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推行高工資、一高福利的“高消費”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直接干預了微觀經濟行為，并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奉為圭桌。如何看待這件經濟政策?本文擬作粗淺分析。
\\(一\\) 在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大都宣揚“節欲”、“節儉”。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著眼于國民財富的增長，極力主張節制人們的消費欲望，增加資本積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種經濟思想是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相適應的。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尖銳，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傳統的“節欲論”受到挑戰，凱恩斯消費理論則應運而生。
凱恩斯的消費理論是他的就業理論的一個部分。在名噪一時的就業理論中，凱恩斯把資木主義的危機和失業歸結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實現所謂的充分就業之要害所在，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包括刺激人們的消費需求。他指出:“一切生產之最后目的，都在滿足消費者”。因此，人們應該改變“節儉是美德”的傳統觀念，政府必須鼓勵和指導消費。從整個社會來說，縱然“奢侈浪費”，也是益多害少，因為它有利于提高消費傾向，擴大就業量，使社會財富增長。
二次大戰后，凱恩斯的門徒發展了他的消費理論，系統地提出高消費經濟政策。他們認為，實行高消費對調節國民經濟運行有著積極的作用。他們認為，高消費可以拓寬·市場容量，可以帶來高投資，帶來高就業和高收入。同時高消費政策對資本主義生產周期具有調節作用。
在這種理論影響下，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地推行鼓勵消費的經濟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增加工人的貨幣工資和保障實物工資量的增長;擴大社會福利范圍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擴大消費信貸以吸引居民購買耐用消費品;通過減稅免稅，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消費水平等等。這些政策的持續推行，促使居民個人消費支出迅速增長。美國從四十年代后期開始，“消費主義”就蔚然成風。1945年至1982年，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實際增長116%，而同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增長60%。六十年代是高消費的全盛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每人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大都超過5%，其中日本為16%，西德為11.3%，法國為10.3%，美國為6.7%，英國為6%，消費的增長普遍快于生產的增長，奢侈浪費風靡于資木主義一世界。
高消費經濟政策，從根木上說，是由資木主義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
第一、高消費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基木矛盾激化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產階級為了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不僅殘酷地榨取工人的每一根筋、每一滴血，而且也主張資本家的節欲和節儉。鼓勵消費則被視為荒謬絕倫的異端邪說。進入十九世紀以后，資本主義內在的、生產擴大和市場相對狹小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不斷尖銳。特別是1929一一1933年的世界性特大危機，將資本主義內部的對抗性矛盾暴露無遺。凱恩斯盡管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基木矛盾，但他也無法回避危及資本主義生存的危機與失業，對社會總供給與消費需求的矛盾也不能視而不見。他在《通論》中寫道:“凈所得與消費之差距，乃成為一大問題?！?br>“所得愈大，所得與消費之差亦愈大，設無新奇策略，問題將無法解決?！睘榇?，他一反傳統觀念，提出鼓勵消費的主張。飽受經濟危機困擾的資產階級政府猶如在茫茫大海中撈到一根救命稻草，高消費經濟政策迅即被付諸實行。由此可見，資產階級政府用以對付經濟危機的高消費政策，從根本上說，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產物。
第二、高消費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度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在戰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社會化水平空前提高，社會化大生產對勞動力的新要求引起勞動力再生產條件的巨大變化。一方面，社會化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要求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和范圍日趨擴大。各種耐用消費品，諸如小汽車、電冰箱、電視機等，都成為一般社會需要或生活必需品納入工人的消費范圍。另一方面，高度機械化、自動化的生產過程，對工人的文化知識要求越來越高，勞動者的教育、培養和訓練費用越來越高。資產階級政府實施各種高消費政策，就是與這客觀條件的變化相聯系的，是為資本家提供合格勞動力這一目標服務的。與此同時，作為資本主義企業，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必須以高工資、高獎金來刺激勞動者的積極性，以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
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工資、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無產階級斗爭的結果。戰后，面對日益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斗爭，資產階級和它的政府不得不變換統治手法，采取“懷柔”政策，在某些方面作出一定讓步，用軟刀子來破壞社會主義運動。一方面用高額工資、高額獎金收買工人貴族，另一方面施予“小恩小惠”，以安撫工人的反抗。由于戰后科技革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資產階級能夠通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方法更多地榨取國內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又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通過巨大的國際剝削網，掠奪經濟落后國家。這才可能從巨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來維持高消費經濟政策。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消費政策之物質基礎在于對內、對外剝削的加強。戰后工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并非資產階級良心的發現，而是如馬克思所說的“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br>
\\(二\\) 七十年代之前，高消費經濟政策對于緩和資本主義生產與市場、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擴大和國民收入增長，確實產生了一定影響，可以說是推動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凱恩斯對資本主義危機和失業原因的分析，就木質上說是庸俗的和錯誤的，因而，依據錯誤“診斷”而開據的“藥方”，其“療效”自然十分有限。
進入七十年代以后，長期實行過度消費政策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作用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于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持續推行高消費政策，使投資規模受到限制，投資增長速度不斷下降，經濟走向停滯。消費增長意味著儲蓄的減少和資金來源短缺。以美國為例，由于私人儲蓄率日趨下降，投資增長率也迅速下跌。六十年代，聯邦政府固定資本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7.2%，州和地方政府為5.7%;七十年代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為1.7%和2.3%。這一趨勢，既抑制了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進而抑制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又影響固定資本更新和技術進步，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阻礙經濟的增長。六十年代，美國全部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5.9%，七十年代則為3。1%。北歐的“福利國家”瑞典，六十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增長920億克郎，其中用于消費的660億克郎，用于投資260億克郎，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為28:72;而七十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70億克郎，其中用于消費460億，用于投資僅10億，兩者比例為2，98。由于投資增長率大幅度下跌，整個七十年代瑞典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緯，其中1975一1979年為1.2%，國民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
第二、長期實行高消費，導致物價持續上漲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由于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工資增長較快，而每周工作時間又不斷縮短，這樣企業產品成本提高帶動了物價上漲，又由于社會福利支出不斷增長，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不得不一再增加貨幣發行量，通貨膨脹日趨嚴重。此外，在七十年代經濟停滯條件下，工資卻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商品供求不平衡也導致消費物價上漲。據統計，五、六十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物價上漲率每年平均2.6%，而從1971一一1978年，則高達9%。雖然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惡性通貨膨脹不能完全歸咎于高消費經濟政策，但高消費政策作為一個主要原因則是顯而易見的。七十年代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為抑制通貨膨脹，采取凍結工資、削減社會福利等政策，就從另一角度說明了這一問題。
第三、持續的高消費經濟政策，還是導致對外貿易狀況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者，高工資、高福利的一部分要轉化為產品成本，不利于商品出口，二者，在國內消費支出持續增長條件下，為彌補需求的膨脹性缺口，往往要求增加商品進口。其結果是外貿逆差的擴大。
第四、由于高消費的刺激，一些奢侈品工業和一些腐朽墮落行業迅速擴大，既對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資源造成巨大的浪費，加劇了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不平衡問題，也造成其它一系列社會問題，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
\\(三\\) 刺激消費作為戰后資本主義世界廣泛運用的經濟政策措施，是否也適用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呢?我以為，答案是否定的。
就理論上說，在社會生產總過程中，首先是生產決定消費。消費的對象是生產的結果，消費方式的演變決定于生產方式及其發展水平。因此馬克思寫道:生產“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95頁\\)當然，消費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環節，既是生產的最終完成，又對生產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對生產有重要的反作用，是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一原理，概括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辯證聯系，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經濟政策、處理好生產與消費關系的重要依據。而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只強調了消費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并且不適當地把它置于起決定性作用的地位，以超過生產增長的過度膨脹性消費需求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是不利一學的。
就我國基本國情而論，一則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于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因而，逐步地提高人民群眾的消費水平，由低消費向較高消費水平過渡，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二則我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底子薄、人口多、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經濟還相當落后，較高消費水平的目標不可能一下子就能達到。這兩者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是生產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這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由此，我們唯一正確的抉擇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加社會的總供給，并在這基礎上有計劃地、切實地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反之，如果不考慮經濟的發展水平，不顧現實與可能，不適當地宣揚高消費和鼓勵高消費，只能加劇我國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的矛盾，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
從近年我國改革、開放、搞活的實踐來看，由于有的同志片面地接受西方經濟學的消費理論，不切實際地宣揚高消費，給我國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造成一定困難。事實表明，主張高消費是造成1985年消費基金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國當前正處在新舊兩種體制更替的時期。在微觀方面，企業行為的理性化還需要一個過程，不適當地宣揚高消費，必然引起工資攀比、獎金攀比，造成企業產品成本的提高與競爭能力的下降。不僅如此，有些企業為了支付高工資、高獎金不得不大量擠占生產資金，技術得不到改造，甚至連擴大再生產也遇到困難;在宏觀方面，國民經濟的調控機制尚不完善，宣揚高消費容易造成消費基金急劇增長。
由于消費不能有效地刺激生產性投資增長，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不平衡狀況更為嚴重。為了適應消費膨脹而引起的貨幣流通量增長，往往會引致通貨膨脹，為彌補消費膨脹缺口而增加消費品進口，又將加劇外貿不平衡。此外，消費基金的膨脹，必然限制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影響積累和消費的合理比例，阻滯國民經濟的發展。
最后還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消費經濟政策是以加強國際國內剝削為基礎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國際經濟聯系中格守平等互利原則。這決定了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完全依賴于國內人民的努力。所以在今后一個時期中，要進一步發揚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精神，提倡增產節約和增收節支。只有當社會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了，提高我國人民的消費水平才有現實的基礎。
\\(一\\) 在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大都宣揚“節欲”、“節儉”。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著眼于國民財富的增長，極力主張節制人們的消費欲望，增加資本積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種經濟思想是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相適應的。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尖銳，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傳統的“節欲論”受到挑戰，凱恩斯消費理論則應運而生。
凱恩斯的消費理論是他的就業理論的一個部分。在名噪一時的就業理論中，凱恩斯把資木主義的危機和失業歸結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實現所謂的充分就業之要害所在，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包括刺激人們的消費需求。他指出:“一切生產之最后目的，都在滿足消費者”。因此，人們應該改變“節儉是美德”的傳統觀念，政府必須鼓勵和指導消費。從整個社會來說，縱然“奢侈浪費”，也是益多害少，因為它有利于提高消費傾向，擴大就業量，使社會財富增長。
二次大戰后，凱恩斯的門徒發展了他的消費理論，系統地提出高消費經濟政策。他們認為，實行高消費對調節國民經濟運行有著積極的作用。他們認為，高消費可以拓寬·市場容量，可以帶來高投資，帶來高就業和高收入。同時高消費政策對資本主義生產周期具有調節作用。
在這種理論影響下，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地推行鼓勵消費的經濟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增加工人的貨幣工資和保障實物工資量的增長;擴大社會福利范圍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擴大消費信貸以吸引居民購買耐用消費品;通過減稅免稅，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消費水平等等。這些政策的持續推行，促使居民個人消費支出迅速增長。美國從四十年代后期開始，“消費主義”就蔚然成風。1945年至1982年，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實際增長116%，而同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增長60%。六十年代是高消費的全盛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每人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大都超過5%，其中日本為16%，西德為11.3%，法國為10.3%，美國為6.7%，英國為6%，消費的增長普遍快于生產的增長，奢侈浪費風靡于資木主義一世界。
高消費經濟政策，從根木上說，是由資木主義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
第一、高消費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基木矛盾激化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產階級為了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不僅殘酷地榨取工人的每一根筋、每一滴血，而且也主張資本家的節欲和節儉。鼓勵消費則被視為荒謬絕倫的異端邪說。進入十九世紀以后，資本主義內在的、生產擴大和市場相對狹小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不斷尖銳。特別是1929一一1933年的世界性特大危機，將資本主義內部的對抗性矛盾暴露無遺。凱恩斯盡管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基木矛盾，但他也無法回避危及資本主義生存的危機與失業，對社會總供給與消費需求的矛盾也不能視而不見。他在《通論》中寫道:“凈所得與消費之差距，乃成為一大問題?！?br>“所得愈大，所得與消費之差亦愈大，設無新奇策略，問題將無法解決?！睘榇?，他一反傳統觀念，提出鼓勵消費的主張。飽受經濟危機困擾的資產階級政府猶如在茫茫大海中撈到一根救命稻草，高消費經濟政策迅即被付諸實行。由此可見，資產階級政府用以對付經濟危機的高消費政策，從根本上說，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產物。
第二、高消費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度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在戰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社會化水平空前提高，社會化大生產對勞動力的新要求引起勞動力再生產條件的巨大變化。一方面，社會化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要求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和范圍日趨擴大。各種耐用消費品，諸如小汽車、電冰箱、電視機等，都成為一般社會需要或生活必需品納入工人的消費范圍。另一方面，高度機械化、自動化的生產過程，對工人的文化知識要求越來越高，勞動者的教育、培養和訓練費用越來越高。資產階級政府實施各種高消費政策，就是與這客觀條件的變化相聯系的，是為資本家提供合格勞動力這一目標服務的。與此同時，作為資本主義企業，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必須以高工資、高獎金來刺激勞動者的積極性，以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
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工資、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無產階級斗爭的結果。戰后，面對日益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斗爭，資產階級和它的政府不得不變換統治手法，采取“懷柔”政策，在某些方面作出一定讓步，用軟刀子來破壞社會主義運動。一方面用高額工資、高額獎金收買工人貴族，另一方面施予“小恩小惠”，以安撫工人的反抗。由于戰后科技革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資產階級能夠通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方法更多地榨取國內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又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通過巨大的國際剝削網，掠奪經濟落后國家。這才可能從巨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來維持高消費經濟政策。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消費政策之物質基礎在于對內、對外剝削的加強。戰后工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并非資產階級良心的發現，而是如馬克思所說的“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br>
\\(二\\) 七十年代之前，高消費經濟政策對于緩和資本主義生產與市場、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擴大和國民收入增長，確實產生了一定影響，可以說是推動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凱恩斯對資本主義危機和失業原因的分析，就木質上說是庸俗的和錯誤的，因而，依據錯誤“診斷”而開據的“藥方”，其“療效”自然十分有限。
進入七十年代以后，長期實行過度消費政策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作用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于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持續推行高消費政策，使投資規模受到限制，投資增長速度不斷下降，經濟走向停滯。消費增長意味著儲蓄的減少和資金來源短缺。以美國為例，由于私人儲蓄率日趨下降，投資增長率也迅速下跌。六十年代，聯邦政府固定資本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7.2%，州和地方政府為5.7%;七十年代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為1.7%和2.3%。這一趨勢，既抑制了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進而抑制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又影響固定資本更新和技術進步，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阻礙經濟的增長。六十年代，美國全部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5.9%，七十年代則為3。1%。北歐的“福利國家”瑞典，六十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增長920億克郎，其中用于消費的660億克郎，用于投資260億克郎，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為28:72;而七十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70億克郎，其中用于消費460億，用于投資僅10億，兩者比例為2，98。由于投資增長率大幅度下跌，整個七十年代瑞典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緯，其中1975一1979年為1.2%，國民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
第二、長期實行高消費，導致物價持續上漲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由于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工資增長較快，而每周工作時間又不斷縮短，這樣企業產品成本提高帶動了物價上漲，又由于社會福利支出不斷增長，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不得不一再增加貨幣發行量，通貨膨脹日趨嚴重。此外，在七十年代經濟停滯條件下，工資卻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商品供求不平衡也導致消費物價上漲。據統計，五、六十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物價上漲率每年平均2.6%，而從1971一一1978年，則高達9%。雖然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惡性通貨膨脹不能完全歸咎于高消費經濟政策，但高消費政策作為一個主要原因則是顯而易見的。七十年代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為抑制通貨膨脹，采取凍結工資、削減社會福利等政策，就從另一角度說明了這一問題。
第三、持續的高消費經濟政策，還是導致對外貿易狀況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者，高工資、高福利的一部分要轉化為產品成本，不利于商品出口，二者，在國內消費支出持續增長條件下，為彌補需求的膨脹性缺口，往往要求增加商品進口。其結果是外貿逆差的擴大。
第四、由于高消費的刺激，一些奢侈品工業和一些腐朽墮落行業迅速擴大，既對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資源造成巨大的浪費，加劇了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不平衡問題，也造成其它一系列社會問題，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
\\(三\\) 刺激消費作為戰后資本主義世界廣泛運用的經濟政策措施，是否也適用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呢?我以為，答案是否定的。
就理論上說，在社會生產總過程中，首先是生產決定消費。消費的對象是生產的結果，消費方式的演變決定于生產方式及其發展水平。因此馬克思寫道:生產“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95頁\\)當然，消費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環節，既是生產的最終完成，又對生產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對生產有重要的反作用，是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一原理，概括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辯證聯系，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經濟政策、處理好生產與消費關系的重要依據。而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只強調了消費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并且不適當地把它置于起決定性作用的地位，以超過生產增長的過度膨脹性消費需求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是不利一學的。
就我國基本國情而論，一則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于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因而，逐步地提高人民群眾的消費水平，由低消費向較高消費水平過渡，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二則我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底子薄、人口多、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經濟還相當落后，較高消費水平的目標不可能一下子就能達到。這兩者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是生產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這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由此，我們唯一正確的抉擇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加社會的總供給，并在這基礎上有計劃地、切實地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反之，如果不考慮經濟的發展水平，不顧現實與可能，不適當地宣揚高消費和鼓勵高消費，只能加劇我國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的矛盾，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
從近年我國改革、開放、搞活的實踐來看，由于有的同志片面地接受西方經濟學的消費理論，不切實際地宣揚高消費，給我國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造成一定困難。事實表明，主張高消費是造成1985年消費基金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國當前正處在新舊兩種體制更替的時期。在微觀方面，企業行為的理性化還需要一個過程，不適當地宣揚高消費，必然引起工資攀比、獎金攀比，造成企業產品成本的提高與競爭能力的下降。不僅如此，有些企業為了支付高工資、高獎金不得不大量擠占生產資金，技術得不到改造，甚至連擴大再生產也遇到困難;在宏觀方面，國民經濟的調控機制尚不完善，宣揚高消費容易造成消費基金急劇增長。
由于消費不能有效地刺激生產性投資增長，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不平衡狀況更為嚴重。為了適應消費膨脹而引起的貨幣流通量增長，往往會引致通貨膨脹，為彌補消費膨脹缺口而增加消費品進口，又將加劇外貿不平衡。此外，消費基金的膨脹，必然限制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影響積累和消費的合理比例，阻滯國民經濟的發展。
最后還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消費經濟政策是以加強國際國內剝削為基礎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國際經濟聯系中格守平等互利原則。這決定了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完全依賴于國內人民的努力。所以在今后一個時期中，要進一步發揚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精神，提倡增產節約和增收節支。只有當社會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了，提高我國人民的消費水平才有現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