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地的發展狀況

泉州和溫州兩地的共同之處并不少于差異之處，他們都地處東南沿海前沿，人多地少，都具有廣泛的海外僑親關系，而且兩地改革開放前國有投資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交通等基礎設施都極端落后。 溫州強調“義利并重”的“永嘉文化”與閩南“愛拼敢贏”的商業文化都是對“重義輕利”的傳統輕商觀念的沖擊。 因此，兩地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模式暨是政治和經濟環境所限制的結果，也是兩地文化的主動追求。
表1顯示了金融危機發生前兩地經濟的一些主要發展成果， 到2007年兩地的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且兩地的經濟總量差距也很小。 但是經濟結構卻有很大的差異，溫州三次產業的結構更接近于經濟學家所稱的現代結構，進出口總額、投資總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標都高于泉州，從投資結構看， 房地產業及其投資是溫州第三產業的比重高企的重要原因；泉州的第二產業比重高于溫州，工業投資額度也高于溫州。

這種經濟結構是微觀企業行為的結果，也是兩地應對金融危機的路徑基礎和發展起點，這種內生發展力量在碰到金融危機和激烈變動的宏觀政策后走出了兩條明顯差異的表現曲線，圖1是這種表現的簡要呈現。 兩地曲線的趨勢是一樣的，這說明兩地所面對的外部環境是一致的，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機、宏觀調控、政府財政刺激等外部環境是兩地企業共同面臨的不利條件，但是兩地曲線的落差卻一直延續是的，泉州經濟的增長速度一直高于溫州，經濟總量對溫州的優勢越來越大。 保育鈞先生對泉州企業的表現也給出了積極的評價，他認為“泉州是當前民營經濟最出色地區”，與之相反，媒體上充斥著有關溫州老板“資金鏈斷裂”、“企業倒閉”和“跑路”等負面報道。 宏觀數據和微觀感知相互印證，使得產官學各界對都是由民營經濟居于主導地位的兩地為何會呈現如此不同的表現充滿的好奇，并紛紛表達各自的意見和觀點。

二、似是而非的原因

不少學者對這個現象進行了探究，他們從金融活動、所有制結構、外貿依存度等角度分析了兩地的不同表現，但是這些分析并沒有給我們提供清晰的答案，因為這些分析實際上犯了因果倒置和同義反覆的錯誤。
溫州最近幾年經濟的不佳表現往往被歸咎于大規模的民間借貸和企業聯保（\\(徐偉、王婷, 2012\\)）。 由于實體經濟效益的下降，很多溫州企業把資金投向了房地產、民間借貸和金融投資等領域，這些資金不僅來源于企業的留存收益，還有來源于企業的銀行貸款，甚至來源于民間借貸，相對高額的回報預期吸引企業從實體經濟抽離資金投入虛擬甚至非法經濟中，由于這些虛擬經濟的資金大多在實體經濟體外循環，并沒有堅實的回報基礎，因此，大部分的情形變成了“龐氏騙局”，一旦資金鏈斷裂，不僅虛擬經濟會即刻崩盤，實體經濟也難免受到極大沖擊。 另一種金融沖擊來源于企業聯保，企業聯?？梢詭椭髽I擴大信用規模，解決資金需求，當經營情況良好時，這種金融創新工具有利于企業的擴張和發展，但是當聯保鏈條上的某個企業因為投機或實體經營危機時，這種創新工具就成了“火燒連營”的助燃劑，金融危機助顯了這種“連坐風險”。 雖然目前沒有泉州企業從事虛擬經濟和企業聯保的統計和研究數據，但我們可以確認，由于沿海地區普遍具有的民間金融傳統和信息的擴散性，泉州企業也必然會涉及到這兩種金融活動，但這兩種活動并不具有溫州地區那樣的普遍性和深度，因此，泉州企業受此類金融活動的影響就顯得較為輕微，沒有受到普遍關注。 然而，企業把資金從實體企業抽離投向虛擬經濟只是一種經營行為的表現，最多只是加劇了困境，本身并不是造成經營困境的主要原因，反而是一種困境的表現。
林俐和徐徐\\(2008\\)比較了溫州和泉州經濟的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水平，認為泉州內向國際化的程度高于溫州，外向國際化的程度低于溫州，鄭甘澍和毛恩榮\\(2010\\)以出口、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地方財政收入、居民物價指數作為評價指標，比較了溫州和泉州的經濟穩定性，認為泉州的經濟穩定性強于溫州，并以這些指標解釋兩地在金融危機中的不同表現。 這種觀點是因果倒置的，出口、投資和零售總額可以作為造成危機的幾個可能原因，但工業增加值和物價指數，甚至包括固定資產投資，都是危機結果的表現，而不是造成危機的原因，金融危機發生后，工業增加值和零售總額都出現增長乏力的情況，兩地政府都采取了促進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的政府行為，更進一步說，出口增長放緩甚至下降，實際上也是一種危機結果的表現，因此，從這些角度我們難以得到根源性的解釋。 此外，鄭甘澍和毛恩榮\\(2010\\)認為泉州外資（僑資）與民營資本并重的資本結構也有利于泉州經濟的穩定，實際上，泉州大部分的外資企業是“洋帽子”企業，最終的控制人還是當地的民營企業家\\(黃松琛, 2007\\)，因此所有制結構也并不是兩地經濟發展差異的重要原因。

三、透視宏觀數據

簡單的歸因并沒有增加我們對造成兩地發展差異的了解，因此，我們必須從宏觀的經濟數據探查背后的微觀企業行為原因，從表2可以看出，從2007年到2012年，兩地的三次產業結構出現了有趣的變化，泉州的第三產業比重下降了，第二產業比重上升了，溫州的表現更像是走向所謂“現代經濟結構”的趨勢，第三產業比重上升了，第二產業比重下降了，緣何更加“現代”的經濟結構反而導致更差的經濟績效？
我們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出發，比較兩地從2007年到2012年發生的變化。 首先， 溫州的出口總額從2007年的101.48億美元發展到2012年的176.96億美元，年均增長11.8%；同一時期，泉州的出口總額由49.81億美元增長到123.74億美元，年均增長20%。 兩地增長成績的差異來源于兩地企業不同的經營方式，包括市場渠道的創新，如溫州出口到受危機影響最重的北美和歐洲地區的比例達到了53%，而泉州出口到這 兩個地區的比重只有35%，出口地區的差異實際上反應了企業關系網絡的差異，正如\\(林俐, 2008\\)所述，溫州商人的主要海外關系網絡在歐美，特別是歐洲地區，泉州商人的網絡主要集中在亞洲，特別是港澳臺和東南亞地區。 因此，這些海外關系網絡為企業開創新的國際市場時成了可資憑借的首要資源，這是造成兩地出口增長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兩地的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也有顯著的差異，溫州的房地產投資不管是比重還是絕對額都一直高于泉州，到2012年，房地產投資的絕對額甚至高于工業投資，從投資比重和溫州的房價推測，溫州房地產業的高額比重是導致溫州三次產業結構更像現代產業結構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碰到了國家對房地產業的調控， 因此溫州的經濟發展就很容易受制于房地產業的波動。

相反， 泉州的工業投資不管是比例還是絕對額都遠遠超過房地產業的投資，而且也超過溫州工業投資的水平，兩地工業投資的年均增長率差異使得工業投資的差額越拉越大，這也印證了媒體對溫州產業空心化的憂慮。 從房地產投資和工業投資的比較看，兩地企業在碰到傳統企業經營的階段性頂部后采取了具有顯著差異的企業經營行為，泉州的企業更加注重在原有產業進行轉型升級或是轉向其他的實體經濟產業，反映了企業注重培育核心能力和吸收能力、注重長遠利益而非短期資金收益的經營理念，這種經營方式雖然無法獲得虛擬經濟的高收益但卻避免了其所具有的高風險，規避了虛擬經濟投資資源需求對實體經濟資源需求的擠出效應，減少了對實體經濟基礎的侵蝕和破壞，從企業戰略角度考慮，這是一種保持企業發展方向而不是純粹以財務績效最大化的經營理念。 溫州企業在碰到實體經濟階段性頂部后，更多地把資源轉向房地產、民間金融等虛擬經濟，這些經濟活動給企業帶來巨額短期收益的同時也把企業置于高度脆弱性的地位，并且使得企業主不再滿足于實體經濟較為“貧瘠”的投資回報，逐漸偏離了實體經濟發展的戰略軌跡，等到虛擬經濟泡沫破裂時， 這些企業很難重新轉向原有行業實體經濟的發展，因為競爭對手通過幾年的經營拓展， 已經積累了更多的核心能力和專業知識，形成了更好的吸收能力，具備了更強的競爭優勢。 如果溫州企業無法通過破壞性的創新，那么，在與堅持在實體經濟發展的泉州企業競爭時就可能面臨著某種程度的“馬太效應”。

第三，從2007年到2012年，溫州的的社會零售總額一直大于泉州，年均增長率略低于泉州，但泉州在2012年的增長率（16.7%）則大幅領先于溫州（9.1%），照此趨勢，兩地的零售總額的差距將很快消失，甚至存在泉州反超的可能。 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往往能夠產生“藏富于民”的效果，反映在宏觀統計數據上表現為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溫州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7年的24002元增至2012年的34820元，年均增長7.7%；泉州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7年的18097元增至2012年的32283元，年均增長12.3%。 兩地兩組數據的對比再次從結果上說明了在這5年內， 泉州的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都好于溫州，兩地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越來越小，泉州城鎮居民收入基本實現了“彎道趕超”。 兩地零售總額差距的縮小和增長率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變化，特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化，考慮到兩地居民收入的主要就業單位都為企業，因此兩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化主要來源于企業經營績效的變化，微觀企業的經營行為是導致零售總額及其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最終根源。

從以上“三駕馬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要了解宏觀經濟表現的深層原因必須探究微觀的企業經營行為。 那么，兩地的企業到底有怎樣的經營戰略差異？

四、企業經營的差異

首先必須闡明，我們比較兩地的企業發展差異，并不意味著兩地企業是完全不同的，相反，由于宏觀環境、政府行為和地理區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單純從數量看，也許兩地企業的相似性遠大于差異性，但正是這微小的差異性造成了兩地的宏觀經濟的顯著差異。

兩地的民營企業基本上是家族企業， 這些家族企業大多由控制性家族絕對控股。 家族企業的經營行為、投資行為往往不同于非家族企業，這是因為家族企業往往因其有能力和意愿追求一些非經濟性的目標， 而且這種能力和意愿的差異也是造成家族企業之間行為差異的主要原因\\(Berrone et al., 2012\\)。

兩地企業都采用家族治理的形式使得控制性家族完全有能力和正當性追求家族的特殊目標， 這種特殊目標主要是保持企業主家族所擁有的社會情感財富\\(Gomez-Mejia et al., 2007\\)，即保持家族對企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保持家族與企業的正面形象連接、保持對家族成員的優惠性對待、保持家族內部的繼承和保持家族企業與所在社區的緊密關系，當家族處于絕對控股地位時，保持社會情感財富的追求及其對企業經營的影響主要就依賴于企業主對保持這種財富的強烈程度， 也就是家族保持社會情感財富的意愿。 為了保持這些情感財富，家族企業往往會采取一些與非家族企業不同的行為方式，保持這種情感財富強度的大小也會造成家族企業之間顯著的行為差異。 當這種情感財富與企業的經濟目標不一致時， 家族企業就有可能為了避免情感財富的損失而犧牲企業的短期經濟利益， 當企業的經濟績效惡化到足以威脅到情感財富的保存時，經濟利益重新成為家族企業優先的考慮目標\\(Chrisman&Patel,2012\\)。

全國工商聯和工商總局2010年所做的民營企業抽樣調查顯示，福建民營企業主對保持家族的絕對控股、保持家族企業戰略決策控制權、占據家族企業的關鍵崗位、優待家族成員、家族參與有利于企業管理的認同度遠高于浙江的民營企業主，因此，我們可以粗略認為泉州企業對保持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要求大于溫州企業的要求，這是造成兩地企業行為差異的根源。

兩地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從事紡織鞋服、通用機械等傳統行業，到2007年前后，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這些行業的平均利潤非常微薄，企業要想繼續生存發展就面臨著轉型升級或放棄退出等嚴峻選擇。 轉型升級的途徑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或進入更高附加值的細分市場和環節，但是創新和升級面臨著難以預測的風險，對家族企業的情感財富保持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但是相對于不再堅守原有實體經濟的企業，在原有產業及其周邊產業進行轉型升級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對保持家族企業主的社會情感財富威脅較低。 因此，在面對相似水平的經濟績效起點時，溫州的家族企業由于較低的保持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需求，對原有實體企業的情感因素并不如泉州企業那般強烈， 因而決策時更多地偏向經濟收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角度，更多地采取了不相關多元化的戰略，特別是進入了房地產、民間金融等虛擬經濟；泉州家族企業對維持原有的實體經濟具有更為強烈的情感需求，因而他們的決策更多采取了情感理性而非短期經濟理性的方式，主要采取圍繞主業的相關多元化或改造升級等戰略。 這兩種不同的經營策略在當期虛擬經濟破裂、實體經濟困難的特殊時期，產生了顯著差異的結果，到2012年，泉州企業的利潤總額達到557億元，而溫州企業的利潤總額只有191億元。

五、結論

微觀企業的經營行為匯聚成宏觀的經濟表現，兩地在后危機時代不同的經濟績效表面上可以歸結為出口、投資和消費的差異，但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的經營和投資行為，我們從這些表面的現象探究了深層的微觀企業經營根源，那就是兩地家族企業不同的社會情感財富保持需求。 當然，我們的觀點主要是一種設想，目前并沒有嚴格的經驗數據支持，而且，我們也沒有進一步探討造成兩地企業保持社會情感財富需求差異的原因，這些任務需要以后更進一步的學術研究予以完成。
兩地在危機期間的表現只是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幕，泉州企業現階段的經營戰略雖然有利于減少外部沖擊的影響， 但在另外的發展背景下，特別是向更加現代的經濟轉型中，這種固守可能成為帶有負面意味的路徑依賴鎖定，反而溫州的企業能夠更加迅速地走向新的歷史發展前景。

【參考文獻】：
［１］黃松琛:《晉江突破:“洋帽子”企業的回歸之路》,《深交所》2007年第8期。
［２］林俐:《企業國際化方向偏好比較:溫州、蘇州與泉州》,《改革》2008年第1期。
［３］林俐，徐徐:《基于內向與外向的區域經濟國際化程度比較研究———以溫州地區、蘇州地區與泉州地區為例》,《國際貿易問題》2008年第10期。
［４］徐偉，王婷:《從溫州民間借貸市場風險透視民營經濟的發展困局》,《浙江金融》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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