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眾多經濟增長理論與實踐都已經證明,長期經濟增長需要各種客觀條件的支撐,比如:勞動、人力資本等。盡管學者對各因素的重要性各執己見,但對這類因素本身的驅動作用卻沒有異議。不過,也有觀點認為經濟的增長僅僅依靠這些客觀因素是不夠的,很大程度上它還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市場信心。
其實,市場信心作為一種心理作用,很早之前就已經進入了經濟學研究者的視野。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1929)曾經提到“:幾乎一半的工業產量變動可以用心理因素解釋”。而從理論上講,市場信心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首先,消費者信心會影響到消費欲望,進而與購買力結合影響了消費需求;其次,消費者信心直接影響既定約束下的消費者決策(即收入中儲蓄和消費各自所占的比例),這也會對消費者需求造成硬性約束。消費需求則會進一步的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宏觀經濟均衡。企業家信心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類似。
本文將市場信心分解為企業家信心(下文簡稱 ECI)和消費者信心(下文簡稱CCI),進而用 ECI 和 CCI 以及 GDP 代表所研究的變量,通過回歸模型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探討市場信心與宏觀經濟增長的相關影響方向和程度。
二、建模與實證分析
以CCI 和 ECI 的變化率為解釋變量,經濟增長用 GDP 的增長率表示,然后根據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引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固定資產總投資\\(I\\)、凈出口\\(NEX\\)的變化率為控制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即 dGDP=f\\(dC+dI+dNEX+dMCI\\)+ε,其中 d 表示指標的變化率或增長率,用本期值減去上期值的一階差分除以上期值來表示,即 dGDPt=GDPt- GDPt- 1GDPt- 1,其他變量也可依此類推。
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發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月度數據)和企業家信心指數(季度數據),依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GDP、C、I、NEX 數據(季度數據),采用 X- 12 法對其進行季節調整,受制于數據可獲得性,數據期間是1999 年 1 月到 2012 年 9月,對于消費者信心指數采用 3 個月的算數平均得出季度數據,以上數據全部來源于中經網經濟統計數據庫。市場信心屬于先導性的經濟指標,因此模型中的自變量需要選擇滯后期,這里選擇滯后期為 1,而其余控制變量采用當期值。待估計的方程為:
dGDPt= β0+ β1dMCIt- 1+ β2dCt+ β3dIt+ β4dNEXt+ ε通過 OLS 法對方程進行估計。對于 ECI,得出的結果是(括號內為系數的 t 值):
dGDP= 0. 0122+ 0.1740dMCI- 1+ 0.2896dC+ 0.1763dI+ 0.0109dNEX\\(1. 9727\\) \\(5. 0152\\) \\(2. 7641\\) \\(2. 7616\\) \\(2. 9562\\)方程的常數項、dECI 系數均通過了 t 檢驗,dC 和 dI 的系數也通過了 t 檢驗,方程整體的 F 統計量為 9. 0504,整體上是有意義的。
R2= 0. 887,說明 ECI 的變化率對 gdp 的增長有一定的預測和解釋作用,而控制變量的加入有效地避免了模型的設定偏誤。
對于 CCI,得出的結果是(括號內為系數的 t 值):dGDP= 0.0127+ 0.2117dCCI- 1+ 0.3366dC+ 0.17155dI+ 0.006dNEX\\(1. 6377\\) \\(2. 0656\\) \\(1. 7335\\) \\(1. 4206\\) \\(- 0. 4611\\)
大部分方程系數未通過 t 檢驗,整體上也沒有通過 F 檢驗,R2= 0. 683。因為本回歸方程和上一個回歸方程的控制變量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解釋變量。如果僅僅是對控制變量做回歸,得出的R2= 0. 676??梢?CCI 的引入沒有顯著地改善模型的擬合優度,反而引起檢驗上的各類問題,而ECI 的引入使得擬合優度提高了 31%,而各系數還都能通過計量檢驗。對比這兩個方程,可以基本認為滯后 1 期的消費者信心無法解釋和預測宏觀經濟增長,而滯后 1 期的企業家信心可以解釋和預測宏觀經濟增長。
不考慮控制變量,在驗證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后,以 ECI 為例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根據 AIC 或者 SC 準則,結合樣本本身的自由度,得出滯后期選擇為1 最佳。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如下(對CCI 的檢驗與之類似):
通過上表,可以得知 ECI 作為經濟指標中的領先變量,可以預測經濟增長的波動,但是經濟增長的波動則不能引導 ECI。而 CCI和經濟增長的波動之間相互獨立,變量不顯著說明其沒有明顯的因果(引導)關系。
三、結論及解釋
通過第二部分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理論不甚相符的結論:企業家信心會影響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對企業家信心的影響卻不顯著;消費者信心和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關系。
一些經濟事實可以幫助解釋本文得出的結論:
首先,我國的經濟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遠遠強于資本主義國家,企業家信心會更多的包含政治因素,尤其是對于國有企業而言,這種政治信心甚至會超過對市場的信心。這樣一來,政府的因素便削弱了經濟增長對企業家信心的影響,使得經濟增長對企業家信心的影響不再顯著。
其次,我國的經濟結構特殊。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所占的 GDP的比重是 70%左右,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消費信心和經濟增長在統計上就會比較顯著。而我國人均收入不高導致了消費不足。雖然我國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增加國民收入,從而刺激消費,但是長期以來,消費占GDP 的比重仍然是偏低的。另外由于中國人習慣將收入儲蓄起來,造就了較高的儲蓄率,但卻降低了當期消費。綜上,消費對于 GDP 的影響沒有發達國家那么大,消費者信心對于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不顯著。
總之,市場信心作為一項影響宏觀經濟增長的因素,應當受到充分的重視,調整市場信心至與事實相符的狀態也應該成為經濟調控的一個目標:經濟高漲時,市場信心應趨向冷靜;經濟陷入低谷時,市場信心也不能夸大所面臨的困難。只有如此,國民經濟才會更加平穩前行。
【參考文獻】:
[1]陳彥斌,唐詩磊《.信心、動物精神與中國宏觀經濟波動》、《金融研究》.2009-9,pp89-109.
[2]吳文鋒等《.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信號引導功能》《.系統工程理論方法應用》,2004-10,pp447-450.
[3]姜偉,閆小勇等《.消費者情緒對通貨膨脹影響的理論分析》.《經濟研究》,2011-01,pp9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