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短期來說，美元匯率指數仍然處于上升周期，人民幣還有進一步貶值的壓力；從長期來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很大的升值空間；特朗普時代中美之間的博弈，很可能會促成人民幣大幅升值。
兩種貨幣匯率水平以及波動方1水平（符合利率平價理論）；長期來說則取決于兩國物價的相對水平（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所有其他因素對匯率所產生的影響，基本上是間接通過對利率或物價水平的作用而傳遞的。不過，以上的短期趨勢和長期趨勢的有效性，需要在一個市場化的環境中。
人民幣國際化與匯率市場化趨勢。
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要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上被做為定價、支付、流通、儲藏手段的接受程度；匯率市場化，就是要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匯率水平，這兩者是互相有關系的。
資本自由流動的基本趨勢。
如果考察一個封閉社會，資金受到嚴格管制，那么，匯率趨勢就沒有討論的價值，未來的走勢圖可以被政府“劃”成任意形狀。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并逐步融入世界經濟：中國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開始國際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成為世界第二大投資輸出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在這種形勢下，包括讓資本在國際自由流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成為必然的選擇，同時也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
首先，人民幣在國際上需要有更廣泛的接受程度，使中國商家在國際貿易中更有可能采用本幣結算。目前內地企業多數還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簽合同，不得不承擔現金流在幣種上的錯配帶來的匯率風險。
其次，讓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可以提高國內商家的投融資能力和運作效力。目前國內商家到國外進行投融資活動，不得不應付繁瑣和嚴格的審批環節，還要承擔匯率波動所帶來的額外投資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內外金融市場需要為人民幣提供各種交易工具，比如，外匯遠期交易、期貨交易、期權交易等等。通過這些交易工具，商家可以做各種保值增值的活動，同時也提高資金和資本的流動效率。
中國在2016年10月正式被接受為SDR（特別提款權）的成份貨幣，基于履行相關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也需要繼續改革，讓人民幣更加國際化，匯率更加市場化。當然，這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需要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監管當局需要有能力應對隨時出現的突發事件以有序引導市場，有較完善的金融市場運作機制，市場參與者普遍對外匯風險有了解，金融市場有足夠的交易工具被用于風險對沖等等。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應該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其實，QDII、QFII、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滬港通、深港通等都屬于這個改革過程的環節。這些舉措的特點，就是政府在“放水”以前，都設定了“閥門”,可以隨時“擰松擰緊”,甚至關閉。
“三元悖論”匯率市場化帶來的挑戰。
詹姆斯·米德（J. Meade）在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米德沖突（Meade Conflict）理論，認為在開放經濟社會中，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蒙代爾（Munde ll）在20世紀60年代又提出“不可能三角”（Impossibl etriangle）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999年進一步提出“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Trinity），明確指出上述三個目標最多只能滿足其中兩個目標。
通過香港的港幣匯率制度，可以理解以上理論。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必須保證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一個目標）；港幣在1983年開始確定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維持一美元兌付7.8港幣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第二個目標），不過，香港政府完全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第三個目標）。香港金融管理局完全按照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行事，尤其是息率調整，幾乎亦步亦趨。每次美國聯儲宣布調整基準利率水平，香港總是在第二天宣布同方向，甚至同比例的利率調整。為什么香港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為按照上述的利率平價理論，美元加息的情況下，港幣如果不同步和同比例加息的話，必然會導致部分香港資金流向美國，導致港幣貶值，從而沒法達到匯率穩定的目標。
顯然，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流動的改革，將讓中國貨幣管理當局面臨重大挑戰--未來必須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性方面做出取舍。理性抉擇的原則，不外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在資金可以自由流動的前提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哪個目標更重要呢？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前者無疑是更重要的。貨幣政策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手段之一，如果不能保持獨立性，當中國的經濟周期與美國不一致，就會很被動。
匯率穩定目標當然也重要。不過，當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足夠高，就有足夠的“柔軟性”去適應匯率市場的波動。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美元在外匯市場普遍先大跌后大漲。其中日元當天的振幅達到4.52%（比2017年第一周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震幅還大），一個月內的振幅更達到18%!不過，這么大的振幅，對美、日經濟并沒有造成特別明顯的影響。對于美、日這種成熟經濟體的參與者來說，本來就該有思想準備。沒做避險安排的，還有那些炒外匯的人呢？只好自認倒霉--認賭服輸嘛！前國家貨幣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最近提出，中國不必害怕“匯率波動”.筆者贊同這個觀點。政府不是保姆，不必對商家的決策“大包大攬”,應該讓大家自己去應對市場的波動。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進一步完善各項市場機制和規則，盡量保障一個公平高效的市場環境，同時要讓經濟參與者明白相關風險以及可選的避險方法。事實上，在一個市場化的環境中，貨幣貶值，并不全是壞處。貨幣貶值隨后會改善貿易條件，緩解國內通脹壓力。匯率波動本來就是市場機制發生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不過，在中國人還不大適應國際外匯市場激烈波動的情況下，循序漸進的策略是對的，讓各方面都有個學習過程。國內經濟各方面的市場化改革也要積極推進，讓匯率市場化的運作有一個好的環境。
很多人對外匯儲備缺乏正確的認識。外匯儲備是國家代國民持有外國的貨幣。外匯儲備減少（或被稱之為“流失”），只是說明國民用本幣換取外幣去持有外國的權益，或者去清還外國的債務，并不是白白損失了。外匯儲備的規模有一個合適的水平，并不是越多越好，能夠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就可以了。事實上，外匯儲備太多，管理上也很困難。中國似乎從來沒公布過外匯儲備的投資回報率。目前巨額的外匯儲備是在過去38年中陸續購入的，總體來說，這段時間美元貶值幅度較大?？梢韵胂?，按照人民幣計價的話，外匯儲備這么多年的總體回報會是虧損的，而且是巨額的。筆者建議，有關部門應該估算一個合適的外匯儲備規模，比如按照G D P某一個比率，控制總體水平。中國到2016年底還持有超過三萬億美元的儲備，大約是日本的2.5倍。如果參照日本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約四分之一算，中國只需要保有約2.5萬億美元就可以了。
兩種貨幣匯率水平以及波動方1水平（符合利率平價理論）；長期來說則取決于兩國物價的相對水平（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所有其他因素對匯率所產生的影響，基本上是間接通過對利率或物價水平的作用而傳遞的。不過，以上的短期趨勢和長期趨勢的有效性，需要在一個市場化的環境中。
人民幣國際化與匯率市場化趨勢。
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要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上被做為定價、支付、流通、儲藏手段的接受程度；匯率市場化，就是要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匯率水平，這兩者是互相有關系的。
資本自由流動的基本趨勢。
如果考察一個封閉社會，資金受到嚴格管制，那么，匯率趨勢就沒有討論的價值，未來的走勢圖可以被政府“劃”成任意形狀。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并逐步融入世界經濟：中國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開始國際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成為世界第二大投資輸出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在這種形勢下，包括讓資本在國際自由流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成為必然的選擇，同時也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
首先，人民幣在國際上需要有更廣泛的接受程度，使中國商家在國際貿易中更有可能采用本幣結算。目前內地企業多數還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簽合同，不得不承擔現金流在幣種上的錯配帶來的匯率風險。
其次，讓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可以提高國內商家的投融資能力和運作效力。目前國內商家到國外進行投融資活動，不得不應付繁瑣和嚴格的審批環節，還要承擔匯率波動所帶來的額外投資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內外金融市場需要為人民幣提供各種交易工具，比如，外匯遠期交易、期貨交易、期權交易等等。通過這些交易工具，商家可以做各種保值增值的活動，同時也提高資金和資本的流動效率。
中國在2016年10月正式被接受為SDR（特別提款權）的成份貨幣，基于履行相關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也需要繼續改革，讓人民幣更加國際化，匯率更加市場化。當然，這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需要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監管當局需要有能力應對隨時出現的突發事件以有序引導市場，有較完善的金融市場運作機制，市場參與者普遍對外匯風險有了解，金融市場有足夠的交易工具被用于風險對沖等等。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應該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其實，QDII、QFII、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滬港通、深港通等都屬于這個改革過程的環節。這些舉措的特點，就是政府在“放水”以前，都設定了“閥門”,可以隨時“擰松擰緊”,甚至關閉。
“三元悖論”匯率市場化帶來的挑戰。
詹姆斯·米德（J. Meade）在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米德沖突（Meade Conflict）理論，認為在開放經濟社會中，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蒙代爾（Munde ll）在20世紀60年代又提出“不可能三角”（Impossibl etriangle）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999年進一步提出“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Trinity），明確指出上述三個目標最多只能滿足其中兩個目標。
通過香港的港幣匯率制度，可以理解以上理論。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必須保證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一個目標）；港幣在1983年開始確定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維持一美元兌付7.8港幣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第二個目標），不過，香港政府完全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第三個目標）。香港金融管理局完全按照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行事，尤其是息率調整，幾乎亦步亦趨。每次美國聯儲宣布調整基準利率水平，香港總是在第二天宣布同方向，甚至同比例的利率調整。為什么香港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為按照上述的利率平價理論，美元加息的情況下，港幣如果不同步和同比例加息的話，必然會導致部分香港資金流向美國，導致港幣貶值，從而沒法達到匯率穩定的目標。
顯然，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流動的改革，將讓中國貨幣管理當局面臨重大挑戰--未來必須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性方面做出取舍。理性抉擇的原則，不外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在資金可以自由流動的前提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哪個目標更重要呢？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前者無疑是更重要的。貨幣政策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手段之一，如果不能保持獨立性，當中國的經濟周期與美國不一致，就會很被動。
匯率穩定目標當然也重要。不過，當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足夠高，就有足夠的“柔軟性”去適應匯率市場的波動。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美元在外匯市場普遍先大跌后大漲。其中日元當天的振幅達到4.52%（比2017年第一周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震幅還大），一個月內的振幅更達到18%!不過，這么大的振幅，對美、日經濟并沒有造成特別明顯的影響。對于美、日這種成熟經濟體的參與者來說，本來就該有思想準備。沒做避險安排的，還有那些炒外匯的人呢？只好自認倒霉--認賭服輸嘛！前國家貨幣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最近提出，中國不必害怕“匯率波動”.筆者贊同這個觀點。政府不是保姆，不必對商家的決策“大包大攬”,應該讓大家自己去應對市場的波動。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進一步完善各項市場機制和規則，盡量保障一個公平高效的市場環境，同時要讓經濟參與者明白相關風險以及可選的避險方法。事實上，在一個市場化的環境中，貨幣貶值，并不全是壞處。貨幣貶值隨后會改善貿易條件，緩解國內通脹壓力。匯率波動本來就是市場機制發生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不過，在中國人還不大適應國際外匯市場激烈波動的情況下，循序漸進的策略是對的，讓各方面都有個學習過程。國內經濟各方面的市場化改革也要積極推進，讓匯率市場化的運作有一個好的環境。
很多人對外匯儲備缺乏正確的認識。外匯儲備是國家代國民持有外國的貨幣。外匯儲備減少（或被稱之為“流失”），只是說明國民用本幣換取外幣去持有外國的權益，或者去清還外國的債務，并不是白白損失了。外匯儲備的規模有一個合適的水平，并不是越多越好，能夠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就可以了。事實上，外匯儲備太多，管理上也很困難。中國似乎從來沒公布過外匯儲備的投資回報率。目前巨額的外匯儲備是在過去38年中陸續購入的，總體來說，這段時間美元貶值幅度較大?？梢韵胂?，按照人民幣計價的話，外匯儲備這么多年的總體回報會是虧損的，而且是巨額的。筆者建議，有關部門應該估算一個合適的外匯儲備規模，比如按照G D P某一個比率，控制總體水平。中國到2016年底還持有超過三萬億美元的儲備，大約是日本的2.5倍。如果參照日本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約四分之一算，中國只需要保有約2.5萬億美元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