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 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時期。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在各地軍閥割據混戰的風雨飄搖中度過；南京國民政府初期，中國社會經濟雖然經過了 10 年時間的正常發展，但在 20 世紀 30 年代在中國剛剛恢復了關稅自主權之后，中國社會經濟又很快地被卷入到了長達 8 年之久的抗日戰爭和 3 年之久的國內戰爭之中，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因為戰爭而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被捆綁在為戰爭服務的這輛戰車上，呈現出一種畸形的發展態勢。盡管如此，在思想理論界，研究者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理論探索，與民國以前的時代相比，這一時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思想有了更新的發展，達到了對于它的時代來說比較成熟的地步。同時，其對當今的對外貿易活動也有一定的啟示。
一、民國對外貿易思想的新發展
首先，從理論研究視野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研究的視野更加廣闊。他們不僅進一步探討和研究前時代的研究者們涉及到的問題，而且，現代對外貿易理論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如關稅政策問題、稅率標準問題、匯率問題、對外貿易政策與制度等，在該時期的對外貿易思想研究中都有涉及。特別是關稅和匯率這兩個問題，在這一時期受到了應有的重視，而且有了十分明確地認識，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關稅不能自主，稅率不是固定而是協定，海關行政權也完全喪失，中國經濟慘遭摧殘。而在產業落后的國家，關稅是抵制外國廉價商品沖擊本國市場、保護本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武器；匯率是一個國家調整對外貿易以達到爭奪國外市場、擴大本國商品出口目的的主要手段。思想的發展總是走在歷史的前頭，在中國關稅主權還未恢復之前，他們就旗幟鮮明地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恢復關稅主權，當中國關稅主權問題即將解決的時候，他們又為關稅政策等問題而進行思索。匯率問題在這一時期受到特別重視，這在當時的對外貿易環境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說明當時思想理論界已經認識到科學地利用調整本幣與外幣的兌換率這一特殊手段，對于擴大本國商品出口和限制外國商品進口都能起到重大的調節作用。
其次，從理論探索的認識程度來看，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的理論探索更加細密、更富有理性思辨色彩，理論認識也更進一步深化和更切合中國實際。譬如對于中國對外貿易中存在的入超問題，堵塞漏卮，減少入超，一直是研究者們關注的主要問題，而對外貿易入超也確實嚴重危害了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所以，在以往的對外貿易思想中，如何改變對外貿易逆差幾乎成了研究者們共同的思想指向。在民國時期，入超問題同樣嚴重存在，并且呈現出一種繼續發展的勢頭，但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對中國入超問題的看法，卻不再是持有入超有害論這種一邊倒的看法，而是立足于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開始以冷靜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表現出了更為現實更為辯證的思想方法。再如對于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兩大貿易政策的討論，在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那里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共識，即僅僅將其視為服務于中國工業化建設目標的手段，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二者之間并不是絕對對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情況下發展中國民族經濟所必需采取的不同手段。政策只是手段，而發展才是目的，無論是自由還是保護，都是要服務于發展中國民族工業這個根本目標的。為了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可根據具體情況，在某些領域開放貿易，在某些領域則實施貿易保護，圍繞工業化的原則，靈活運用政策手段實行對外貿易調控。
再次，從對外貿易與工業化的關系來看，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找到了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應有的位置，即不是以工業化為對外貿易服務，而是對外貿易服務于工業化的總體需要。中國工業落后，國民所得以及一般生活水平都極為低下，國家也因貧而弱。要改善中國的經濟狀況，使國家富強起來，非積極發展工業化不可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認識。雖然在甲午戰爭之后，對外貿易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就開始提出了以工立國的問題，但是，最初重視工業的思想是圍繞對外貿易來談論工業發展問題，以工業的發展作為對外貿易的強固基礎。而到了民國時期“，工業化”是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進行一切對外貿易理論研究的基本歸宿，他們普遍為自己的理論研究確立了一個服務于工業化的總體戰略目標。高舉工業化旗幟，把服務于國家的工業化建設作為對外貿易活動的基本宗旨，緊緊圍繞著工業化建設需要來進行自己的對外貿易思想研究，因此，不管他們的觀點有多大的差異，其思想指向卻是共同的，即都圍繞著發展民族經濟、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樣一個共同的思想目標。
二、民國對外貿易思想對當今的啟示
民國時期的對外貿易思想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思想資料具有寶貴的歷史價值，其不少思想成果即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當代對外貿易活動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1、要始終捍衛國家的主權
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一環。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主要是通過對外貿易的方式反映出來。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就被套上了不平等條約與協定關稅的枷鎖，關稅不能自主，外國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有租界并享有領事裁判權，這造成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以外國人為主動，中國反居于被動的地位。對外貿易關系表現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進入民國時期，不平等條約與協定關稅依然存在，嚴重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和經濟的發展。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開始通過外交上的努力，希望能夠謀求中國關稅自主的恢復。到了 1930 年，中國的關稅主權表面上似乎已經能夠獨立自主，但是在事實上，卻仍然要處處照顧到西方人的利益，因此，中國仍然不能實施主動的國稅政策，入超年年增加；而國內市場上衣食住行所需，幾乎無一不仰給于海外市場；國內產業，幾乎瀕于崩潰破產的境地。要帝國主義自動地放棄在中國的特權，這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而當時的中國又不可能通過武力斗爭向發達國家宣戰討回已失利權，只能通過外交上的努力。而已失利權首先就表現在作為國家主權象征的關稅主權上，所以，在政府為挽回已失利權努力的同時，對外貿易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深感當時經濟危機的嚴重，滿腔熱忱為中華民族關稅主權的恢復而倡言疾呼，他們著書立說，紛紛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恢復中國的對外貿易主權。如朱進撰寫《中國關稅問題》的專著，揭露了喪失海關主權給中國所造成的種種危害。孫中山發出了要奪回海關主權的吶喊。馬寅初從關稅與實業之間的關系來闡述中國必須要收回關稅自主權，他指出，我國關稅因受人束縛，毫無自由可言，嚴重阻礙了中國實業的發展“，關稅權不收回，中國實業永無發達之望。進言之，中國非收回已失利權，絕無發展之可能也?！蹦屡撼踉凇疤窖笊虅諘h”上嚴正提出恢復稅權的要求；漆樹芬把喪失關稅主權看作是比失去臺灣、割掉香港更為嚴重的危害，呼吁人們必須將改訂稅約、要求關稅自主當作是我國四萬萬人的第一應盡的天職等。
雖然不平等條約與恢復關稅主權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復存在，但他們利用思想武器捍衛國家主權的精神卻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人們學習和借鑒的。
2、總體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目標要非常明確
從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思想發展歷程來看，總體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目標非常明確，那就是緊緊圍繞如何實現中國工業化建設需要這一總體目標來進行對外貿易思想研究，工業化是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進行研究的理論歸宿。因此，盡管他們的觀點各異，然而殊途同歸，尋求中國社會民族經濟的發展、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他們思想的共同指向。歷史雖然過去了幾十年，但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緊迫感和危機感絲毫不亞于當年。今天，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業化程度還要進一步提高。所以，就今天的發展目標來說，當前我國不僅仍然有一個如何工業化的問題，還面臨著一個“包容與可持續的工業發展”問題，且這個問題正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重大緊迫問題。要實現包容和可持續的工業發展，重點是提高工業化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使更多人減貧；同時必須走新型工業化之路，更加注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發揮人力資源作用、管理創新與技術進步，努力實現轉型發展、綠色發展，使工業在發展中升級，在升級中發展。所以，就我們國家而言，我們仍然需要民國時期思想理論界研究者們那種緊迫的危機感，以旗幟鮮明的“包容與可持續的工業發展”為目標，繼續堅持發展和民生優先，進一步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實施創新驅動，優化產業結構，使對外貿易活動的各個方面，都圍繞工業化而且是新型工業化的需要來安排和部署，使對外貿易真正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3、正確認識并根據中國的國情制定對外貿易政策
任何時代的對外貿易理論研究都必須從本國的國情實際出發。從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思想中可以得出，在關于對外貿易政策的主張中，主張實行保護貿易政策是一條主線，貫串了整個民國時期。人們清楚地認識到自由貿易政策只適用于經濟發達國家，而即使是經濟發達國家，也未必能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至于如何實行保護貿易政策以及保護的程度如何等，各人的具體主張仍不盡相同。但是在關于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兩大貿易政策的討論中，他們的認識達到了充分理性化的成熟的地步，即僅僅將對外貿易政策視為服務于工業化建設目標的手段。如馬寅初雖然主張保護關稅、國家統制經濟政策，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否定自由貿易給一個國家的經濟帶來的積極意義。張毓珊批評在對外貿易政策抉擇上盲目照搬西方貿易理論的行為，將其稱作是“奴隸們的學問”，是“舶來品的經濟學”，要求人們在看待問題上應該有自己的正確立場，應該從中國還是一個落后國家的現實情況出發來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對外貿易政策。朱伯康認為“自由貿易，實為各民族經濟最高之理想”，它雖然可以促進國際分工、經濟發展以及各國的生產專業化，但是“自由貿易最大之缺點，在只顧到先進國家輸出貿易之利益，而忽略各民族經濟狀況之參差，及各民族自求獨立發展之權利”，工業落后國家只有經過一定時期的貿易保護才能發展民族工業，最終達到與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的水平，“故保護關稅為達到自由貿易所必經之階段”。所以，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并不是絕對對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情況下發展民族經濟“所必需采取之不同手段”。這些思想對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為了一國經濟的發展，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政策手段實行對外貿易調控。政策只是手段，而發展才是目的，不管是哪種政策，都要圍繞工業化的原則服務于工業化這一目標。
4、要重視對外貿易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
對外貿易并不是一種孤立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它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一部分，是在國內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乃至國際環境的大系統中進行運作的。所以，國際國內環境的制約或者促進，在任何時代都是對外貿易衰敗或者繁榮的重要因素。民國時期有不少的研究者，非常重視對外貿易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在國際環境方面，馬寅初強調對外貿易競爭應在中外商人權利、地位平等的條件下才能有效地進行并獲取效益，他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改變“袒洋抑華”的傾斜政策，改變中國商界由于不平等條約而造成的被動、不利地位；穆藕初在國際會議上特別呼吁與會諸國，希望共同致力于創造和平、友誼、平等、發展的國際環境。在國內的經濟環境方面，有不少的研究者們提出過交通運輸問題、稅則問題、幣制問題、對外銀行問題、保險問題等等，要求整個社會經濟環境要適應對外貿易的發展。如朱進認為，國內交通不便、運輸阻滯、稅則繁瑣、幣制紊亂、銀行不發達等都嚴重地遏止了對外貿易的發展，他要求政府致力于這些方面的改革；穆藕初提出了要改變國內經濟環境的要求，他從貨幣制度、對外銀行、對外航路、國內交通方面指出了影響對外商務發展的四個障礙，對于這些障礙必須加以除去和改進；武育干指出，我國對外貿易不振在經濟上的原因主要表現為“產業不興”，而造成產業不興的原因就在于“我國經濟組織及制度之不良”，諸如交通機關不完備、關稅制度不良、國外匯兌危險、貨幣制度紊亂、金融機構不健全、勞動能力薄弱等。在國內的政治環境方面，穆藕初在太平洋商務會議上提出“，中國年來政治多故，實為發展商務之第一障礙?！焙髞?，穆藕初在上海商科大學對學生演講商務問題時，又再次提出“內政之紛亂為發展商務最大阻力之一”。只有改良政治，商務發展的前途才能“漸臻佳境”。武育干感嘆道，“國內政治之不清明，足以阻礙我國貿易之發展?！?。盡管當時的研究者們提出的許多具體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復存在，但他們重視對外貿易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思想在當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需要重視對外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仍然需要在改造對外貿易環境上下功夫。
5、要以大無畏的勇氣迎接世界經濟的挑戰
工業落后國家，在參與世界經濟競爭過程中，難免一時處于被動的不利的局面。處在此種情況下，是關閉國門還是以大無畏的勇氣迎接挑戰？對此問題，民國時期思想理論界的研究者們的態度非常明朗，他們對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因此都要求以積極的態度加入世界經濟潮流，以期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爭得一席之地。如朱進認為，盡管中國處于對外貿易不利的地位，但通商不僅對外人有利，對己國也有利，所以政府應該完全掃去“知目前而不顧將來”、通商“于外人則有利，而于己國則有損”的通病狹陋之思想，“忍目前之痛苦，以求發達于將來”；馬寅初主張開放貿易，反對一味使用高額關稅的保護政策，他相信“外國商人競爭之壓迫，將促進實業蛻變和急進”。穆藕初說“：一國對于國際間之關系，適如個人對于社會，不能遺世而獨立?！彼J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離開國際經濟環境而“遺世獨立”，任何一國的經濟發展，都必須匯入到世界經濟的潮流之中；閉關鎖國，離群索居，是民族經濟進步之最大障礙。在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嚴重入超的情況下，相當一些人主張要救中國“不必注重國際貿易”，甚至企圖關閉國門自我發展，顧翊群則指出：“這一派的主張，便是鎖國經濟的采取和世界經濟的放棄”；“茍我們不需要利用外資，或對于國際貿易不愿意注重，完全恢復閉關自守的狀況，則入超當然沒有。但中國經濟因此將更加惡化?！睂幙弦粫r承受些損失，也不能關閉國門而放棄在世界經濟總趨勢中求得發展的機遇。這些認識，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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