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近年來，在國內外各種趨勢性和周期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宏觀經濟指標深度下滑，通縮-債務效應不斷發酵，金融風險集中爆發。對此，我國在財政、貨幣和結構改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并隨著經濟形勢變化而不斷加碼。但是，不斷加碼的政策刺激并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惡化趨勢。事實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刺激”的效果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呈現明顯的遞減趨勢。這凸顯了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的迫切要求。

但問題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是否只是政策松緊程度的變化，從“微刺激”走向“強刺激”?一個直觀的事實是，我國迄今尚未擺脫2008年大規模政策刺激的后遺癥。進一步推出“強刺激”政策，甚至采取非常規的“強刺激”政策措施，能否從根本上扭轉國內外各種趨勢性和周期性力量，這是值得懷疑的。是否會走上前期非常規強刺激政策并帶來嚴重后遺癥的老路，這更是令人擔心的。

進一步考慮到2015年我國國際收支結構和平衡模式的新變化，國際收支從常規性“雙順差”轉變為經常項目順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下非儲備資產逆差，國際收支平衡模式從過去用儲備資產逆差來平衡私人部門順差轉變為用儲備資產順差來平衡私人部門逆差。這樣的國際收支平衡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蘊藏著巨大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這就要求政策層面對國際收支實行主動管理。

為了走出當前的政策困境，并承載新的政策目標，如何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事實上，對于宏觀經濟政策而言，無論是目標的定位，還是工具的選擇、組合、力度與效果，都依賴于宏觀經濟和金融的動態行為特征。隨著我國經濟新常態的發展，我國需要在增長模式、結構性基礎和制度性基礎等方面做出大調整和大變革?！耙粠б宦贰睉鹇缘娜鎸嵤┖腿嗣駧偶尤隨DR,推動了我國經濟開放走向新的階段，由此帶來新一輪的大開放格局。所有這些都已經并將繼續改變我國宏觀經濟和金融的動態行為特征。

因此，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不簡單是政策力度的變化，而是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整體性重構。這是一個極其龐雜的工作，我們無法從整體到細節展開全方位的分析。本文從整體上探討了三個方面問題。一是我國現有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特征；二是新常態下的各種新舊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挑戰；三是對我國宏觀政策框架重構的戰略定位、原則和突破口做一般性分析。

二、我國現有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特征

在我國傳統的增長模式下，適應于經濟趕超戰略，經濟總量的擴張是政策層面的首要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設定了一系列的發展目標，但是總量擴張始終是最重要的目標。黨的十二大明確宣布了翻兩番的奮斗目標，即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使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實現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強調的是經濟總量的增長。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黨的十七大提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政治層面的目標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所具有的長期增長導向。在長期增長導向下，宏觀經濟政策首先必須服務于結構調整、產業變遷和制度變化等長期戰略規劃，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定位于供給層面的目標。發改委、財政部和央行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三駕馬車”,相對的關系和地位并不是平行的。發改委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產業發展規劃具有宏觀引導和統籌協調功能，從總體上界定了財政、貨幣和金融層面的政策著力點和政策實施方向。因此，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總體性質上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指向短期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而是指向長期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這就決定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基本特征與調控模式。

（一）在以工業化為基本動力的增長模式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高GDP增速具有強烈偏好，政策調控主要針對國內投資和外部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與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相伴隨的。1991-1997年和2002-2007年是我國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的兩個主要時期。在前一個時期，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4.5個百分點；在后一個時期，工業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個百分點。與此對應，這兩個階段的年均GDP增長率分別是11.5%和11.2%,均明顯高于其他時期（見圖1）。以工業化推動整體經濟增長，這不僅是世界范圍內各國經濟騰飛經驗的啟示，更是我國在考慮了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與突破手段之后的必然選擇。首先，從我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出發，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了廉價的勞動供給來源，而工業部門的擴張也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其次，國際分工體系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為我國工業化進程突破國內技術約束和資本約束提供了條件。再次，工業制成品作為典型的可貿易品，產出的市場實現問題可以依靠國際市場來解決，從而突破了國內的收入約束和市場約束。

改革開放以來，穩定是我國政策層面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這里所說的穩定并不是經濟穩定，而是更廣義的社會穩定。在經濟層面必須通過創造出必要的新增就業和收入增長，以此配合社會穩定目標的實現。這就決定了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必然要對GDP增長速度設定一個非常高的底線。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對GDP增速就有一個7.2%的底線。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我國宏觀政策調控中GDP增速的底線目標是8%.時至今日，即便調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已經成為政府層面的戰略目標，但是“穩增長”依然是與這兩者并重的政策目標。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國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基本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在這樣的增長模式下，第二產業貢獻了我國一半以上的GDP增長。眾所周知，在不同產業的對比中，第二產業的就業創造效應和工資收入創造效應都低于第三產業，因而只能通過更高的增長速度，才能抑制失業問題的加劇和維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由此導致我國政府對高增長速度的嚴重依賴，也可稱之為“速度饑渴”.在此背景下，保持GDP增長的高速度就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壓倒一切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