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適度失業率及相關問題的提出
失業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減少失業、實現充分就業是世界各國政府制定宏觀社會經濟政策的重要考量?！斑m度的經濟增長率、適度的通貨膨脹率以及適度的失業率”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奮力追蹤尋跡，力圖構建的穩定經濟、穩定政治和穩定社會的“大三角函數”。在我國，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剛剛擺脫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無失業”觀念的束縛之后，旋即有人提出了“適度失業”的概念。1988年，中國勞動學會在重慶召開的“大中型企業勞動工資配套改革研討會”上就出現了國家要允許適度失業存在的觀點。與此同時，國家計委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在《今后八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中，也明確指出在勞動就業方面，要引進競爭機制，允許適度失業的存在。
盡管各國政府普遍將保持適度的失業率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但對于如何確定適度失業率水平的高低卻并未找到一種適當的辦法，事實上在學術界也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適度失業的量化標準。20世紀60年代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一國充分就業或合理就業的目標是失業率在4%以下;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又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失業率在5%甚至6%以下就可以認為是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目標。不難看出，這些標準也還只是粗略的經驗數據而已。事實上，所謂適度的失業率水平，是指一個有利于國家經濟發展合理、資源配置優化和社會穩定和諧的失業率水平，但這一數字在各國之間顯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應當視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文化歷史傳統和社會形勢等因素來確定。
就業或失業程度是反映人力資源配置效率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國際主流經濟學把充分就業定義為消除了非自愿失業的就業狀態。由于在此條件下整體經濟運行狀態往往處在經濟社會諸生產要素最佳配置的最優狀態，實現充分就業遂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的首選目標。從社會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在研究失業率的適度水平的時候，應當要結合充分就業時的失業率水平———自然失業率來研究。事實上，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自然失業率的具體標準并不完全相同，各國政府可以依據具體情況來觀測本國在特定的條件下是否實現了充分就業。以美國為例，一般認為其20世紀50、6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3．5—4．5%，即95．5—96．5%的勞動力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而在20世紀7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4．5—5．5%，即94．5—95．5%的勞動力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20世紀8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5．5—6．5%，即93．5—94．5%的勞動力就業率是充分就業狀態。由此可見，即使在同一國家，自然失業率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充分就業的標準也非一成不變的。
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和作用在西方不同經濟學派之間爭議頗多，而國內關于自然失業率問題的研究卻十分鮮見。穆熙和肖宏華\\(2000\\)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自然失業率的價值不僅僅局限于表征失業和治理失業，也反映出貨幣政策的成本和效果。因此，他們認為:加強對自然失業率相關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通貨膨脹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蔡窻、都陽和高文書\\(2004\\)利用菲利普斯曲線的三角模型\\(Staiger，Stock和Watson，1997\\)，采用動態回歸分析方法估計了我國的自然失業率，同時得出了我國的自然失業率相對比較穩定的結論。并且，他們根據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同階段，劃分了四個時段，估計出一種斷點的自然失業率。這一研究雖然結合了西方目前的主流經濟模型，但對自然失業率隨經濟變動的特征刻畫不足，也未能給出調控的置信區間。
近年來，國內對失業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的文獻較多，但主要側重于失業的現狀、特征、成因及失業率的高低等等，而對我國失業水平的適度性研究卻十分鮮見。盡管有人提出過“適度的失業率”的概念，但并未對其進行深入地研究，研究方法還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方法以及結合一些經驗數據的說明之上，分析處理上也過于簡單化。根據我們的觀察，國內學術界不僅對于我國適度失業水平及自然失業率的研究較為鮮見，而對失業率進行適度區間最優計量控制的文獻則尚未見到。在本文中，我們將從適度失業的理論分析著手，在論證適度失業問題研究的重要意義的基礎上，根據我國1992—2010年間各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利用門限回歸模型對中國城鎮失業率最優門限值水平進行估計，得出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的最優適度目標控制區間。
二、適度失業的概念及研究的意義
失業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其存在具有客觀必然性。這是因為:首先，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會隨之提高，這就必然導致產生失業現象。其次，在現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的競爭機制也必然通過勞動力市場發揮其作用，優勝劣汰從而達成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從而產生“機器代替工人”的現象。再次，人口總量的超速增長也必然引起失業。因此，零失業或過低的失業率在一定意義上也并不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失業率過高同樣是不可取的。
事實上，對于失業者而言，失業就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貧困、受歧視以至造成心理失衡。但在宏觀的政策選擇中，政府一方面要代表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須反映失業者的現實訴求。因此對政府而言，決不能通過行政手段來人為地壓低失業率，其結果并不可能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充其量不過把“顯性”的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的形式，而最終造成全社會的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的惡果。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過低或過高的失業率都并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從宏觀社會經濟管理的角度而言，客觀上需要一個一定的或適度的失業率。本文基于我國各省、市、自治區自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的面板數據，運用動態面板數據門限回歸模型，在控制了城鎮失業率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間接效應的條件下，研究不同門限區間的城鎮失業率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確定我國失業率水平的最優控制目標區間。該模型方法具有動態性、面板性、區間性和非線性估計等多方面的性質，以此方法研究我國失業率的適度水平，這既有利于避免前述若干方法在我國應用的制約性，又有助于能夠克服線性結構模型的誤差較大的問題。
三、模型設定及相關說明
\\(一\\)指標、數據和模型的選擇
在我國城鎮失業統計的實踐中，主要采用的是城鎮登記失業率，而學術界對此詬病很多，并先后提出了城鎮調查失業率和基于人口普查相關數據計算的失業率等三種方法。其中，城鎮調查失業率是通過實際抽樣調查的結果確定樣本失業率，進而推算社會失業率。它克服了登記失業率指標存在的一些問題，其結果更接近于實際。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公開披露相關數據。國家統計局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提出，在“十二五”期間將正式公布調查失業率，但迄今為止并未見到有關的披露。而人口普查中的失業調查相對于上述兩種方法，人口普查數據的調查范圍更廣，從而也更有說服力。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調查成本巨大，人口普查大約10年才進行一次，不能滿足我們對失業數據分析的經常性需要。
針對以上情況，在本文中，我們還是只能選擇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我國失業率數據的代表。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及其失業率是迄今為止我國官方正式公布并予以采信的反映我國失業規模和失業水平的統計指標，也是我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在制定短期計劃、乃至中長期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時所采用的重要調控指標之一。
另外，國內有關對失業率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的文獻，多數采用的是全國性數據的時間序列線性分析模型。這樣就忽視了三個問題:其一是我國的幅員廣闊，東中西部各地區的差異很大，而這種差異必然對全國的失業率分析帶來影響。若采用全國的整體數據就忽略了這種差異，其分析可能就是不準確的，至少是不精密的;其二，采用線性分析模型，實際上預先就假定了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是線性關系，這種假定也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其三，國內目前有關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失業率調控的文獻，最多也只考慮了失業率的上限控制，而并未考慮失業率的最優調控區間問題，由前述可知:我們認為這種分析也是不盡合理的。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們選擇了面板數據的門限回歸模型，其主要原因就是利用了這種模型的非線性、面板性和區間控制的性質。在數據樣本的決定方面，由于數據可得性和模型精度要求，我們采用數據的時間跨度是從1992年到2010年。這是因為，我國的失業率統計始于1992年。文章所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經網等權威機構，以及《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和相關的統計年鑒。
\\(二\\)控制變量的選取
為了研究城鎮登記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的因果關系，首先需要控制二者之間的間接效應。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以年均9．8%的增長率快速發展，撇開一些制度與政策的因素影響，我國所具有的人口紅利、勞動力成本低下等獨特的競爭優勢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貢獻良多。綜合前文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晰地得知:在分析城鎮登記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因果關系時，首先必須控制投資、人口紅利、生產成本競爭力、對外貿易水平、消費、通貨膨脹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對于定性指標的衡量，我們應當借助于相近的定量指標，再加之數據可獲得性的考慮，我們在模型中，選擇了以人口自然增長率作為勞動人口比重的工具變量;以全社會固定投資占GDP的比重來作為政府與私人投資的工具變量;以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的增長率作為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工具變量。為了清晰地反映失業率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我們也將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以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這兩個對國民經濟增長有巨大作用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來處理。詳見表1:
四、實證分析
\\(一\\)Hausman檢驗
本文基于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前述各項指標的面板數據，分析城鎮登記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由于我們使用了面板數據模型，因此首先需要對模型進行識別，以確定模型類型，對此我們進行了Hausman檢驗。Eviews6．0的檢驗結果如表2:
可見Hausman檢驗統計量為36．593，P值為0．000，則拒絕原假設，確定本文應選擇固定效應的面板門限模型。
\\(二\\)門限效應檢驗
本文設定的計量經濟模型是面板數據的門限回歸模型，其中，門限變量為城鎮登記失業率，它是反映我國城鎮失業水平的體制變量\\(regimevariable\\)。顯然，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資源稟賦以及文化教育水平等若干不易觀測的非時變地緣經濟因素存在差異，我們在模型中設定了非時變異質性個體固定效應。由上述表2的Hausman檢驗，進一步證實了我們模型設定的正確性。因此，本文初始設定的計量經濟模型是:
其中，門限變量為城鎮登記失業率unemt，I\\(·\\)是一個示性函數，它依賴于門限變量unemt的取值。xit=\\(x1it，x2it，x3it，x4it，x5it\\)是控制變量的向量。
首先，對于模型\\(1\\)估計門限值，采用stata統計分析軟件包，可得估計值為γ1=0．022，γ2=0．042，γ3=0．064;而且，γ1、γ2和γ3的95%的漸近置信區間分別為[0．020，0．022]、[0．038，0．042]和[0．060，0．064];對模型的門限效應進行顯著性檢驗，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LR1=37．382分別大于10%、5%和1%的置信水平的自舉臨界值24．799、26．888和31．655，說明門限效應是顯著的，拒絕原假設，即有一個門限值的假設是成立的。同理可知，有兩個門限值的假設也是成立的。由于LR3=2．592，遠小于10%的自舉臨界值17．571，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即模型不存在三個門限值。由表2的結果分析可以得知，基于模型\\(1\\)的門限值有兩【表４】
\\(三\\)模型的參數估計和檢驗
對估計模型\\(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4。
從t值的顯著性檢驗我們發現，β1、β2、β3、θ1、θ2、θ3、θ4的t檢驗統計量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顯示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總消費水平、人口紅利、對外貿易水平和人力成本競爭優勢等因素相對穩定時，城鎮登記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由此，城鎮登記失業率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經濟區制。
當城鎮登記失業率低于2．2%即位于第一個經濟區制時，在我國表現出的實際情況是，此時的失業率水平已經低于充分就業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實際經濟增長率對較低水平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的反應系數為0．379417，即城鎮登記失業率每提高1%，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0．379%，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呈同向變動關系。表明在此經濟區制中，失業率的降低并不利于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當城鎮登記失業率介于2．4%—4．2%即位于第二個經濟區制時，實際經濟增長率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反應系數為－0．528279，即在此區制內，城鎮登記失業率每降低1%，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0．528279%，失業率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顯著;當城鎮登記失業率高于4．2%即位于第三個經濟區制時，實際經濟增長率對此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的反應系數為－0．173428，與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位于第二個經濟區制時的反應系數絕對值相比，失業率水平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了明顯地下降，說明當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高于4．2%時，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的下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顯著地減弱;換言之，由于城鎮登記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在本模型中經檢驗為非線性關系，因此，過高的失業率會對經濟增長率形成反向的抑制，此時的經濟發展已經處于不健康的狀態，經濟的發展對失業的拉動效應很低，經濟發展的質量很低。一言以蔽之，我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的最優目標控制區間應為[2．2%，4．2%]。
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模型\\(2\\)中的變量進行全樣本的數值分位數統計\\(見表5\\)。由表5我們可以發現數據的一些特點:樣本中的GDP增長速度的中位數是11．6%，且大于9．7%的個數占到樣本總數的75%以上，這說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自1992年以來，持續而快速地發展。樣本中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顯示，我國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時間的失業率都很低，中位數為3．5%，失業率超過4%的個數只占到25%，當然，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與前述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數據與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真實失業率水平還存在很大的誤差有關。眾所周知，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不承認存在失業問題，通過政府分配就業指標，表面上實現了完全就業，而對于所存在的嚴重的隱性失業問題則被完全掩蓋。自1992年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城鄉分割格局被逐步打破，雖然我國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長速度，可是城市下崗工人日益增多，這種隱性失業直到1990年度末期才充分暴露出來，加之隨后出現的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現象，以至于造成城鎮失業人數攀升。所以，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明顯具有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步上移的趨勢。
根據以上我們對城鎮登記失業水平與門限值大小關系的分析，我們將樣本分為較高失業水平\\(unemit＞0．042\\)、適度水平\\(0．022＜unemit＜0．042\\)和較低水平\\(unemit＜0．022\\)三個區制。另外，根據表5，我們發現一個門限值在門限變量樣本值的上四分位數區間內，而另一個門限值在門限變量樣本值下四分位數區間內，即城鎮登記失業率的門限區間落在樣本總數的中位數左右。進一步分析可知，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很低的，可是隨著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城鄉分割格局被逐步打破，我國計劃經濟時期掩蓋的隱性失業問題不斷地暴露出來，這導致了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的不斷提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開始了大規模地承接國際的產業轉移，這一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快速時期，同時前期國有企業的失業群體的失業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的緩解，這一時期我國的失業率有所降低。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了WTO，迎來了中國經濟新一輪的快速增長，與此同時，在外向型經濟的引導下，我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大量地離開農村涌往東部沿海地區，逐漸形成了新的“農民工”群體。在工業化大規模推進的過程中，不少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生產資料，而成為了潛在的失業群體。所以，從2002—2007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同時也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以空前的速度向前推進的過程，在這一時期，我國出現了特殊的“高增長，低就業”現象。自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外向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微弱，導致這一時期東部沿海地區的傳統加工廠大面積的破產歇業，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現象，這一時期的農民工的失業問題比較嚴重。
從圖1可以看出:2010年中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超越失業率警戒線4．2%的個數為6個，占總數的19．35%。對此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預警分析和總體內部的差異分析。以4%整數關為界分析如下:全國各省區超越4%的省區數為7個，占總數的22．58%。東部地區的11個省級行政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只有上海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超過4%，占地區的比重為9．1%;西部地區的12個省級行政區\\(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中云南省、寧夏自治區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超過了4%，占地區的比重為16．7%;中部地區的8個省級行政區\\(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跨過4%的個數最多為3個，占地區的比重為37．5%。通過東、中、西三個地區的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國地區就業狀況的一個總的特征是中西部失業問題比較嚴重，而中部8省區更為突出。
五、結論和建議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強調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在明顯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年均增長7%，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根據前述的適度失業率控制的目標區間分析，這一控制目標略微偏高。另外，從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里得知在“十二五”期間各地方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的控制目標的平均值為4．4%，也超過了我們通過面板門限模型得出的門限控制上限值4．2%，雖然從總體上講，還是比較接近我們測算的適度失業率控制的目標區間，但反映出一些省區就業形勢還是比較嚴峻。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看到: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繼續保持兩位數的發展速度已不現實，我們也必須放棄過去那種粗放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過程中，必然會適度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這就有可能導致我國出現結構性失業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更加要重視失業率的宏觀調控，保證經濟適度增長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為了達到“控制適度失業率”的目標，應當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保證經濟發展質量的前提下，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以上的分析表明:經濟增長速度是影響就業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保持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降低失業率和解決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當然，經濟發展的質量較高，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從而才能為進一步創造就業崗位提供良好的環境，達到經濟和就業“雙增長”的理想狀態。
第二，堅持把“就業優先”作為我國社會經濟統籌發展的重點工作。雖然，隨著我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的“人口紅利”有所減弱。但是我們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我國勞動力供給還不會有明顯縮減，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充足仍將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而且，我國勞動力的質量弱勢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因此，必須在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和中長期發展戰略時繼續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
第三，繼續完善勞動力市場建設，強化就業服務體系。應當肯定，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著眼于更加全球化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國際競爭，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建設，提高職業服務工作人員的專業工作水平，提高服務效率，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另外，我們也還需要進一步做好失業保險工作，盡可能地減少失業率與勞動力資源的錯配。
第四，加強失業監控與失業預警工作。為了實現和保持適度的失業率水平、力爭達到充分就業的和諧穩定的就業局面，就需要對失業率進行監測和預警分析。當失業率呈現出明顯增加，接近或超過適度失業率水平上限時，就應迅速采取調控措施，盡快降低失業率水平。反之，當出現失業率明顯過低，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政府也應當采用適當的刺激手段，以提高勞動參與率，防止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第五，進一步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實現失業以及養老、醫療保險制度的“全覆蓋”，制定有利于人力資源合理流動的正常機制，促進勞動力正常流動，同時，也要關心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加強勞動力的就業培訓、保障失業人員的生活和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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