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馬威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五分之一的英國勞動者的收入低于所謂的“維生工資”標準。而在7.9%的失業人口中，有20.3%是16至25歲的年輕人。低收入這個嚴重的問題，在英國經濟持續低迷的今天，使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出現下降。本文討論如何解決低收入的問題，與此同時，防止由于經濟調控——特別是最低工資調控——造成意外的負面影響。

本文將通過一些實例分析來說明最低工資的提高常常伴隨著年輕人和非熟練工的失業率增加。鑒于最低工資的相關法律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我們提出一項新的改革，旨在提高低收入者的凈工資：把征稅門檻提高到國家最低工資水平。

我們希望這篇文章將引發一場關于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凈工資和生活水平的討論。我們認為，強制提高最低收入會對就業產生不利影響，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是直接的付給現金或者我們所建議的減稅手段。

加法：提高最低工資是個好主意嗎?最低工資調控的一個嚴重問題是，由于無法預先對公司、企業家或工人進行試點，調控所導致的意外后果將對整個經濟體造成影響。公眾最為熟知的一個后果就是，最低工資的提高將意味著企業成本的增加。維生工資基金會（LivingWage Foundation）基本上已不再發起政治運動。他們可能也已經意識到強制提高最低工資不利于低技能勞動者就業?；饡壳耙艳D向依靠公關力量，鼓勵企業承諾將其員工的薪水提高到維生工資水平。該項努力值得肯定，并且它也反映了消費者能夠通過行動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

雖然我們支持維生工資基金會與私人企業開展合作以增加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但是我們也擔憂此舉可能會引起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低技能勞動者可能因此被擠出就業市場，最終導致長期的失業率上升。

最低工資規定的最大危險并非僅此而已，它還可能導致一個企業即使資金狀況良好，也不愿雇傭這些低收入勞動者。最低工資本質上是勞動者價格的底線，而價格底線通常會抑制對產品的需求。就勞動力而言，失業說明了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下降。所以，低收入者的失業與企業的支付能力沒有關聯，真正的問題在于他們所產出的價值能否超過付給他們的工資。

這種現象對年輕的勞動者和非熟練工的影響尤為明顯，因為他們所產出的價值可能是最低的。經濟學家也熟知這一現象。在2000年的一項調查中，73.5%的美國經濟學會成員同意這一看法，或者在同意的基礎上表示：“最低工資標準造成了年輕勞動者和非熟練工失業率的增加?！倍?6.5%的成員不同意這一看法。

大量資料從實證角度證明最低工資規定對年輕勞動力失業的作用。比如大衛?諾伊馬克教授和威廉?瓦斯切爾教授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分析了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快餐店的員工工資表，發現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對這些餐館中的年輕員工就業率產生影響。而1994年卡德與克魯格發表的一篇論文則認為最低工資標準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

這兩篇論文的矛盾主要是因為卡德與克魯格的研究數據質量不高，他們對就業的看法也比較狹隘。諾伊馬克與瓦斯切爾認為，卡德與克魯格的調查方法并不可靠，他們打電話給各個餐館詢問其員工數量，而值班經理可能對此存在誤解?？ǖ屡c克魯格按照員工的人數而不是工作時間來計算就業率，但是一些餐館并沒有直接解雇員工，而是減少了他們的工作時間，這個計算方法并沒有把這種情況考慮在內。諾伊馬克與瓦斯切爾的研究基于新的工資單數據，因而更正了這一疏漏。

諾伊馬克與瓦斯切爾的研究發現，就業率相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彈性是負0.24。也就是說，如果最低工資提高10%，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下降2.4%。雖然在不同的產業、國家和時間范圍中這個價格彈性數據未必完全一致，但是諾伊馬克與瓦斯切爾在2007年對102項研究進行的元研究（即對許多已存在的研究進行研究）顯示了該價格彈性數據的正負和大小。這102項研究中有三分之二的研究大體上顯示出最低工資標準對就業有負面影響。而在這33項研究中，有28項（85%）顯示，最低工資的提高對就業有負面影響，其中，對年輕勞動者和非熟練工的影響首當其沖。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經濟的復雜性，要想準確預測最低工資法規對就業率的影響是不可能的。而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也不是最終結果。就業市場的復雜性在于永遠無法對雇主行為作出明確的預測。在某種情況下，比如買方壟斷，最低工資的增加確實能夠帶來凈就業率的提高。

然而，這種情況理論上的可能性與它實際發生仍有不小的距離。在大多數情況下，最低工資的增加對就業率會產生不利影響。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改善低收入者的境況，他們不應該冒這個風險。英國低薪委員會（LowPayCommission）負責向政府提出增加最低工資的建議，他們2011年的建議是保持年輕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不變。而今年，他們可能要再次提出該建議。英國商會等商業團體也支持該項建議。

然而，上述建議所關注的是年輕勞動者的最低工資，而忽略了21歲以上的非熟練工。關于最低工資法規的理論和證據表明，這批勞動者與年輕勞動者一樣可能受到最低工資增加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不那么明顯。

低薪工作也對社會帶來益處，同時它反映了勞動者生產力的市場價值。對于職業經歷比較單薄的人（比如年輕人、長期失業者、新移民）來說，低薪工作能夠帶來金錢以外的其他收益，比如工作經驗。獲得一份工作是一個人職場生涯的重要一步。對初入職場的人來說，向雇主證明你能夠按時上班，并且工作富有成效對你的職業前景十分關鍵。而其他金錢以外的獲益，比如說工作經驗和人脈，同樣十分重要，對一些雇員來說，這些獲益可能比工資本身更加重要。

無怪乎近些年來無薪酬實習不斷增多。最低工資法規有效禁止了以低于6.19英鎊的時薪雇傭21歲以上的勞動者，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取消薪酬（一些公司的規避方法是向實習生提供開銷補貼）。國家最低工資的荒唐之處就在這里：它讓企業面對一個選擇，或者付給雇員6.19英鎊的時薪，或者不付薪酬。而許多年輕人接受零時薪的現象恰恰說明了低收入工作對許多人的重要價值。國家最低工資的捍衛者對此給出托辭：失業比一些低收入工作更好。

不僅如此，即便最低工資對就業率不產生影響，增加稅前工資也不像人們認為的那么有效。正如經濟學家克里斯?迪洛（ChrisDillow）所說，稅前工資的增長會被稅收抵免和個人所得稅抵消，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每增長1英鎊，其工資只能獲得30便士的凈增長。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低薪不是一個問題。只是解決低薪問題必須三思而后行，否則本意是幫助低收入人群的措施產生的效果很可能會適得其反?；谝陨戏治?，通過將國家最低工資增加到“維生工資”水平應該不是明智之舉。盡管一些雇員能夠獲得更高的凈收入，但是整體結果很可能是負面的：凈就業率將會下降，而年輕勞動者和非熟練工將失去步入職場的機會。

所以，我們認為增加最低工資并不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雖然該措施可能讓一部分勞動者獲益，但是代價是凈失業率的上升。政府應當鼓勵大型企業制定計劃，提高低收入者的薪酬，比如通過員工培訓計劃，提高員工的職業技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生產力。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們提出以下觀點：一是應當關注勞動者的凈收入；二是應當施行有利于市場運轉的改革，以促進就業。

減法：為低收入者免去稅收的煩擾將低收入勞動者的稅前收入視作問題的關鍵是一種誤導。人們的生活品質取決于其凈收入，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維生成本——比如食物和住宿費用——之后的收入，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者居住在什么地區）。我們在這一部分討論在避免上述對就業的不利影響的前提下，如何增加低收入勞動者的凈收入。我們傾向的選擇是提高免稅人員補貼，并將其與國家最低工資水平掛鉤。

增加低收入勞動者的凈收入可以通過以下兩種基本方式：一是把現金直接轉移支付給在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勞動者——換句話說，即增加稅收抵免。

與提高最低工資的方法相比，這種方法的優勢在于其成本不會被轉嫁給需要雇傭新員工的企業。然而，這種方法仍然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它給低收入勞動者漲薪水帶來了新的邊際成本遞減效應，將打擊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增強其休閑

意愿（福利體系中同樣存在這個問題，政府似乎已決心要對此進行改革）。另外，目前的稅收抵免體系運轉十分困難，為了讓真正需要增加收入的人群能夠從中受益，必須大幅度精簡。同時，增加稅收抵免意味著需要進一步增加經濟體的沉重稅收負擔，不利于正在恢復中的經濟?；谝陨显?，我們認為稅收抵免的途徑并不可行。

我們認為，為低收入勞動者減稅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據上頁的表格，對一個每周工作40小時、每年工作52周的勞動者來說，其稅后的維生工資低于國家規定的稅前最低工資。換句話說，如果能夠為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免稅，那么他們的實際所得就是維生工資。

因此，擺在政府面前的就是一種非常簡便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實現所有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獲得維生工資：將征稅門檻與最低工資掛鉤，提高到每年12875英鎊。蒂姆?沃茲托指出，向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征稅，這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行為：“如果政府說你賺得太少，應當為此感到羞愧，那么它為何還要把錢從你的口袋里掏走呢?”

政府已經承諾將征稅門檻提高到每年1萬英鎊。據英國皇家稅務與海關總署估計，征稅門檻每提高100英鎊就意味著年稅收收入下降約500萬英鎊。因此，將稅收門檻提高至12875英鎊意味著年稅收收入下降約144億英鎊。

一旦實行這一政策，年收入在100000英鎊以下的勞動者將增收575英鎊，而最低工資線以下的129.7萬勞動者將卸下稅收負擔。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是讓我們把它放到政府開支的大背景中進行衡量。

2013年，英國政府的財政預算是6766億英鎊，其中1164億英鎊將投入社會福利（養老金不包括在內）。而為低收入者免稅的成本僅占到整個財政預算的2%（同時還能為年收入100000英鎊的勞動者減輕稅收負擔）。如果政府連這144億英鎊都無法撥出，那么我們的處境確實太困難了。

但是，如果通過在其他地方增加稅收來為該項改革提供資金并不明智。還有一個辦法是提高基礎稅率（basicrate）至2.7%，讓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獨享改革成果。然而，這將增強對他們的邊際消極效應，所以這一辦法也并非良策，因此，通過削減開支來支持該項改革或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