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 18 世紀后半葉功利主義的興起，福利理論得到了發展。一直以來，"福利"就備受關注，它不僅是經濟學中關注的重點，也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其引起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爭論一直延續到當代。福利思想起源于哲學領域，它的哲學意義導致了其基礎是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因此，福利具有社會性的特點。同時，福利思想還帶有公正社會的理念，它為社會成員提供盡可能的安全，保證社會成員免受貧窮和暴力。但是福利公正并不是沒有差異的平等主義，它需要運用某些手段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它也只有對社會的不平等資源進行攻擊才能達到。
經濟增長曾經一直被看作是福利的代名詞，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 GDP 的增加或者 GNP 的增加。經濟增長會帶來一個國家的生產結構、收入分配、就業結構等一系列經濟結構的變化，各國為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采取多種多樣的經濟政策。經濟增長不僅是衡量各國實現經濟政策目標的重要標準，而且也成為各國研究經濟學理論的重點內容，學者們也一直在探討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因此誕生了許多的經濟增長理論。文章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機制，尋求通過構建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來支撐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的轉型。
一、福利經濟學的起源
學術界對于社會福利的相關概念存在很大爭議。Midgley的研究得出社會福利就是解決一些病態的社會問題，使社會權利對等的一種制度安排。Barber（1999）認為社會福利是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幸福和常規的存在狀態，它包括教育和醫療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是西方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在福利經濟理論產生伊始，很多學者強烈地否定了社會救濟制度，英國就是最大的干預福利事業的國家。十七世紀初期，英國 《濟貧法》 的頒布預示著由宗教機構和同業行會等組織的濟貧行為轉變成了政府的責任，但是很多學者并不認同該法案提出的濟貧原則，也形成了否定社會救濟制度的福利經濟思想。代表英國國家利益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人類的本性是利己的，任何經濟現象的研究都要認識到這個前提，他認為人是經濟個體，會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但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會導致福利進行分配。國家并不需要實施社會救助和福利救濟，這僅僅是私人的事情，他間接地批評了當時盛行的《濟貧法》。同樣是代表階級利益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貧窮是一個人抵抗社會的失敗，與社會無關，主要的責任還是在于貧困者本身，它并不是社會制度的問題。他認為，對于窮人進行救濟只會使過剩的貧困人口繼續繁殖和存在，增加在業工人的失業率。
到了福利經濟學理論形成的中后期，更多的學者對于社會救濟等行為給予了強烈的支持。19 世紀 70 年代，社會大生產導致了工人大量失業，也因此帶來了工人運動的高漲，資產階級不得不考慮社會福利的問題。最早提出"福利國家"理論的是德國學者尤斯蒂，他主張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來實現社會的福利分配，而國家的財政支出是福利分配的經濟基礎。經濟學家李斯特認為，國家應該實施適當的干預來促進國民財富的增加，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也成了德國當時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的理論基礎，也是"福利國家論"的理論依據。學者施穆勒認為國家可以通過調整賦稅比率實行財富的再分配，通過法律規定和建立國有企業來實施社會改良，為整個社會謀福利。
福利國家論的主要論點有：國家除了要保持社會穩定和發展軍事外，也要適當干預居民的經濟生活；相關的法律法規引導一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國家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經濟干預與社會改革，建立國有企業和改革土地制度，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
二、社會福利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
目前，福利與增長關系的一個重要研究取向就是福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例如人所擁有的金錢的數量能否帶來更大的快樂、人類平均收入的增加是否會帶來幸福感的增強、社會的進步和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等等。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和福利之間呈正相關是需要某些假設條件的，經濟的增長對社會福利有促進作用，但這僅僅是在某種范圍內，超過這一范圍，人們不愿意犧牲自己的閑暇時間去換取收入，希望獲得休閑和娛樂的愿望超過了獲得收入的愿望。實際上，人們的快樂與金錢和收入以及個人的生活質量、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因此，很多學者在研究社會福利和經濟增長以及區域發展的差距時，會側重于用快樂、幸福和生活質量等考核的指標來描述社會福利，使用這些無法定量的指標很難獲得真實的數據。另外，很多學者在研究經濟增長的時候單純從福利經濟學的某一個分支來研究，很多學者只注重指標選取的客觀性，但是自變量選取較少，權重的設計都缺乏理論依據，很難對福利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作出合理的判定，研究出來的結果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此，注重對福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是開展實證研究的前提，在借鑒傳統的福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同時采用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
1. 庇古的經濟福利思想
新福利經濟學是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發展，舊福利經濟學的很多思想為新福利經濟學帶來了很大的借鑒，例如庇古提出的"經濟福利"理論。庇古認為福利分為社會福利與經濟福利，在社會福利中用貨幣來衡量的屬于經濟福利，而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對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他認為，國民收入總量越多、收入分配越均衡，居民享受到的經濟福利就越大，它取決于國民收入的總量及其分配狀況，加大國民收入總量和消除國民收入的不均等分配才能最終增加經濟福利。
2. 次優理論
在研究社會福利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成果中，主要有次優理論、相對福利理論和公平與效率理論。次優理論的創造者是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蘭開斯特和加拿大經濟學家利普西等，該理論首先承認了福利的最大化不可能在現實中達到，所以借鑒宏觀經濟學中的經典理論---帕累托最適度條件使得社會福利的次優狀態達到更好，也就是說通過帕累托最適度條件使社會福利達到次優的最極值。
3. 相對福利理論
經濟學家米香、伊斯特林認為把國民收入的增長看成是社會福利增長的想法是錯誤的，他們認為社會福利的增加不會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不同城市和性格、習慣、文化背景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因為愿望的滿足而感到快樂，但是也會因為環境的變化和心態的變化而更容易對生活和收入等情況滿足，由于這些因素很難去衡量，因此無法確定福利水平的標準。
4. 公平和效率理論
公平和效率理論是借鑒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重要觀點，也是福利經濟學中的重大發現，經濟學者庇古認為國民收入的增長要堅持效率原則，同時也要強調平均分配。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經濟效率是必要條件，分配公平是充分條件，而補償論者往往堅持效率的導向原則和經濟效率第一，所以支持社會福利函數論者堅持公平與效率的同步，認為效率與公平是可以同時實現的。但是經濟學家阿羅卻證明這是一種空想，效率與公平是相互對立的、不可能同時實現的。也有很多經濟學者對于這一論點開展了研究，弗里德曼認為效率目標應該處于絕對優先的地位，約翰·羅爾斯則認為公平應該置于優先地位，亞瑟·奧肯認為公平和效率是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補充的。在亞當·斯密提出的"市場機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和巴斯夏的"經濟和諧論"觀點出現后，福利經濟學開始形成了完整和獨立的理論體系，即認為社會福利等于各個社會成員福利之和。由于新舊福利經濟學在效用價值論中的地位不同，舊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是基數論，而新福利經濟學分析方法采用的是序數論，但是這種效用價值論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例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提出了"能力中心觀"的新銳觀點，他用這種觀點來取締前人的幸福效用觀，這也是當前福利經濟學研究的新方向，研究的重心逐漸從"效用"向"能力"方向轉變。值得一提的是，該理論中提到的公平是指滿足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公平，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具體的公平。
5. 阿瑟·奧肯的增進社會福利思想
阿瑟·奧肯從更廣泛的視角提出了抉擇理論，他對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及抉擇問題進行了價值分析和判斷，他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平等與效率問題的策略和建議，他主張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該理論在實踐中具有重要價值，我國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堅持了這一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是可以消除貧困，實現平等的生存權利的，特別是在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想象是必須要根除的。該理論的提出圍繞了"福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即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兩個重要內容展開，資源配置往往解決的是效率問題，而收入分配解決的是平等問題，該理論注重解決的是如何實現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最終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奧肯認為，在制定社會福利制度時，要處理好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只有協調好二者的關系，才能使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得以順利運行。美國當今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有效協調好二者的關系，他建議市場經濟要受到一些限制才能發揮其作用。
實際上，縱觀通過福利制度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變遷，公平與效率理論一直貫穿著整個福利經濟學脈絡。雖然當前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并不完善，但是隨著國家公平度的提高，效率也會逐漸提高。他們之間是一種正相關的關系。正是因為福利理論中的公平與效率的正向相關，它才可能糾正自由經濟體制產生的貧富差距，從而逐漸減少社會的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進一步為面臨困境的人或者處于社會底端的人創造更好的條件，加強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系，提高經濟社會運行的效率。
三、社會福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任何社會的福利制度必須依托于市場經濟，并解決市場經濟競爭產生的收入差距過大、貧困和失業等問題，穩定社會的發展。福利經濟學中福利國家的產生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詮釋的，福利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不僅是"經濟效率"的原因，還有"社會正義"的原因。而福利經濟學中的社會福利制度恰恰是從這兩個方面出發來詮釋平等與效率的作用，解決了社會平等與穩定發展的問題。
首先，社會福利制度降低了由市場失靈等因素給人們帶來的風險，進一步保障了一國居民生存的權利和平等競爭的需要。由于市場經濟的深化與工業革命的發展等原因，一國居民的工傷以及失業等現象增多，再加上人口的流動與單位保護制度已經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權益，還有一些宏觀因素的影響，如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一國居民面臨的風險日益增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恰恰是為了解決人們的養老、失業以及工傷等問題。畢竟很多問題的解決不能簡單的靠私人保險市場，例如導致一個社會失業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周期的變化，一旦經濟屬于衰退期，失業人口就會大量增加，這時保險市場的作用就會失靈，另外，私人保險市場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與道德風險引發的問題，畢竟私人保險市場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他們不會把養老保險賣給六十歲以上的人或者健康狀況堪憂的人。只有政府建立相關的社會福利制度才能化解私人保險市場所不能化解的諸多風險。只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一國居民的生存危機，消除引起社會動蕩的潛在風險，促進社會穩定。
其次，社會福利在收入領域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市場機制的發揮是以追求效率為前提的，但是效率的提高會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而社會福利制度可以降低人們之間的收入分配。例如一國居民收入的差距會導致在醫療、教育、貸款等方面處于劣勢，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進一步加劇貧困。這時政府就有責任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例如個人工資起征稅和累進所得稅等增加轉移支付，降低收入差距。從西方經濟學角度的邊際效用遞減原則，金錢對于窮人的邊際效用大于富人，因此在制定社會福利政策時要考慮國民收入的分配比例，使得窮人效用的增加大于富人效用的損失，使最終的社會總福利增加。
另外，國家在制定福利政策時，要使得每一生產要素在各種用途中的邊際效用相等，只有處于這種均衡的狀態時，社會資源才得到了優化配置。換句話說，只有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才能增加社會產量，進而增加國民收入。
再次，社會福利擴大了消費，增加了社會的有效需求。由于市場機制及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居民的消費會逐漸萎縮，產生了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導致了企業的效益下降、失業人口增加、生活更加貧困。這主要是因為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惡性循環。社會福利制度的轉移支付可以增加貧困者的收入，促進消費，從而發展經濟。另外，社會福利可以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特別是幫助一國居民建立養老保險制度，這就進一步影響了居民的儲蓄和消費，將更多的收入用來投資和消費。
最后，社會福利增加了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進一步提高了經濟發展的效率，有效降低了由于自然災害、經濟波動、疾病等潛在風險因素給個人帶來的損失，特別是對某些特定的人群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與失業補貼等，為勞動力的再就業提供了保障，降低了失業率。
四、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促進經濟增長
當今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在努力構建福利經濟制度，我國也不例外[1].近幾年來，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下，穩定地發展經濟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我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嚴重的國家之一，無論是城鄉之間還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內部都存在嚴重的收入差距，且呈現出逐漸拉大的趨勢[2].從上文分析得出，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解決現實的貧富差距以及收入不均等問題是不可能的。市場經濟運行追求的是效率，它可以通過微觀主體的自主活動而獲得，這種經濟個體如果缺乏政府制定的相關規則就不會有長久的效率。公平是政府選擇的結果，也必須由政府來解決，阿瑟·奧肯的增進社會福利思想已經證明了國家要盡可能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對于福利損失者給予補償，并犧牲掉某些效率來獲得公平是消除社會貧富差距現象的根本。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要向兩個方向發展：第一，滿足人們基本生活的需要、滿足人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并防止貧困陷阱的出現，要給最底層的社會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第二，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需要國家、個人與社會的共同努力，承擔各自的責任。社會制度的完善需要國家的主導、社會的廣泛參與以及個人社會責任的擔當，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不僅是一種保障制度，也是一種激勵制度，只有更好地發揮其激勵作用，才能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漸進式發展?？v觀世界各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其福利支出水平一直居于易升不易降的剛性發展特點，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日益提高，我國必須選擇合理的時機和方向，漸進式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中國的福利體制改革首先應量力而行，努力探索建立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多層次、多形式、有重點的社會福利體系[3].這不僅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依據，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現實選擇。結合前文的相關理論與我國的現實狀況，文章提出了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的幾點建議：
1. 優化稅制結構，完善個人所得稅制
稅制結構指稅收制度中各稅種的構成及地位以及相互關系的統稱。稅制結構與稅收調控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一個國家主體稅種的確定決定了其稅收制度調控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與方向。國家若想合理調控個人收入的分配，首先要進行稅制結構的優化。例如利用消費稅、營業稅和增值稅等稅種對壟斷行業等征收高稅率，消除行業的不合理競爭；利用資源稅將企業的級差收入進行調節；利用所得稅消除壟斷等因素帶來的高利等，進行行業的轉移支付。調節收入分配不能單純依靠所得稅，必須建立結構合理的稅收調節體系。
所得稅中屬于投資性的應稅項目有紅利、股利和利息等，屬于勞動報酬的應稅項目有勞務報酬、工資薪金、稿酬和財產租賃等。在政府對低收入人群財政補貼的同時，要盡量控制稅收的減免范圍，拓寬稅基。20 世紀 80 年代的美國，就是通過擴大稅基的方式進行稅改，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領域，同時將失業救濟金的收益也納入稅收范圍。我國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稅制改革，不斷擴大稅基，將某些減免項目納入征稅范圍，例如獎金免稅、手續費免稅等，必須重新審視。另外，我國在征稅過程中要以家庭為單位，體現對家庭的關懷。實際上，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公平的收入分配。
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主要是指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過大。我國現今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中，對于工薪收入者與個體化實行單一標準的定額生計費扣除辦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征稅標準。這種征稅標準并沒有考慮相關的住房制度、醫療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對個人收入的影響與贍養人口的多少。實際上，對于收入分配的有效調節必須建立在以家庭為單位的收入上，將家庭作為納稅單位，并不是以個人作為納稅單位，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收入是通過收入分配獲得的，家庭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要進行消費，或者用于儲蓄和投資等。在進行征稅的過程中，要對家庭收入的最終形態設置不同的稅種，針對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增長下行和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政府可以考慮選擇更加敏感的稅種調節經濟[4].
例如在消費中設置消費稅、對財產征收財產稅、對遺產征收遺產稅等，最終形成對收入分配完整的調節體系。
2. 加強財政補貼力度與結構性調整
雖然財政補貼可以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等作用，但是政府要合理運用財政補貼手段，選擇合適的補貼對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國家對于持續虧損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可以通過對虧損企業的下崗職工、工傷或者患有職業病的貧困職工等方式進行，特別要注重對低收入家庭與貧困家庭的直接補助。除此之外，我國政府要不斷加強對財政支出的補貼力度，更大范圍地向福利性支出調整。特別是在醫療衛生與基礎教育中帶有公共品性質的支出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其財政補貼。我國政府不僅要不斷增加財政收入，只有財政收入的增加才能有財政支出的實力。對于經濟實力不同的地區，我國的財政支出也會有所不同，對于中部與東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在財政支出上要注重公平，注重福利的普遍性與適用性，對于經濟比較落后的西部偏遠地區，政府的財政收入要差一些，導致政府在公共福利領域支出的能力較差，但是也要盡可能的保證在醫療衛生與基礎教育等公共福利領域的財政支出。
3. 不斷加強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建設
平等與效率原則是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根本原則，離開公平與效率的社會福利制度是不科學的，也會導致社會福利制度的殘缺，公平與效率是影響社會福利制度建設與完善的根本性問題。當前，我國已經建立起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福利制度，其主體框架已經確立，但是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我國居民日益增長的權利與公平意識、日益凸顯的社會矛盾與民生等問題都給社會福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福利制度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著社會矛盾與民生問題能否得到緩解，居民能否安居樂業、社會能否長治久安、我國能否實現國泰民安。因此，我國當前要不斷引入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縮小收入差距。
對于某些行業的壟斷要進行整頓，構建公平的市場環境。對于非自然性的行業壟斷，我國要逐步允許社會資本的參與，刺激競爭，提高經營效率。而對于那些自然性行業的壟斷，要征收特別稅進行調節，將企業的高額利潤轉化為稅收，不斷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同時，我國要加大對市場競爭環境的法律監管，嚴厲打擊不公平與不正當的競爭，嚴厲打擊錢權交易和尋租行為，嚴防權利對于收入分配的過度介入。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再分配政策會引起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的產生，因此稅負會導致效率及收入的減少。我國政府在調節稅負的過程中，切記把握好二者的尺度，注重公平與效率的平衡。注重公平并不是放棄效率，防止經濟的重蹈覆轍。
參考文獻：
[1] 朱兆一。 探尋福利經濟制度對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 [J].商業經濟，2006（9）：37.
[2] 邵宜航等。 存在收入差異的社會保障制度選擇---基于一個內生增長世代交替模型 [J].經濟學（季刊），2010（4）：1561.
[3] 李昕。 歐洲福利危機對中國福利改革的啟示 [J].經濟問題探索，2014（2）：102.
[4] 黃賾琳，朱保華。 中國的實際經濟周期與稅收政策效應 [J].經濟研究，2015（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