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 世紀 90 年代，“休克療法” 給蘇聯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巨大創傷; 拉丁美洲的財政、貨幣與金融危機此起彼伏; 1998 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這些重大事件給經濟學界帶來了新的認識沖擊。

這些國家在危機之前，都已走在經濟自由化的道路上，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已取消了大部分金融抑制，實現了相當程度的金融自由化。伴隨著對這些危機原因的重新思考，發展經濟學左右兩派的力量悄然發生了調整。對于這些危機的原因，新古典主義的鐵桿信奉者，作為經濟學中的右派，依然從非市場因素出發，批評政府不當的財政、貨幣和匯率政策，指責腐敗與裙帶資本主義等，一言以蔽之，這些國家雖然在走向 “華盛頓共識”，但問題在于還不夠完善?？墒?，眾多經濟學家，包括之前主張取消金融抑制、盡快實現金融自由化以促進增長的麥金農，都認識到單純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不會自動實現平衡穩定增長。

2008 年以后的全球經濟危機終于再一次暴露了市場的本來面目，當經濟脆弱性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市場會用一場 “高效率”的危機來清洗掉錯誤。此次危機暴露了過度金融自由化的弊端，政府監管的必要性得到重視。危機使新古典思想受到嚴重沖擊，雖然在當前經濟學研究中新古典方法依然是主流，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伴隨著歐美經濟的復蘇進程，發達國家的增長問題會吸引大量關注，彼時 “新古典反思”會更加深入，而新古典左派觀點將得到更多發展。因此未來經濟學會持續呈現 “向左微傾”的趨勢。二、市場與政府。。

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都不會遺漏對市場和政府以及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論述。新古典主流支持小政府、反對政府干預，在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眼中，縱使是應對市場失靈，政府干預也往往是對市場的不當干擾，事實果真如此么?

\\( 一\\) 政府的內生性

經濟學主流習慣于將市場與政府割裂對待。學術研究的通常做法是先建立一個無政府干預的標準模型并計算出最優解，再引入政府干預并計算出新的最優解，將兩個解的效率或福利水平進行比較，當要反對政府干預時，結論將發現政府干預會導致效率或福利損失; 反之則反。這種做法，往往會導致觀念上的狹隘，即右派的研究結論里容不下政府干預，而左派則過于相信干預的可靠性。但這些觀點未能正確地從源頭上考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對此，奧爾森所提出的 “集體行動—利益集團—政府行為”的邏輯為分析市場與政府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分析框架。奧爾森較傳統看法的出色之處在于，不單單從市場失靈的角度來反證政府存在的必要性，特別地，他從集體行動失敗的角度來正面論證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即政府是自由市場的內生產物，而非強加給市場的額外負擔。

由于外部性和搭便車的普遍存在，奧爾森認為理性成員都會選擇搭便車而不去參與集體行動，結果會導致集體行動失敗，因此集體無法有效提供公共品。此時需要一個能代表集體利益的執行小集團來代表或領導整個集體。當存在多個利益集團時就會有多個代表性小集團，這些小集團的政治博弈需要一套較穩定的規范制度，這就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初步形成?？梢?，權力的集中或者說政府的形成，是發生集體行動的必然結果，此其一。其二，原子式的分散個體具有非均衡性質，由于理性的成員都不愿意主動參與集體行動，結果較強的個體會有做 “強盜”以進行掠奪的動機。而強盜一旦產生，原子式的個體都想從別人的反抗中獲益，這種普遍的搭便車心態將導致普遍的不反抗。此時的結果是 “順民—掠奪者”均衡。要想抑制集體內部的這種內生性掠奪，需要政府與權威制度 \\( 當然換個角度，這個掠奪者也可能正是政府\\) 。

市場經濟運行需要法制、基礎設施等公共品，需要抑制市場中的掠奪行為，這離不開集體行動。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會自發形成各種利益集團，因此建立一套以政府為核心的用于規范\\( 或者說服務于\\) 利益集團競爭的政治制度，是市場的內在要求。這套制度對市場運行來說是不可剝離的，市場與政府的這種內生性聯系，是考慮政府與市場關系時必須把握的關鍵點。

\\( 二\\) 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與二者共同失靈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是討論市場與政府關系時的核心。

傳統觀點里，市場失靈涉及壟斷、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對稱等，而吉利斯等還強調自由市場體制下，落后國家的幼稚產業難以存活、自由市場內在排斥極端落后地區、宏觀經濟劇烈波動以及利益集團等問題。此外，現實可能較理論假設中的完美市場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存在一些較為隱性的失靈，例如，現實中存在一些具有歷史遺留性質的政府干預，如國界對市場形成分割，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了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一方面這反映了政府干預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消除這些因素又恰恰需要政府的 “再干預”，這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合理空間。

政府干預雖然未必總是洪水猛獸，但根據歷史經驗，應該說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為突出: 失敗的產業扶持、腐敗、價格扭曲失誤，等等。失敗的政策往往扭曲了激勵體系，抑制了個體的生產性創新動力。在行政體制內，創新的識別往往由政府相關部門或國有企業管理部門最先評審，這種創新檢驗方式往往難以判斷真正的創新，特別是對于 “毀滅性創新”，受創新沖擊的產業有強烈動力阻礙創新的推廣，如此種種不利因素會大大抑制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

在經濟學家陣營里，左派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克服之; 而右派則對政府作用嗤之以鼻，他們對政府本就無甚好感，又由于政府失靈中人為因素更多，因此右派寧可忍受市場失靈也不愿容忍政府失靈。雖然目前學術研究在處理市場與政府關系方面尚存不足，但是發展經濟學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趨勢已經明確表明，單純強調二者的對立是過于簡單粗暴的做法，真正具有現實建設意義的態度應該是，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前提下，以合適的政策手段來彌補市場失靈，即重視發揮奧爾森強調的政府的市場強化功能 \\( 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

在傳統的爭論中，還有一類重要問題被長期忽視: 市場與政府共同失靈。特別是當政治體系不健全時，政策與市場都難以發揮良好作用。市場與政府共同失靈的情況至少包括以下三類:

第一，經濟發展存在先天性缺陷。在非洲，許多國家始終無法擺脫瘧疾、艾滋病的折磨。這種經濟具有顯而易見的脆弱性，市場或政府的作用都受到嚴重制約。在印度以及一些阿拉伯國家，種族分割、婦女歧視等落后的社會習俗影響了社會活動，為經濟的發展前景帶來陰影。有的國家常年動亂，或者極度缺乏法治、監督和產權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保證市場和政府能規矩行事。

第二，市場參與者有可能對市場的運行構成破壞性影響。奧爾森將利益集團分為狹隘利益集團與共容性利益集團，兩類利益集團的行為存在明顯差異。狹隘利益集團往往將自己的所得建立在他人損失之上，結果往往是負和博弈，而共容性利益集團往往不損害其他人利益，結果一般是正和博弈。當一國的利益集團控制了政府政策時，若該利益集團只關注狹隘利益 \\( 如軍閥或壟斷寡頭主導了政府\\) ，此時市場與政府都傾向于掠奪性激勵，創新性激勵會被壓制，整個社會將大量精力投入到掠奪與反掠奪之中，市場與政府陷入了雙重失靈。

第三，產業升級失敗。對此，林毅夫和羅德里克從開創新產業 \\( 創業\\) 的信息問題、創業的外部性以及創業所需的公共品 \\( 基礎設施\\) 等方面分析了市場失靈。但這還是不夠的，在經濟運行中，沉沒成本的存在可能會使私人企業與政府都出現失敗。新興技術的出現可能給采用舊技術的企業帶來巨大的沉沒成本，此時如果舊企業轉向新技術，需要承擔巨大虧損，這可能導致舊企業排斥、抑制新技術的推廣應用 \\( 如通過收購新技術然后將其雪藏\\) 。政府政策也可能面臨類似問題，當某一產業受到新興科技挑戰但又受制于沉沒成本時，需要政府制定政策來激勵舊企業轉向新技術，這是對政府能力的極高考驗。

市場體制在有些情況下確實難以自動實現產業升級，尤其是當幼稚產業缺乏競爭力時，而政府干預卻又往往好心辦壞事，這在落后國家尤其如此。一國不能自由產生某些產業，主要原因是后進入企業在短期內沒有競爭優勢。對于這種新的但尚不具競爭優勢的幼稚產業，李斯特、漢密爾頓主張國家進行扶持和保護，但是扶持政策很難做到恰到好處。例如，一些采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發現建立這些產業需要大量進口投資品，受外匯儲備的限制，不得不控制出口產品，在國內進行價格扭曲，或采用匯率雙軌制，往往過多屏蔽了幼稚產業所面臨的競爭，也無法硬化扶持企業的預算約束，結果不但幼稚產業未能成長起來，整個國民經濟也處于扭曲與失衡狀態。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靈是經濟發展的最糟糕境況。

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必須打破這種雙重失靈，首先恢復政府與市場的替代性，再實現二者的互補性，這將是 “市場替代政府、政府補充市場”的過程，同樣也是新古典色彩漸濃的過程。任何一個重視現實且思維全面的人，都不可能無視市場有效性而妄談政府功能，也不可能無視市場的有限性而對政策作用避而不談。良好的政府干預將實現干預收益與干預損失的均衡。在此狀態下，重視制度建設、將成果制度化將是政府責任的重中之重，民主、法治、產權、監督等制度的完善，就是極為重要的社會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正確的干預應該能夠增強市場功能，提高市場的 “良性自我運行”能力，這是一項對技術與技巧要求極高的工作，低水平、低效率的政府體系將損害干預效率和干預效果?！颈怼?/p>

\\( 三\\) “華盛頓共識”與 “北京共識”

1989 年，借經濟自由化進展得如火如荼之東風，約翰·威廉姆森 \\( John Williamson\\) 在一篇總結研討會議的文章里提出了 “華盛頓共識”，對經濟自由化進行了充分肯定。但是，20 世紀 90 年代俄羅斯“休克療法”帶來的經濟混亂、拉美自由化挫折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使許多經濟學家重新審視政府的作用，特別是對落后國家，經濟學家們特別強調政府對良好發展環境的建設作用，這可以從薩克斯的那張近乎無所不包的診斷表中看出來。作為對 “華盛頓共識”的回應，雷默將 “北京共識”帶入人們的視野，其內容大致包括三個方面: \\( 1\\) 創新，創新體現在方方面面，不但發展的順序、發展重點和發展方式都通過創新來實現，而且發展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通過創新來減小; \\( 2\\) 努力創造一種有利于持續與公平發展的環境，使用多種工具調控變革中的各種關系，追求協調的經濟發展; \\( 3\\) 自主發展，在融入世界進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動性，追求和平崛起。繼 “北京共識”之后，王廣謙等學者進一步總結“中國模式”，內容涉及所有制、分配體制、市場運行機制、宏觀調控等諸多領域，不均衡產業發展戰略、先投資后消費、對外開放、所有制改革、政府政策等被視為中國經驗。在 “中國模式”中，排斥新自由主義的同時強調市場作用，中國式的非均衡漸近式改革得到了肯定。

然而，當仔細思考兩個共識之間的爭論時，卻發現它們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面上?！叭A盛頓共識”描述的是穩態經濟一般特征，雖具有比較經濟學的色彩，但本質上是發達國家經驗的推廣。而 “北京共識”或 “中國模式”，則是針對落后國家的發展，其中涉及的內容更多是過程而非最終穩態，換句話說，“中國模式”是過程創新而非經濟的穩態特征。對于落后國家，“華盛頓共識”并沒有提出達到這些良好狀態的具體方式，新古典開出的迅速市場化和自由化的策略，明顯帶有居高臨下的學術傲慢與自負。對復雜現實不進行仔細深入的研究，幻想由市場來自動解決問題，又是極其不負責任的?！叭A盛頓共識”中所說的那些經濟特征，非常美好，無人會排斥，但新古典主義將 “華盛頓共識”通過類似 “休克療法”的簡單粗暴的方式應用于落后國家是錯的。即使最優的穩態經濟具有單一特征①，也應該承認動態過程的多樣性。

而且，兩個共識缺乏一個統一嚴謹的內部標準。以最為經典的卡爾多典型化事實為例，其 6 個典型化事實均包含在一個經濟模型中。而 “華盛頓共識”里的內容，無論是最初的十條還是后來的補充內容，交叉了多個層面和領域，缺乏邏輯統一性是其重大缺陷。此外，共識缺乏足夠的現實性與針對性，沒有進行問題診斷。根據次優理論，當一個方面不滿足完美市場假設時，其他方面也應適當脫離標準假設，所以應當允許現實的具體多樣性，不應過于苛刻地推廣某一種共識或模式。更進一步地，哪些方面應該進行何種程度的調整? 經濟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反饋具有怎樣的系統性和復雜性? 這些重要內容在共識里都未涉及。

兩類共識的缺點反映出我們對現實世界解釋和理解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反映出 “美國路燈”與“中國路燈”對研究視野的限制②。當僅在 “美國路燈”下尋找真理時，點亮 “中國路燈”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只顧在 “中國路燈”下尋找真理，則又犯了與前者相同的錯誤。謹慎、開放、全面對于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三、政策干預

\\( 一\\) 為什么干預失敗?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有些政策未達到最佳的實施效果，但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預都是失敗的。對于有些政策，倘若未曾實施，可能就無法實現某些發展。綜合而言，應強化政府的普通市場參與者身份，以模擬市場運行的方式來影響市場，即干預應該是遵循市場規律的市場模擬型干預。替代市場或過度扭曲市場往往得不償失。

影響干預效果的因素很多，除了具體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水平，一國的政治、外交環境、文化傳統、文明發展水平等因素都會影響政策效果。在這里，本文主要從增長診斷、環境復雜性識別與經濟系統性建設這三個角度來進行簡要說明。

1. 發展 \\( 增長\\) 診斷

發展診斷 \\( 本文的發展診斷包含增長診斷\\) 的提出是增長與發展經濟學半個多世紀進步的產物，是將增長與發展理論應用于實踐的重要成果。事實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在為落后國家提出改革建議時，也在尋找導致落后的根源。但受當時理論發展水平的制約，診斷過程過于粗糙，而且診斷主要是在參考發達國家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分析指出落后國家的不足，針對這些不足而主張通過政府干預以實現經濟結構高級化、人均收入提高的目的。這一階段的發展診斷在相當程度上未能深入了解落后國家的實際國情，高估了政府干預的有效性，低估了其負面影響，片面追求實現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所體現出的一些特征化事實。診斷粗糙，治療過程急功近利，以及大量的政策失誤使許多國家遭受了重大損失。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經濟市場化進程使經濟學左派更加重視經濟規律，更加謹慎地對待政府干預。

2000 年以來，三位經濟學家明確提出了 “發展診斷”。其中，薩克斯提出了 “臨床經濟學” 術語，他所給出的差異化診斷評估表中，包括了貧困程度與貧困狀況、經濟政策、財政因素、地理環境、政府政治因素、文化、國際環境等諸多方面; 羅德里克提出的診斷法主張首先識別出增長的制約因素，再找出導致該制約因素的原因，他提出了 “發展診斷—政策設計—改革制度化”三步驟; 林毅夫提出了 “兩軌六步法”，在相當程度上總結了中國的發展經驗，他的理論涉及甄別與因勢利導兩個支柱，包括選擇正確目標、消除約束、吸引全球投資者、壯大自我發展規模、建立工業園、對正確的產業提供有限度的激勵這六步。在具體的發展策略上，三人都強調對癥下藥，但具體方法有所區別。薩克斯主張政府應著力消除對市場的破壞性因素，強調政府對市場的修復與維護作用。羅德里克強調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消除發展所面臨的最主要的硬約束，并且支持產業層面的政策干預，認可政策對市場的部分替代功能，他還特別看重制度建設。而林毅夫的政策思路則明顯吸收了雁陣理論與中國經驗，主張落后國家應模仿領先國家的發展路徑。

三位經濟學家理論與建議極具價值，但是在發展診斷與政策制定方面，目前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斷。

通常情況下增長理論的一個模型只能顧及幾個關鍵變量，這種忽略 “無關”的其他研究變量的做法，使增長理論過于追求小范圍的細枝末節，未能囊括更多因素以充分展現真實世界里各變量的復雜相關與反饋。發展經濟學研究視野雖然更為廣闊，但是在理論嚴謹性上又存在嚴重不足，粗線條的邏輯易失細節，而一旦用模型進行細致研究往往又難逃與增長模型同樣的過度簡化的厄運。因此，如何在理論中納入對復雜現實的發展診斷，如何在模型中合理納入現實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是經濟學最重要的前沿課題之一。

2. 識別發展環境的多樣性

國與國之間可能存在明顯的多樣性，一國的具體國情構成了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要素稟賦、對外開放程度、教育水平、地理位置、氣候、種族、文化傳統等因素都可能對發展構成特殊影響。因此任何可靠的政策建議必須對此作充分考慮，發展政策必須做到具體國情具體分析。下面將挑選幾個方面進行代表性分析:

\\( 1\\) 市場規模

如果沒有足夠的國際市場，那么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要特別注意大國與小國的區別，這決定了政策對內與對外的傾斜性。許多產業要求較廣闊的市場以達到規模經濟，此時相比于大國，小國需要開拓國際市場，而這可能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因此產業政策的成功難度會相應增加。根據市場規模的不同，大國可以根據要素稟賦實行較為平衡產業政策，而小國則需要集中一些，對應著錢納里和塞爾昆在 《發展的型式》一書中所提出的，大國實行均衡的資源配置，而小國則先是初級產品專業化，再發展到工業專業化階段。

\\( 2\\) 時代與人才流動性

人才的培育對于經濟長遠發展有根本性影響，因此加大教育投入不會錯，但是，“不會錯”與 “對”之間還存在距離。

在教育體系建設方面，韓國的教育體系是由低到高順次發展，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對教育進行了大規模的超前投入。在今天，應該如何看待這兩種模式?

關鍵在于人才的流動性。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人才外流很少，當時的國民凝聚力、文化和語言差異等有助于把人才 “困”在國內，并且當時日本雖然是超前教育，但是國內產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差異很大，人力資本存在質的差別。因此雖然日本的產業發展落后于教育，但 “大材小用”的人不會輕易出國。然而韓國經濟起飛時，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人力資本的同質性增強，移民障礙也大大削弱，出國對于高端人才尤其容易。韓國需要保證自己培育的人才有 “用武之地”，因此韓國教育是伴隨產業發展而發展，沒有進行過度超前教育。

\\( 3\\) 對外開放與地緣政治

考慮一國的發展政策時，外部環境差異應得到足夠重視。FDI、外部援助、對外貿易水平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發展政策的有效性?！按笸七M”理論強調一國內部需求不足會抑制某些產業的發展，從而提出平衡增長的政策建議，但是如果該國面臨廣闊的國際市場，則無須 “大推進”也能解決產品需求問題。如果一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 FDI 方面不具有優勢，則打造這種優勢———例如，設立對 FDI 給予超國民待遇的工業園區———即是必要的。此外，一國的開放程度也影響本國對國外事物的接受能力，特別是本國企業對國際競爭壓力的適應能力。如果該國長期處于較封閉狀態，則逐步開放以使本國逐漸適應國際環境，無疑更為可取。一國所處地緣政治環境也很重要，如果一個國家與周邊國家關系緊張，國防領域將消耗大量國內資源，對于尚不發達的國家來說，這是嚴重的不利因素。維持一個有利于長期發展的和平環境，這既是發展的目標，也是發展的前提。

\\( 4\\) 制度質量、政府素質與政治激勵

一個落后的國家，必然具有落后的、極不健全的制度，而且政府素質往往較低，行政效率低下，貪污腐敗橫行，民主與法治受到壓制。但是一個落后國家要想發展，又離不開政府政策的作用，因此這就有點悖論的味道了: 如何讓一個問題叢生的政府去有效地制定并實施發展政策? 對此，合適的政治激勵機制特別重要。如在中國，由于存在 GDP 競爭的政治晉升激勵，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推動經濟增長。從而可以得出結論，要想使政府推動經濟增長，首先要保證的是正確的政治激勵，其次才是政府素質的提升。打造一個 “完美政府”并非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這絕不是說可以容忍政府失靈。政府素質影響發展空間的提升，是保證未來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同羅德里克所堅持的那樣，發展的過程一定要注重制度建設，一定要把取得的改革成果制度化，通過不斷提升的制度水平來規范政府行為，改善政府與市場關系，提升發展質量。

3. 重視經濟體的系統化改造與建設

如同諸多經濟學家所強調的，現實經濟是一個復雜的體系。落后國家各個方面往往是系統性的普遍落后。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革和提升就顯得尤為必要，由于社會各方面是廣泛聯系的，因此改革過程必須注意并利用這些聯系。然而，目前經濟學界對這些聯系的研究尚未取得足夠進展。單個或幾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存在，但缺少真正將全部或大部分因素納入模型的研究。

“休克療法”自誕生即是經濟學中最值得研究課題之一。從經濟體的系統性角度來看，休克療法導致嚴重經濟動蕩的一個原因是: 改革的起點不是平的，改革措施沒有充分顧及各個國家的異質性，并且對改革的系統性影響與反饋估計不足，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失控?！靶菘睡煼ā睅砭薮鬀_擊，初期即表現為企業破產、產出下降、大量失業。企業和失業人員需要大量財政救助，而產出下降破壞了稅收來源，因此這會迅速形成財政壓力，但此時出售國有股權也賣不了好價錢。國內經濟危機使得利率飆升，此時就算能借到外債，也已是飲鴆止渴，特別是當貨幣貶值時，暴增的外債壓力不但令財政雪上加霜，更會進一步加劇貨幣危機。精疲力竭的政府不得不開動印鈔機，結果惡性通脹呼嘯而來。

漸進式改革雖然并非總是緩慢、勻速變革，但它能夠保證國民經濟關鍵部門的基本平衡穩健 \\( 如財政平衡、外部平衡\\) ，并且在改革的過程中，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處理各種因素的相互影響與反饋，從而能夠有效地應對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對于改革所帶來的不確定沖擊，漸進式改革有著更強的應對能力。

在經濟系統性建設過程中，首先應該注意經濟的脆弱性。發展不穩健的國家，如冰島，抵御國際經濟周期能力較低，而對于許多落后國家，一場自然災害足以毀掉數年的發展成果，甚至導致政治激變和社會動蕩。有的國家戰亂不斷，克服這種失靈的最有效工具是大炮。國家整體經濟的脆弱性增大了經濟不確定性，微觀個體的不確定性可以在市場內部分散或對沖，但要應對整體經濟的不確定性則需要國家儲備。暴發危機時若一國的外儲不足或外援不及時，會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一旦國民經濟陷入混亂，往往會進一步放大經濟脆弱與動蕩，這時國家往往難以恢復發展。

其次，維持穩健的財政是關鍵。落后國家面臨著諸多的制約因素，如貧困人口比重大，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水平低，外匯缺乏，產業結構初級化，技術水平落后等等。即使最初的改革可能并不困難，但持續的發展最終將形成持續的財政壓力。如果不能從發展中得到足夠的財政收入，一旦出現財政問題，可能瞬間導致危機。較好的發展模式是，在發展的起步階段充分利用豐裕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建立一個能夠迅速解決就業、增加產出和稅收的部門，這具有系統重要性，也是建立穩健經濟體的重要基礎。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建立的產業，其產品出口能夠增加一國外匯儲備，這些外匯一方面可以保證資本品的進口，另一方面有助于貨幣和整體經濟的穩定。

再次，發展過程要注重外部平衡，建設維持外部平衡的機制。在拉美以及非洲等一些國家，外部赤字是經濟的晴雨表，連續的赤字往往是經濟動蕩的前兆。有些貧窮國家，每年的外匯收入僅僅能夠 \\( 甚至不能\\) 支付外債利息。對于這些國家，外部失衡猶如緊緊勒在脖子上的絞繩———呼吸尚且不暢，焉能發奮圖強? 還有一些國家，由于貧富差距過大導致國內消費結構嚴重分化，政府先是以扭曲性定價收購本國初級產品，再將其出口以換取外匯，而這些外匯又基本用于支付富裕階層對消費品以及奢侈品的進口，而當富裕階層控制政府決策時，這種極不公平的二元體制很難被打破。對于這樣的后發國家，國際機構的資本援助往往由于過度依賴政府機構而強化了效率損失、延續了政府僵化，而私人資本過于追求短期的盈利性，因此完全市場化的資本流動往往不能很好地兼顧長期發展，并且一旦發生資本外逃會導致后發國家經濟不穩定。

不僅僅是落后國家，對于歐元區國家來說外部失衡也是個大問題。政治愿景是推動歐元區快速擴張的重要因素，即使這種擴張在相當程度上超出了經濟現實①。德國存在大量順差，而外圍國家則遭受大量逆差。持續貿易逆差的外圍國家需要外資支撐，否則就會導致持續的財政赤字。然而，外資并不一定流入實體經濟，大量外資流入西班牙房地產市場，結果催生了泡沫，而外資流出又加速泡沫破滅，加劇經濟危機。以希臘為代表的財政赤字國家，危機后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保持一個良性的外部平衡同樣具有系統重要性。

最后，要重視政治體系建設，特別是激勵體系的設計。在創新的激勵與識別方面，市場能夠提供更為高效的激勵體系，政府體制相形見絀。但是市場難以自發形成一套有效的政治體系和政治激勵機制，因此需要發揮全社會主觀能動性。當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阻礙財富創造時，或者，當政治掠奪經濟時，經濟人創造性努力會受到破壞，動機也會隨之改變，其對正常利益的追求下降、對參與既有政治圈以期獲得額外 \\( 不當\\) 收益的動機增強。在這種激勵體系下，個體活動產生明顯的負外部性。這樣的社會或許不乏競爭，但是競爭的領域發生了質變。從而可以得到一個推論: 一個社會是關注創造還是關注再分配，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興趣焦點 \\( 政府權力部門 VS 經濟領域\\) 即可大致判斷出來。

\\( 二\\) 政策干預與技術進步

1. 對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兩點評論

\\( 1\\) 分析視角: 是企業而非國家

在論證貿易的好處時，斯密和李嘉圖等都用了兩國模型，之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延續了這一傳統，國家的概念被廣泛使用。但是對于實現中的貿易與競爭等，不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而是發生在企業與企業之間，是企業生產、企業競爭、企業貿易，不是國家生產、國家競爭、國家貿易。所以，在研究貿易與競爭時，著眼點一般不應高于產業層面，重點應該放在企業層面上。國際貿易理論不應再使用國家概念，應該換成處于兩個國家的兩個企業，這恰恰是新貿易理論的研究方式，也是更為合理、更為科學的建模方式。

\\( 2\\) 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條件

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假說的成立需要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要素未能充分自由流動。但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一假設的現實性正在逐漸降低。隨著交通運輸特別是遠洋運輸能力的提升，運輸成本極大降低，“距離”這一天然的貿易屏障在逐步消失———世界正在變平。伴隨著商品貿易的擴大與要素流動性的增強，要素稟賦對生產優勢的影響日益降低。日本的鋼鐵企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但是日本的鐵礦全靠進口;相反，澳大利亞鐵礦石資源豐富，出口鐵礦但鋼鐵工業并不突出?，F實世界中，除了土地，流動性最低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其次是組織、管理與技術。對于一個開放的國家，不存在資本豐裕與否的問題。

如果一個開放國家仍缺乏資本，那么一定是由于其他因素阻止了外部資本的流入。政策真正要做的是消除這些障礙，而非積累資本以提升資本稟賦。這是過分強調要素稟賦積累觀點的重要缺點之一。

過分強調要素稟賦的觀點往往拘泥于新古典學術窠臼，狹隘地對待要素概念，雖然強調技術重要性但又不能將技術當成生產要素看待，結果就從 “資本稟賦”的角度來尋找落后的原因。將分析的視角拉回到企業層面，決定企業生存能力的主要是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要素中的勞動力成本非常關鍵，但是一國資本稟賦的影響有待商榷。以中國為例，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基礎極端落后，全面工業化、特別是走全面重工業化道路導致對國民經濟全面過度的扭曲，這自然不會成功。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雖然投資短缺，但這種短缺也恰恰證明資本品市場需求旺盛，因此按照這些需求適度發展幾個重工業行業能夠迅速彌補市場短缺。即使資金利率較高，由于資本品的供不應求必將增加企業利潤，因此無須價格扭曲也可以收回各項成本?？梢?，從要素稟賦特別是從資本稟賦匱乏的角度來解釋中國重工業化道路成敗，這種分析思路是有問題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工業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吃了重工業這只螃蟹，而是因為對重工業的胃口太大，吃得太多，消化不了而致全身生病。

此外，技術過于落后且缺乏繼續創新能力應該是導致重工業化失敗的第二原因①。技術落后不一定意味著產品沒有競爭優勢。一個普遍現象是，在很多國家，政府主導的一些發展項目由于持續虧損而不得不私有化，但私有化后的企業往往迅速恢復了增長與競爭力。這說明問題關鍵既不在于一國的要素稟賦，也不在于政府投資企業所在領域或行業屬性 \\( 輕工業或重工業\\) ，關鍵還是企業的生產效率問題。

2. 發展與技術進步

企業競爭與發展的關鍵在于生產率，而生產率的關鍵在于技術。因此，一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技術進步。技術可以通過購買或引進獲得，但當此路不通時，只能靠自己研發。許多技術無法通過 “要素稟賦”積累或升級而獲得，因為這些技術與生產相輔相成，先積累技術而后建廠生產的情況往往是特例。

對此，本文強調技術進步的以下幾個特征:

\\( 1\\) 技術進步的生產依賴性

如同人力資本的干中學效應，技術進步也存在對具體生產活動的依賴。許多創新只有在生產實踐中才能產生，因此要想獲得這些技術進步，必須建立相關的企業進行生產。新成立的企業可能出現虧損，但他們在隨后的成長過程中能夠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對于這類幼稚產業，政府需要從動態比較優勢的視角加以扶持。這類扶持政策應當設計一個能夠避免逆向激勵的補償機制，既幫助企業度過時艱，又能刺激企業創新動力，以期通過技術進步來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最終實現盈利。

\\( 2\\) 技術創新與技術應用的多樣性依賴

經濟學中有一個 “產品距離”概念，兩類產品距離越近，生產從一種產品跨到另一種產品的難度越小，從而創新越容易發生。這說明很多創新對其他的相關產品具有依賴性。例如，智能手機的出現離不開原先非智能手機的不斷進步，筆記本電腦也是在 PC 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液晶屏最先應用于計算器、電子表，應用到筆記本電腦后技術進步加快，最終使電視也進入液晶平板時代，而 3D 技術的發展，又推動電視采用凹面屏幕技術。雖然后發國家的企業可以切入技術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但若想孤立地在某一產業實現領先的技術創新是非常困難的。

其次，技術應用也存在著相互依賴性。僅有一種技術創新往往無法有效地投入生產，當相互關聯的多種技術尚未協調發展時，發展最為滯后的技術將形成瓶頸，制約其他技術的可應用性。只有當這些技術創新都達到可應用的程度時，技術才能真正用于生產。例如，電子商務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有人開始做，但幾乎全部失敗，即使亞馬遜也是經歷了多年的持續虧損，但近幾年電子商務終于呈井噴之勢。電子商務前后命運的差別不是因為電子商務技術發生了什么巨變，而是計算機與互聯網真正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換句話說，之前制約電子商務發展的不是電子商務方面的技術，而是發展相對滯后的互聯網生產和生活。技術創新的依賴性與技術應用的依賴性，要求產業多樣性，但完全融入國際產業多樣化之中可以替代對國內產業多樣性的要求。然而，創新對生產實踐的依賴性意味著這種替代性是有限的，因此適當水平的產業多樣化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基礎。如果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過于單一，毫無疑問，這樣的產業結構不可能具有強大創新能力，也不可能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 3\\) 技術創新空間差異

產品多樣化是技術進步的最重要形式，決定著產品的發展空間，這是決定產業變動的最重要因素。

產品創新空間受需求與供給兩方面的共同影響，需求則與收入和偏好相關，而供給與產品自身屬性有關。

創新空間的差異在農業與工業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兩百多年的時間，人類的交通工具已經從馬車升級到火車、汽車和飛機，但糧食呢? 幾千年來依然是大米、小麥和谷物。眾所周知，創新能帶來壟斷性利潤，相對于農業，工業創新更快，因而發展更快的同時利潤也更高。并且農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往往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替代勞動的類型，如果一國經濟沒有迅速發展的工業和服務業，農業主動發生的技術進步往往帶來大量失業，從而影響社會穩定。

因此本文認為，一國的發展需要為技術創新提供一個多樣化的環境。對于專注于專業化生產的小國，需要在開放條件下融入國際產業多樣化環境。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強調專業化的同時，應該兼顧產業多樣性，大力扶持有效率的企業、大膽開拓多種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四、結語: 長期發展的活力源泉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在揚棄與傳承的同時，深深刻下了時代的烙印，反映出不斷演進的時代特征。經濟學思想難以擺脫時代影響，總是現實的或超前或滯后的反映。在對市場與政府的不同理念里，經濟思想呈現出左右之分。在過去的幾百年里，主流經濟思潮經歷了明顯的演變過程 \\( 圖 1\\) :【圖1】

中國的崛起以及 “大衰退”\\( Great Ｒecession\\) 的發生，使經濟學界的整體氛圍發生了變化，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克魯格曼即反映出經濟學界的 “左轉”，而 2013 年法碼 \\( Fama\\) 和希勒 \\( Shiller\\)同獲諾獎，進一步明確了經濟學界的折中趨向。

經濟發展過程，如同歷史演進所體現出的，單純依靠市場或過分依賴政府都不可取，因此本文在強調發展診斷、發展環境多樣性識別、經濟系統化建設的同時，主張新古典偏左，即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基礎上，遵循市場規律，以市場參與者身份，以模擬市場運行的方式在技術與發展等多個方面發揮政府政策作用，從而在避免政府失靈的前提下抑制市場失靈和發展的先天性不足。

一個社會的發展取決于整個社會所體現出來的創造力。因此，一個好的制度 \\( 或體制\\) 應該能夠維持這種持續的創造力，這也是自由主義所追求的真諦。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失策之處在于，用政府組織起來的創造力取代社會的自由創造力; 但好處是，對于那些因為創業的信息和外部性問題而難以自發形成的產業 \\( 超前產業\\) ，政府投資相當于是彌補了自由創新的不足。但接下來的經營又是個問題，因為經營過程也需要大量創新精神，此時自由市場機制又優于政府模式，因此將一些建成后無法在競爭中盈利的企業私有化，不失為一種更加 “完善”的戰略①。

沿著這個分析思路，許多問題其實需要重新審視。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IMF\\)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 OECD\\) 或發達國家的援助往往伴隨著改革附件，這些附加條件，由于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不平的現實加上純平的改革建議，往往好心辦壞事，常常被指責成對他國政策不當干預。但是，不加附件的援助可能只是延緩甚至加劇了僵化的舊體制，這更不利于受援國的發展。因此，對于援助的改革附件，不能簡單認為是干涉他國內政，關鍵在于改革附件是否真正能夠增加受援國的發展活力，無論是民間的還是政府的。

進而，對于 “休克療法”與漸近式改革孰優孰劣的長期判斷標準是，是否最終建立起能夠自我運行的充滿活力的全社會體系。 “休克療法”固然帶來巨大沖擊，導致破產、失業、產出下降等諸多嚴重問題，但是能夠迅速打破舊的利益格局，形成新的社會體制 \\( 如果不是滑向更糟的社會格局的話\\) 。漸進式改革過程往往更加可控，能夠更好地解決一些短期問題，但是其后遺癥是改革容易僵化。在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后往往進入一段平緩期，在平緩期會使利益集團格局趨于強大和僵化，從而阻礙進一步的改革。

這種體制與階層的僵化，往往會敲響國家衰落的喪鐘。因此，漸進式改革需要保證 “持續改革能力”，消除僵化癥威脅，最終建立起能保證社會總體活動的體制，使社會自動良性運行。

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職責，是刺激并維持全社會的創新活力，而不是扭曲、替代或抑制它。

參考文獻:

［1］奧爾森． 集體行動的邏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奧爾森． 國家的興衰: 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奧爾森． 權力與繁榮［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M． 吉利斯，D． 波金斯，M． 羅默，D． 斯諾德格拉斯． 發展經濟學\\( 第四版\\) ［M］． 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5］羅德里克． 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9.
［6］林毅夫． 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理論框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7］林毅夫． 繁榮的求索: 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