營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地方，不能完全排斥其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認識到，當時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現代工業中的很大比重; 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私人資本主義也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是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保護其發展對國家對人民生活都有著重要意義。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生產力落后而且發展不平衡，必須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其中自然包括民營經濟。但是，私人資本主義的性質畢竟是資本主義的，它“處在和國家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競爭的地位”，“有著極大的投機商業資本”，“進行各種商業投機”，因此，發展民營經濟并不是可以無限制地發展。在保護民族工商業，鼓勵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采取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有利于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優勢。這種經濟政策使中國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平“限制、利用”并舉的思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一些腐朽丑惡現象，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以限制民營經濟的局限性和消極作用。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框架內得到了健康的發展。
\\( 五\\) 所起作用相同。
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都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到了指導和推動作用。毛澤東民營經濟思想，對于民主革命時期統一戰線的建立，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對于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設，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鄧小平在總結毛澤東民營經濟思想和理論的基礎上，系統地制定出了更加符合中國實際的民營經濟發展政策，這對于糾正先前民營經濟的錯誤政策、恢復我國的國民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項事業取得了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毛澤東、鄧小平的民營經濟思想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是為了中國的繁榮和富強而提出的，也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
\\( 六\\) 價值取向相同。
毛澤東、鄧小平發展民營經濟最大的愿望就是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毛澤東說: “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p>
鄧小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最高層次的價值取向，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作為工作的原則和標準，把堅持生產力標準與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標準統一起來。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到鄧小平稱自己是人民的兒子，都體現出了我們黨始終把關心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群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堅持把人民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
二、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的不同點
由于國內外局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毛澤東、鄧小平面對的時代背景不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不同，加之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個人思想因素的作用等等，兩人的民營經濟思想也出現一些差異，呈現出繼承中的發展，堅持中的創新。
\\( 一\\) 理論著眼點不同。
毛澤東的民營經濟思想更多地從統一戰線策略的角度，從政治上著眼看問題。鄧小平則著眼于全局，從時代發展的高度去觀察和思考，鄧小平對民營經濟問題認識得更深刻。毛澤東發展民營經濟的動機一方面是為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取得民主革命勝利，另一方面是要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指出要迅速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的面貌，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就是相當長的時期內，盡可能地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在國民經濟恢復后，毛澤東考慮的核心內容是消滅資本主義經濟，1952 年開始的三大改造，就是要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痹谝院蟮慕洕ㄔO和疾風暴雨的政治運動中，民營經濟被不斷封殺，最后被徹底消滅。到 1978 年全國個體經濟只有 14 萬人，私營經濟則為 0。鄧小平基于對民營經濟的深刻認識，認為民營經濟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項發展目標的實現有著重要作用，它不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加快生產力發展，還能活躍市場，滿足人民多樣化需求，在擴大就業、納稅等方面也能夠有重大貢獻。對于民營經濟，毛澤東側重于利用，鄧小平則更側重于發展。
\\( 二\\) 政治思維不同。
毛澤東在處理經濟和政治的關系時，更多地注重了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當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雖在一定時期內重視發展民營經濟，但后來在經濟和政治的關系問題上逐漸出現錯位，以致于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將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轉而排斥、否定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
鄧小平與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最大的不同在于，鄧小平正確地處理了經濟和政治的關系?！敖洕ぷ魇钱斍白畲蟮恼?，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编囆∑缴羁炭偨Y了我黨的歷史經驗及教訓，在民營經濟問題上充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不提倡、不宣傳、不抵制的“三不”態度到承認民營經濟的“必要補充”、“重要組成部分”地位再到“基本經濟制度”。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地發展起來，黨對民營經濟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更加完善，民營企業主被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江澤民指示把“其他各個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這些認識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從根本上解決了許多約束民營經濟發展的認識和理論問題。
\\( 三\\) 判斷標準不同。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堅持以是否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標準判斷各種經濟成分，發展民營經濟，使得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嶄新的面貌。之后，毛澤東逐漸加強了對生產關系的重視程度，篤信只有“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才能適應中國生產力狀況和水平。在此思想指導下，毛澤東否定了自己曾經提出的發展民營經濟的思想，把民營經濟是否存在作為判斷我國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重要依據。鄧小平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使我們黨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了民營經濟。改革開放初期，姓“社”姓“資”的爭論嚴重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及時地提出了“不爭論”的理論，保護了剛剛處于萌芽階段的民營經濟，也為民營經濟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鄧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認識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及作用，要跳出姓“社”姓“資”傳統理論的框架，要根據“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來判斷。判斷標準的不同，必然會得出結論的不同。
\\( 四\\) 實踐成效不同。
從“鼓勵發展”、“利用、限制”、“疾風暴雨式封殺”，再到“不爭論”、“有益補充”、“重要組成部分”到兩個“毫不動搖”，民營經濟在我國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里，民營經濟的發展步履維艱，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起步，曲折、快速發展，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取得了巨大進步。當前民營經濟已經成為社會就業的主要載體，我國主要納稅主體，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毛澤東和鄧小平由于受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的民營經濟思想在諸多方面有著明顯的區別和差異，二者在思想內容、理論基礎、主體內容等方面既承上啟下，一脈相承，又各有側重和內涵。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探討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對于我們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三、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比較的當代啟示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既有著各自的特色和發展，又一脈相承，他們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從不同角度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建設和發展進行著理論探索和實踐，為我們繼續深入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許多深刻的啟示。
\\( 一\\) 認清國情———國情是認清一切問題的關鍵。
毛澤東指出: “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根據?！边@個經典論斷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起到過巨大的作用，在 21 世紀的今天，依然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至理名言。只有認清中國的國情，才能夠認清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才能夠對中國所處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及主要任務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制定出完全符合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
從 1921 年到 1949 年，我們黨領導人民經過 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到抗日戰爭的興起這二次歷史性轉變的艱難歷程。在 28 年中，黨根據國情的不同和戰爭的需要制定出不同的經濟政策，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保證了戰時的需要，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也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由于毛澤東對于國民經濟恢復后的中國國情缺乏正確和理性的認識，制定出的經濟政策超越了當時中國的發展階段，致使國民經濟遇到破壞，經濟增長緩慢。
雖然在黨的八大前后，毛澤東對于中國國情有了一定的認識和反思，一些難能可貴的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思想火花接連迸發，比如“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但是由于受當時“左”的思想的影響，這些非常有價值的思想火花沒能夠堅持和延續下去，但這為以后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經歷了“從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挫折和損失到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三次歷史性轉變，鄧小平領導黨中央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國際國內情況，明確地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 1979 年到1992 年，從農業到手工業，從服務業到工商業，從個體戶到私營企業，從最先對待民營經濟的不提倡、不宣傳、不取締的“三不”態度到“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定等等，不僅保護了民營經濟的最初萌芽，更是對民營經濟的發展方向、經濟定位及合法地位進行了合理的規劃。民營經濟得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沿著健康、高速、科學的發展方向迅猛發展。
實踐證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實踐也證明，不符合國情的經濟政策只能是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損害人民的利益。
\\( 二\\) 群眾路線———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
“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p>
毛澤東在 1945 年的《論聯合政府》中就這樣告誡共產黨人要堅決堅持群眾路線，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耙撓等罕?，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鄧小平在 1992 年也曾這樣告誡過我們，“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黨的群眾路線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是始于毛、成于鄧的。
黨的八大調整經濟政策后，針對出現了一些“地下工廠”、“地下商店”，毛澤東在 1956 年 12 月多次指出，當時出現的自由市場可以“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也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民營經濟參與經濟建設的熱情和創造活力，市場活躍了，產品豐富了。革命是為了人民，改革發展也是為了人民。革命、建設、改革、發展都必須依靠人民。安徽鳳陽縣小崗村 18 位農民包產到戶，最終“大包干”試驗走向成功，就是尊重群眾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的典型例證。對待安徽蕪湖的私營企業———傻子瓜子，鄧小平也曾三次點名保護。這不僅改變了傻子瓜子的命運，也改變了民營經濟的命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中間蘊藏著無窮的創造力。能不能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尊重他們的主體地位; 能不能因勢利導，把自下而上的民間創新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結合起來; 能不能解放思想，擺脫固定思維的羈絆;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對黨和黨員干部的重大考驗。
\\( 三\\) 反對本本———必須堅持與教條主義作堅決的斗爭。
恩格斯在 1895 年就明確表示: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我們都必須研究這種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與教條主義作堅決的斗爭。
在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三次犯了“左”的錯誤，尤其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領導長達四年時間。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傾向，給黨的政治、軍事、經濟工作都帶來巨大的損失，幾乎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在“左”的路線和政策下，民營經濟經歷從瞿秋白“左”傾、糾“左”，李立三“左”傾、再糾“左”，王明“左”傾的環境持續不穩定、政策搖擺的過程，其間，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和“左”傾錯誤作了堅決斗爭，在實際工作中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措施。但是在長期“左”傾政策的打擊和壓制下，民營經濟發展艱難。
20 世紀 70 年代，同樣是由于長期極“左”思想的影響，“四人邦”被粉碎后的兩年中，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都處在徘徊中，在“兩個凡是”的緊箍咒下，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文革”的錯誤路線得以繼續推行。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被極大地束縛住了，撥亂反正和新時期各項工作的開展也受到嚴重阻礙。1978 年真理標準大討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引發了全社會對于判斷政治是非、行為對錯標準的哲學思考，“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除了社會實踐，不可能再有其他檢驗真理的標準?！笔粚萌腥珪倮匍_后，我國現代化建設穩步前進，人民思想統一。改革開放激發了各行各業的活力，也激發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積極性。
1989 年之后的兩年間，國內政治氣氛緊張，“左”傾思想有所抬頭，“是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沖擊社會主義經濟”的說法一時混淆著人們的思想。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中，民營經濟經營者思想波動，生產停滯，規?？s小，經濟下滑。在這種形勢下，1992 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又一次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沖破了束縛人們多年的理論禁錮，解決了一系列困擾人們的重大認識問題，為改革開放指明了路徑。對于改革開放中的若干問題，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何去何從的重大轉折點，“三個有利于”明晰了人們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明確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上，更加明確寫出了“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 分 還 可 以 自 愿 實 行 多 種 形 式 的 聯 合 經營”。這樣一段文字，一個“共同發展”給了民營經濟合理的定位，民營經濟走到了快速發展的春天。1997 年，針對所有制結構問題上“姓公姓私”在理論界的爭論，5 月 29 日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創造性地提出發展多種所有制的新思想，沖破了姓“公”姓“私”的疑惑，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民營經濟又一次得到了政策性支持。
從毛澤東、鄧小平民營經濟思想的發展軌跡來看，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史就是我們黨反對教條主義的歷史，反對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的歷史。在反對教條主義的過程中，我們黨不停地生長、創新、發展和成熟。
\\( 四\\) 不斷創新———創新是黨的活力之源。
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歷了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黨對民營經濟政策的每一個重大調整，都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重新認識和反思的必然結果。理論和實踐的創新始終伴隨著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每一步。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勇立潮頭，關鍵的一點就在于黨的不斷創新。正是不斷創新，才使人們從“兩個凡是”的錯誤中解放出來，破除了個人崇拜，回歸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 正是不斷創新，才使我們重新認識和反思“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從承認個體經濟的存在、允許私營經濟的發展，到“重要組成部分”，再到“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才有了壯大和提升的政策基礎; 正是不斷創新，才使我們從一切思想束縛中擺脫出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正如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只有不斷創新，黨對民營經濟的認識才會不斷深化，政策才會不斷完善，黨認識和運用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才會日趨成熟。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澤東選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上\\) ［M］．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4］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5］鄧小平文選\\(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澤東文集\\( 第 8 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