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勝利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為構建俄國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重溫列寧這一帶有俄國特色的體制探索史，對于我們加深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初期經驗的認識，啟迪我們深入推進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馬克思主義經典原理出發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
1917 年 11 月 7 日，列寧領導俄國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在人類社會歷史上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想憧憬變成具體實踐。在這一嶄新的歷史實踐中，執政的無產階級如何設計社會主義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從而有效管理社會主義的國家經濟是一個既無先例可鑒，又無現成模式可循的重要課題。正如列寧自己所說：這是在攀登一座還沒有勘察過的非常險峻的高山，“在這里既沒有車輛，也沒有道路，什么也沒有，根本沒有什么早經試驗合格的東西！”
為此，列寧在起初時期只能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理中尋找答案。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將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商品貨幣關系、市場等不復存在，價值規律對社會生產的調節將被自覺的計劃調控所代替；整個社會的一切生產部門將在全體社會成員的參與下由一個“中央管理機構”（公社）集中管理，全部社會生產將按統一的計劃進行。遵照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預言與設想，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初期，特別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創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這種經濟管理體制具有以下顯著特點：一是普遍實行國有化，將從地主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的企業、經濟組織和部門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特別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為了最大限度集中資源滿足戰爭需要，列寧更是加速了國有化的進程，擴大國有化的范圍，除了大企業之外，進一步將中小型企業也收歸國有，納入國家統一管理。中小型工業企業國有化的實施，使俄國幾乎全部的工業企業都收歸到國家集中管理。二是對國有企業實行高度集權的總局制管理。各總局高度集權，不經過地方蘇維埃，自上而下對所屬企業實行嚴格的集中領導與“條條”管理，直接給企業下達指令，規定企業的生產計劃，負責企業的資金調撥、原材料和設備的供應，統一分配企業的產品等。進入“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這種高度集權的總局管理制被進一步強化，總局數量從 1918 年底的 18 個增加到1920 年底的 52 個，總局把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統統包下來，企業沒有任何自主權，不實行經濟核算。全國儼然一個統一的大軍營、大軍工廠。三是消滅商品貨幣關系與市場，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
在生產領域：嚴格生產的計劃管理，使全部社會生產按照服從于戰時任務的集中計劃進行“，按照一個全國性的計劃把全國所有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聯合起來”；在流通、分配及消費領域：取締自由市場，實行余糧收集制，并對主要農產品（糧、糖、菜、肉等）全部實行國家壟斷，嚴禁私人買賣，把全體居民組織到統一的消費公社網中，利用消費公社把整個分配機構嚴格地集中起來，有計劃地集中分配一切必需品等。通過這些措施，試圖用社會主義統一的經濟計劃調整生產，用有組織、有計劃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從而“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傊?，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最初時期及“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創立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就是：以計劃為手段，排斥商品貨幣關系與市場，高度的中央集權，高度的國家壟斷，從生產、分配到流通、消費各個領域，都由國家掌握和控制，國家依靠行政命令、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來建立經濟聯系，推動經濟運行，市場機制的作用完全被取消，地方、企業及個人等經濟主體的自主權幾乎完全被剝奪。
不可否認，上述高度中央集權體制的創立，雖然與當時的經濟極端困難和戰爭有關，但根本上還是源于列寧從馬克思主義經典原理出發而對社會主義的一種理想追求。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及“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曾反復明確地說“：共產主義要求全國大生產的最高度的集中。因此，應無條件地授權全俄中心直接管轄該部門的一切企業?！彼€說“：剝奪全俄中心直接管轄該部門在全國的一切企業的權利，那就是地方主義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一領導的經濟?！痹谶@里，列寧把實行全國生產的集中統一管理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制度屬性聯系在一起，表明在列寧思想深處，他始終堅定地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全國高度集中與壟斷的經濟，社會主義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理應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國內戰爭只不過是加速了列寧建立這種集權體制的進程，建立這種集權體制并不是象某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僅僅是列寧在戰時特殊環境下采取的臨時政策，是被戰爭所迫的一種應急措施，是與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一種巧合，而是列寧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種主動追求，是列寧利用戰爭順勢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列寧的這種思想還可以在他后來的一次報告中得到印證。1921 年秋，列寧在《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報告》中說，“當時設想不必先經過一個舊經濟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的時期就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設想，既然實行了國家生產和國家分配的制度，我們也就直接進入了一種與以前不同的生產和分配的經濟制度《指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制度———引者》?！?br>
這段話充分證明，建立國家生產和國家分配的高度中央集權管理體制，是列寧走向社會主義的一種主動選擇，退一步說，也應該是戰爭環境與列寧早期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主動選擇思想雙重影響的產物。那種認為中央集權管理體制是列寧在戰爭環境下采取的臨時措施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二、不一定要認為國家壟斷制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最好的辦法———戰后危機面前的深刻反思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及“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創立的這種高度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剛剛誕生的殘酷戰爭年代里，曾發揮過巨大的歷史作用。它空前激發了廣大工農群眾為共產主義理想而英勇奮斗的革命精神與英雄氣概，把國家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用于戰爭的需要，從而贏得了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武裝暴亂戰爭的勝利，捍衛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但是，1920 年底，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這種管理體制所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國家統得過多、過死，微觀經濟主體沒有自主權，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壓抑，致使工業生產嚴重滑坡，工業品產量下降到戰前水平的 13.8%，農業種植面積大幅下降，農民經濟變成“薩莫耶德式”經濟（供自己食用之意），糧食及社會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各地農民起義，工人罷工，并最終導致海軍要塞喀瑯施塔得水兵暴亂。1921 年春天，蘇俄面臨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
危機面前，列寧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進行了深刻反思。在列寧看來，這種國民經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式管理，只能是戰爭年代的特殊政策，卻不能保證和平時期使社會主義經濟走上正常發展軌道，只會把整個社會經濟生活推向崩潰與災難的深淵，為了適應和平建設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中央集權管理制作出一些改變。1921 年 3 月，他在有關場合闡述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與必要性時說“：我們在商業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轉方面走得太遠了”，“在理論上，不一定要認為國家壟斷制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最好的辦法”，“現在不必實行國家壟斷制”，“可以把‘繩子’更放松些，不要繃斷它，‘放得’‘松開些’”，“在下面給農民等流轉自由”“，現在需要最大限度的靈活性”。1921 年 7 月，他又在《關于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提綱草案》中進一步分析了蘇維埃國家直接管理大量的各種類型的企業的弊端，明確提出要對這種體制進行調整。同年 10 月，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講話中更是明確指出“：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F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br>
這些論述充分表明，新經濟政策開始后，列寧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變：第一，國家壟斷式的高度中央集權管理體制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好做法；第二，經濟不大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不能建立在產品經濟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自由流轉（商品經濟）基礎上；第三，必須對蘇維埃國家直接管理大量的各種類型企業及對企業的供應不同企業的生產率直接聯系的做法進行調整。列寧認識上的這些轉變，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偉大的新發展。
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與理論家，列寧不僅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中央集權管理制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不一定要認為國家壟斷制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最好的辦法”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觀點，而且還從理論上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深入論證。列寧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理論設想，是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現實出發提出來的，而俄國的現實經濟是宗法式經濟（即自給自足的或者處于游牧或半游牧狀態的農民經濟）、小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并存的經濟，要將所有這些經濟成分，特別是“到處都有”的小經濟都納入社會主義軌道，由國家計劃統一集中管理，是行不通的，必須給予一定靈活性，必須發揮商品貨幣關系與市場的作用。列寧指出“：小農只要還是小農，他們就必須有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小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動力和動因。這就離不開地方流轉自由?！?br>
在這里，列寧的理論邏輯是“：小生產”的經濟現實決定了必須允許自由貿易、允許地方流轉，而要允許自由貿易與地方流轉，就必須改變高度中央集權、高度國家壟斷的計劃管理體制。這是列寧運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對“不一定要認為國家壟斷制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最好的辦法”的觀點進行理論論證。
三、以“上面實行集中，下面實行自由”為架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
沿著“不一定要認為國家壟斷制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最好的辦法”的思路，列寧對戰后蘇俄社會主義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具體模式進行了重新設計。1921 年 3 月，他在構思《< 論糧食稅 > 的幾個提綱》時首次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新設想。他說“：在一些大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到來以前，經濟關系或經濟體制的類型 = 上面實行集中 下面實行農民的自由貿易……?！?br>
列寧的這一設想，雖然最早是從轉換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角度提出來的，但很快（稍晚一兩個月），列寧就將這一構想推廣到包括工業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領域。在列寧看來，這種“上面實行集中，下面實行自由”的新體制，就是整個社會依然按照國家統一的計劃進行集中管理，但是，下面每個具體的勞動者或組織均有獨立地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自主權，均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在完成國家統一計劃任務的前提下，具有自主生產并通過自由貿易獲取自身利益的自由。這種新體制實現了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統一經濟計劃管理與發揮市場作用相結合，既具有計劃性、集中性、統一性，又具有自由性、分散性、靈活性。列寧要求把建立這種新體制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基礎。
以“上面實行集中，下面實行自由”為架構，從 1921 年春開始，列寧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全面改革，這也是人類社會主義歷史上第一次宏觀經濟體制改革。這種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一是廢除余糧收集制，改行糧食稅，并實行差別稅率，對積極擴大播種面積和提高生產率的勤勞農戶，給予稅收優惠，或降低稅率，或部分地免稅，以提高其積極性。二是規定農民在納稅后剩余的一切余糧可以用來交換工業品，從而給予農民通過自由貿易獲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三是改革農村經濟組織形式，放棄大規模的共耕制、公社制、集體農莊制，大力推行合作制。在列寧看來，相比共耕制、公社制及集體農莊制，合作制保留了農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及經營活動自主權，給予了小農以較多自由，有利于調動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幾乎在對農村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同時，列寧也將這種改革從農村推向城市，對城市高度中央集權的工業總局管理制進行了改革。改革舉措主要有：一是撤銷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屬各管理總局，將其管理企業的職能轉給托拉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只保留調節和一般領導的職能，對托拉斯進行總的計劃領導和監督。二是壓縮國家直管企業的范圍，國家只將一定數量的大型企業集中在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其余的則出租給合作社、協作社、其他聯合組織以及私人，靈活經營。三是實行經濟管理的地方分權原則，將部分原先直接由中央管理的企業下放給地方管理，同時賦予地方經濟機關廣泛的職能和權限，構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條快結合”的新體制。四是給企業松綁，從物質處理、原料采購、產品銷售、企業用工、勞動報酬、企業聯合與分離及外貿等方面，賦予企業自主權力，使企業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營實體，調動企業生產積極性與主動性。五是按商業原則辦事，建立企業經濟核算制、經濟責任制及一長制等，規定企業領導必須對企業負責，承擔起使企業盈利的責任。六是改革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廢除“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平均分配個人必需品的政策，實行工資數量與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勞動成果等掛鉤，同時實行集體合同制工資政策，規定企業的工資總額不再取決于職工人數，而主要取決于企業完成生產計劃的情況和經營的實際效果，以取代固定不變、國家統一的等級工資制，推動職工從切身利益上關心生產成果，調動勞動群眾的積極性。
上述這些改革探索體現了列寧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上集中與自由相結合、集權與分權相結合、計劃管理與發揮市場作用相結合、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結合、權力與責任相對等及國家在管理企業上有所為、有所不為等寶貴思想。這些探索雖然還沒有實現傳統計劃管理體制的轉型，但它卻突破了馬克思傳統社會主義理論觀點的束縛，開啟了人類在實踐中探索而不僅僅是在經典著作中找尋社會主義的光輝歷程。這些改革探索雖然只是一些初步探索，在今天看來，很多地方還不是很完善，但卻是人類社會主義史上第一次偉大探索，并很快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它使戰后蘇俄經濟很快從崩潰邊緣與一團混亂的泥潭中走了出來，走上迅速恢復與蓬勃發展的光明大道，向世界展示了社會主義的無限生機與燦爛前程，產生了無比巨大的歷史示范作用。
四、列寧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早期探索的當代啟示
列寧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探索中所形成的光輝思想，并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暗淡。今天，我們重新梳理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探索歷程及其在這一探索中所形成的光輝思想，對推動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具有重要啟示。它啟示我們：
第一，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沒有一個先在的固定模式，必須在實踐中去探尋。160 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從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出發，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種種設想，但這些設想僅僅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對未來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所作的一些十分粗線條的描述與預測。馬克思、恩格斯當時的歷史使命，僅在于通過對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一般規律的剖析，揭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而不是為后人具體描繪未來社會的詳細藍圖，更不是為后人具體設計未來社會經濟管理體制的具體模式。社會主義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究竟是什么樣子，只能在實踐中去說明。
我們決不能把馬克思理論預測當做僵化的教條，而必須在實踐中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具體模式。在這方面，列寧給我們樹立了光輝典范。他把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以“上面實行集中，下面實行自由”為架構的集權與分權相結合、計劃管理與發揮市場作用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新體制，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思想。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當前，在建設中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必須以列寧為榜樣，既不教條式地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觀點的束縛，也不拘泥于先輩們的原有結論，“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而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在鮮活的實踐中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
第二，生活像激流一般，任何一種合理的體制模式都有隨著實踐的發展而出現僵化的可能，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探索過程，既是人類社會主義歷史上第一次體制建設過程，更是人類社會主義歷史上第一次體制改革過程。
他改革“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適應戰爭需要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宏觀經濟管理舊體制，創立了適應和平建設時期需要的新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勞動群眾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戰后蘇俄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為當代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開辟了思想源頭，展現了理論星空，提供了思想借鑒。實際上，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改革創新亦無止境，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事業永遠在路上。我們必須學習列寧的改革勇氣與智慧，堅持與時俱進，防止思想僵化，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與新特點，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以敢肯硬骨頭、敢涉險灘的精神，堅持不懈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第三，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依然是當前完善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關鍵。從列寧開始，回溯近100 年來人類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關于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探索的歷史進程，不難發現，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是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探索中的重要課題?！皯饡r共產主義”時期，列寧創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雖然忠于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與原則，但它否認商品貨幣關系與市場，過分強調統一經濟計劃與中央集權，完全割裂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因而沒有活力，是一種僵化的體制。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實行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沒有最終突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傳統模式，但他強調統一的經濟計劃應該給市場留有一定的作用領域和空間，“把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建設”，極大地促進了戰后蘇俄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在我國，經過新中國建國六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反復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是面臨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新形勢、新問題與新要求，進一步理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的雙重作用，仍然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中的重要課題。當前，在我國，計劃與市場的問題，既不是二者孰優孰劣的問題，也不是含量上的多與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在既定的情況下，應當如何恰當地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問題。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都是人類調節經濟的有效手段，都是人類文明成果的結晶，本身并無一個絕對的好壞優劣之分，關鍵看我們在實踐中如何運用，如何把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結合得好，它們都能揚長避短，共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反之，就會影響并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當前，在我國，實現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必須既要完善計劃，又要完善市場，提高計劃與市場各自的有效性。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凡是市場能解決好的，就讓市場去解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決不可忽視政府計劃的宏觀調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凡是市場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必須由政府用政策和計劃來管，要進一步提高計劃工作的科學化水平，增強計劃的戰略性、預測性和前瞻性，完善計劃調控政策實施的法律保障體系，健全計劃完成情況的問責機制，強化計劃的權威性、約束性，提高計劃的執行力。當然，世上從來沒有抽象的“計劃”與“市場”，有意義的是在每一特定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計劃與市場。計劃與市場的結合在中國與在美國不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特有的國情決定了這種結合具有唯一性，并無先例和現成模式可循，只能強調“實踐理性”，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