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我國宏觀經濟分析文獻的統計分析
【第一章】基于統計學的宏觀經濟分析文獻研究緒論
【第二章】宏觀經濟分析文獻的選題研究
【3.1】分析方法使用概況及其主要應用領域
【3.2 - 3.4】統計分析方法運用與選取原則
【第四章】宏觀經濟分析文獻的指標運用研究
【結論/參考文獻】中國宏觀經濟分析文獻計量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4 宏觀經濟分析文獻的指標運用研究
基于同樣的原因，本章將沿用上一章的辦法，對 377 篇質量較高的宏觀經濟分析文獻進行典型調查，借以認識同類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通常實證分析的文獻都有這樣一個路徑，即進行理論分析、建立理論模型、選擇統計指標替代理論變量（即數據獲?。?、建立計量模型、分析原因、提出建議。選擇統計指標替代理論變量是宏觀經濟分析從理論到現實最重要的一環。然而，中國宏觀經濟分析文獻在這一步的討論卻意外地缺乏。
4.1 實證分析的指標運用概況
在本文的樣本中共 138 篇文獻有使用了計量分析方法，其中，97 篇有數據來源，占比 70.29%;96 篇明確指明指標名稱，占 68.84%;充分討論選取指標原因的有 14 篇，占 10.14%.來源有說明，指標有明確，原因討論充分的僅 13 篇，比例不足 10%.
除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實證分析文章基本不提及數據來源外，其余文章基本都有提及到數據來源11.而未充分討論的選取指標選用原因，其狀況千奇百怪：有僅給出部分指標選用原因的，共 16 篇；用時間區間作為選擇原因的，共 2 篇；還有原因是其他人認為某些指標關系大，因此選用的，共 1 篇。
僅給出部分指標原因的研究者往往只針對自己的專業領域指標進行討論，然而隨著各種探索性統計分析的活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選題涉及面越來越廣，學科間相互交叉，非研究者自身專業領域的指標常常對其沒有較為深入的了解，討論也不可能充分。
4.2 四個指標運用的例子
在本文考察的 377 篇高質量宏觀經濟分析文獻中，共出現了 283 次統計指標使用12,其中僅有 43 次對理論變量的代替有較充分的討論，占比僅一成半，有41 次的統計指標使用沒有對應的理論變量。
經統計分析，使用較多的經濟統計指標為 GDP 和 CPI,而使用得較多的經濟理論變量是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本節將以上述四個統計指標和理論變量作為例子進行討論。
4.2.1 GDP 的運用及現狀
除去對潛在 GDP 的研究外，有 29 次指標選取使用了 GDP 或經過對 GDP 進行簡單計算的指標用于擬合模型。圖 4-1 將展示它被用于替代哪些理論變量。
GDP 的中文全稱為國內生產總值，為一定時間空間內所生產的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用于描述國內總產出是完全對口的，描述經濟（總量）增長、宏觀經濟（生產）情況與走勢也尚可。用名義 GDP 與實際 GDP 比較，計算出一般物價上漲率用以描述通貨膨脹也是符合理論要求的。
但將 GDP 用于替代經濟發展、經濟目標則值得商榷。經濟發展以及經濟目標的內涵，不僅包括經濟總量的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GDP 僅反映其中的經濟總量，對其余兩層含義均未能有效反應。
而 27.59%的 GDP 直接用到模型中，卻并未提及其所替代的理論變量，則凸顯出了一種“唯 GDP”的思想，即“無論如何，說到總量就是 GDP”或“GDP 就是經濟發展”.
隨著近年來開始提倡注重發展質量，“唯 GDP 論”被批得體無完膚，似乎GDP 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一樣。然而，“唯 GDP 論”的出現實非 GDP 本身之過。
GDP 作為一項指標，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時空范圍內產品與服務的總值，這就是它本身所代表的全部意義。它僅僅是一個自然數，只能變大或變小，眾人指責它忽略環境污染、忽略經濟發展質量、忽略可持續發展，實在是冤枉了這個勤勤勉勉的指標了。筆者認為，“唯 GDP 論”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企圖用一個有量綱的指標作為標的，去評價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于是看似反映了經濟總體的 GDP便被抓作壯丁，被供奉與神壇之上，成為了人們日夜關心的晴雨表。然而經濟總體狀況作為一個概念廣、領域寬、層次多的待評價對象，本應用多維的評判方法（一系列的指標）對其進行測度，若愿意放棄便于理解的帶量綱指標，還能選擇指數法去綜合反映其總體發展水平。尤其是可持續發展被加入到經濟發展質量的概念后，一個當期的帶量綱的指標根本不可能反映出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由此看來，近來較火的“綠色 GDP”其實無甚研究意義。
事實上，20 多年前，國民生產總值（GNP）是用來評價一國宏觀經濟的核心指標，但時至今日，翻開各種國際國內文獻，卻通篇都是國內生產總值（GDP），鮮見 GNP 的蹤影，即使出現，也早已被另一個經過重新代替的指標--國民總收入（GNI）所替代（高敏雪，2006）。雖然 GDP 和 GNI 都是總量指標，但兩者在含義、性質、構成、數量關系和應用上都有著較大差異。
從目前已有的國內外的研究現狀看，對于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理論方法以及發展趨勢等方面做大量的研究，但卻沒有針對國民經濟核算核心指標變遷及其問題的論述。雖然 GDP 和 GNI 的定義已經明晰，但兩者性質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以至于在長期的研究當中，關于經濟結構分析和占比分析時，往往出現指標性質混淆、指標實際不可比的情況。其一就是 GDP 作為一個生產指標常被用作為收入指標使用。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政府官員、公眾媒體都是通過 GDP 占比來反映經濟現象和社會現狀的，即將支出（消費、投資）/收入（資本、報酬）指標，誤以為等效于支出（消費、投資）/生產（使用）指標。例如， 2014 年國家稅務局有關領導表示政府收入占到 GDP 比重 44%,并以此說明按照新一輪財稅改革穩定宏觀稅負的原則，這一比重明顯偏高。2013 年中國教育經費支出占 GDP 比例首達國際標準，并以此作為這是中國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轉變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這實際上是用收入性質的指標如稅收、教育經費指出、勞動報酬等收入性的指標與生產性質的指標 GDP 比較，本文認為，這很可能是由于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從 GNP 轉變為 GDP 時，產生的一種“遺傳錯誤”.
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誤用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缺乏對 GDP 和 GNI 性質界定的理論方法和依據，高敏雪（2006）曾分析過 GNI 取代 GNP 的原因以及 GDP替代 GNP 成為國民經濟核算第一指標的原因。其中對 GDP 與 GNI 性質有明確的界定，但其研究沒有引起國內學者的足夠重視。大部分的文獻偏向于使用重要指標與經濟總量 GDP 作對比，卻忽視了 GDP 本身是一個生產性質指標，消費和生產對比、支出與生產對比、使用與生產對比，中間缺少了收入的環節。少了收入的環節，對比占比分析的傳導機制是傳導不下去的。由于“遺傳錯誤”,又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占比指標的“性質錯位”:國防支出、教育投入、固定資產投資與 GDP 之比可以說是毫無理論依據的，或者說該比值僅代表兩個數字間的運算結果，卻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綜上所述，GDP 的運用現狀可謂既混亂又泛濫。如何正確使用 GDP 這一經濟總量指標，需要全中國宏觀經濟學者共同關注，相互提示、相互監督，力求避免歪曲 GDP 本身所代表的含義，繼續出現“張冠李戴”式誤用。
4.2.2 CPI 的運用及現狀
繼 GDP 后，CPI 是排名第二的 “受歡迎”指標，共被選用 20 次。圖 4-2 將展示被 CPI 代替的理論變量分布情況。CPI 全稱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其描述價格變化的對象為居民消費品，因此，上述理論變量中最吻合的應為消費價格水平，然而其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由于用于去除不可比因素的使用對象是最終消費，該作者認為政府消費在其中所占比例極小，可以忽略，因此該做法也是能自圓其說的13.
在宏觀經濟學理論中，通貨膨脹表現為物價持續上漲的過程，其物價意為一般物價水平。另外，根據國際宏觀經濟學理論，國內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是匯率變動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圖 4-2 中的匯率變動、價格水平、物價水平以及通貨膨脹率的內涵是一致的，均指一般物價水平。
然而，一般物價水平應包括所有消費品與投資品價格的考量。CPI 單作為一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既忽略了政府消費帶來的物價影響，又未曾考慮社會投資品的價格變化，這種替代無法稱為是充分的。未說明所要替代的理論變量的做法說明該研究與理論基本脫節，參照上一章的說法，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這是缺乏科學性的。
綜合現有的研究，用 CPI 反映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動情況主要有四點缺陷。其一是核算范圍狹窄。由于一般物價水平應包括所有消費品與投資品價格的總體波動情況，但消費者價格指數卻只包含了居民消費品的價格波動在內，政府消費與投資品的價格波動卻未得到反映。其二是權重更新速度緩慢。過去 30 多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在高速或中高速增長的狀態下，人民生活的消費結構受到收入增加的影響不斷改變，恩格爾系數下降，電子產品需求上升等現實變化，都令消費者價格指數編制時的權重設置受到挑戰。其三是中國的部分商品價格受到行政管制，而非完全由市場決定。因此，政府管制部分商品價格（如油價、電價、水價等）將導致居民消費指數被低估（由于常年處于通貨膨脹狀態下）并未完全得到體現。最后是未有核心 CPI,無法去除由于供求關系帶來的物價波動因素，從而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包含供求變化帶來的價格波動影響。
4.2.3 貨幣供應量的指標運用及現狀
貨幣供應量不僅是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又是涉及金融領域的計量分析文獻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論變量，其在上述宏觀經濟分析文獻中出現了 13 次替代，其分布情況如圖 4-3 所示。用貨幣流通量替代貨幣供給量的文獻出現在 1994 年，鑒于筆者對該年代的研究情況較少，不便發出評論。但毫無疑問的是，近年來，M0,M1,M2成為替代貨幣供給量的三位主角。
但在應該如何選取的問題上，幾乎沒有人做出回答，只有其中一篇使用 M2的文獻指出，由于 M2是貨幣政策的主要調控對象，因此選用 M2.如此說來，放棄 M2而投奔 M1,M0卻又未對此給出解釋的文獻，是否因為僅用 M1或 M0的數據時，擬合模型才能通過統計檢驗呢？
貨幣供給量作為一個重要的調控變量，歷年來的研究都只關注其波動與效應，卻從未規范其指標應在何處運用才是合理可比的，以至于宏觀經濟分析文獻中所用的指標各異，均自稱為貨幣供給量，但又未曾對其含義與現實意義之間的差異進行討論，從而造成了的混亂現狀。
4.2.4 通貨膨脹率的指標運用及現狀
通貨膨脹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又是在單縮法下的“理想”縮減用的理論變量。在上述宏觀經濟分析文獻中出現了 13 次替代，圖 4-4 將展示其替代的分布狀況。
在這 13 次的替代中，僅兩位研究者給出了替代理由。一位使用 CPI 的研究者認為，目前計算通貨膨脹率的方法主要包括 CPI 和 GDP 縮減指數等方法。由于中國 GDP 縮減指數的建立歷史較短，因而選擇 CPI 作為通貨膨脹率。而使用了GDP 平減指數的劉迎秋（2009）先生則認為，這不僅有助于充分反映同期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以及服務和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動，還有助于充分反映同期進出口、特別是進口商品和勞務以及資產價格的變動。筆者認為，如劉迎秋先生這樣深入考慮經濟統計指標對理論變量的代表性的做法，才是宏觀經濟分析中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最嚴謹的推導分析過程。
但與此同時，筆者認為目前宏觀經濟分析研究者對中國統計公布的價格指數了解不夠充分。絕大部分研究者只知 CPI,PPI 等常用價格指數，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土地交易價格指數、房屋銷售價格指數、房屋租賃價格指數、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等反映更多領域的價格指數，即使研究選題涉及上述領域，但對應的指數均未被提及。
4.3 本章小結
經典理論的提出者從未在意過現實社會應如何考量這些理論變量，但宏觀經濟分析的實踐者應當把這條連接現實與理論的橋梁搭好，以確保其理論內涵并未受到現實操作的扭曲，從而影響實證分析的質量以及可靠程度。
不難從本章的四個指標運用實例中看出，在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實踐中，普遍缺乏指標選取的合理性考量。如這些指標應該如何選取，與理論的聯系如何，各有什么優劣，前人為何使用這個指標等等問題，都應深入思考，而非浮于表面。
比如度量數據集離散程度，絕大部分人都不假思索地使用方差，即使用變異系數，也不過是對方差的變換使用，然后他們得出一個只能相互比大小的數值，再也不知道這個數字與實踐中的直接聯系在哪里。絕大大部分的文獻、網絡搜索結果在描述離散程度時都在使用方差，人們會這樣做并非沒有原因。在現實生活中，常人并不會去查證為什么使用方差，他們在這種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做出的決定，往往是參照一個他們認為可靠的對象（他們認為這個可靠的對象是信息完全下做出的最佳決定），當他們發現這些可靠對象（文獻、網絡搜索結果）都在使用方差時，他們便做出如上決定。但是，這些文獻、網絡搜索結果的作者為什么使用方差呢？這里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有一個原因占據了主導地位，那是他們所接觸到的權威都在使用方差。那為什么這些權威們在如此多的離散程度度量方法中，選擇了方差呢？他們是為了方便做積分?？墒?，對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來說，甚至對這些文獻、網絡搜索結果的作者們來說，他們又什么時候需要用到積分呢？而另一個度量數據離散程度的方法--平均絕對離差--同樣能描述數據的離散程度，在不影響比較各數據集的離散程度的條件下，還有著明確的現實意義。這樣一種“帕累托改進”竟然就被人們忽視了，以至于在現實生活中，人人都在模仿心中的權威，殊不知已做出了不明智的選擇。
現實中，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針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設定了各種針對性的指標，如收入核算就包括國民總收入、國民凈收入、國民收入、國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國民可支配凈收入等指標，分別從初次分配、再分配、總額以及凈值等角度對其進行核算，但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學者幾乎無人使用這些經過重重困難才核算出來的指標，眾多國民經濟核算指標被棄置，卻在用“少數指標打天下”,這無疑是極大的資源浪費。因此，如何運用好國民經濟核算指標，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
總體來說，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的指標運用水平較低，缺乏對理論與實際之間銜接的思考，377 篇高質量的宏觀經濟分析文獻僅 13 篇完全考慮了數據來源，具體指標，以及替代原因。剩余的或多或少均缺乏充分的討論，或者應該說，僅為使用實證模型而使用指標（如為使用季度 GDP 數據而直接使用工業生產總值進行替代）。要改善這種明顯的以技術為導向的宏觀經濟分析文獻，應當從學者自身、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以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同時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