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貿易開放度不斷快速提升,形成沿海區域的貿易開放度明顯高于內陸地區的格局;但與此同時,地區發展差距問題突出。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已形成了差距明顯的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地區發展不平衡不但違背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改革初衷,更是直接挑戰社會穩定這一改革和發展的基本保障,已越來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
本文研究如下問題:
\\(1\\)貿易開放在多大程度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產生了影響;
\\(2\\)貿易開放是否縮小了中國區域間的發展差距,進而促進中國區域經濟收斂。
\\(3\\)貿易開放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了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或區域經濟收斂。
由于導致中國區域差距擴大的最重要因素是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內陸地區,回答第一個問題相當于回答了第二個問題。以上問題的研究對于全面客觀評價貿易開放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制定科學合理的貿易政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伴隨經濟增長中的區域發展不平衡,貿易和地區差距的關系成為各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從理論層面看,根據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遜模型,貿易開放能夠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和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推動一國達到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但Prebisch\\(1950\\)和Singer \\(1950\\)均指出,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由于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出口的工業品價格不斷下降,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開放會導致前者面臨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結構性問題。Young \\(1991\\)考慮到國際分工的性質也提出,貿易開放可能推動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專門化生產初級產品,這些產品沒有多少可以/干中學0的空間,從而降低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經濟率。因此,他們主張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保護來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
20世紀60~70年代,第二代發展經濟學家對戰后初期部分發展中國家因實施貿易保護和進口替代而引致扭曲和低效率的問題進行了檢討,受此影響,各國加快了貿易自由化的步伐\\(Krueger,1978\\)。近些年來,學者嘗試對貿易在促進技術創新、國際技術外溢、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的作用進行探討,以深入研究貿易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Cameron等\\(2005\\)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開放引進技術或學習和吸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獲得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
由于理論研究對貿易開放與地區差距的關系未能形成定論,加上計量分析技術的發展和統計資料完善, 90年代中期學者開始轉向實證層面的研究。Sachs等\\(1995\\)采用122個國家的數據,并用關稅率度量貿易開放度,檢驗了貿易開放對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貿易開放國家比實行貿易保護的國家具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Frankel等\\(1999\\)研究表明貿易開放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效應。然而,這些結果的穩健性很快就引起學者的批評, Rodrigues等\\(2000\\)在指出傳統研究實證方法存在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重新考察了貿易開放的經濟增長績效?。他們利用140個國家的數據估計制度、地理環境以及貿易對一國收入水平的影響,結果發現一旦控制了制度變量,貿易的增長效應不再顯著。近期研究關注貿易增長效應在各國所表現出的異質性。Chang等\\(2005\\)在實證模型引入貿易與教育、通脹、基礎設施等變量的交互項,檢驗了貿易對增長的效應如何依賴于一國的先決條件,他們認為只有滿足一定條件時貿易才具有增長效應。
國內側重于從出口導向戰略的角度評價國內出口增長的經濟績效,沈程翔\\(1999\\)發現中國出口和產出之間存在雙向因果的聯系,但不存在協整關系。然而,孫焱林\\(2000\\)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和出口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據此他認為,出口導向型戰略不具有普遍的經濟增長意義,中國應該適時采取進口替代戰略。黃玖立等\\(2006\\)則從市場規模角度實證發現,國內地區市場規模和出口開放顯著地影響了各省區人均收入的增長率。盛斌等\\(2011\\)借助工具變量GMM方法實證檢驗了貿易開放、國內市場一體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貿易開放對人均GDP的作用隨時間增強,并且貿易開放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貿易開放對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更顯著。
前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本文研究特點在于: \\(1\\)以往研究很少關注貿易開放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動態面板系統GMM和外部工具變量法以控制內生性問題,從而修正傳統研究中貿易開放增長效應的有偏非一致估計; \\(2\\)從多個角度進行穩健性檢驗以保證結論的可靠性; \\(3\\)以往文獻較少關注經濟增長與貿易間相關性背后的作用機理,本文實證考察了貿易開放影響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為采取綜合措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更詳細的依據。
2、 貿易開放區域差異與地區增長差距:1990~2010
由于漸進的改革開放策略導致地區對外貿易政策的差異性,加上天然的地理優勢差異,沿海省份與內陸省份的貿易開放度表現出較大的差距?。圖1描繪1990~2010年中國沿海和內陸地區的貿易開放度的變化趨勢??？梢?沿海地區貿易開放度遠遠高于內陸地區,并且二者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圖2顯示1990~2010年中國各省際人均實際收入的離散系數,及沿海省份與內陸省份在人均實際GDP \\(1990年=100\\)均值上的比率?？梢?中國省際人均GDP的離散系數在上世紀90年代不斷上升,直到21世紀初才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中國區域發展差距在上世紀90年代不斷擴大,近年來又呈現逐步縮小的態勢。如果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比值來衡量,該比值在2004年之前總體上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直到2004年之后,這種不斷上升的趨勢才發生轉變,說明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發生了緩解。
圖3顯示了各省區在1990~2010年期間的貿易開放度均值與人均收入均值之間的直觀關系,貿易開放程度越大的省區,其人均收入也越高。
綜上,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沿海地區與內陸省份在貿易開放度上的巨大差異是形成其發展差距的重要因素。
3、 計量模型、變量與數據
借鑒已有研究經濟增長文獻\\(Beck等, 2000\\),本文將貿易開放度引入到經典增長回歸方程中,采用動態面板回歸方法,實證考察貿易開放對地區增長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構建如下形式的計量模型:
lnYit=A0+ fi+DlnYit-1+BlnOpenit+UXit+
3．1 人力資本與貿易開放的互動
模型中人力資本和貿易開放的交互項lnOpen*lnhuman是為了考察人力資本稟賦在貿易開放影響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是否具有橋梁作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9\\)指出,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就越容易接觸到國際前沿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因而國際貿易有助于促進技術創新和實現世界技術擴散。然而,通過國際貿易實現技術趕超的必要條件是技術相對落后國家具備較強的技術吸收和/二次創新0和能力。Ben-David \\(1999\\)研究發現發達國家不會將新技術通過貿易渠道帶到人力資本水平低的東道國。符寧\\(2007\\)也實證發現,基于進口貿易的國際技術溢出對中國技術進步的促進效應受制于國內人力資本水平。綜上,發達國家通過貿易對東道國的技術擴散效果可能取決于當地的人力資本積累。
3．2 專業化分工與貿易開放的互動
模型加入交互項lnOpen*Primary-sector和lnOpen*Industrial-sector是為了考察貿易開放的增長效應是否依賴于地區的專業化分工。Ro-drigues等\\(2000\\)、Chang等\\(2005\\)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技術水平較低的傳統部門具有比較優勢,貿易開放將推動其專門從事那些不能產生長期增長率的經濟活動,因此其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在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遜的模型中,貿易自由化通過促進專業化分工影響產出的水平以及構成,在傳統農業上的比較優勢意味著當地缺乏通過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變量Pr-imary sector定義為地區i第t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該值越大表示該地區從事傳統農業的專業化程度越高。Industrial sector表示地區i第t年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該比重越大意味著該地區工業化程度越高,由于工業發達的地區通過貿易開放更容易接觸到國際前沿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我們預期貿易開放對工業省份的增長效應要強于其對農業省份的效應。
本文樣本為1990~2010年28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由于西藏和海南數據缺乏,本文分析不包含這兩個省份,重慶在1997年變成直轄市,將其1997后數據并入四川省計算\\)。為保持樣本數據的一致性,數據均來自5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6、各年份5中國統計年鑒6以及分省統計年鑒。為消除異方差,對變量均做自然對數處理。
4、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內生性問題和計量方法
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也會導致更高的貿易開放度。一旦貿易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模型的內生性問題難以避免。此外,由于本文設定的是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也是典型的內生變量。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會導致參數估計的非一致性。為控制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由Arellano和Bover \\(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統GMM估計法來估計參數。該方法基本思路是:一方面采用差分方程來消除固定效應,并使用自變量的水平滯后項作為差分項的工具變量;另一方面又使用差分項的滯后項作為水平項的工具變量,以此來增加工具變量的個數從而解決水平滯后項的弱工具變量問題。
4．2 實證結果
表1報告了實證模型\\(1\\)的估計結果?；貧w模型\\(1\\)~\\(3\\)是為評估貿易開放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應,其中\\(1\\)使用系統GMM方法來估計;\\(2\\)采用一階GMM估計; \\(3\\)為了減少商業周期波動對估計結果的影響,對變量每3年取平均值后再采用系統GMM估計。模型\\(1\\)~\\(3\\)估計結果顯示,貿易開放度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從而貿易開放度越大的省區其經濟增長率也越高,這與改革開放以后廣東、福建等省份貿易開放度提升而獲得快速增長,中西部省份利用國際市場明顯落后而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的事實相符,這結果與Kanbur and Zhang \\(2005\\)的結果一致。
回歸模型\\(4\\)~\\(6\\)是為了檢驗貿易開放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機制。為避免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采取每一回歸模型僅驗證一種機制的策略。模型\\(4\\)中,交互項lnOpen*lnhu-man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貿易開放對人力資本水平高的省區具有更有利的增長效應,人力資本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果,它是充分吸收和利用發達國家技術溢出的一個重要條件。這結果跟符寧\\(2007\\)的結論類似?；貧w\\(5\\)中,交互項lnOpen*Primarysector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貿易開放對第一產業占GDP份額高的省區具有更為不利的效應?；貧w\\(6\\)中,交互項lnOpen*Industrial sector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從而貿易對工業發達省區的增長效應更為顯著,這表明貿易開放可能促使沿海和內陸省區各自出口性質迥異的產品\\(如制成品和初級品\\),對外貿易開放會拉大沿海和內地的差距。這結果與Ro-drigues等\\(2000\\)、Chang等\\(2005\\)的結果相似。
另外,人均實物資本、人力資本變量的估計系數方向與理論預期相同。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或者不顯著,這可能與中國部分省區政府支出規模較大而造成資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損失有關。產業結構對中國地區增長有著負向或不顯著的影響可能揭示中國產業結構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制約著中國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最后,初始人均GD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小于1,說明各省區實際人均GDP呈現顯著的條件收斂特征?,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相比富裕地區具有更快的經濟增長率。診斷檢驗結果顯示, AR \\(2\\)和Sargan檢驗的伴隨概率在6個回歸模型中都大于011,說明回歸中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并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基于系統GMM估計結果總體上是可靠的。
4．3 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以上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穩健性分析。
4．3．1 剔除異常樣本
像北京、廣東和上海這樣的地區的貿易開放度很高,為檢驗異常樣本對上述模型是否造成影響,本文剔除北京、廣東、上海這3個樣本,對剩下的樣本重新進行系統GMM估計,結果發現?,貿易開放度、以及交互項的估計結果與表1相比沒有發生明顯改變,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也基本一致。
4．3．2 構造貿易開放度的工具變量
GMM估計作為控制內生性問題較為有效的一種方法,在經驗文獻中廣為流行,但其也存在一些缺陷,如,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往往依賴于研究者對工具變量的設定\\(Roodman, 2005\\)。為此,借鑒黃玖立等\\(2006\\)的做法,構造國外市場接近度\\(Foreign Market Access, FMA\\)作為貿易開放度的一個外部工具變量,構造該工具變量的基本思路是,根據國際貿易的引力模型\\(Anderson,1979\\),貿易雙方距離等地理因素決定了跨區域貿易流量而與地區經濟增長率無直接因果關系。
FMA構造方法如下:記沿海省份到海岸線距離為其內部距離Dii?,而內陸省份到海岸線距離等于其到最近的沿海省區的距離加上該沿海省區的內部距離,假定X為沿海省份的集合,則i省份的海外市場接近度由如下式得出：
由于海外市場接近度FMA不隨時間變化,使用1990~2010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分別與該變量相乘得出交互項Fmaexrate,以使其具有時間動態特征。在構造貿易開放度工具變量基礎上,采用面板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對方程\\(1\\)重新估計。
表2報告了基于二階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計結果?？梢?與前面估計結果相比,貿易開放、交互項的估計系數的符號沒有發生變化,且通過至少10%的顯著性檢驗?？刂谱兞康娘@著性和對省際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基本一致。綜上,前面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5 結論與政策涵義
本文收集中國28個省市1990~2010年的數據,采用動態面板系統GMM方法考察了貿易開放度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及機制,結果表明,\\(1\\)貿易開放度顯著地影響了各省區經濟增長率,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顯著的貿易開放度差異是形成地區發展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 \\(2\\)貿易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和促進專業化產業分工影響人均產出,貿易開放對人力資本和工業發展程度高的地區具有更有利的效應,而對傳統農業省份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通過剔除異常樣本和基于外部工具變量的二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驗證了估計結果是可靠的。
本文政策涵義很明顯:
\\(1\\)由于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是導致地區差距的重要因素,從長遠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順利轉變,必須解決導致中國內需不足的各種深層次問題,把經濟增長從過分依賴出口轉移到主要依賴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來,這無疑有利于中部地區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順利實現崛起,并帶動西部的發展以降低地區差距;
\\(2\\)通過政策和制度、觀念上的調整來縮小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度的差距,尤其是內陸省區要進一步改善交通基礎設施,削弱在國外市場方面的地理劣勢,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擴大與相鄰國家間的貿易往來,這有利于加快區域差距的縮小;
\\(3\\)一方面必須注重人力資本積累,尤其是強調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提高接受高等教育勞動力的比重,采取綜合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以便有利于其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實現技術外溢和技術趕超;另一方面,內陸省份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過程中,不應該簡單模仿沿海地區已有經驗,而是從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著手,從更長遠的角度協調好貿易開放、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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