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美雙邊經濟關系迅速發展,其意義由于遠遠超出雙邊的范疇而為國際社會所關注。2007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尼爾·弗格森教授\\(Niall Ferguson\\)和柏林弗瑞大學莫里茨·舒拉里克教授\\(Moritz Schularick\\)基于中美兩國經濟之間的"共生"\\(symbiosis\\)程度的不斷加深及其對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意義,將中美經濟合在一起視為一個經濟體,并將其稱之為"中美國"\\(Chimerica\\),試圖證明由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與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合二為一所形成的世界經濟秩序以及中美兩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
盡管我們并不完全認同或接受這一概念,但是中美雙邊經濟關系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迅速發展及其全球性影響,充分證明了這一關系對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意義。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學術界在探索導致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時,將關注點聚焦于以美元為中心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本位制;并就危機對中美經濟關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一影響從本質上看,是美元本位制對中美經濟關系的影響;這種影響貫穿于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美經濟關系發展的整個進程之中。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元和美元本位制的地位與此前相比,不僅沒有被削弱,而且更加鞏固。為此,關注并研究美元本位制對中美經濟關系的影響,其理論意義在于推動有關中美經濟關系的研究;其現實意義在于為中國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是為制定當前及未來的對美經濟戰略提供決策參考。
一、美元本位制與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
\\(一\\)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的形成
美國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轉移,逐漸將本國的一部分制造業轉移到日本,并再轉移到東亞新興經濟體,最終轉移到中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為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先后從日本和東亞新興經濟體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品,通過加工和組裝,將最終產品出口到美國,從而構成了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中的貿易循環。在這一循環中,中國形成了龐大的生產和出口能力,逐漸替代了東亞新興經濟體在美國的市場份額;東亞新興經濟體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因此集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對美貿易的巨額順差。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和對華貿易逆差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其中又以美元資產為主。為保證這一循環的繼續,中國必須將外匯儲備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向美國提供債務融資;而美國則通過這種融資平衡其貿易逆差,并擴大從中國的進口及對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由此構成了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中的資金循環。
從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的形成中可以看出:美國通過對華貿易逆差和直接投資輸出美元;而中國則通過對美貿易順差獲得了大量的"貿易美元"。所以,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越大,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規模越大,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就越大;在美元資產占中國外匯儲備比重不變的前提下,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也就越多。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流入美國,美國的對外負債得到暫時的緩解,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也得以維持。由此可見,中國對美國的證券投資支撐了美國的赤字財政,而美國則成為中國外貿順差的主要貢獻方。
\\(二\\)美元本位制是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的基礎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雖然國際貨幣體系呈現出一種"無體系的體系"狀態,但由于在該體系下形成的對美元的慣性依賴,以及美國所擁有的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金融業的比較優勢,美元成為除歐洲以外大多數國家的\\(準\\)貨幣錨,從而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在美元本位制下,形成了以美國這一"金融國家"和包括德國、日本以及中國在內的"貿易國家"這一格局。所謂"貿易國家",一方面是指國內金融市場封閉且不發達,無法引領國際金融市場發展潮流并制定其規則的國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本幣尚未成為世界性貨幣,因而不得不依賴出口貿易賺取外匯收入的國家。"金融國家"是指掌握"金融霸權"的國家。
這種格局是國際分工長期發展和演變的結果。在這種體制下,美國是唯一的"中心國家"\\(center country\\),而包括歐洲、加拿大和拉美在內的"資本賬戶區"\\(capital account regions\\)和主要以東亞為典型的"貿易賬戶區"\\(trade account region\\)則構成了該體制的"外圍"\\(periphery\\);從而形成了一種"貨幣-金融依附"的新格局,即在由一個中心國家\\(美國\\)、一個中心金融市場\\(華爾街\\)和一種中心貨幣\\(美元\\)所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外圍國家"經濟增長的持續性、貨幣的穩定性、金融資產的安全性以及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們所依附的"中心國家"。
在美元本位制下,中國作為"貿易國家"或"外圍國家",為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特別是擴大對美出口,必須為對美貿易創造一個穩定的匯率環境,由此決定了將人民幣釘住美元成為中國貨幣當局在匯率安排上的必然選擇,并且支持美元匯率的穩定。這是因為,美元的間歇性貶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升值,而中國的制造業對匯率的變化極為敏感。由于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不能以本幣進行國際借貸\\),因此需要從美國引進直接投資并通過加工貿易擴大對美出口,特別是在擴大對美貿易順差的同時通過買入美元以遏制人民幣加速升值。由于中國難以找到除美元資產之外的、可以有效"貯存"外匯儲備的其他金融資產,因此只能向美國提供"賣方信貸",即向美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提供低收益的債券融資。
由此決定了中國越是依賴對美出口,就越是依賴美國金融市場。
美國也因此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和外資來源國以及主權財富投資的主要對象國。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國作為"金融國家",通過從中國的進口實現了低儲蓄和高消費,從而維持了低通脹和借貸型經濟增長。美國的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憑借其發達的國內金融市場,通過不斷從中國融資\\(即用低收益的債權資產換取中國高收益的股權資產\\),從而維持了其債券市場的運轉,特別是壓低了其長期利率并維持了穩定的投資率。由于美元與主要貨幣的匯率自由浮動,美國貨幣當局沒有維持美元匯率穩定的義務;由于美國的資產主要以外幣計價而其對外債務主要以美元計價,因此,美國從美元的間歇性貶值中獲得了大量的隱性凈資本收益;換言之,美國是廉價使用了中國這一"貿易國家"\\(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的資金。
需要指出的是,美元本位制作為中美貿易-資金"雙循環"機制的基礎,印證了中美經濟關系是"貿易國家"與"金融國家"之間的非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這種非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可以從美元本位制對中美貿易失衡和金融失衡的影響中得到證實。
二、美元本位制對中美貿易失衡的影響
\\(一\\)中美貿易失衡:規模失衡與結構失衡
中國"入世"推動了中美雙邊貿易的迅速增長。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中美雙邊貿易總額在2012 年達到 4 848。7 億美元。但是,中美雙邊貿易失衡這一問題自 1993 年出現以后呈加劇之勢。這種貿易失衡既表現為規模失衡,也表現為結構失衡。
從規模失衡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在 2002~2008 年這一期間,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以年均 25。8%的速度增長。盡管全球金融危機后這一勢頭有所放緩,但中國仍對美國保持著較高的貿易順差。如 2012 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2191 億美元\\(按照美方的統計為3151億美元\\),中國依然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和貿易逆差來源國。
中美貿易的規模失衡還體現在彼此之間貿易相互依存度的不對稱性上。首先,在 2002~2012 年這一期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20%左右,其中在 2002~2006 年這一期間均在20%以上,這表明美國是中國重要的出口市場。但是,美國從中國進口占其進口總額的比重相對較低,除 2010 年外均在 17%以下。其次,從中美兩國的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來看,中美貿易失衡及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更加明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GDP 的比重在 4%~7%之間,說明中國經濟對美國出口的依賴程度較高;而美國經濟對中國出口的依賴程度則較低,其對中國出口占美國 GDP 的比重在 0。9%以內\\(參見表 1\\)。中美貿易的規模失衡反映了"貿易國家"與"金融國家"非對稱的貿易相互依賴關系。
從中美貿易的結構失衡來看,根據 SITC Rev。分類標準,在 2000~2012 年這一期間,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 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類和 SITC8\\(雜項制品\\)類商品。其中SITC7 類商品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以紡織品和玩具為主的 SITC8 類產品則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一期間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中 SITC8 類產品的比重有所下降,SITC7 類產品的比重有所上升。這表明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的層次有所提高,但這兩類商品的總比重的變化并不明顯,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在對美出口總額的 80%左右。這表明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的層次依然較低。
而美國對華出口主要以 2、3、5、7 類產品為主,不僅比重相對分散,而且還包括航天儀器、光學設備以及醫療設備等高技術產品。由此可見,雖然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的層次在最近十多年里有所提高,但仍以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這主要是由中美兩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所處的不同地位決定的。
\\(二\\)美元本位制對中美貿易失衡的影響
盡管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優勢、兩國統計口徑的差異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的管制等等\\),但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對美元本位制的依賴。
對中國而言,保持對美貿易順差極為重要。這是因為,中國作為"貿易國家",只有通過對美貿易才能獲得美元這種具有網絡外部性的貨幣,從而參與以美元為主要媒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活動,即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從而加快本國的工業化進程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而龐大的美國市場則有助于中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實現這一目標。這就不難理解中國為何像其他東亞經濟體一樣,具有強烈的對美貿易順差"沖動"。中國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依賴從本質上說,是對美元本位制的依賴。這就是中國貨幣當局為何在政策選擇上長期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如在 1996~2005年 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之前這一期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穩定在1∶8．27 這一水平上;此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彈性依然較小。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幣重新釘住美元。盡管這種重新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有助于穩定和擴大對美國的出口,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匯率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導致人民幣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元決定。直至 2010 年 6 月,中國貨幣當局才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但是在整個 2012 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開盤中間價\\)僅為 0。25%;即使按照盤中交易價,全年的最大波動幅度也僅為1．15%?？梢?人民幣依然維持對美元匯率的緊釘住狀態。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以及由此導致的中美貿易失衡,并非中國的"一廂情愿"。
換言之,對美國而言,保持對華貿易逆差同樣是極為重要和有利的。這是因為,美國作為"金融國家",憑借其在全球產業鏈中所處的高端地位,并利用其對技術創新范式、市場標準、知識產權以及金融資產定價權的壟斷,可以用一紙美元大量進口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可以不顧及其對華貿易逆差的規模,也不用擔心美元匯率的變化,更感受不到必須調整其經濟失衡的壓力。這就是美元本位制的邏輯。
然而,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卻成為其政府以及部分國會議員\\(尤其是民主黨議員\\)通過保護貿易政策對中國輸美商品施以種種限制的借口。根據 WTO 網站的統計,在 2004 年 3 月 18 日~2012 年 9 月 17 日這一期間,美國援引 WTO 的相關規則對中國提起的貿易爭端訴訟案例達到15 項。2013 年 4 月 2 日,美國貿易代表委員會\\(USTR\\)向美國國會和總統提交了 2013 年《國家貿易評估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s,NTE\\)。該報告作為美國對其全球主要貿易伙伴國貿易政策評估的年度報告,其中有關中國市場的貿易壁壘的陳述長達 41 頁,占整個報告的 1/10。報告對中國進行了"點名"批評,中國諸多行業和領域被冠上"貿易壁壘"的頭銜,成為指責的"箭靶目標"。另外,自2003年以來,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將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擴大歸咎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低估和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的操縱。據統計,在 2003~2011年這一期間,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的人民幣匯率議案達到 53項。匯率問題和貿易失衡問題一樣,成為美國打壓中國的又一個工具。2013 年 3 月 20 日,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101名議員再提議案,再次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
三、美元本位制對中美金融失衡的影響
\\(一\\)中美金融失衡:規模失衡和結構失衡
與以上論述的貿易失衡相比,中美金融失衡更為嚴重。這種金融失衡既表現為規模失衡,也表現為結構失衡。
從規模失衡來看,由于中國對美國進行大量的資本"出口",美國因此成為中國資本"出口"的最主要的目標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公布的數據,1999 年美國對中國金融賬戶順差為 125 億美元,到 2011 年則上升為 1 102 億美元,大約增長了 9 倍,由此反映了中國對美證券投資的急劇增長。截至 2009 年,中國對美證券投資總額達到14 627．2億美元,比2002 年增長了 7 倍,占外國對美證券投資總額的 15%,從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對美證券投資國;而同期美國對華投資總額僅為 1020億美元,僅相當于中國對美證券投資總額的 7%左右。雖然中國在美國次貸危機和由此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2008年 6 月至 2009年 6 月\\)分別減持美國企業股票 214．54 億美元、美國企業債券 451．83 億美元以及美國政府機構債券 672．04 億美元,但是對美國長期國債和短期國債的投資則分別增加了2 352億美元和1 454．12億美元。
從結構失衡來看,自 2002 年以來,中國對美債券投資占對美證券投資總額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美國對中國股權投資占其對中國的證券投資總額的比重一直在 90%以上,從而構成了從中國流入美國的債券投資資本與從美國流入中國的股權投資資本二元并存的結構性失衡格局。換言之,中國以股權換債權的現象十分明顯。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截至 2012 年12 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 12 028 億美元,約占外國持有者持有美國國債的 1/4;而 2011 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僅為 18．11 億美元,僅占對美資本輸出總額的 1．3%\\(而同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則達到95．7億美元。
\\(二\\)美元本位制對中美金融失衡的影響
美元本位制的關鍵在于,無論美元匯率在短期和長期如何波動,無論美國貨幣當局推行強勢美元政策或弱勢美元政策,主動權都掌握在美國貨幣當局手中。換言之,美元享有自主貶值的自由。其他國家由于對美國的單邊依賴,則不得不接受美元間歇性貶值的"隱秘法則"。這也是美元本位制的邏輯。
由于美國的對外資產多以外幣計價而其對外負債多以本幣計價,因此,對于擁有巨額對外債務的美國而言,美元貶值\\(即實行弱勢美元政策\\)無疑是稀釋其對外債務\\(即減債\\)的最佳方法。而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則深受其害。盡管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在美國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尤其是在 2007 年至 2008 年 6 月這一期間\\),已經在外匯儲備的資產配置上實施了比較積極的多元化對策,但截至 2008 年 6 月底,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總額占同期外匯儲備存量的比重仍高達 67%。其中美國國債 5 350 億美元、機構債 5 438 億美元、公司債 267億美元以及股票 995億美元,總計 1．21萬億美元。從 2008年 7 月開始,中國一直在減持美國的機構債和企業債。由于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產導致美國股票市場指數大幅下跌,中國投資者對美國股票的投資損失慘重。然而在該公司破產導致美國風險資產價值遭受重創以后,全球各國的資金受"流向安全港效應"\\(fly to safety\\)的影響即尋求避險而流入美國國債市場,而中國的主權投資機構也在此時開始增持美國國債。至于中國主權投資機構在此時選擇繼續增持,其實是一種無奈之舉:如果中國在此時減持美國國債,就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拋售美國國債的"羊群行為",從而導致中國持有的存量美國國債價值的下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持有的巨額美元資產,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財政部手中的"人質",所以中國不敢輕言減持美國國債。而美國的金融機構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出于調整其資產結構和保持流動性以應對危機的需要,在獲利后迅速拋售其持有的中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 H 股。美國金融機構的這一行為對中國的證券市場構成了嚴重的沖擊。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金融上的相互依賴,實際上是一種"非對稱的相互依賴"\\(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這種"非對稱的相互依賴"已經成為美國這一"中心國家"或"金融國家"與中國這一"外圍國家"或"貿易國家"的"共生"模式。它充分表明,中美經濟關系中存在著美國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Lawrence H。 Summers\\)在 2004 年所描繪的"金融恐怖平衡"\\(blance of finance terror\\)。根據薩默斯的解釋,由于美國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存在相互依賴,所以也就形成了一種雙向的威懾力和制衡力,雙方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都不會輕易改變或者說在短期內也難以改變這種關系。中美經濟關系中存在的這種"金融恐怖平衡"主要表現為:第一,如果中國試圖改變現行的政策框架即減持甚至拋售存量美元資產以減少對美國的融資,將導致美國減少從中國的進口;而對美出口的減少將直接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中國停止為美國融資,將導致美國的金融市場出現資本短缺,從而影響美國減少對華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規模。第二,無論是美元匯率的走低還是美國國債市場價值的縮水,都將導致中國外匯儲備中的存量美元資產的購買力下降。由于這種"金融恐怖平衡"的存在,中國難以減持美國國債,中國的外匯儲備面臨美國國債縮水和美元貶值的雙重擠壓。這就不難理解中國為何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依然增持美國國債。由此可見,中美經濟關系中存在的這種"金融恐怖平衡",是一種非對稱的"恐怖平衡"。
值得關注的是,繼 2011 年 8 月初美國國會兩黨在國債上限問題上的角力導致標準普爾公司將美國政府主權信用等級下調后,2013年10初美國民主黨\\(白宮\\)與共和黨\\(國會\\)的國債上限之爭再度上演,美國國債一度瀕臨技術性違約的邊緣。這種由美國兩黨政治鬧劇產生的溢出效應,不僅體現在當時中國金融市場一度出現的震蕩,而且也反映出中國貨幣當局對持有巨額美國國債的潛在風險幾乎無能為力。盡管美國國債不太可能出現技術性違約,但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即使這種情況只維持很短的時間,其結果對中國而言也是不堪設想的。
四、中國如何降低對美元本位制的依賴?
無論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國家在經濟、金融上所遭受的重創以及接踵而來的主權債務危機,還是美元在此次危機期間的急劇升值都充分說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依然是以美元為主導,歐元尚不具備與美元分庭抗禮或者取代美元成為國際主導貨幣的能力。換言之,美元和美元本位制的國際地位與此前相比,不僅沒有被削弱,而且進一步鞏固。所以,美元本位制仍將持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美元本位制的可持續性,決定了其對中美經濟關系的影響將繼續。盡管目前中國無法打破中美經濟相互依賴關系中的"金融恐怖平衡",但是,中國必須在現行的政策框架下降低對美元本位制的依賴:
第一,盡快完成從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向內外平衡的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保證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就業的增加,以過低的資源價格\\(包括土地、勞動力、資金以及能源等生產要素\\)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獲得了貿易競爭優勢;通過擴大出口、即在用國內資源補貼美國以及全球\\(即犧牲了本國居民的福利\\)的前提下,擴大了外匯儲備的規模,并將其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從而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 trap\\)。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穩出口"作為中國外貿政策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最近幾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的出口已經很難用價格競爭來換取市場優勢。多年來中國在某些領域以過低的資源價格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獲得的貿易競爭優勢,并不值得花費更大的代價去維持。中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已經難以為繼。為此,中國應該積極擴大內需,即實行內外平衡的經濟發展戰略。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數據,2011 年中國私人部門的消費占 GDP 的比重為 33．5%,在整個亞太地區僅高于文萊。國內需求不足導致中國經濟對美國市場以及全球市場的過度依賴。為此,必須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以及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在實體經濟這一層面擺脫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
第二,加快金融轉型的進程。自改革開放、特別是"入世"以來,中國的商品貿易自由化迅速發展,而金融體制改革卻嚴重滯后\\(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是由一個欠發達的金融體系支撐的\\)。國內金融市場發展起步晚、市場建設存在嚴重不足以及相應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對整個金融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阻礙作用。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數據庫"\\(Doing Business\\)提供的報告,在 2006~2012 年這一期間,美國的金融環境發展在全球的排名一直居于第二\\(第一為中國香港特區\\),而中國則位居第十一。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金融發展上存在著巨大差異。為此,中國應加快國內資本市場的培育,將資本積累的重心從引入外資轉向國內金融市場對民營資本的全面開放,以便將"過剩的"國內儲蓄轉化為中國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核心力量。與此同時,通過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喪失獨立的貨幣政策將使中國在遇到"不對稱沖擊"\\(asymmetric shocks\\),亦即經濟變化對各國的影響回異時,無法采取積極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應對。長期維持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不僅使中國的貨幣政策深受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對美國的利率走向和通貨膨脹的變化極為敏感;而且使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持有的巨額美元資產面臨嚴重的潛在風險,從而難以擺脫對美國金融市場的非對稱依賴。更何況這一政策將成為美國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從而實施打壓的借口。當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一次重大調整,因為它將對就業、經濟增長以及整個金融系統產生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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