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推出三輪大規模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中國政府推出與“4萬億”刺激計劃配套的擴張財政政策和擴張貨幣政策，日本安倍政府推出史無前例的寬松貨幣政策，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出現重大變化。與此相伴的是：全球主要貨幣匯率波動劇烈，美元、歐元、日元之間匯率波動幅度明顯增加。
巴西、印度、俄羅斯、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匯率大幅度貶值，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2014年1月末一改前期單邊升值態勢，波動幅度也明顯增加，人民幣開啟一輪貶值.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變化與全球貨幣匯率變化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在美國退出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背景下，對該問題開展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實際匯率的研究文獻考慮的實際匯率決定因素包括：體現巴薩效應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政府支出、對外開放度、貿易條件、凈國外資產、貨幣供給量等.沒有文獻將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作為實際匯率的決定因素.國際經濟周期理論將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變化融入國際共同因子沖擊和外國沖擊中，研究國際共同因子沖擊和外國沖擊對某國經濟周期、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的影響.沒有文獻研究某國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其他國家匯率的影響.
本文利用30個國家1980-2012年跨國面板數據，研究美國、中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匯率溢出效應，彌補已有研究的不足，為我國政府制定相關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一、文獻綜述。
本文相關文獻包括均衡匯率、國際經濟周期理論兩個方面的文獻.對均衡匯率的研究主要有3種方法：Kassel提出的購買力平價（PPP）方法，Edwards（1989）[1]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均衡實際匯率（ERER）方法，MacDonald（1998）[2]提出的行為均衡匯率（BEER）方法.早期PPP方法僅考慮物價對均衡匯率的影響.Frankel（2005）、Coudert和Couharde（2007）、楊長江和鐘寧樺（2012）、陳華（2013）、王雪珂和姚洋（2013）[3-7]通過考慮巴薩效應，引入兩國相對勞動生產率擴展PPP方法.Edwards（1989）[1]在對33個發展中國家ERER的研究中，選取的均衡實際匯率的決定因素是：貿易條件、政府消費、資本控制、貿易與匯率控制、技術進步、投資比率.MacDonald（1998）[2]在對美元、德國馬克和日元BEER的研究中，選取的均衡匯率的決定因素是：本國與外國實際利差、本國對外國政府債務的相對供給、貿易條件、巴薩效應變量、凈國外資產。
大量學者采用BEER方法研究匯率均衡與錯位（施建淮和余海豐，2005;Wang等，2007;Pattichis等，2007;秦朵和何新華，2010;Coudert等，2013;黃萬陽，2013;Zhang和Chen,2014[8-14]），選取的均衡匯率的決定因素包括：巴薩效應變量、政府支出、對外開放度、貿易條件、凈國外資產、貨幣供給量、利率、外匯儲備、投資、石油價格等.沒有文獻將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作為均衡匯率的決定因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經濟周期理論文獻大量涌現.Stockman和Tesar（1995）[15]將RBC理論擴展為多國模型，提出國際經濟周期理論，研究國家間經濟周期的協動性及其原因.提出國家間經濟周期協動性的來源是國際共同沖擊和外國沖擊溢出效應.Stock和Watson（2005）[16]利用結構VAR模型研究表明G7國家經濟周期存在協動性.Ambler等（2004）[17]研究表明19個工業國家間經濟周期的協動性不強.Clark和Shin（1999）[18]利用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國際經濟周期波動的國別沖擊效應遠大于國際共同沖擊效應.Hoffmann（2003）[19]利用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大部分G7國家長期產出波動主要由全球沖擊驅動，國別沖擊的持續性和波動性小于全球沖擊.Bagliano和Morana（2010）[20]利用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G7國家間經濟周期協動性的來源中，國際共同沖擊和國內沖擊比外國沖擊的溢出效應重要.Corsetti和Muller（2011）[21]利用VAR模型研究表明，美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1%,歐元區和英國的GDP分別增加0.5%和1%.Wu和Liu（2009）[22]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國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存在產出、凈出口、價格水平溢出效應.
袁富華等（2009）[23]利用KOW模型研究中國與美、歐、日經濟周期的協動性，研究表明對外貿易使中國經濟周期收斂于世界經濟周期，中國特有的投資和消費模式使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脫鉤.He和Liao（2012）[24]利用KOW模型研究亞洲九大經濟體與G7國家經濟周期的協動性，研究表明世界共同因子與亞洲共同因子解釋了中國實際產出的小部分波動.
肖娛（2013）[25]利用平滑機制轉移VAR模型研究表明，在全球需求緊縮期，美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正溢出效應顯著.歐陽志剛（2013）[26]利用非線性因子VAR模型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的國際協動包括趨勢協動和周期協動，既有外國沖擊對中國的溢出效應，也有國際共同沖擊的作用.楊子輝和田磊（2013）[27]構建國際經濟周期三層靜態因子模型，對24個主要經濟體進行跨國研究，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密切關聯，國際共同因子對中國CPI波動具有較高的解釋份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國際共同因子對中國貨幣供給量M2的影響明顯增強，美國經濟周期對世界經濟周期具有主導作用.
目前尚沒有文獻研究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對匯率的影響.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匯率溢出效應可以彌補現有文獻研究的局限性，避免均衡匯率研究中遺漏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的偏差，豐富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的研究視野，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在美國、中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出現重大變化和全球貨幣匯率劇烈波動的現實背景下，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匯率溢出效應可以揭示宏觀經濟政策變化與匯率變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分析美國、中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匯率溢出效應的異同，為各國政府制定正確的和協調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本文利用30個國家1980-2012年跨國面板數據，研究美國、中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匯率長期和短期溢出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