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觀點?！稕Q定》肯定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表明政府寄希望于發揮市場配置功能，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經濟增長的決心。從理論上看，稀缺的社會資源如果能夠合理配置，經濟就能快速發展；否則，就會受到阻礙。因而，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合理與否，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Francis et al.,2009）[3].

那么如何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呢？這便離不開信息在其中的決策機制。作為經濟環境中重要的公共信息來源，會計信息無疑具有減少信息不對稱，改進資源配置效率的經濟意義，其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逯東等，2012）[20].

然而，現有會計信息的配置效率研究主要基于微觀層面，作為宏觀經濟實現基礎的微觀主體，其會計信息在提高微觀決策效率的同時也將影響宏觀層面的經濟決策效率，然而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割裂了微觀企業會計行為對宏觀經濟的傳導機制，對于微觀的會計信息配置效率是否反映到宏觀的國家層面和經濟層面，并未給出合理的答案?；诖?，本文對微觀層面會計信息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決策效率展開討論。

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會計信息制度演進

在完美、無摩擦的理想世界中，資本從低回報的項目流向高投資回報的項目，從而實現最優化配置（Myersand Majluf,1984）[12].然而現實世界中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資源配置行為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為了緩解信息供需雙方的不對稱性，會計信息的中介作用便不容忽視。在資本市場，高質量的會計信息通過改善契約和監督來降低公司股東因逆向選擇而造成的融資成本，從而直接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實現資本的高效配置（Tobin,1984）[17].在信貸市場，由于信貸資源的稀缺性，為了獲得有限的資源，企業需要提供會計信息供外部的債權人做出決策，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有助于提高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因而，會計信息質量能夠優化資源的配置效率。

隨著經濟的發展，微觀會計信息在宏觀經濟中的決策作用也日益體現。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政府部門需要依據微觀企業的會計信息及時深入地了解微觀經濟運行情況，把握宏觀經濟走勢，進行宏觀決策，配置社會資源。因而，會計信息影響宏觀經濟決策效率?，F有研究多集中于微觀層面，本文對微觀層面會計信息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決策效率展開討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作為契約集合的會計信息，能夠緩解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其質量的好壞一定程度上影響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決策，進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因而，會計信息具有決策價值。

從微觀層面來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有助于提高信息使用者的決策效率，引導資源流向、優化資源配置。若地區會計信息質量比較差，其資源配置相對無效率，從而使投資機會比較好的項目無法獲得資金支持。因而，會計信息質量直接影響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作為宏觀經濟基礎的微觀主體，其資源配置效率的累積效應最終體現在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Francis et al.,2009）[3].因而，會計信息影響宏觀經濟增長。從宏觀層面來看，在以GDP為綱領的政治錦標賽模式下，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而競爭，而政績競爭則表現為經濟增長，而宏觀的經濟增長則依賴于轄區內的微觀企業。因而，政績訴求的存在使得地方官員將資源分配給有助于經濟產出的企業，這其中離不開微觀的會計信息的決策作用。作為宏觀經濟實現基礎的微觀主體，其會計信息在提高微觀決策效率的同時也將影響宏觀層面的經濟決策效率。同時，宏觀層面的政府部門需要依據微觀企業的會計信息及時深入地了解微觀經濟運行情況，把握宏觀經濟走勢，進行宏觀決策，配置社會資源。如政府部門通過微觀企業會計信息盈余質量進行宏觀貨幣政策調控，從而采取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應對宏觀經濟周期的波動性（Gallo etal.,2013;Konchitchkin and Patatoukas,2014）[4] [8],同時微觀會計信息也能反映未來通貨膨脹走勢，利用這些信息決策者采取擴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Kothari et al.,2014;Lakshmanan and Urcan,2014）[9] [10].而這些宏觀經濟決策最終以宏觀經濟走勢（GDP增長）體現出來?；诖?，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會計信息質量與地區經濟增長顯著正相關。

如果會計信息影響宏觀經濟決策效率，那么背后隱藏的制度（治理環境）是否對此產生影響呢？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法與金融”強調了制度對契約的決定性影響（LaPorta et al.,1998）[11].作為契約集合的會計信息如何發揮決策效率誠然離不開治理環境對其契約集合的影響。

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15] [16]、Hellman etal.（2000）[5]研究發現，當一個地區的法律保護很弱時，商業活動中的行政干預便十分明顯。新興市場的中國也不例外，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法律保護制度的缺失，中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之手在資源分配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Allen et al.,2005）[1].由于中國各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導致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使不同地區政府參與市場的力度也有所差異，政府的行政干預也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樊綱等，2011）[19].在制度環境比較差的地區，金融發展相對落后、產權保護相對缺失，政府干預能力相對較強，因而，在制度環境比較差的地區，會計信息質量的資源配置功能被弱化，從而被非正式的“關系”所替代，因而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而在制度環境比較好的地區，金融體系比較完善、產權保護相對有效，良好的市場決策機制替代了政府的行政干預，使得會計信息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功能。而且隨著制度環境的改善，資源要素的流動性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也相應提升。在制度環境高的地區，政府能夠提高更高效的環境，且其治理、監管相對更為嚴格，從而弱化了政府參與市場的力度。因而，隨著制度環境的改善，會計信息質量的資源配置功能也相對有效，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更為明顯?；诖?，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會計信息質量的宏觀經濟決策效應在制度環境好的地區更為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