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性質和影響因素-藏刊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確恰當的研究方法在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在內的任何研究領域都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研究方法的應用現狀如何,何為正確恰當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應用和創新方面又會受哪些因素的制約,其未來的發展趨勢又將如何呢,這是本文試圖通過探索而厘清的幾個問題.

一、和而不同: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應用現狀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隨著這門學科從無到有的發展,各時期都涌現出不乏真知灼見的先知者和開拓者,他們的研究方法也皆隨著研究者個人學術立場、時代背景和研究對象的不同而各異.但結合各時期的代表性文獻①,不難看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大概可歸為以下幾類:

第一,文獻研究法.顧名思義,文獻研究法主要圍繞文獻的搜集、鑒別、整理、歸納和評析展開.中國文化歷來文史哲不分家,僅僅就該方法的第一步,文獻的搜集鑒別和整理而言,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剝離、析別出有關中國經濟思想史的資料就已經嚴重考驗研究者定力了,這需要研究者有甘于寂寞的精神追求,還要有常年坐冷板凳的思想準備.所幸,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有這么一些以學術為樂且甘之若飴的前輩,他們在這一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代表性成果有: 巫寶三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及政策資料選輯: 1840-1864》\\( 科學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和《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選輯》\\( 先秦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兩漢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三國至隋唐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宋金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明清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陳紹聞主編《中國古代經濟文選》\\( 全 3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趙靖主編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名著選》\\(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和《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 中華書局 1982 年出版\\) 等.以上成果皆印證了文獻研究法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的重要意義.

孔子聲稱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實他的"述"何嘗不是一種"作",他述的是什么,他以什么標準來挑選述的對象,他又是以什么方式來述的,根據詮釋學的觀點,這本身就是一種根據自己價值取向的再度創作過程.所以,即使是最簡單的文獻搜集、鑒別和整理就是非?？简炑芯空邔W術立場和功力的艱巨工作,更不要談及對這些文獻進行深度的解讀和分析了.而以上成果卻致力于在這一方向做出努力,也的確起到了開拓者啟迪后者的重要作用.

第二,唯物史觀研究法.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著名中國思想史專家李澤厚曾在談到中國思想史研究對象時指出,研究思想史可以用哲學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歷史研究的方法.[1]其實,嚴格地說,唯物史觀研究法應該歸屬于哲學研究和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唯物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對社會意識進行研究,必然用哲學研究的方法,但這種社會意識是在怎樣的社會存在下產生的,其歷史環境如何,產生這種意識的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的生存環境、生存狀況和生活過程如何,這些都是社會存在,是堅持歷史研究方法的歷史語境主義所強調的特定歷史環境.唯物史觀研究法所注重的也是這些.因中國特殊的國情和革命路徑的影響,馬克思主義體系在中國以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深刻影響了眾多研究者,老一輩專家學者尤甚,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奠基者胡寄窗先生.

他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能動辯證關系分析了從先秦到近代中國的經濟思想變遷,寫出了《中國經濟思想史》\\( 三卷本\\) .在序言部分他由衷地感慨: "在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運用毛澤東思想,對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2]8唯物史觀自創立就被視為一種揭示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方法論意義凸顯.直至現在,這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還在深刻影響著包含中國經濟思想史在內的眾多學科.

第三,中外比較研究法.有學者認為所謂比較研究方法就是指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或對象加以對比,以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的一種分析方法.[3]169這種界定實際是圍繞目標指向的求同比較和求異比較而言的.除此之外,就時空而言,還可進行橫向或縱向比較,就性質而言,可進行定性或定量比較; 就范圍而言,可進行宏觀或微觀比較等.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要進行任何一個領域的比較分析都絕非易事,這需要研究者有學貫中西的功力,并能對中外經濟思想史的背景構成、邏輯機理、演化路徑與發展脈絡等都諳熟于心,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所選對象進行正確的比較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思想研究專家葉坦對上海財經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胡寄窗和巫寶三帶領下所形成的比較研究大為肯定,她本人也常常用此方法進行學術研究,其代表作有: 《石田梅巖的經濟思想與儒學》\\( 《哲學研究》1998 年第 4 期\\) 、《中日商品經濟思想比較研究---以石門心學和清初實學為中心》\\( 上、下篇分別見《河北學刊》2005 年第 2 期與第 5 期\\) 和《中日近世商品經濟觀及其現代價值---以石門心學和浙東學派為中心》\\( 《文史哲》2007 年第 4 期\\)等.除此而外,談敏的《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嚴清華的《中日現代化經濟發展思想比較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李超民的《常平倉---美國制度中的中國思想》\\(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2 年出版\\)都是較典型的代表作.

第四,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也可稱為案例研究法,一般是指對某一個體、某一群體或某一組織等具體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地分析,以期了解其發展變化的整個過程."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是選取面上的一點,并對之進行深刻地解讀,使讀者清晰地看到研究對象的全貌.

這種研究法的應用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比比皆是,如韋葦的《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葉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經濟思想》\\(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6 年第 6期\\) 、嚴清華和鄧江峰的《王安石財政思想評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 年第 4 期\\) 、葉坦的《徽州經濟文化的世界走向---〈資本論〉中的王茂蔭》\\( 《學術界》2004 年第 5 期\\) 等.

與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個案研究法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中對研究對象進行一個全景圖式地描述分析,廣度和深度兼備.以葉坦的文章為例,以往談到經濟學,總是以中國引入西方為主,現當代經濟學領域,主要是在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中還可見中國人的貢獻.那么,中國經濟思想和西方經濟思想碰觸的第一步是在怎樣的歷史語境中發生的? 中國人與西方思想的初始聯系是怎樣形成的? 以往很少有人關注這一點,而葉坦則通過《資本論》中惟一提到的一個中國人王茂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抽絲剝繭式的考察,把特定語境下王茂蔭的貨幣思想的提出、這種思想又是通過何種渠道傳到德國并使馬克思將王茂蔭這一名字寫進《資本論》第 1 卷第 3 章的注釋中,進而論證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中國因素和價值,肯定了"中華民族傳統經濟理論對世界經濟學術的發展做出了貢獻"[4].這是個案研究法中一個非常成功的范例.

第五,跨學科研究法,亦稱交叉研究法,是指利用多學科的理論、視角、方法和成果從整體上對研究對象進行綜合研究的方法.現在,各個學科的發展越來越細致,與其他學科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隨著這一趨勢,跨學科研究法已越來越成為一種科研常用方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布坎南、薩繆爾森、托賓等人的學科背景皆涉及多個領域,也許正是這種背景才造就了他們的成就,他們可以從別人從未有過的視角審視研究對象從而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

中國經濟思想史本身特點之一就是多學科交叉,涉及文獻學、考古學、經濟學、哲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等眾多學科.這一特點使得跨學科研究法的應用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也很普遍.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實際就是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綜合,是用地下考古資料檢驗傳統文獻資料,有相當強的驗證功能,所以,這一方法一經提出就受到業內肯定,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也不例外,葉世昌的《中國貨幣理論史》\\( 上,中國金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下,中國金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最具代表性.此外,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 Chen Huan - Chang. The EconomicPrinciples of His School,1911\\) 也堪稱跨學科研究的另一典型代表.胡寄窗特意強調了這本專著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 它是"中國學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國經濟思想名著,也是國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種經濟學科論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5]476,并稱其是破天荒的成績.其實,就方法論而言,陳煥章的最大貢獻是他用典型的西方經濟學模式來分析儒學經濟思想,用西方經濟學原理來討論儒學的生產、消費、公共財政等內容,是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思想進行有機融合的一次成功嘗試.這種跨學科研究法的應用使其到目前為止仍然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自然,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方法絕對不僅僅局限于以上 5 種,但這五種研究方法應該是較為常見的方法.研究者在科研活動中也并非每次只用一種,常常是幾種方法的混合使用.研究方法無最優和次優之說,采用哪一種研究方法往往取決于研究對象、研究者的學術背景等多種因素.多種研究方法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的使用呈現出"和而不同"的特征,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才有可能煥發出蓬勃的生機,不斷向前發展.

二、普適性與異質性: 多學科蓬勃發展背景下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性質

\\( 一\\) 多學科的蓬勃發展與其研究方法的普適性

雖然學界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將科學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人類對世界探索腳步的加快和科技日新月異地發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僅在研究內容呈現出不斷融合交叉的特點,而且還在研究方法上呈現出不斷相互影響的趨勢.也正因為如此,眾學科不斷發展創新,內容劃分越來細致,邊緣性交叉性學科越來越多,眾學科皆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之勢.

在各學科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計算機技術、數學方法等科研方法滲入到各學科的研究體系中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各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呈現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態勢.同時,不難發現,雖然各學科在研究方法上皆有自己的傾向和特點,但質而言之,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融歸納和演繹于一體.

作為弗萊堡學派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之一,德國著名經濟學家瓦爾特·歐根曾對自己的研究方法---顯著特征提煉抽象法---非常自得,認為這種研究方法可以把對歷史事實的考察研究和對理論的抽象提煉結合起來,即可以從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經濟形態中,提煉出某些共同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在此基礎上,形成一般的理論經濟形態.歐根此法實際上是對影響他至深的歷史學派和邊際學派研究方法的一種揚棄,認為自己對純歷史和純抽象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一種有效地借鑒、融合和提升.②應該說,歐根的研究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概括了當前研究方法的基本特質,即將歸納和演繹結合起來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度地本質地考察.這一點在所有研究方法中都可一覓其蹤.

同理,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具有普適性的歸納和演繹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同樣適用.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唐任伍教授對這一點體會頗深: "要實現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在方法論上仍然離不開歷史歸納和邏輯演繹的結合,歷史概括和邏輯抽象是辯證的統一."[6]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必然要對基本的文獻資料進行細致的了解、解讀、分析和概括,這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的過程,那么,概括出來的東西是否科學呢? 畢竟我們無法掌握所有的歷史文獻資料,具有信息的不對稱性,這樣的概括是一種不完全歸納和或然性推理.所以需要演繹法的輔助,即需要從一般到個別的論證,但演繹需要大前提\\( 已知的一般原理或一般性假設\\) 和小前提\\( 關于所研究的特殊場合或個別事實的判斷,小前提應與大前提有關\\) ,這樣才能得出較為準確的判斷.

以胡寄窗對商鞅經濟思想的分析為例,他從商鞅一系列改革措施: 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創立征賦制度,統一度量衡制度,建立轅田制度,實行什五連坐制度等得出結論: 商鞅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改革家,這是明顯的歸納分析.在演繹分析方面,他曾有這樣一個論斷: "作為一個突出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商鞅不鼓勵商業是肯定的"[7]389.顯然,其大前提是"封建地主階級是不鼓勵商業的",小前提是"商鞅是一個突出的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家",結論: "商鞅不鼓勵商業",演繹分析的過程一目了然.類似的例證在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非常常見.所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完全可以把這種具有普適性特點的研究方法運用到平常的科學研究之中.

\\( 二\\)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獨有特點及其研究方法揚棄

1.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特點

葉坦在《中國經濟學術史的重點考察---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創新與發展優勢論析》\\( 《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一文中將本學科的學科優勢歸納為 8 點,筆者深為認同,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這 8 點優勢也是其特點,不過可精煉成以下 4 個方面:

第一,跨學科性與交叉性.中國經濟思想史涉及經濟學、歷史學、文獻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學科,跨學科特點顯著.這一特點直接派生出后一特點交叉性.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這種特點無疑為其發展和創新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來自不同學科的知識和視角進行碰撞和交織,新的學術觀點、學術視角、學術思維路徑很容易在這樣的情境下形成,從而推動學術創新.現在很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往往具有多學科背景就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第二,"中介"作用突出.其實,任何學科都具備將物質與精神、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的橋梁中介作用,但惟獨經濟思想史的"中介"作用力場尤為強大.比如,一幅美輪美奐的作品帶給我們美的享受,僅此而已,其中介作用被局限在小范圍的個體.而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經濟思想一經產生,如果又恰逢其主人是掌握要職的歷史人物,那么歷史的進程可能要因此而改變了.信奉法家思想的商鞅即是一例,他重農抑商、利出一孔的經濟思想奠定了其變法的基調,從而使得中國由奴隸向封建轉變的歷史進程被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第三,積淀中國經濟思想的作用顯著.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從無到有發展至今,其最大的貢獻是將中國歷代經濟思想從承載傳統文化的典籍中剝離出來,并對之進行了有效的整理、歸納、總結和理論提升,從而使豐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思想積淀下來,為系統地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中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亦可發揮"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啟迪作用.

第四,東方特色鮮明.提及經濟學或經濟思想,一般人總是將之與西方聯系起來.甚至長期以來存在這樣一個誤區,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思想或成體系的經濟理論.這種誤解和漠視與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重要地位極不對稱.在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一直處于領跑地位,其先進的意識形態對包括日本、朝鮮在內的眾多亞洲國家影響巨大,而且類似"輕重"、"善因"這樣具有鮮明東方特色的經濟理論在中國歷史演進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曾發揮著極大的指導作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對具有鮮明東方特色的中國經濟思想的漠視就顯得很是突兀,失去了中國經濟思想的參照,西方經濟學和經濟思想也只能以單維度特點呈現.比較中見特質,因此在這一方面,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地位不可或缺.

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的選擇,只有根據這些特點,對以往學界積淀的研究方法進行相應地繼承和發展,才能選擇到合適的研究方法.這就涉及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研究方法的揚棄.

2.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揚棄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特點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異質性.除了借鑒具有普適性的歸納演繹方法之外,還必須對其他研究方法進行揚棄.既是揚棄,肯定是選擇性地繼承和發展.如何選擇呢? 回到文章開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看所選擇的"器"是否對"善其事"有利,換言之,要看所選擇的研究方法能否有效推進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發展.合適的才是正確的,只有根據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特點進行針對性的選擇,才可能做到這一點.

上文所談的文獻研究法、唯物史觀研究法、中外比較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和跨學科研究法是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較常見也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就是契合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特點,所以事半功倍.除此而外呢,有沒有合適的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吸收.答案是肯定的,如計量學方法、統計學方法在研究歷代災荒和賑濟思想時就非常實用,心理分析法在解析某一經濟思想產生的小背景\\( 個人心路歷程和價值取向\\) 時也可起到一語中的的作用.制度分析法在解釋歷代中國轉型時期經濟思想的演變也有較強的說服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可在繼承以往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特點,有選擇地借鑒其他研究方法,這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發展.那么,又該如何取舍、如何促進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進一步發展呢? 這就涉及到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創新問題.

三、視野、學術立場、新科技新資料: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創新的幾大影響因素

決定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創新的因素較多,但較為關鍵是以下幾點:

\\( 一\\) 視野的拓展

視野能否不斷拓展是決定著一門學科能否推陳出新、不斷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以當前在西方經濟學領域的顯學---凱恩斯主義學派為例,從凱恩斯本人的經濟思想到新劍橋學派、新古典綜合派再到新凱恩斯主義; 從兩部門模型到三部門模型再到四部門模型; 從視供給為常態,只著眼總需求不足到考慮總需求、總供給因素; 從只關注宏觀經濟到開始考慮其理論的微觀基礎,凡此種種,凱恩斯主義視野拓展的腳步從未停歇,這種視野的拓展使凱恩斯主義學派的理論不斷完善和發展,這也是成就其今天統治地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實際就是一個視野的不斷拓展過程.從最初較為關注先秦經濟思想發展到對中國歷代經濟思想的全景式展現,從只關注某家某派某個人的經濟思想發展到已盡可能梳理出各時期豐富的典型的經濟思想,從只是純粹對中國經濟思想進行研究發展到利用西方的思維范式和邏輯方法對中國經濟思想進行重新解讀的對比研究,視野拓展的過程相當明顯.僅以最后一種視野為例,從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 1911\\) 到談敏的《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 1992\\) 、李超民的《常平倉: 美國制度中的中國思想》\\( 2002\\) 再至葉坦的《徽州經濟文化的世界走向---〈資本論〉中的王茂蔭》\\( 2004\\) ,中國經濟思想史中的這些經典文獻充分印證了這種視野擴展的歷程.隨著學者們研究視野的拓展,過去我們無比熟悉的內容因為參照物的改變而有了更深刻更豐富的內涵,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發展.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視野拓展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仰視還是鳥瞰,視野不同,看到的東西亦不同,視野決定著研究的高度、深度和廣度.如對商鞅經濟思想的解讀,把它放在狼煙四起的戰國時期之大秦帝國的締造過程,還是放在中華文明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歷程之中,抑或放在世界文明的演進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有多種視野選擇.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種視野對應一種結論,視野的選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研究結論的深度和廣度.

\\( 二\\) 學術立場的確立

社會科學涉及到對社會事物的認識和評價,而這種認識和評價是由有著一定價值取向、階級屬性和民族屬性的具體的人做出的,這必然使得社會科學容易受主觀因素的制約,并因此帶有很強的民族性、階級性和個人色彩.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利益關系往往會影響研究者的判斷,一旦有了"先入為主"的立場,就容易使研究者形成具有強烈主觀色彩的結論.辛棄疾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一語道破玄機.畢竟,研究者是有自主判斷思考能力的個體,而其判斷思考的標準受類似價值取向、個體心路歷程、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民族歸屬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都加強了其主觀色彩.所以,學術觀點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與學術立場緊密相關.

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對這一點很敏感,雖然他是在談及思想史研究時提到學術立場的,但蘊含其中的道理亦適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葛兆光從明清的海防圖、宋人的外部高警惕性、日本學者的近代史研究談及民族認同、國族認同、確立自我與他者的重要性,他甚至認為這是日本近代史研究較為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 "很多日本學者都有相當明確地為當代日本思想'尋根'的意識……從一開始,他們就相當注意分清什么是他者,什么是自我.討論的話題……有明確的日本性,他們格外強調日本思想史的特殊性"[8]344.亞洲、中國、西歐成了研究日本歷史的參考背景,這樣一來,其特質就尤為凸顯.同理,談及中國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兩個成功的研究機構---清華國學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葛兆光同樣將這種學術立場的確立作為這兩大機構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

"他們始終堅持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立場……要使對于中國的解釋權重新回歸中國"[9],并認為這樣的立場促進了現代中國學術之獨立,是這兩個研究機構成功的基礎.中國學術立場的建立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也非常重要.眾所周知,中國在其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了大量蘊含中國特色的經濟思想,如重義輕利、重本抑末、輕重論、善因論、子母相權論、計然之策、農業經濟循環論、恒產論、井田論、金生粟死、利出一孔等,不勝枚舉,如何理解這些思想產生的原因、影響及其本質,用西方經濟學的范式來解析顯然是不通的,如勉強為之,其效果只能是隔靴搔癢,點不透.只有把這些思想放在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去解析,才能得其要旨,事半功倍.

\\( 三\\) 新科技新資料的開發利用

新技術新資料是學術創新的又一大影響因素.以思想史研究為例,20 世紀一系列的考古發現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 敦煌文書、漢簡、大內檔案等.這些新資料使其研究方法的創新成為可能: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很多學者對大內檔案內容采信前的田野調查法紛紛出現.葛兆光因為特別關注精英和經典之外的近乎平均值的社會知識、思想和精神信仰,所以他注意到了以往學者所忽視的資料,如司法檔案、方志、鄉規民約、家規族法、戲曲小說、野史筆記、詩歌謠諺與榜諭文等,這些資料是過去就存在的,但因為視野的轉變被加入到思想史研究中從而變為"新"的資料,而這些資料亦促使其研究方法進一步創新: 思想史與文學史、法律史、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等領域產生交集,這種宏觀視野下的綜合考察使得其研究結論更令人信服.

新資料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作用也是如此.以往學者所關注的大多是《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樣的傳統資料.但一旦我們的視野朝下,就會有很多的"新"資料被發現進而修正或補充以往的定論.宋鄭至道的"士農工商皆本業"理論為學界所識,就是因為學界關注到了以往很少有人關注的榜諭文,他的《諭俗七篇》的《重本業》即對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提出了挑戰和重新的詮釋.他的這一理論比起黃宗羲的工商皆本理論早了五百多年.唐白居易的外貿思想從他的詩文---《新樂府·陰山道》中也可窺其一斑,這一資料也豐富了唐朝的外貿思想.

新科技對研究方法的創新亦功不可沒.當代,隨著科技水平的發展、計算機的普及、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新的研究方法被發現并被應用到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如鄭和下西洋是我國外貿史的一大盛事,在明朝的外貿思想研究中這也是無法繞開的一個案例.但很可惜,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資料嚴重缺失,只有第七次較為詳盡.如何用有限的資料盡量描摹出真實的歷史? 在這一方面,計算機技術和現當代的天文學知識就可以幫助我們.鄭和下西洋時用牽星板根據星辰位置確定方向,也給我們留下了四幅《過洋牽星圖》.現在的我們則可以借助計算機技術和天文學軟件輕易地模擬出以往時間、地點的天象,利用這一技術就可以對以往的傳統資料進行印證和補充,如根據鄭和船隊的星象記載用天文學軟件來確定他們那一天經過什么地方,在什么經度和緯度,進而對傳統資料進行證實或證偽.這一技術同樣適用于范蠡的農業經濟循環論,這一理論也是將樸素的天文學知識和農業知識進行了某種程度綜合的成果,木星的規律循環和農業實踐中的豐穰饑荒結合,促成了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的一種代表性思想的問世.過去對這一思想的研究多采用傳統資料,現在則可將傳統資料和天文學軟件結合,對這一理論進行重新地解讀.

四、審慎的樂觀: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發展趨勢

\\( 一\\) 研究方法的路徑依賴性

中國經濟思想史說到底是對以往中國各個時期的經濟思想進行考察的一門學科,其考察對象又多是以傳統文獻的方式存在的,這就決定了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多是文本中心主義,只關注對經典文本的解讀,這種方法甚至影響了學術的傳承方式,嚴格詮釋經典或借詮釋經典抒發己意都是演化中所產生的方式,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為什么鮮有學者發問: 不管是我注六經亦或六經注我,我們要抒發己意都離不開所謂的六經? 這就是路徑依賴的負面影響了.即使后面出現了一些考古成果,二重證據法也推進了研究方法的演進,但二重證據法需要考古發現的不斷涌現,而考古發現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因素加以疊加的,其出現的頻率和成果的豐厚度都遠遠不及傳統資料,這會在無形之中加強前述的路徑依賴,而這種路徑依賴會大大遏制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發展.

\\( 二\\) 各學科的相互影響及新技術、新工具、新資料的不斷出現

1. 各學科的相互影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經濟學為例,數學、物理學、生物學與心理學等學科都對其產生了影響,前者的研究方法或相關理念被后者引用后,就大大推進了后者的研究.其對應關系如下: 數學對數理經濟學、物理學對非線性經濟學、心理學對經濟學中的不確定性、偏好理論與期望效用理論、生物學對演化經濟學.具體到思想史研究也一樣,心理學在解釋圖騰禁忌思想時就大有用武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鄭大華就對外國學者運用群體心理分析法研究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的研究方法評價頗高,認為其"很有見地".[10]

同樣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耿云志研究員在談到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時也強調"研究方法應當借鑒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傳播學等方法"[11].葛兆光也曾提出,用族群理論來解構我們民族的歷史會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借鑒.中國經濟史思想史研究專家嚴清華等人認為,研究方法的創新,除了通過圖書館資料室搜集資料外,還"必須深入生動的社會經濟實踐中去調查、去訪談"[12],其所談的也是方法借鑒的問題.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對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完全可以借鑒.心理學方法中的群體心理分析和個體心理分析同樣適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群體心理在分析某種思想的普及過程中大有作為,個體心理對解析某一思想家經濟思想形成過程亦大有助益.

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借鑒意義也很顯著: 如其強制性變遷和誘致性變遷可以用來從某種角度解釋中國轉型期某種經濟思想被采用進而升級為國家經濟政策并被落實的一系列過程,西方各學派的財政政策及思想可以用來對比解釋中國歷代的財政思想,西方各流派的貨幣政策及思想可以用來對比解釋中國的貨幣理論及思想,西方的經濟人假設、分配思想及產業結構理論可以用來對比解釋中國傳統義利論中的人性假設,富國富民思想及重本抑末思想等.凡此種種,都說明只要我們擁有善于發現的眼睛,就完全可以采用拿來主義的精神,從其他學科的養料中汲取養分,為我所用,進而推動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

2. 新技術、新工具、新資料的不斷出現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新的科學技術呈現出一種井噴式的發展,而這也為我們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新工具、新資料.考慮到這一因素,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未來發展趨勢也可做樂觀預測.前文所述的考古資料、天文學軟件促進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化發展的例子便是很好的論證.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中國土地清查制度及其反映出的管理思想而言,傳統的研究方法是根據史料記載探討其制度演變和制度所體現的經濟思想,從先秦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到秦的"使黔首自實田",漢代的"案比",北魏的三長檢括,宋代的方田均稅法、經界法、推排法、手實法,金的通檢推排制度,元的經理之法、明朝的魚鱗圖冊等,我們需要調閱大量的歷史文獻,做繁重的案頭工作才能有所得.

著名學者秦暉在其專著《田園詩與狂想曲》\\(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年版\\) 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關中模式",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他也是在辛苦調閱大量的地方資料后才有所收獲的.而現在的衛星傳感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可以幫助我們把每一塊土地通過定位、編號、匯集成圖等方式加以處理,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得到土地分布狀況,進而分析其聚集、分散程度,分析其土質肥瘠、灌溉條件、地理位置等情況,從而可以很輕易地獲得第一手非常詳盡的資料,這非常有助于相關研究的進行.

再者,從廣義的史學觀念來說,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從先秦到近當代的經濟思想及其發展演變規律和本質特征,這里的時空觀是相對廣泛的,以明天的視角看,今天也是歷史.所以把當代經濟思想作為我們的考察對象,新資料不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考古發現,處于歷史轉折期的當代人類對經濟的不斷探索和思考很快就會為我們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新資料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層出不窮,我們在探索過程中需要跟進的研究方法亦會與時俱進.

結合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質,在現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只要能拓展自己的科研視野,擁有自覺的學術立場,及時把握運用新技術新資料,擺脫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創新是大有空間的,其未來發展趨勢也較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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