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家庭是農民經濟的組織基礎，家庭經濟是農民家庭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在中國，小農家庭經濟傳統以來就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傳統中國農民占人口總數的 80%以上，農民的勞動是傳統中國社會秩序的生產基礎”.[1]（ P150）它主要是指在“同財共居”的家庭范圍之內，家庭成員間通過勞1行為主要包括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中國農民家庭的組織結構不同于西方社會以個人為單位的核算方式，而是自古以來就形成了勤勞節儉、吃苦耐勞的經濟品格，并在當前農村去過密化、農業生產機械化和化學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仍然保持著。
關于小農經濟行為的研究，學界已經形成了較為厚重的學術積累和歷史脈絡，對小農行為動機、目的等都做出了一定解釋。其中，理性小農、道義小農、綜合小農和社會化小農等概念都是在不同層面對不同類型、不同時間點上的農民群體進行概念分析，[2]對小農性質進行界定和判斷，解釋小農行為的合理性。特別是恰亞諾夫對道義小農的研究更成為了農民學和經濟學領域中的經典范式，他主要是運用勞動-消費均衡理論來解釋小農家庭的經濟行為邏輯，有其合理性。但道義小農范式在解釋中國農民家庭經濟行為邏輯時會遇到困境。
二、恰亞諾夫“道義小農”范式的理論基礎
1、生命周期論
恰亞諾夫對農民家庭經濟進行了深入分析，其最主要的兩個理論來源是生物學規律基礎上的生命周期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邊際效用論。
首先是家庭經濟活動量受家庭人口結構、規模和生命周期變化的影響，恰亞諾夫認為“家庭結構首先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與下限”.[3]（ P20）而隨著家庭生命周期變化，家庭人口結構中的勞動者數量（ 下文用 p 表示） 與消費者數量（ 下文用 e 表示）比率不斷變化調整，家庭內部所面臨的經濟壓力是不一樣的，從而決定了家庭在勞動力投入力度上的決策差異。當家庭勞動者數量（ p） 等于消費者數量（ e） 時，家庭經濟壓力最小，自我剝削程度最低。根據此，恰亞諾夫對家庭經濟行為選擇做出的第一個判斷是，“家庭經濟活動的量完全由消費者的數量決定，而根本不由勞動者的數量決定”,從這里可以看出恰亞諾夫對農民家庭經濟行為的分析是建立在消費決定論基礎上，而不是生產決定論。
另一方面，勞動力自我開發程度還因為體力勞動具有辛苦和乏味的特點，[4]（ P121）這就決定了勞動量不可能無限付出。因為“體力勞動的經濟活動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人類體能的耗費決不是無限制的。在一段有限的時間之內，一個人的勞動量越大，他所付出的最后一單位勞動（ 邊際勞動） 的辛苦就越大”.這就是恰亞諾夫強調的第二個判斷，即勞動能力的耗費會受到勞動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約?！皳Q言之，我們能夠肯定地說，農民勞動自我開發的程度靠需求滿足程度和勞動艱苦程度之間的某種關系來確定”.[4]（ P53）進而在這一基礎上，恰亞諾夫討論了邊際勞動耗費的辛苦程度與勞動所獲價值總量的邊際效用的主觀評價之間的均衡點。
2、邊際效用論
恰亞諾夫描述農民家庭經濟行為也可以用農戶收入曲線和“收入-閑暇”無差異曲線組成的幾何圖形表示。在收入曲線圖中，兩條曲線必然會相交于一點，這就是對于邊際勞動所獲收入的主觀評價相等于對邊際勞動所付出辛苦的主觀評價。在這一基礎上，勞動者的產出一旦達到這一點便會自然停止。如圖 1 所示，橫坐標代表農民家庭經濟的總收入，曲線 AB 代表為獲得相應的家庭收入而付出的勞動辛苦程度。如恰亞諾夫所說，獲得第 10 個或第20 個盧布時所付出的辛苦是微不足道的，但隨著所獲盧布的增多，勞動者每多掙一個盧布就會越發困難。曲線 CD 代表獲得相應家庭收入的需求滿足程度或者邊際效用水平。對于獲得的第 20 個或 30 個盧布的主觀評價會非常高，因為家庭獲此微薄收入將能夠應付其一年的最基本需求。隨著年收入額的遞增，對于邊際盧布收入的主觀評價將日益降低，因為新增收入所滿足的需求在家庭成員看來是不太重要的需求。曲線 CD 的走勢顯示了對于邊際盧布收入的主觀評價的變動情況，它與曲線 AB 相交于 x點，假設 x 點的年收入為 67 盧布。在這一產出水平上，對邊際勞動所獲收入的主觀評價相等于對邊際勞動所付出辛苦的主觀評價。至于 x 點以后的邊際效用，每一個新增盧布所得到的評價都要低于對獲取該盧布所付出勞動辛苦程度的評價。
隨著家庭經濟所獲得收入的增加，勞動辛苦程度會不斷提高，而其邊際效用卻不斷下降。但兩條曲線總有一個相交點 X,X 是邊際勞動所獲收入的主觀評價相等于邊際勞動所付出辛苦的主觀評價。在這一點上，勞動辛苦程度與需求滿足程度達到均衡，如果繼續投入勞動，則勞動辛苦程度就開始大于需求滿足程度，這自然是不符合農民經濟理性行為的。
恰亞諾夫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勞動辛苦程度和需求滿足程度均衡點的變遷，他主要從兩個因素入手，一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家庭消費需求的提高。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同樣的辛苦努力可以獲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水平，從而曲線AB 就會下降到 AB1（ 見上圖） ,就出現新的均衡點。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付出與之前相同的勞動投入會獲得更高的消費需求主觀評價，從而達到單位勞動收入增加和勞動強度降低的效果。如恰亞諾夫所說，農產品價格上漲，使得勞動生產率翻了一番，那么同樣的辛苦努力現在就可以達到獲取第 n 個盧布的水平，而在以前，則可能只獲取 n/2 個盧布。
同樣，當 e/p 比率提高時，即家庭中消費者增多、消費需求增長時，同樣的辛苦努力所獲得的收入可以有更大程度上的需求滿足。這要付出更高的勞動辛苦程度以獲取更高的收入水平，以滿足家庭消費需求。實際上，恰亞諾夫利用收入曲線對勞動-消費均衡點進行探討，還是借助了微觀經濟學無差異曲線進行序數效用論分析。即，恰亞諾夫在討論勞動-消費均衡點的時候并不一定明確指出確切的數量點，而只需知道農民家庭的偏好順序選擇，即無需知道具體的效用差距數量。在討論均衡點變遷時也是同樣的道理，不需要分析出具體均衡點的數量，而只明確均衡點會在相關因素影響下產生變化，也即明確了勞動者在偏好選擇下愿意付出更高的勞動辛苦程度。
三、對恰亞諾夫勞動-消費均衡論的爭論
恰亞諾夫的理論引起了眾多學者的討論，秦暉認為恰亞諾夫首先跳出了“經濟人”這一邏輯預設為前提的經濟學古典傳統，轉而從農民本來的心理狀態出發分析其經濟行為。同時首創大規模地采用“參與觀察”的人類學方法對農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與微觀研究，因而從理論與方法兩方面都為經濟人類學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因此，恰亞諾夫如果不是“經濟人類學的奠基者”的話，那么他至少也是“對當代人類學思想有很大影響”的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