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計舞弊動因理論
會計舞弊是一種經濟犯罪行為,也是白領犯罪的主要類型之一,會計舞弊動因理論就起源于犯罪學對于白領犯罪行為的研究。Sutherland 最早提出白領犯罪這一概念,并開展了大量有關白領犯罪的動因研究。在 Sutherland 研究的基礎上,他的學生 Cressey[1]在研究資產侵占問題時,提出了白領犯罪的三個條件: 不能分享的財務問題、違背信任的機會、自我調節的能力,并最終演化為我們所熟知的舞弊三角理論中的三要素:
被感知的壓力、被感知的機會、合理化。被感知的壓力引發了舞弊動機,由于壓力的不能分享性,行為人會有強烈的動機去擺脫目前的不良狀態。被感知的機會是指控制環節出現重要漏洞,且舞弊行為被抓到的可能性較低。合理化是指行為人會利用一些所謂的借口去試圖降低舞弊行為所引發的認知沖突。舞弊行為人還是希望他們的行為仍然處于道德所容忍的范圍之內。
在犯罪學關于白領犯罪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上,Albrecht 等[2]將舞弊三角理論引入到會計學,并指出壓力、機會和合理化是會計舞弊產生的三個必要條件,就像燃燒需要熱度、燃料和氧氣一樣,并結合委托代理理論和管家理論提出了“違背信用理論”。通過對代理理論和管家理論的分析,Albrecht 等進一步指出當經理層的行為取向更加符合管家理論時,企業會計舞弊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則越高。隨著白領會計舞弊案件的爆發式增長,越來越多的新案例不斷出現,為了更加合理有效地解釋新現象,學者們不斷對舞弊三角理論要素的內涵進行拓展和演化。
Kranacher 在前期大量研究的基礎上,運用M-I-C -E \\( 財務問題、意識形態、威壓、自負心理\\) 概念來描述舞弊行為人的舞弊動機,拓展了原有舞弊三角理論的動機要素。其中,財務問題和自負心理 \\( 應得權益\\) 是比較常見的舞弊動機,而意識形態和威壓引起的舞弊行為是較為特殊的類型。所謂意識形態所產生的舞弊動機是指由于自己價值觀的影響,對于不合理不公平的狀態,行為人會有動機通過自認為合理的舞弊行為來改變現狀。Dorminey 等[3]在分析逃稅行為時指出,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當行為人認為交稅是違憲的或者自身已經繳納了足夠的稅款,行為人會產生逃稅的動機。威壓所引發的舞弊動機是指行為人本身并不愿意實施舞弊行為,但是由于來自上級領導的壓力又不得不參與舞弊活動。在世界通訊與沃爾瑪舞弊案件當中,在董事會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強制下,某些會計人員不得不參與舞弊活動,其實沒有任何的經濟壓力。
Wolfe 和 Hermanson 為了加強實務中對于舞弊行為的預防和偵察,認為應該將個人能力這個要素納入到舞弊三角理論的機會要素中去,行為人的能力在舞弊決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樣,Dorminey 也指出如果不具備發覺控制薄弱環節以及掩蓋舞弊行為的能力,舞弊是不會發生的,足見行為人的能力在舞弊實施中的重要性。此外,實施舞弊和掩蓋舞弊行為會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行為人會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因此,舞弊行為人不僅需要具備實施舞弊的能力,而且要有抵抗舞弊實施過程中所面臨巨大壓力的能力。
舞弊三角理論所描述的舞弊行為人可以被視為偶然舞弊者,只有當財務壓力、舞弊機會和合理化同時滿足時,舞弊行為才會產生。與之相對應,Riley 指出了這樣一類行為人,只要存在舞弊機會,不論是否面臨財務壓力或者是否觸碰了道德底線,這些行為人都會實施舞弊行為,并稱其為掠奪者,傳統的舞弊三角理論就無法很好地解釋這類行為人的舞弊行為。Beasley 認為一旦舞弊行為發生,且長時間沒有被發現,那么這種違法行為就有可能會重復出現,直到被發現為止。這也就說明偶然舞弊者是可以向掠奪者轉變的。
在會計舞弊動因理論方面,冰山理論、新舞弊三角理論、GONE 理論、風險因子理論、五要素論、“美國夢”理論以及 A-B-C 模型相繼被提出,這些理論和模型對甄別會計舞弊形成了有力的理論支持。
為了彌補傳統舞弊三角理論所存在的局限性,Bologua 提出了舞弊 GONE 理論,指出舞弊由四個因子組成: 貪婪 \\( G\\) 、機會 \\( O\\) 、需要\\( N\\) 、暴露 \\( E\\) ??梢钥闯?,GONE 理論是對舞弊三角理論的完善和再解釋,其實質等同于三角理論。在此基礎上,Bologua 又提出了風險因子理論,將舞弊風險因子劃分為個別風險因子和一般風險因子。個別風險因子主要涉及個人層面的舞弊要素,包括道德品質和舞弊動機,其中,個人的經濟壓力、惡癖壓力、工作壓力、其他壓力會產生舞弊動機。一般風險因子主要涉及組織層面用于控制舞弊行為的內外部要素,包括企業的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以及社會的監管制度。
Rezaee 在對大量舞弊案例分析的基礎上指出,財務報告舞弊是在五個要素的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分別是 “廚師”、“食譜”、“動機”、“監督”、“最終的結果”?!皬N師”代表財務報告舞弊的行為人,Rezaee 指出 80% 的財務報告舞弊是由 CEO、CFO 參與和支持下完成的。因此,Sarbanes-Oxley Act 404 條款就規定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需要為財務報告的真實性負責。 “食譜”是指實施財務報告舞弊的手段,并認為盈余管理是最為常見的財務報告舞弊方法。絕大部分財務報告舞弊涉及對資產和收益的高估,20%的財務報告舞弊涉及對負債和費用的低估。其他舞弊方式的類型還包括: 對交易和事項的直接歪曲,延遲交易和事項的確認時間。Rezaee 將財務報告舞弊動機分為四類: 經濟壓力、自利主義、意識形態驅使、精神病態,前三者是較為常見的財務報告舞弊動機,后者則較為少見?!氨O督”要素主要包括兩大類: \\( 1\\) 直接監督機制: 審計委員會、內部控制、外部審計師和外部監管機構;\\( 2\\) 間接監督機制: 分析師、機構投資者和銀行債權人。其中,審計委員會和內部控制的作用最為重要,他們決定了財務報告信息處理程序和內外部審計活動的效率效果。
Choo 借鑒 Albrecht 的思想,將 “美國夢”融入到舞弊三角框架之中,提出了舞弊的 “美國夢”理論。 “美國夢”這一術語由 Adams 于1937 年提出,用于表述美國社會可以給予個人成功的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美國夢”的含義發生了變化,追求金錢上的成功已經主導了美國社會,人們已經將財富的多寡作為成功的首要標志,但是卻并沒有對財富獲取方式的道德屬性給予足夠的重視。社會文化對于金錢的過分重視使得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對道德規范的 “拋棄”,使得行為人會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去實施舞弊行為以獲取個人的成功。社會環境所倡導的價值觀以及所孕育的企業文化會給予行為人合理且充分的理由去實施舞弊行為,極大地降低了行為人的認知沖突。
Ramamoorti 提出了 A-B-C 模型用于白領舞弊行為的分析,該模型包含三個要素: 一個壞的蘋果 \\( Apple\\) 、一個壞的容器 \\( Bushel\\) 、一個壞的谷物 \\( Corp\\) 。壞的蘋果代表個人舞弊,壞的容器代表合謀舞弊,壞的谷物代表文化或者其他社會因素所引發的系統性舞弊。通過對來自ACFE 舞弊數據的分析,Ramamoorti 發現白領舞弊行為人 \\( 壞的蘋果\\) 的年齡一般在 45—55 歲之間,擁有大學學歷,在公司已經工作了 10—15 年,沒有犯罪記錄。Ramamoorti 用壞的容器暗示群體之間會產生某種動力助長相關的舞弊行為,合謀舞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并進一步指出,如果道德規范對于組織高層人員的舞弊行為失去約束力,那么這種不良效應會傳播到整個組織當中。當這種現象像 “流行病”一樣不斷向組織外部蔓延時,整個社會就會產生系統性的舞弊行為,這就類似于谷物的一小塊腐爛后,會逐漸蔓延到整個有機體當中一樣。
上述舞弊動因理論產生于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各位學者的觀點包含著不同時期所固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征,使其理論看似區別明顯,實際上,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上述會計舞弊動因理論雖各具特征,但對會計舞弊的詮釋并沒有質的差別。它們主要運用歸納法,基于對大量舞弊案例的分析,提煉出舞弊發生時所涉及的影響因子,通過對影響因子的分析,解釋會計舞弊產生的原因。但是,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以及行為人認知能力的變化,程式化的動因理論在解釋會計舞弊成因方面顯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除會計舞弊動因理論之外,會計舞弊機理的國內外研究主要涉及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基于對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考慮,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來研究會計舞弊問題。另一方面是在經濟學視角下,通過博弈論、新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來分析會計舞弊問題。
二、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
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主要運用文化、人口統計特征、心理等因素來解釋會計舞弊的成因。Merton 在社會反常態理論中指出,將犯罪的動機簡單地歸結為個人的缺陷、失敗或者說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是不夠全面的,一個對犯罪行為完整的解釋首先需要考慮行為人所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社會反常態概念出自 18 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 Emile,用于表示社會的道德標準混亂不清,從而導致了自殺、舞弊等異常行為。
文化因素方面,Janis[4]指出群體思考容易忽視反面的意見或者趨勢,董事會成員有一種忽視潛在舞弊信號的傾向。Jensen 強調了企業文化對于會計舞弊的影響,認為過度關注禮節和面子的董事會文化是導致董事會監督舞弊行為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Messner 和 Rosenfeld 研究發現將物質收益放在首位的企業價值觀雖然有利于企業革新和勞動價值率提高,但是這種狹隘的價值觀同樣也會使管理層產生強烈的壓力,為了獲取成功可以依靠任何可能的方法包括舞弊。Ashforth指出管理層授意下的舞弊行為,會導致不良舞弊文化的形成,對于權威的順從是舞弊發生的初因,但是隨著舞弊文化的形成,舞弊行為會向一種無意識下的常態化發展。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部分學者又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解釋會計舞弊的成因。Coleman 指出競爭的社會文化可能會成為白領舞弊犯罪的激發因子之一。Albrecht 等[5]認為創造一個誠實、開放的文化氛圍可以有效地預防和發現會計舞弊行為。
人口統計特征方面,Gross 發現組織中的高層管理人員經常從事非法商業活動。關鍵的人口統計特征 \\( 年齡、性別、經驗、教育等\\) 對于預測管理層舞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口統計特征對行為人舞弊合理化過程的影響就是原因之一。Anand 指出舞弊合理化是一種心智策略,可以中和舞弊行為所引起的負面情緒,使行為人將一般的不道德行為視為合理的。Zahra 等[6]發現CEO 的人口特征 \\( 領導魅力、年齡、經驗、學歷等\\) 會對行為人的舞弊合理化過程產生顯著的影響。沒有合理化過程,認知沖突會引發的內心焦慮會使得行為人用一種不道德眼光看待自己,也就無法實施舞弊行為。此外,合理化過程也會受到行為人價值觀的影響,Hambrick 就特別強調行為人的價值觀和偏好會受到人口統計特征的影響。
一些學者發現,年齡與不道德行為存在著負相關關系,經歷尤其是較為重要的事件會對行為人的態度以及行為策略產生一定的影響。Kelley認為行為人的成熟與道德發展的層次顯著相關,成熟的行為人對于企業道德標準的理解會更加準確。與年輕管理人員相比,年長管理人員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備的知識和決策體系,從而使得決策更加精確和有效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行為人的經驗會更加廣泛,心智更加成熟,管理人員會更傾向于認為將財務報告舞弊合理化是一個成本巨大的過程,年輕管理人員會更傾向于實施舞弊行為。此外,Markóczy 發現年輕管理人員更加偏好風險,與其相一致,Brouthers 也指出年輕管理人員與年長管理人員相比,戰略上前者會更加激進一些,特別是在經濟波動較大的時期。但與此相反的是,在一項有關白領犯罪的研究中,Price 和 Norris[7]卻發現年輕管理人員對于社會和組織的壓力會更加脆弱,這反而會抑制他們的犯罪傾向。
現有研究表明,行為人的職務背景不僅會對CEO 的戰略決策產生影響[8],而且也影響到管理人員在決策過程中對相關問題的認知和理解。
在職務經歷上的差異,是管理層知識范圍的體現,這些知識也是 CEO 用于合理化決策的基礎。
Herrmann 指出職務經歷越豐富的管理人員,在分析問題時會擁有更多的視角和可選擇的方案。
這些管理人員在與其他公司、顧客、市場的接觸中會有更多的機會去豐富他們的知識。由于知識的不斷豐富,CEO 會表現出更強的自律,而他們的認知過程會更加精益。職務經歷越豐富的管理人員合理化其舞弊行為的可能性就越低。
根據認知理論,教育經歷與認知能力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面對重要決策時,具有更高學歷的管理人員能夠提出更加新奇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此外,教育水平也被證明與行為人的道德水平具有正相關關系,這會影響到管理人員舞弊合理化過程。Daboub 指出大學畢業生的商業教育與行為人的自利行為相關,具有 MBA 學歷的管理人員更有可能涉及公司的違法行為。這由于商業教育的核心主要是放在了企業利潤上,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9],這會使得管理人員有更高的可能性合理化其會計舞弊行為。
心理因素方面,陳艷[10]從人性的復雜性出發,指出舞弊者進行舞弊行為的根本動機是獲得經濟上或者精神層面需求的一種滿足。Dennis 和Chen[11]通過問卷調查,深刻剖析了文化因素對于舞弊成因的影響,闡述了人情關系和會計舞弊之間的關系。Ramamoorti 認為舞弊行為的防范和治理應該著眼于怎樣避免潛在的行為動機———舞弊者的心理,以及治理責任人的心理。社會身份或者地位的比較所產生的差異,會引發白領階層的舞弊動機,即使在他人看來他們具有豐厚的收益和杰出的影響力,他們也會冒著風險實施舞弊行為。姜久華和李月娥[12]從意志、壓力、認知、動機、人格類型等角度解釋會計舞弊的成因。
通過梳理上述相關研究,我們發現社會心理學領域的會計舞弊研究,是通過對大量舞弊行為的分析,歸納總結出會計舞弊行為所涉及的影響因素,以及因素與行為之間的相關關系,這與會計舞弊動因理論的研究框架基本一致,這種研究框架可以概括為 “因素—行為”。但是,這種理論分析方法沒有提出舞弊行為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也沒有清晰地說明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綜合作用機理。該領域所提出的舞弊發生條件是必要不充分條件,舞弊的發生一定是涉及了上述理論所提出的影響因素,但是具備了上述影響因素并不一定會導致舞弊的發生,其中的關鍵就在于這些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是否滿足了基本行為準則的要求。因此,會計舞弊動因理論、社會心理學無法從本質上解釋會計舞弊產生的原因。
三、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
會計舞弊現象可以被視為委托代理問題所引發的機會主義行為,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主要是通過與會計舞弊相關的制度要素來分析會計舞弊的成因。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上市公司的會計舞弊現象呈爆發式增長,而董事會和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具有重要的意義。
Dechow 等[9]認為對于管理層疏忽監管的治理結構是盈余操控的重要促發因素之一。因此大量研究通過對董事會和監事會特征的分析,試圖解釋會計舞弊行為。
Jensen 指出董事會的規模與董事會的監管效率成反比,董事會規模較大的情況下,CEO 能夠較為容易地控制董事會,且 CEO 和董事會主席由一人擔當也會降低董事會的監管效率。
Dechow 除了發現董事會主席兼任 CEO 會提高舞弊發生概率外,還指出舞弊公司沒有持股較多的大股東,分散的小股東無法有效地監督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Harrast 的研究結論也支持了這一觀點。此外,如果 CEO 和公司創始人為同一人的話,也會提高公司的舞弊發生概率[13]。但是與上述研究剛好相反,Uzun 等[14]的實證結果并沒有支持 CEO 兼任董事會主席會降低董事會監管效率的假設,且認為董事會規模與會計舞弊概率之間也不存顯著的相關關系。
一些研究也證明董事會的構成決定了其運行效率,當董事會包括大量外部董事時,董事會的效率較高。Beasley 發現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的數量越多、任職期間越長、持股比例越多,會計舞弊的可能性就會越低。Beasley 同時也發現審計委員會并未有效地降低會計舞弊行為的發生,這與 Agrawal 和 Chadha[13]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其他學者發現審計委員會與低水平的舞弊行為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Uzun 等[14]指出隨著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之中獨立董事數量的增加,公司舞弊的可能性會逐漸降低。因此,隨著獨立董事的增加,他們阻止和降低管理層舞弊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有些情況下獨立董事并不能有效抑制會計舞弊行為,Beasley 就指出由于外部董事的職務多重性,使得外部董事很難有足夠的精力集中在公司上,外部董事所屬的董事會越多,以及隨著外部董事對其他公司責任的提升,則公司會計舞弊的可能性會相應增加。Persons[15]通過納斯達克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的對比研究發現,審計委員會全部是由外部董事組成或者外部董事在其他公司任職越少都會降低舞弊發生的可能性。
Agrawal 強調盡管外部董事增加了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但是一個由外部董事所組成的小群體在較短時間內從龐大復雜的公司里去偵察舞弊是異常困難的,且實證結果證明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與舞弊發生概率之間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是,如果審計委員會中有財務背景的專家會大大降低舞弊發生概率。Farber 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一觀點,舞弊公司審計委員會財務專家的數量與非舞弊公司相比會相對較少。
一些學者也進一步研究了管理層的持股比例、股票期權、公司環境與會計舞弊的相關關系。實證研究發現管理層的持股比例和債務契約限制的程度會對管理層財務報告的舞弊傾向產生影響。當管理層的持股比例在 0—5% 或者 25%以上時,管理層的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會基本保持一致。然而,當持股比例在 5%—25% 之間時,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能夠被預料到,且管理層財務報告舞弊的概率會上升。Johnson 等[16]指出與一般公司相比,被指控舞弊的公司管理人員有強烈的動機去提高公司的股票價格。舞弊公司的管理層會擁有更多的限制性股票。Troy 指出高水平的股票期權會提高管理層會計舞弊的動機,并且使得舞弊更加合理化。Crutchley 等[17]認為公司的治理結構、盈余質量、增長率、紅利分配和補償計劃等因素所組成的公司環境與企業舞弊行為有著密切的關聯?;?1990—2003 年的舞弊公司數據,研究發現舞弊公司的公司環境具有以下特征: 快速的增長水平、過于平穩的盈利水平、審計委員會中外部董事越少、外部董事被過度使用。
外部審計師的獨立性和能力會影響到盈余操縱被發現和制止的可能性。DeAngelo 認為審計師的獨立性與審計師事務所規模有關,大型事務所為了保護他們長期建立起來的聲譽,有動機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業務,從而有利于減少會計舞弊行為。Palmrose 發現規模較大的審計師事務所被起訴的頻率要低于較小的事務所,主要是前者提供了更高質量的審計業務。Earley[18]強調事務所的逐利性所引發的市場發展狀況,會迫使他們越來越多地追逐高盈利的合約,這就會損害審計師的獨 立 性。但 與 上 述 研 究 相 反,Agrawal 和Chadha[13]卻發現外部審計師提供的非審計業務的程度并沒有與會計舞弊發生概率存在顯著的關系,事務所規模也并沒有影響到舞弊行為的發生。
學者們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會計舞弊問題進行研究,主要側重于對制度的分析,從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的角度分析會計舞弊形成機理。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會計舞弊分析,其本質是對會計舞弊動因理論中 “制度”因素的深入研究,并沒有脫離舞弊動因理論的分析框架“因素—行為”,因此也具有與社會心理學相同的研究缺陷。
四、博弈論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
博弈論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是通過對舞弊情景的簡化,基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從相關經濟事件中提煉出成本、收益、概率的信息,構建監管者和舞弊者的博弈模型,并根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分析舞弊行為產生的原因。
Shafter 和 Wang[19]從博弈論角度出發,認為誘發會計舞弊行為的主要原因是物質利益和財務困境,而道德敗壞并沒有太大影響,但是該研究忽略了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監管者。秦江萍[20]從博弈論視角分析了我國會計舞弊現象蔓延的本質原因: 缺乏有效的對監管者的激勵機制,正是由于監管者的 “懈怠”影響了經濟主體對于舞弊成本、收益以及概率的判斷。陳國輝和張金松[21]通過對上市公司、政府和注冊會計師的博弈理論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結論: 政府監管機構對舞弊上市公司和與之合謀的注冊會計師的處罰力度不夠,加之監管成本較大,導致了資本市場財務舞弊層出不窮。張作民[22]以經濟人為假設,通過構建博弈模型,對舞弊者和監管者的行為進行博弈分析,指出上市公司是否進行會計舞弊,市場監管者是否進行嚴格監管,都是雙方在對收益和成本進行理性權衡后做出的選擇。
博弈論明確提出行為人的基本行為準則———成本收益分析。運用博弈論分析方法可以把會計舞弊的影響因素統一納入到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之中,其研究框架可以概括為 “因素—成本收益分析—行為”。成本收益模型可以說是打開了人們的心理黑匣子,說明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機理。博弈論分析方法提出了會計舞弊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 影響因素+限制條件 \\( 收益>成本\\) 。然而,博弈論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設為前提,這種假設在現實環境中很難滿足,即使是新制度經濟學放寬了相應的研究假設,但是仍然將心理因素排除在經濟行為的分析框架之外,基于此的研究結論對于會計舞弊的解釋力自然有限,由此提出的舞弊控制策略也不能有效地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尤其不能很好地解釋行為產生的深層次動因———心理因素,這就使得研究視線轉移到了行為經濟學上。
五、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會計舞弊研究
行為經濟學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但是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學對心理學更多的是思想性的借鑒,而不是對其理論的機械移植。心理學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認為行為經濟學是心理學的經濟學也是不準確的說辭。行為經濟學并不是對基于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的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徹底否定,而是對標準經濟理論關于人類行為的某些公理性假設的一次修正,使其更加逼近真實世界的人類行為,從而使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得以提高[23]。行為經濟學將個體行為的同質性作為異質性行為的一種特例情形,從而在不失主流經濟學基本分析范式的前提下,增強其對新問題和 新 現 象 的 解 釋 與 預 測 能 力。Camerer 和Fehr[24]將行為的異質性濃縮為兩個基本假定:
\\( 1\\) 個體的有限理性。 \\( 2\\) 個體的不完全利己主義。賀京同和汪丁?。?5]認為行為經濟學不是區別于主流經濟學的分支流派,而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歷史順承和演進,是主流經濟學在 21 世紀的前沿發展理論。行為經濟學并未把主流經濟學排除于它的理論體系之外而否定其理論邏輯,而是使主流經濟學理論退化為它的特例情形。
一些學者將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引入到會計舞弊行為的分析之中,在有限理性的視角下探求會計舞弊行為的成因。李雪峰[26]運用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錨定效應理論、過度自信理論解釋了會計舞弊產生的原因。陳艷和田文靜[27]運用前景理論、跨期選擇理論、心理賬戶等,從程序理性的角度分析了我國現實環境因素對于會計行為主體判斷和選擇過程的影響。蔡贇[28]認為認知偏差才是行為偏差的根本內因,因此只有針對認知偏差進行政策設計才可以標本兼治。陳艷和劉欣遠[29]運用前景理論構建舞弊行為的決策模型,將認知偏差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問卷調查的形式對企業管理者、一般財務從業者以及未來財務從業者的職務舞弊傾向進行了統計分析。
有些學者利用經濟計量方法,基于資本市場的大樣本數據,實證研究了行為人心理特征對于會計舞弊行為決策的影響。金路借鑒行為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將管理者的性別、年齡、任職月份、期末財富、防御距離指標、產權比例六個變量作為度量管理者風險偏好的替代變量,通過提取主成分的方法,實證檢驗了管理者風險偏好程度與財務報告舞弊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 管理者風險偏好程度與財務報告舞弊正相關; 公司控股股東為國有性質時,管理者風險偏好與財務報告舞弊的正相關性顯著低于控股股東為非國有時的相關性。楊明俊以行為經濟學過度自信理論為切入點分析我國上市公司會計舞弊問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與上市公司會計舞弊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管理者過度自信情況下,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合一程度與上市公司會計舞弊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于經濟計量方法在研究心理因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學者借鑒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方法開展此方面的會計舞弊研究。Bruner 等[30]利用實驗方法檢驗了持股比例、風險偏好、舞弊被發現概率對于行為人舞弊傾向的影響,研究發現: 在勞動貢獻一定的情況下,風險偏好程度、持股比例與舞弊傾向存在正相關關系,而隨著舞弊被發現概率的提高,行為人的舞弊傾向逐漸降低。車敬超借助跨期選擇理論中的認知偏差、時間偏好和損失厭惡理論,利用實驗方法檢驗了行為人短視程度與會計舞弊傾向的相關關系。陸成良從行為主體的 “有限理性”假設出發,以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為基礎理論,運用情景模擬實驗,對職務舞弊行為的形成機制及其決策過程進行探索。
行為經濟學引入了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理論,把心理因素納入到經濟行為的分析當中。行為人的認知偏差使得成本、收益、概率的判斷顯著區別于完全理性下的結果。但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卻是一致的,即成本收益框架。既然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與傳統經濟學的框架相一致,并且行為經濟學引入了心理因素分析行為人的判斷和選擇,因此,這種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要更加符合現實決策。但是,目前基于行為經濟學的會計舞弊研究仍然停留在規范研究層面,且僅局限于利用單一理論分析會計舞弊的成因,實證研究相對較少。雖然一些學者試圖運用經濟計量方法去探索心理因素與會計舞弊行為之間的關系,但是我們認為在研究思路和度量方面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這些研究主要探索 CEO 的心理特征與企業舞弊行為的相關關系,而在公司治理不斷完善的市場環境下,將企業舞弊行為與 CEO 的行為劃等號是值得商榷的,這也反映了為了克服數據資料的限制,目前的相關研究仍然無法將個體行為人作為研究對象,而只能停留在數據易得的上市公司層面,缺乏心理特征與行為人行為的關系研究。第二,由于數據搜集渠道和搜集成本的限制,在度量心理因素方面,目前的相關研究運用的是間接度量方法,利用可得的數據,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度量行為人的心理因素。第三,研究對象集中在上市公司CEO 層面,范圍較小,這樣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無法實現研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需要進一步擴大研究范圍,探索心理因素對于行為人舞弊行為的影響。
六、未來研究展望
行為一定是心理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綜合產物,與此相應的研究方法就應該兩者并舉,不能隨意地偏頗于一方,基于此而得出的研究結論才可能更加準確。因此,在研究視角方面,基于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來研究會計舞弊機理應該是未來研究的重點和趨勢,這主要是行為經濟學在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吸收了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將心理因素與外部因素同時納入到自身的研究框架之中,極大地拓展了相關理論的解釋范疇。在研究對象方面,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因素與外部因素的交互影響需要進一步探索研究,行為經濟學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心理特征包括過度自信、時間偏好、風險偏好、參照依賴、損失厭惡等。既然這些心理特征對于行為人的一般決策具有顯著的影響,相應的也同樣適應于舞弊決策。此外,在研究上述心理因素的基礎上,可以把目前的一些舞弊監管制度與心理因素統籌起來考察兩者對于行為人的交互影響。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心理因素對于行為人決策影響的最有效的實證方法是實驗方法。依據價值偏好誘導原理,各種利益主體 \\( 自然人或法人等\\) 在真實復雜的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主要行為特征,能夠在類似的實驗環境中表現出來。但是由于我國實驗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發展滯后,目前通過實驗方法研究會計舞弊心理因素的文獻還是相對較少,這也是日后亟待拓展的研究領域。研究對象的不斷變化,就要求我們在日后的研究中要將實驗方法與經濟計量方法結合起來,通過兩者的優勢互補,實現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的有效匹配,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會計舞弊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基于結論的舞弊控制措施才能夠真正地滿足現實經濟環境的要求,進一步提高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