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史記》一書中，系統闡發了世界歷史不多見且久不為崇洋之國人所關注的自由經濟思想。
１９世紀末，梁啟超指出中國早在“先秦時，此學（生計學即經濟學）之倡，殆與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相頡頏”，首次用西方古典經濟學原理解讀了《史記·貨殖列傳》，認為“與西士所論，有若合符”。自由經濟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個民族都能通過本民族的語言符號來理解它，而自由經濟要獲得本民族公眾的認同，就不能張口斯密閉口哈耶克，只以洋符號來象征自己。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作為本土資源，對中國經濟改革既具有符號價值，即它可以為現代價值觀提供一種中國式的表述，又具有功能價值，即其熠熠生輝之自由經濟思想能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參考和指導，言雖舊言，而理非舊，其命維新。
二、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中國歷史上存在兩次大的轉型，一次是從封建制向郡縣制轉型，一次是從帝制向民主共和制轉型。周秦之際乃中國古代社會一大劇變，是中國當時境內諸侯縱橫捭闔、相互征伐的結果。周制衰亡后，鑒于“天下共苦，戰斗不休”，（《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帝廢除了有利于分權體制發育的封建制度，以“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取代了家族主義，以編戶齊民代替了宗法“人倫”性的族群組織，而實行了一種政治上高度壟斷的中央集權制度，“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①秦朝不施仁政，濫用民力，二世而亡，然百代皆行秦政?！爸袊詽h世已廢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為卿相?！欢x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聽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國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權利，凡二千余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試問歐土專制國有此乎？類此乎？即立憲共和之自由，有不如我國之舊，特非公有國，則無民權耳。非私有國之立憲而何？”
②這種中央集權的帝國－官僚－郡縣，在其初建乃至發展時期，其優越性確如康南海所論?！爸袊瞎庞薪鷩译r形者厥自西周始”，③至秦漢，已經形成近代國家，“由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統的一人專制的基本性格，至漢武帝而發展完成”，④政治權力日益膨脹，成了主宰社會的兩大機制之一。商鞅“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韓非子“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權力）”的名言道出了權力對社會主宰的現實。這就是司馬遷生活時代的政治生態。
東周時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經·小雅》），禮崩樂壞，國滅世絕，“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陪臣執國命”，封建制度瓦解，個人逐漸擺脫小共同體，個人地位提高，個人自由度增加，中國逐漸邁向較為自由的經濟體制，農工商日漸繁榮昌盛。春秋時期，甚至孔門弟子“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結果，“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史記·貨殖列傳》）。戰國初年，經營工商業致富者甚眾，至少有周人白圭、師史，魯人猗頓、曹邴氏，趙人郭縱、卓氏，齊人刁閑，魏人孔氏，山東程鄭。以至于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史記·秦始皇本紀》），足見天下豪富之眾。毋怪乎，戰國之時，“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乘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管子·輕重甲》）。追逐利益的風氣彌漫整個社會，“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一統天下之前，秦雖然厲行法家農戰政策，看上去是重農，其實，其大抵使用商業手段使“利出一孔”。秦之歷代統治者亦多重商，以至富商呂不韋操縱宮廷政治。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史記·貨殖列傳》）。一統天下以后，秦始皇帝轉而“上農除末”（《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是，秦始皇帝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通關塞、修馳道，客觀上有利于降低運輸和交易成本，促進工商繁榮和全國性統一市場的形成?！皾h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貨殖列傳》），“高祖乃令 賈 人 不 得 衣 絲 乘 車，重 租 稅 以 困 辱 之”（《史記·平準書》），是采取重農抑商政策；⑤但是漢惠帝與呂后主政，“復弛商賈之律”（《史記·平準書》），繼之以與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至漢武帝即位時，“網疏而民富”（《史記·平準書》），社會上出現了市場經濟理論中極為推崇的一般均衡狀況，即各行各業的經濟利潤等于零。經濟利潤等于會計利潤減機會成本。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幾十種行業的利潤率，均為２０％，利率亦如此?！百㈦s業，不中二十，則非吾財也?！保ā妒酚洝へ浿盗袀鳌罚┘锤餍袠I的會計利潤均為２０％，由于行業利潤相等，經濟利潤為零。
這得益于漢初統治者奉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自由放任之策?！案粺o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這絕不同于封建制度下個人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待遇均決定于政治力量，即“其富者必其貴者”。
⑥可見，當時，金錢或資本勢力日益膨脹，成了主宰社會的兩大機制之一，通過金錢和市場制約著人類的行為 和 生 活 世 界。這 就 是 司 馬 遷 時 代 的 經 濟生態。
在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理性化、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自由化相伴而生，個人從共同體的依附中擺脫出來，個人主義逐漸興起，人的主體性確立，民族國家興起，官僚體制確立，結果，權力和金錢或資本勢力極度膨脹，權力系統和金錢系統，通過懲罰和報酬來整合整個社會，成了主宰社會的兩大機制。世俗主義、國家主義、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是市場經濟的前提，⑦戰國之后，中國皆已具備，“中國長期存在市場經濟。大約２０００年以前漢朝的偉大歷史學家司馬遷對市場經濟的運行了解很充分，表達得也很充分?！雹嗨抉R遷生活的西漢中期，頗類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因而，其經濟思想具有某種“現代性”。
三、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產生的思想基礎
春秋戰國是中華文化的“軸心期”，⑨諸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爭奇斗艷，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格局，司馬遷處于軸心期基本完成和歷史大轉型的年代，汲取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的養分，根據時代精神，對先秦各家思想進行改造，在經濟思想史上真正做到了繼往圣之學、采眾家之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自由經濟思想來源主要有：
（一）道家。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哲學基礎和主要來源是道家思想，尤其是戰國末至西漢前期發展、昌盛乃至一枝獨秀的黃老之學。
老子的“道德哲學”不僅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形而上基礎，而且是許多法家思想的哲學基礎，如慎到、韓非子等。老子哲學的最高范疇是道，其次是德，其宇宙觀與社會人生觀是一體的，天人合一。道“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老子·四章》），“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老子·三十七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道是宇宙的本體和本源?！叭朔ǖ?，地法 天，天 法 道，道 法 自 然”（《老 子 · 二 十 五章》）?！暗莱o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子·三十七章》）?！拔覠o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五十七章》）。這是無為而治的政治或社會哲學。司馬遷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并將其運用到經濟領域，批判了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說“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史記·貨值列傳》），對有關道家個人修行的部分則不予采納，乃至批判，比如反對寡欲、無欲、崇儉、知足、絕巧去利、不爭、絕圣棄智等。
楊子有言“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楊朱》），這基本概括了其基本思想，人人自私自利，在加上不悉天下奉一人，則天下大治，即無為而治。
黃老之學產生于戰國末期，盛行于西漢前期，主要代表有陸賈、劉安、司馬談?！包S老之學是假托皇帝立言；對老子的思想也有繼承有改造，是 不 同 于 先 秦 老 莊、楊 朱 各 派 道 家 的 新 道家”，⑩它以道家為主，兼采五家而熔鑄成。
“漢初的陸賈是倡議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并以此為指導的‘與民休息’政策的奠基人”，“他（陸賈）把儒家的仁義與道家的無為之教，結合在一起，開兩漢儒道并行互用的學風”，“其書，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錢福：《新語·序》）。陸賈在《新語》中，考古鑒今，以古今成敗之國，特別是秦朝的經驗教訓說明“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新語·無為》）。陸賈對黃老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作了如下描述：“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豈待堅甲 利 兵、深 牢 刻 令、朝 夕 切 切 而 后 行 哉？”（《新語·至德》）劉安對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微言大義進行了進一步的闡發：“故圣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淮南子·原道訓》）?！盁o為”的這種解釋說明了漢初的黃老之學發展到《淮南子》已日臻盡善盡美。
司馬談對黃老之學概括得最精準，他指出：“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暗兰覠o為，又曰無不為。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漢書·司馬遷傳》）。而最精煉、最好的概括是“慎以無 為，從 民 所 欲，而 不 擾 亂”（《漢 書 · 刑 法志》）。黃老之學是司馬遷的家學，是其自由經濟思想的源頭活水。
（二）儒家。后世，特別是近代之不肖子孫言儒家，皆謂其諱言利，重農抑商，眾口鑠金，千古奇冤。其實，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
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儒家思想基礎主要來自于其家學和其儒學師傅。
１．儒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儒家向往之理想時代基本是無為而治?！皣笫?，在祀與戎”（《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對經濟生活干預甚少?！包S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辭下》）?！暗蹐蛑?，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逼湓~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尚書·武成》云：“垂拱而天下治”?？鬃釉唬骸盁o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但是，儒家對無為而治缺乏理論論證和哲學基礎。
２．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肯定人滿足欲望、喜好富貴的本性的觀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孟子曰：“人亦孰不欲富貴”。（《孟子·公孫丑下》）“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惡篇》），“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榮辱篇》）。他們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 · 為 政》），發 對 “道 之 以 政，齊 之 以 刑”（《論語 · 為 政》），要 “見 利 思 義”（《論 語 · 憲問》），不可“放于利而行”（《論語·學而》）。
３．儒家仁政、富民、富國的思想?！白舆m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唬骸雀灰?，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梢娍鬃硬粌H主張富國、富民，而且把“富之”看作“教之”的前提，比較接近司馬遷引用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子 主 張 要 “為 政 以 德”（《論 語 · 為政》），“道千乘之國，敬事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而（冉）求也為之（季氏）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反對“懷利以相接”（《孟 子 · 告 子 下》）、“上 下 交 征 利”（《孟子·梁惠王上》），主張實行仁政，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張“制民之產”（《孟子·梁惠王上》），使民有恒產是仁政的基礎和前提，因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認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荀子·富國篇》）。由此可見，荀子把社會生產看作是財富的本和源，認為只要在增加社會生產的基礎上才能增加整個國家的財富，即實現廣義的富國，而整個國家的財富在“君”和“民”、“上”和“下”之間進行再分配。國富了，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了，百姓的財富和國家的財政收入皆可增長，“上下俱富”，而富國的基本途徑是“強本節用”，“務本節用則財無極”（《荀子·成相篇》）。
４．儒家的分工學說。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謀道”和“謀食”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可見子夏對社會分工有所關注?？傮w上孔子并沒有直接探討分工問題。孟子多次談到分工和交換的問題，以他同許行的門徒陳相的論戰最為精彩，“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 布。子 如 通 之，則 梓 匠 輪 輿 皆 得 食 于 子”（《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不僅充分肯定了農業與手工業之間的分工，而且充分肯定了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社會分工，認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下》）。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亦通功易事。
（三）法家?！胺沂菓饑鴷r期的一個大學派，支派重多，……但從法家學說的產生和傳播來看，可分為秦晉法家和東國法家兩大系統”。
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慎到、商鞅、韓非等，韓非乃秦晉法家之集大成者，后者則以管子學派或謖下學派為代表。
韓非子曰“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認為在經濟生活領域，“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老而供養薄，故民爭……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韓非子·五蠹》）。從宏觀角度，韓非子認為當今之世的特點是爭，從微觀看，個人行為的特點是“自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相“市”。韓非子繼承和發展了商鞅、荀子等認為人性喜富貴好名利的思想，他宣稱“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韓非子·難二》）。韓非子將人性好利的觀點發揮的淋漓盡致，運用到人與人的一切關系：“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人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己也?！嗜诵惺率┯?，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不僅手工業生產者挾“自為之心”、“計算之心”，一切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及家庭倫理關系莫不如此。國家要利用有組織的暴力和物質手段驅使百姓“急耕戰”，把人們的“自為之心”引導到富國強兵的軌道上，為此要除五蠹，“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務而寡趨末作”（《韓非子·五蠹》）。
管子學派認為，“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管子·禁藏》），在欲望的驅使之下，追求財利乃人之天性，“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管子·禁藏》）。雖然基于同樣的人性好利觀點，但是管子學派卻得出了與秦晉法家相反的政策主張，“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
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管子·禁藏》），“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管子·任法》）?？梢?，管子學派主張實行無為而治的自由經濟政策。而且管子學派在此基礎上提出國家干預主義的輕重之策。管子學派認為，商品貨幣流通過程是變化有“數”，即有規律可循，國家挾輕重之勢，通于“輕重之數”，經營工商業，足以影響和控制國民經濟?！笆ト死碇孕旒?，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管子·山至數》）。
總之，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主體是道家，特別是老楊學派和黃老學派，以其他各家思想對其進行了改造和熔鑄，自成一家之言。他從孔子、荀子等儒家和管子、商鞅、韓非等法家處，汲取了肯定人欲的觀點，以改造道家“寡欲”、“無欲”等思想，又堅持了道家“無為無不為”、“無為而治”的基本原則，批判了法家以法調節、控制人欲的國家干預主義，儒家以禮調節、控制人欲的潛在干涉主義；從儒家、法家汲取了富民、富國的思想，改造了先秦道家回歸“小國寡民”的思想，又批判了、法家把富家和富國對立起來的做法，創立了富家與富國相一致的經濟思想；汲取了先秦儒家、管子學派和稷下學派法家重視分工和工商業的思想，改造了道家把分工、技術、工商業的發展看作拂逆人性、違反自然的思想；汲取了商家在發財致富中自由競爭的思想，改造了道家“不爭”的思想，并把自由競爭導致的貧富分化、“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看作“物之理也”。
四、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主要集中在《平準書》和《貨值列傳》，兩者互為表里，司馬遷曾闡述了其作兩文的緣由：“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史記·太史公自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 采 焉。作 貨 殖 列 傳”（《史 記 · 太 史 公 自序》）?！敦浿沉袀鳌肥菑恼鏋楦徽吡?，闡發其宏觀和微觀自由經濟思想，平準書則是對漢武帝統制經濟政策的批判，從反面立論，以攻為守。
（一）人性觀和財富觀。這是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理論基礎。司馬遷繼承和發展了儒、法兩家肯定人的欲望的觀點，指出“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保ā妒酚洝へ浿盗袀鳌罚┧抉R遷肯定了人好財利的天性，高度概括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司馬遷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事例來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史記·貨值列傳》）。司馬遷為發家致富之人立傳，對其大加褒揚，認為：“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史記·貨值列傳》），并將其比作封君，稱為素封，毫無偏見，認為其與封君利潤率大概相當，“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史記·貨值列傳》）。司馬遷不僅認為好財求利是人之性情，而且認為貧窮是可恥的，“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史記·貨值列傳》），對無財富而空談仁義，提出了批評，“無巖處奇 士 之 行，而 長 貧 賤，好 語 仁 義，亦 足 羞 也”（《史記·貨值列傳》）。但是，司馬遷并非主張人可以無限放縱欲望，人欲要受到仁、義、禮、法等的節制，并不能無法無天，其在列舉一系列發家致富的門類和手段后，得出結論：“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記·貨值列傳》）。
奸富即作奸犯科而致富，理應受到道德譴責和法律制裁?！安家缕シ蛑?，不害于政，不妨百姓，不作奸犯科，取之于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史記·貨殖列傳》）。這與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更勝一籌。
（二）自由經濟的運行機制和原理。在利己欲的驅動之下，人人各自任其能，竭盡其力，揚其之長，避其之短，形成了社會分工和地區分工。司馬遷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史記·貨值列傳》）。在這里司馬遷概括了四種社會分工，指出財富的源泉，富國與富家的統一性，并且認為三大產業中“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史記·貨值列傳》），在市場競爭中，“無財作力，少 有 斗 智，既 饒 爭 時”（《史 記 · 貨 值 列傳》），“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獲得正常利潤，如果 想 獲 得 超 額 利 潤，“而 富 者 必 用 奇 勝”（《史記·貨值列傳》），結果“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史記·貨值列傳》）。司馬遷根據實地考察，概括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地區性都會發達情況，全國因地之宜，形成了不同的地區分工。秦漢海內一統，加之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在下者有為有不為，在上者無為無不為，任由市場自發運行，全國形成了統一市場乃至一般均衡，不僅各行各業形成了一般均衡，“佗雜業，不中二十，則非吾財也”（《史記·貨值列傳》），甚至封君的利潤率也是２０％。
其機理在于“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史記·貨值列傳》）“上一段文字表明，在漢朝，起碼在中國某些地區有了市場經濟，有農民、工人和商人從事生產和貿易。市場運行順利，沒有政府干預，并且遵循供求法則。
每個人盡量使自我利益最大化，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協調所有人的經濟活動。上段文字也表明，司馬遷對市場經濟的運行有深刻的了解。他所稱的道，我們現在成為供求法則。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可能很難發現有一段文字對市場經濟提供了一種更加清晰和簡要的描寫?！?/p>
（三）無為而治的“善因論”政策主張。根據人性觀和財富觀、自由經濟的運行機制和原理，司馬遷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其經濟政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應該是對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精準、最簡練的概括。
１．對于“因”的解釋，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曾有精到的詮釋：“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慎子·因循》。）。
２．對于“利道之”，孔子之語作了最為精彩的解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論語·堯曰》）
３．“教誨之”，即孔子所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恥且格”。
４．“整齊之”即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且無恥”，亦如司馬遷所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史記·太史公自序》）。
５．“與之爭”，即國家直接介入生產和流通領域，國有國營，與民爭利，也就是司馬遷在《平準書》中批判的桑弘羊等興利之臣的一些所作所為。司馬遷對于五種政策選擇的排序是有先后、優劣的，當然除了最好“因之”，其它也有其適用的條件。即使“最下與之爭”，司馬遷在《平準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在《貨值列傳》中說：“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這顯然也沒有貶低的意思。當然管子與桑弘羊等興利之臣是有很大區別。這樣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就不是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其經濟政策主張，融貫道家、儒家、法家等，自成一家之言，切實可行，具有現代自由主義的色彩。對于自由競爭的結果，“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史記·貨值列傳》），司馬遷認為國家對此不加干預。
總之，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非常豐富、極其深邃，其道以一貫之，“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既有深厚的哲學基礎，又有扎實的實踐基礎，既有多方面的理論論證，又有整套的政策主張，既有宏觀的富國之學，又有微觀的治生之學，在當時世界上無與倫比，西方亞當斯密《國富論》誕生之前，無人能夠望其項背，唯有亞當斯密能與其頡頏。它與同時的輕重論的國家干預主義雙峰并峙，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思想史上永遠的豐碑。梁任公說“茍昌明其義而申理其業，中國商務可以起衰”，試以中國經濟改革說明之。
五、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意義與啟示
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增長奇跡，統制經濟日消，自由經濟日漲，時至今日，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在國家的主導下逐漸放開，與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若合符契?，F在，中國處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不能張口亞當·斯密閉嘴凱恩斯，言必稱西方，否則，東施效顰，貽笑大方，乃至禍國殃民。要充分認識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符號價值，把西方思想與本土文化資源結合起來，加以改造和創造，中體西用，推陳出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擺脫文化殖民造成的自卑、數典忘祖、崇洋乃至媚外，自成扎根于本土的一家之言，自信、自強、自立，充分發揮司馬遷自由經濟思想的功能價值，根據“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政策優先次序，在國家的政治主導下，厲行變法，逐步調整混合經濟中的統制經濟成分和自由經濟成分，讓已經成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以期實現富民富國強兵，光宗耀祖，振興華夏，德被天下，威服六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