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會計實踐論文：
摘 要： 通貨膨脹對會計假設和會計信息質量的沖擊推動了通貨膨脹會計的發展。在通貨膨脹環境下，會計處理方法主要包括一般價格水平模式和現時成本計量模式。在實務中，巴西曾經數次經歷惡性通貨膨脹，針對性地發展出一系列應對通貨膨脹的會計方法。巴西的實踐經驗表明，在利益相關方利益不均等且地位不平衡的情況下，具備優勢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可能優先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關鍵詞： 通貨膨脹會計 一般價格水平模式 現時成本計量模式 巴西。
貨幣計量是會計的重要假設，持續經營的會計主體需以幣值穩定的貨幣確認、計量并報告交易或事項。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將影響會計的貨幣計量假設以及歷史成本等計量屬性。特別是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弱化，會計信息喪失相關性、可靠性與可比性。作為經歷過數十年高通脹的大型經濟體，巴西在對抗通脹方面發展出一系列實踐?？偨Y并分析巴西的經驗可以為研究通貨膨脹會計提供重要的經驗案例。
一、通貨膨脹會計的理論模式。
通貨膨脹會計的系統性研究始于美國。20 世紀30 年代經濟大危機期間，美元快速貶值引發會計學界關注，有學者提出在會計處理中考慮美元幣值變動的影響，或在財務報表中補充披露按等值美元換算的成本信息 （ Paton,Littleton,1940） .1951 年，美國會計學會發布第 2 號補充報告 《物價水平變動及財務報表》，建議補充披露按一般購買力調整的財務報表。20 世紀70 年代，西方國家經濟 “滯脹”導致通貨膨脹再度成為熱點。1979 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布第 33 號公告 《財務報告與物價變動》，強制要求大型企業在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連續5 年的物價變動影響。隨著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不再強制要求企業披露物價變動影響。我國會計學界在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關注通貨膨脹會計，主要受當時物價波動較大的現實情況影響 （ 葛家澍，1985） .從通貨膨脹會計的發展歷程來看，理論研究與社會經濟環境密切相關。無論是歐美還是我國，通貨膨脹率越高，會計信息失真越嚴重，通貨膨脹會計研究也越受關注。
解決通貨膨脹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關鍵在于選擇適當的計量模式來反映貨幣實際購買力的變化，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般價格水平模式或現時成本計量模式。一般價格水平模式通過調整貨幣計量單位來反映貨幣內在價值的變化； 現時成本計量模式通過調整會計計量屬性來反映資產名義價格的變化。無論采用何種計量模式，都無法徹底解決通貨膨脹之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根本矛盾，即動搖了貨幣計量假設的穩定性。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 簡稱 “IASC”） 于 1981年公布第15 號國際會計準則 《反映物價變動影響的信息》，推薦使用一般價格水平模式和現時成本模式。隨后，IASC 于 1989 年發布第 29 號國際會計準則 《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的財務報表》 （ 簡稱 “IAS29”） ,由 IASC 改組而成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 簡稱 “IASB”） 在2009 年修訂 IAS 29,要求企業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編制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化的財務報表，并試圖綜合一般價格水平模式和現時成本計量模式的理念。
根據 IAS 29,一旦經濟處于惡性通貨膨脹狀態，企業要選擇能夠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化的一般價格指數，在會計期末調整除公允價值計量之外的資產和負債的名義貨幣金額。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以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項目要按一般價格指數追溯調整自取得日到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面價值，調整金額計入當期留存收益。以現時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項目無需重估，其產生的當期損益在交易或事項發生時入賬，應按資產負債表日的一般價格指數調整。為了反映賬面金額所代表的購買力變化，企業應計算貨幣性項目和類貨幣性項目的凈頭寸，在會計期內應按一般價格指數加權平均調整，重估金額計入當期損益。為保持財務報表的可比性，企業應盡可能選擇一致可比的標準作為一般價格指數。惡性通貨膨脹停止以后，企業應當以調整后的賬面金額作為以后期間財務報表的基礎。
IAS 29 定義了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下調整財務報表的模式和方法，但是國際證券委員會 （ 簡稱“IOSCO”） 在與 IASC 合作推進核心準則項目時，并未將 IAS 29 納入其中。IAS 29 的接受程度有限主要源于以下兩個不足： 一是準則實施的成本效益，大量存在的職業判斷和原則性條款提高了編制財務報表的成本； 二是準則與稅務、監管等的協調性，諸如調整報表項目的金額是否應當納稅、因此而產生的留存收益是否可以分配等問題缺乏清晰界定。
二、巴西的通貨膨脹會計實踐。
巴西在政治上奉行 “社團主義”,壟斷部門強大而產業結構失衡，歷屆政府慣用濫發貨幣和對外舉債來彌補財政缺口，導致巴西經濟飽受通貨膨脹之苦。1957 ~ 1973 年，巴西年均通貨膨脹率為 33%,1981 ~1989 年達到 354% ,20 世紀 90 年代前期通貨膨脹率一度高達四位數。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巴西歷屆政府的首要目標是保證財政收入，將會計視為配合政府財政目標的手段。直到2000 年以后，巴西才完成稅務與會計的分離，并向國際會計準則趨同。
按照主導機構及實施范圍，巴西的通貨膨脹會計實踐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1964 年以前，巴西要求企業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固定資產價值，并對調整增值的部分征稅。
1951 年，巴西頒布 1474 號法案，要求企業按照全國經濟委員會公布的通脹因子調整1946 年12 月31日以前取得的固定資產賬面金額，重估增值部分計入權益并課以10%的稅金。該法案具有臨時性質，有效期至1952 年12 月31 日，允許企業自愿實施。20 世紀50 年代中期，巴西大規模工業化結束以后，通貨膨脹繼續高企。1956 年，巴西頒布2862 號法案，再次要求企業調整取得年限在6 年以上的固定資產的賬面金額，該法案的有效期為2 年，到期后由全國經濟委員會評估是否繼續執行。由于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巴西于1958 年通過長期生效的 “幣值校正” 法案，要求企業按照通脹因子逐年調整固定資產的賬面金額。
這一階段： 巴西政府推行按照通脹因子調整財務報表的方法，以反映通貨膨脹對會計的影響，并為稅務征管提供便利。調整的項目僅限于固定資產，重估增值部分需要繳納稅金卻不允許計提折舊。但是，重估固定資產并非強制要求，企業可以權衡重估增值帶來的稅務負擔和權益增加抵減超額所得稅稅基的利得，選擇是否按照通脹因子調整財務報表。
《巴西的通貨膨脹會計實踐》
摘 要： 通貨膨脹對會計假設和會計信息質量的沖擊推動了通貨膨脹會計的發展。在通貨膨脹環境下，會計處理方法主要包括一般價格水平模式和現時成本計量模式。在實務中，巴西曾經數次經歷惡性通貨膨脹，針對性地發展出一系列應對通貨膨脹的會計方法。巴西的實踐經驗表明，在利益相關方利益不均等且地位不平衡的情況下，具備優勢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可能優先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關鍵詞： 通貨膨脹會計 一般價格水平模式 現時成本計量模式 巴西。
貨幣計量是會計的重要假設，持續經營的會計主體需以幣值穩定的貨幣確認、計量并報告交易或事項。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將影響會計的貨幣計量假設以及歷史成本等計量屬性。特別是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弱化，會計信息喪失相關性、可靠性與可比性。作為經歷過數十年高通脹的大型經濟體，巴西在對抗通脹方面發展出一系列實踐?？偨Y并分析巴西的經驗可以為研究通貨膨脹會計提供重要的經驗案例。
一、通貨膨脹會計的理論模式。
通貨膨脹會計的系統性研究始于美國。20 世紀30 年代經濟大危機期間，美元快速貶值引發會計學界關注，有學者提出在會計處理中考慮美元幣值變動的影響，或在財務報表中補充披露按等值美元換算的成本信息 （ Paton,Littleton,1940） .1951 年，美國會計學會發布第 2 號補充報告 《物價水平變動及財務報表》，建議補充披露按一般購買力調整的財務報表。20 世紀70 年代，西方國家經濟 “滯脹”導致通貨膨脹再度成為熱點。1979 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布第 33 號公告 《財務報告與物價變動》，強制要求大型企業在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連續5 年的物價變動影響。隨著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不再強制要求企業披露物價變動影響。我國會計學界在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關注通貨膨脹會計，主要受當時物價波動較大的現實情況影響 （ 葛家澍，1985） .從通貨膨脹會計的發展歷程來看，理論研究與社會經濟環境密切相關。無論是歐美還是我國，通貨膨脹率越高，會計信息失真越嚴重，通貨膨脹會計研究也越受關注。
解決通貨膨脹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關鍵在于選擇適當的計量模式來反映貨幣實際購買力的變化，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般價格水平模式或現時成本計量模式。一般價格水平模式通過調整貨幣計量單位來反映貨幣內在價值的變化； 現時成本計量模式通過調整會計計量屬性來反映資產名義價格的變化。無論采用何種計量模式，都無法徹底解決通貨膨脹之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根本矛盾，即動搖了貨幣計量假設的穩定性。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 簡稱 “IASC”） 于 1981年公布第15 號國際會計準則 《反映物價變動影響的信息》，推薦使用一般價格水平模式和現時成本模式。隨后，IASC 于 1989 年發布第 29 號國際會計準則 《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的財務報表》 （ 簡稱 “IAS29”） ,由 IASC 改組而成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 簡稱 “IASB”） 在2009 年修訂 IAS 29,要求企業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編制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化的財務報表，并試圖綜合一般價格水平模式和現時成本計量模式的理念。
根據 IAS 29,一旦經濟處于惡性通貨膨脹狀態，企業要選擇能夠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化的一般價格指數，在會計期末調整除公允價值計量之外的資產和負債的名義貨幣金額。在惡性通貨膨脹期間，以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項目要按一般價格指數追溯調整自取得日到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面價值，調整金額計入當期留存收益。以現時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項目無需重估，其產生的當期損益在交易或事項發生時入賬，應按資產負債表日的一般價格指數調整。為了反映賬面金額所代表的購買力變化，企業應計算貨幣性項目和類貨幣性項目的凈頭寸，在會計期內應按一般價格指數加權平均調整，重估金額計入當期損益。為保持財務報表的可比性，企業應盡可能選擇一致可比的標準作為一般價格指數。惡性通貨膨脹停止以后，企業應當以調整后的賬面金額作為以后期間財務報表的基礎。
IAS 29 定義了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下調整財務報表的模式和方法，但是國際證券委員會 （ 簡稱“IOSCO”） 在與 IASC 合作推進核心準則項目時，并未將 IAS 29 納入其中。IAS 29 的接受程度有限主要源于以下兩個不足： 一是準則實施的成本效益，大量存在的職業判斷和原則性條款提高了編制財務報表的成本； 二是準則與稅務、監管等的協調性，諸如調整報表項目的金額是否應當納稅、因此而產生的留存收益是否可以分配等問題缺乏清晰界定。
二、巴西的通貨膨脹會計實踐。
巴西在政治上奉行 “社團主義”,壟斷部門強大而產業結構失衡，歷屆政府慣用濫發貨幣和對外舉債來彌補財政缺口，導致巴西經濟飽受通貨膨脹之苦。1957 ~ 1973 年，巴西年均通貨膨脹率為 33%,1981 ~1989 年達到 354% ,20 世紀 90 年代前期通貨膨脹率一度高達四位數。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巴西歷屆政府的首要目標是保證財政收入，將會計視為配合政府財政目標的手段。直到2000 年以后，巴西才完成稅務與會計的分離，并向國際會計準則趨同。
按照主導機構及實施范圍，巴西的通貨膨脹會計實踐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1964 年以前，巴西要求企業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固定資產價值，并對調整增值的部分征稅。
1951 年，巴西頒布 1474 號法案，要求企業按照全國經濟委員會公布的通脹因子調整1946 年12 月31日以前取得的固定資產賬面金額，重估增值部分計入權益并課以10%的稅金。該法案具有臨時性質，有效期至1952 年12 月31 日，允許企業自愿實施。20 世紀50 年代中期，巴西大規模工業化結束以后，通貨膨脹繼續高企。1956 年，巴西頒布2862 號法案，再次要求企業調整取得年限在6 年以上的固定資產的賬面金額，該法案的有效期為2 年，到期后由全國經濟委員會評估是否繼續執行。由于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巴西于1958 年通過長期生效的 “幣值校正” 法案，要求企業按照通脹因子逐年調整固定資產的賬面金額。
這一階段： 巴西政府推行按照通脹因子調整財務報表的方法，以反映通貨膨脹對會計的影響，并為稅務征管提供便利。調整的項目僅限于固定資產，重估增值部分需要繳納稅金卻不允許計提折舊。但是，重估固定資產并非強制要求，企業可以權衡重估增值帶來的稅務負擔和權益增加抵減超額所得稅稅基的利得，選擇是否按照通脹因子調整財務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