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綜述
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政府卻依然掌握著關鍵的經濟實力,國有企業控制著我國經濟命脈.究竟多大的政府規模對于經濟增長是最優的?國內外很多學者對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很多研究.
第一種,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Wagner（1883）首先對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瓦格納法則:政府規模將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擴大和瓦格拉假說,即認為經濟增長會擴大政府規模.Peacock和Wise-man（1961）、Musgrave（1969）、Bird（1971）、Beck（1982）等進行的研究證實了瓦格納法則的真實性.Kormendi和Meguire（1986）指出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他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從而使得投資環境得到改善,從而使經濟得到增長.Rubbinson（1970）通過研究多國數據發現,擴大政府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我國國內經濟學家馬拴友發現我國政府勞務具有顯著的生產性,歐陽志剛也通過研究發現了GDP與政府支出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
第二種,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朗多（Laudau,1983）建立面板數據,得到二者之間為負相關關系.Tullock（1987）、Folster和Henrekson（2001）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過度膨脹的政府規模對私人部門的投資產生擠出效應.Barro（1991）通過內生增長模型分析政府消費增加使得經濟增長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
蓋里爾和圖洛克（1989）發現OECD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真實GDP的增長與政府消費占GDP比例的增長顯著負相關.林雙林與宋順鋒利用以總生產函數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型,推導出可證實的假設,利用我國189個城市1991~1998年的數據并做回歸分析,表明政府的規模和經濟增長負向相關.
第三種,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不存在顯著關系.曼庫爾·奧爾森通過對長期持續增長的研究發現,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穩定的關聯.科勒德克通過研究發現,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并不必然存在大政府與低增長、小政府與高增長這樣的關系.同樣,Gemmel（1983）、KormendiMeguire（1985）等人通過研究發現,認為政府消費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第四種,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即Armey曲線.認為它們二者之間呈現出倒U型曲線的關系,而且這證明了存在最優財政規模.巴羅-薩拉-伊-馬丁政府支出增長模式對Armey曲線的實證研究.格羅斯曼做了關于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顯示它們之間呈現倒U形關系.
二、變量選取、研究過程及結果分析
（一）變量選取
本文有兩個變量,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政府規模用政府消費支出占GDP比例的增長率衡量.經濟增長用GDP增長率衡量.GDP以200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的.GDP即國內生產總值,是在一定時間內通常是一年,一個國家領土內所有居民所創造的增加值的總和,包括產品稅并扣除補貼,還包含資產折舊或者自然資源損耗和退化.
（二）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目的就是排除虛假回歸的可能性,通過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經濟增長和政府規模時間序列均是平穩序列.
（三）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
本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來描述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之間的關系.應選取最佳的滯后期與自由度,使得二者處于一個相對均衡的狀態,使模型更加準備.假設p為1的時候,記錄AIC和SC信息量取值,然后假設p為2時,AIC和SC信息量取值,然后假設p為3時,AIC和SC信息量取值等,最后從中選取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時的p值,從而確定模型的階數和自由度.本文經過多次試驗,得到AIC當最大滯后期數取1時最?。?0.08），SC當滯后期數取1時最?。?0.35），因此可以確定當p=1時,取得了滯后期與自由度之間的一個平衡狀態.
將參數估計結果寫成方程形式為Gdp=0.627199GDP（-1）+0.135219GOV（-1）+3.741833
Gov=-0.754151GDP（-1）-0.149128GOV（-1）+7.112152
通過對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兩個時間序列建立VAR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到以上兩個回歸方程.從回歸方程上來看,可以看到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之間具有相關關系.可是,兩個經濟時間序列經常容易出現偽相關問題,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需要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
（四）VAR模型的穩定性
若要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1,需要對VAR模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本文采用的是VAR模型的方程的特征根是否在單位圓里.若特征根都在單位圓里,則說明建立的VAR模型是平穩的.若特征根在圓上,則說明建立的VAR模型是非平穩的.從檢驗結果可以得到:VAR模型的特征方程的根都在單位圓以內,所以說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穩定的,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檢驗.
（五）方差分解
考慮VAR模型時,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動態特征.通過方差分解,能夠了解新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通過變量經濟增長政府規模方差分解結果圖,可以得到,來自政府規模新息的影響對經濟增長預測誤差幾乎沒有作用,而經濟增長方程的新息對于政府規模預測誤差有一定的貢獻度.
（六）格蘭杰因果分析
為了檢驗參數的顯著性,我們還需要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排除偽回歸的現象.由結果可知,說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政府規模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增長是政府規模的格蘭杰原因.
（七）研究結果
式1:Gdp =0.627199*GDP （-1） +0.135219*GOV（-1）+ 3.741833
式2:Gov =-0.754151*GDP （-1） -0.149128*GOV（-1）+ 7.112152
通過回歸結果分析,經濟增長對政府規模是正相關關系,而且經濟增長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政府規模擴大0.75個百分點.而回歸方程1存在偽回歸現象,因為格蘭杰因果分析結果顯示政府規模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我國1979~2011年的數據,考察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和格蘭杰因果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經濟增長是政府規模的格蘭杰原因,且具有正相關關系,這點結論正好符合瓦格拉假說.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不斷涌入城市的人口也不斷遞增,而且增長速度越來越快.人口大量涌入,必然導致對公共服務設施的要求增加,政府消費支出也將擴大,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本文通過分析,并沒有發現存在由政府規模到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的證據,即沒有發現經濟增長對政府規模的反饋影響,可見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并沒有在中國的數據中得到驗證.這可能是因為政府支出效益不高,即使政府支出規模增加,投資環境不能得到相應的改善,內需也不能得到擴大,所以國民經濟并未得到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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