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人口紅利對城鄉收入的作用探析
【第一章】人口紅利下城鄉收入問題探究緒論
【第二章】城鄉收入差距的測定方法及人口紅利影響
【第三章】人口紅利期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分析
【第四章】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實證分析
【結論/參考文獻】基于人口紅利的城鄉收入差距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人口結構經歷了兩次變化。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由高嬰兒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人口結構向高嬰兒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人口結構轉變；第二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發現人口的快速增長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沉重的壓力，使我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自此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使人口結構由高嬰兒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長率完成了向低嬰兒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使我國在改革開放后，享受到了來自“人口紅利”巨大的經濟效應?！叭丝诩t利”這一概念在David Bloom和Andrew Mason在1998年被提出之后就被大量學者進行研究。根據瑞典1957年人口生命表中對人口紅利期的規定，以14歲及以下作為少兒人口、65歲及以上作為老年人口。在人口結構中，當人口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候，該地區就進入人口紅利期。我國自1993年進入人口紅利期以來，經濟依舊維持著高速發展，國民總收入從1993年35260.0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516282.1億元。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提出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在2020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當前的情況下，主要的問題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去縮小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墒请S著人口紅利不斷的促進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卻沒有因為人口紅利的作用得以縮小。從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來看，城鎮人均收入與農村人均收入之差由1993年的1655.8元增長到2012年的16648.14元。為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城鄉共享人口紅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已迫在眉睫。
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中，指出我國是個典型的二元經濟體。那么在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同時是否對城鄉收入差距變化也起著作用。我們應該如何根據我們的現實國情，在人口紅利期去盡可能的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維持收入分配的公平。讓理論與現實結合，去解決我國現有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
1.2 國內外研究現狀
自從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demographicdividend”（人口紅利）后，國內外學者對人口紅利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成果不斷涌現[1].從人口紅利的含義和本質來看，目前大致被分為三種觀點。第一種是機會論，于學軍（2003）指出在人口結構在不斷的變化過程中，會使得人口結構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形狀，即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總人口比例較低，而適齡勞動人口比重較高。在這種人口結構下，使得適齡勞動力供給充足，適齡勞動力需要承擔的家庭撫養負擔較輕，儲蓄率升高，能夠很好促進經濟增長。這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時期被稱為“人口紅利”[2].第二種是期限論，陳友華（2005）指出當總撫養比高出某一限定數值時，該人口結構才處在人口紅利期。即人口撫養比處于高低兩個閥值之間的一段時期[3].第三種是源泉論，馬瀛通（2007）指出，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上，基于對平均壽命的預期，通過努力使人口和經濟社會一并發展，達到由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較高的適齡勞動人口比重會導致勞動力數量的擴大和社會儲蓄量的增加[4].
人口紅利期內，我國的經濟水平持續快速發展，關于人口紅利期的期限確定也不盡相同。其中可以分為兩派，其中一派為樂觀派，另一派為悲觀派。蔡昉（2010）認為中國的人口撫養比應該是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其中，非勞動年齡人口包括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少兒人口年齡段是14歲及以下，老年人口年齡段是65歲及以上。并且在2013年左右人口紅利就會就會因為人口撫養比的降低而消失[5].周婷玉（2010）作為一個樂觀的觀察者，對我國人口紅利在近幾年將消失的說法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人口紅利期內，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之后，人口紅利將會直至2030年左右結束[6].作為對該觀點的反駁，蔡昉（2011）從人口紅利的本質出發，認為在人口撫養比逐漸下降的過程中，會帶來經濟增長，并且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的要素條件。但是自2010年以后，資本報酬遞減作用會越來越明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不能再對資本報酬遞減作用加以抑制。并且伴隨著資本積累越來越快，經濟增長會更依賴投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人口紅利會消失的越來越迅速[7].
關于人口紅利如何去拉動經濟增長一直是研究的熱點，其中有以下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創富效應，即源自勞動力充裕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就人口紅利的背景下，沈君麗（2005）通過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環境變化的分析，指出只有通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兌現我國的人口紅利[8].蔡昉（2004）指出如果不能實現充分就業，那么就不能順利實現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由于人口紅利期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是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不能實現充分就業、優化配置，就業壓力將會充斥整個社會，人口紅利得不到實現，并且經濟也不會得到進一步增長[9].王文軍（2007）認為，人口紅利期農村中存在的剩余勞動力由于素質不高，技能能力的欠缺會導致他們達不到工作的需求，不能做到充分就業，這些剩余勞動力資源也將不能充分被利用[10].Knight（2011）利用數據估算得出到2020年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農民工將占城市就業人數的約2/3,農村剩余的勞動力將比2005年約少1/3[11].劉元春和孫立（2009）指出人口紅利窗口開啟促進經濟增長只是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在這段期間應該采取優先實現充分就業的戰略，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等等[12].朱恒金和馬軼群（2012）指出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力轉移對提升經濟增長協調性和降低經濟增長持續性的作用會越來越大，而對增強經濟增長結果質量的作用會越來越小.劉三林、吳華維和彭穗生（2013）利用廣東1987-2010年的數據得出勞動年齡人口比率對人均收入的彈性為5.2468,人口紅利在此階段對經濟增長起到極大的正向作用[14].
第二種觀點是積累效應，即社會保障支出變少，生產性消費支出變多。ZhengWei, Rui Hao（2010）通過包含年齡結構動態以擴展增長方程并將其應用于中國1989-2004 年期間的省際數據，發現人口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出生率下降對兒童撫養比降低的貢獻，幫助促進了198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15].蔡昉（2010）指出如果建立起一個具有積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功能或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勞動者的養老期望從而儲蓄動機，以及資本市場的增值來保持高儲蓄率[16].王必好（2013）運用空間計量技術得出結論，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通過城鄉居民消費傳導，有利于經濟增長[17].石火培和倪曉真（2013）指出揚州市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而進入不同的人口紅利階段，當前正處于低撫養比的人口紅利期。這說明揚州市人口仍然能給經濟發展帶來正能量，并通過消費、儲蓄等形成傳導機制[18].
第三種觀點是投資效應，即高儲蓄率導致的投資增加所產生的經濟增長效應。Louis Kuijs（2005）用每年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 30% 以上[19].Loayza（2000）運用面板分析得出兩個結論：少兒撫養比上升會減少儲蓄率，少兒撫養比上升3%,儲蓄率將會下降1%;老年撫養比的上升也會減少儲蓄率，老年撫養比上升15%,儲蓄率將會下降2%[20].Mason和Kinugasa（2008）還認為，壽命和退休期的延長以及家庭支持體系的衰落都使得工作年齡的人有強烈的儲蓄動機，從而資本-產出比提高，資本深化導致勞動的人均產出增加[21].王婷和呂昭河（2012）指出在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還處于上升趨勢下，需要通過增強居民儲蓄投資轉化效率等來挖掘和增加人口紅利，作為勞動力比重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更應如此[22].劉亮和陳正偉（2010）也認為較高的儲蓄率積累作為投資的重要來源對重慶的經濟增長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23].王金營和楊磊（2010）構建一個儲蓄、國民總收入、總負擔比、少兒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的回歸模型，該模型指出適齡勞動人口的比例上升，勞動人口負擔壓力的下降將會使儲蓄水平提高，并且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帶動我國的經濟增長[24].
在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通過以上不同的途徑來促進經濟增長。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不斷增長，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卻也造成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诓煌臏y算方法，得出的結論都是在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城鄉收入差距都是在不斷擴大。周世軍（2011）根據城鄉收入居民比來衡量城鄉收入差距，從1986年開始，基本上是處于不斷擴大的過程，從2002年突破了3:1,至2008年達到最大值3.33:1[25].段景輝（2010）采用2004年的微觀數據，采用分布函數的方法對全國、各?。ㄊ?、自治區）以及東、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基尼系數、農村基尼系數和城鄉混合基尼系數進行了測算，研究表明2004年城鄉混合基尼系數高于城市內部基尼系數和農村內部基尼系數，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已成為不爭的事實[26].程莉（2013）根據泰爾指數的構建，發現自1978年以來，泰爾指數從0.091上升到2011年的0.137,并且在此過程中，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大致顯現出了五個階段。但是總體上仍然是在波動中逐漸擴大的趨勢，并且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絕對差距依然很大，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項任重道遠的任務[27].
那么在人口紅利期是否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是通過何種途徑來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各種途徑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度各為多少，只有極少的文獻進行分析和研究?？v觀關于人口紅利的文獻資料，關于人口紅利現階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①人口紅利的本質和具體含義是什么。②人口紅利期限的確定。③人口紅利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來促進經濟增長。④人口紅利貢獻率如何測定。根據國內外對相關主題的研究不足和目前的趨勢，本文從人口紅利期的特征是通過何種途徑作用于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分別從理論途徑和定量分析進行研究。
1.3 研究框架與研究方法
全文分為五個部分，框架和各部分研究內容如下：
（1）緒論。依據我國人口紅利和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指出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整理國內外關于人口紅利的相關文獻，依據學術界對人口紅利的研究進展，進而得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
（2）相關概念、理論和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途徑。通過簡單介紹人口紅利的相關概念、人口紅利理論和城鄉收入差距的測度，并且依據人口紅利期最顯著的兩個特征：高勞動參與率和低撫養率，構建起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3）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特征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依據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對我國人口紅利期進行判定。分析我國人口紅利期的起始時間和我國人口紅利期的顯著特征，根據城鄉居民收入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和基尼系數分別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進行描述和解釋。
（4）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作用的實證檢驗。通過對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收集在此期間相關人口紅利的數據。根據第二部分的理論分析途徑和EVIEWS軟件，構建出VECM模型，對人口紅利如何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來進行實證檢驗。
（5）結論與政策建議。根據前面四個部分得到的結論先進行總結，并且將第二部分中理論分析途徑和第四部分實證結果相結合提出相應的建議措施，如何在我國人口紅利時期，去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得出政策結論。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1）在論文方向選擇上采用文獻研究法。根據研究目的：在人口紅利期，如何去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合理的去處理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促進我國經濟的和諧發展。通過對相關文獻綜述的整理，系統、全面的認識需要研究的問題，構建合理的思路對研究的問題進行分析。
（2）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定性與定量的分析方法相結合。根據定性分析去理清人口紅利通過哪些途徑來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根據定量分析來分析，利用計量軟件去計算出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兩種方法的有效結合，有助于將所研究對象的性質、數量、效率更清晰的展現出來。
1.4 本文的創新點與不足
本文基于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進行了理論的分析論證和相關數據的實證，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
（1）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進行了測度和描述，并對人口紅利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途徑進行了理論分析，充實相關人口紅利理論。能夠從現有的人口紅利理論，以人口紅利時期最顯著兩個特征：高勞動率和低撫養比，從這兩個特征出發，從理論分析出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途徑。
（2）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以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運用計量軟件分析了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證明了理論假設和實證結果相吻合。根據現有實證結果為基礎，得出相應結論。并且在人口紅利期，對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政策建議提供了支持。
本文的不足之處有：
（1）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理論分析是根據人口紅利期最顯著的兩個特征來進行分析和研究。在這段時期內，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并且又是相關理論的創新，可能會忽略了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其他重要因素。
（2）在人力資本投資差異的分析中，人力資本投資指的是健康方面的投資、教育方面的投資和人力遷移方面的投資，但是關于人力遷移投資的數據難以得到，并且相對比于前兩項相對占人力資本投資中處于較小的部分，故只能忽略；關于實證部分中有關城鄉人力資本投資差異中由于城鄉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難以得到數據并且去量化，所以可能會導致分析得出的結論有失偏頗，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就城鄉人力資本投資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的真實現象。
人口紅利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具有現實和政策指導意義，研究這項課題不僅需要深厚的經濟學功底以及對政府關于城鄉二元經濟現狀和改變城鄉收入差距政策方向的準確把握。由于本人學識淺薄，能力有限，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尚在初級階段，希望能在以后的學習和研究中加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