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外貿易中采取的發展模式至關重要，早在中國加入ＷＴＯ之前，我國經濟學家曾經就我國在入世后采取何種對外貿易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研討，主要圍繞中國對外貿易中應采取比較優勢發展戰略，還是競爭優勢發展戰略展開辯論。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培育國家競爭優勢是目前應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而茅于軾教授則認為“中國仍處于欠發達階段，競爭優勢發展戰略不適合中國目前實際情況，中國依然要采取比較優勢發展戰略開展對外貿易”。學者們幾年的激烈辯論并未就這一關鍵問題達成共識，最終這一大討論沒有形成統一結論。因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不明確，這對于近年來國際貿易發展迅速的中國來說隱患越來越大。
一、我國國際貿易發展存在的問題
２１世紀以來，爆發了多次經濟危機，加之我國外貿政策本身長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巴苿咏洕鲩L”顯得力不從心，因為公允價值反映的是現時價值，要求交易行為是公平的。然而在實際的國際市場交易行為中，總是存在盈虧的，“推動經濟增長”的假設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有假設中的金融產品存在一個可觀察到的、公開的活躍市場才可以實現。
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這種國際貿易市場并不一定存在，大部分的貿易都會由于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而不滿足這種要求，在次貸危機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假設并不是永遠成立。在國際貿易估值方面存在著一定的主觀性而且缺乏必要的金融工具內控監督。在相關資產、負債不存在活躍市場或實際成交時，其公允價值的計算確定往往帶有企業對其價值的主觀判斷。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推動力，但也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環境代價。
我們生存的環境本身就具有一種“環境價值”，破壞環境的活動造成了巨大的“負價值”的活動。例如，汽車的成本中除勞動力價值和自然資源外，還應當包括汽車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環境成本和潛在的交通事故損失等負價值，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經常忽視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成本，從而導致綠色貿易壁壘成為制約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導致許多出口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誠然，經濟增長由國際貿易推動，這一過程是通過最終方式———出口來進行。但出口增長應是由高附加值的產品推動的，產品的高附加值是通過提高產品技術含量來實現，而通過國際貿易可以帶動技術引進來實現。
與此同時，金融機構盲目競爭與法人經營矛盾日益尖銳。金融機構發展迅速并日益重要，是適應國際貿易發展的結果，但因其規模數量巨大因而要成為單獨的群體，依賴于體制框架的科學定位和調整。金融機構作用的積極發揮與金融機構累積風險的化解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金融機構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埋下了較大風險，如存貸比例超出正常值，不良貸款日益增加等。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企業與部門仍不顧自身競爭優勢，形成盲目跟風的羊群效應?！把蛉盒笔且环N典型的非理性行為。國際貿易中，如果沒有掌握準確信息情況下，會容易受到其他貿易者影響，做出和其他投資者同樣的行為，過度依賴所謂“世界形勢和潮流”，沒有自己主見。這種“羊群行為”在國際貿易中很常見。能夠影響羊群行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決策者的個性特征、輿論與政策、貿易者的信息處理能力、賭博心態和求利心態等都會造成“羊群效應”的產生?！把蛉盒崩碚撜J為，人們自信心會受到行為與其結果的影響。假如公開信息對他的國際貿易操作行為進行了否定，那么這位參與者的自信就會有所減少，自信心會有些動搖。
二、完善我國國際貿易的措施
當前我國國際貿易特點有內部性與獨立性、規劃性與變動性兩點。內部性與獨立性是指我國國際貿易是全國一盤棋，但各地仍有一定獨立性和地方保護性。尤其不同地區經濟發展道路、方式等方面不同之間，客觀上差異明顯。這就要求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國際貿易模式。雖然我國各地之間都存在縱向和橫向關系且相互之間交流廣泛，但是經濟道路及發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特點，各個區域經濟又是相對獨立的實體，獨立發展自己區域，因此，我國國際貿易具有一定的內部性和獨立性；規劃性與變動性是指為減少實際國際貿易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發展，統籌各行業經濟，從而實現整體持續發展，需要有一個經濟發展整體規劃，也就是從總體把握，高處著眼，規劃出我國各個地方、各行業內各經濟單元的貿易方式、相互關系等一系列整體計劃。
然而，實際情況會變，經濟發展也在變動，經濟發展本身及國外進出口也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國際貿易要根據實際不斷調整，適應時代變化。在此基礎上，我國國際貿易發展要實施以下措施。
首先，是與國際標準接軌，突破綠色瓶頸制約，達到貿易和環保的雙贏。生態經濟學的興起始于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生態經濟學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在１９６６年最先提出，１９８８年成立的國際生態學會（ＩＳＥＥ）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探索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規律的一門學科進入科學范疇。生態經濟是站在經濟學立場上對經濟活動進行研究，因此，必須與國際標準接軌，充分利用生態經濟學，才能達到貿易和環保的雙贏。
其次，是完善金融機構的建設與運作。當前，我國對信用社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在地市級以上城市將各信用社重組為規模較大的地方性商業銀行，在縣一級城市將各信用社并入農村金融系統，降格、歸并、撤銷資不抵債農村信用社，對信托投資公司則實行兼并重組或破產的辦法解決，大大完善了金融機構的架構，提高了其運作效率。
再次，是理性分析市場情況與自身優勢。公開信息對于國際貿易的行為有著一定的影響。在一定的時間內，有非常多人采取同樣的交易行為，且輿論達到或者超出一定的數量時，“羊群效應”就會自動產生。例如，某地區看到電子產品的國際市場火爆而投資電子產品，卻忽略了自身的農業產品優勢或文化產業優勢等，因此，只有理性分析市場情況與自身優勢，才能促進貿易可持續發展。
最后，是完善經濟理念，改進交易策略。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之后，赫伯特·西蒙提出了完全理性交易理論，這只是一種理想模式，現實中的“經濟人”假說對實際中的交易作用不大。有限理性采用滿意和有限理性標準，拋棄“經濟人”而采用“社會人”，交易理論的研究領域大為拓展，產生有限理性交易理論這一新的理論。這個理論趨近現實，主張人的理性是一種有限理性，處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間。
在市場完全信息博弈中，有兩種交易策略：純交易策略和混合交易策略。在每個信息給定條件下，只能選擇一種特定交易策略，這個策略為純交易策略，可以用效用表示收益。如果在每個信息給定條件下只以概率為標準選擇不同的策略，稱為混合交易策略，只能以預期效用表示收益。純交易策略在概率選擇上構成混合交易策略，這才是我國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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