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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金融論文 > > 基于地理位置的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
基于地理位置的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
>2023-09-22 09:00:00



一、引言

近年來的一些文獻發現,審計師的地理位置影響審計質量,即臨近公司的審計師擁有更好的信息優勢,具有更高的專業勝任能力,而距離公司偏遠的審計師雖然與公司管理層可能不在同一個交際網絡中,在形式上更加獨立,但由于信息劣勢而降低了審計質量[1][2].但Choi等以及劉文軍只是將審計師的地理位置作為外生變量來處理[1][2],很少有人研究為什么公司會選聘不同地理位置的審計師。

Jensen等是第一個研究影響公司選擇不同地理位置審計師因素的學者,但其研究對審計師地理位置的衡量是基于公司與已聘審計師的距離[3].這種衡量方法沒有考慮不同區域審計師的分布密度,讓我們無法獲知公司與已聘審計師的距離在公司到可供選擇的所有審計師距離中的位置,即沒有考察相對地理位置。雖然現實中大部分公司就近選聘審計師,但仍然有一些公司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這種審計師選聘舍近求遠的動機是什么,以及會帶來什么樣的經濟后果,現有文獻鮮有涉及。因此,本文的研究擬對此提供初步的證據。

本文計算了公司到所有審計師的距離,用公司到實際選聘審計師的距離在所有距離中的順序作為公司選聘的審計師相對地理位置變量。我們發現,公司越不復雜、風險越大、代理成本越高、有股權融資需要以及國有企業傾向于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我們進一步研究了公司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的經濟后果,發現選聘更偏遠的審計師會降低盈余質量、公司透明度以及公司價值。這些研究發現說明,中國審計市場上上市公司對審計師選擇舍近求遠的動機是公司機會主義。

本文的主要研究貢獻在于:本文是較早從相對地理位置視角研究審計師選擇的文獻,提出了新的度量審計師地理位置的方法,即用公司到已聘審計師的距離在到所有審計師距離中的排序來度量審計師的地理位置,這有助于我們理解上市公司為什么會選擇遠近不同的審計師,也讓我們更好地了解這種針對不同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的經濟后果。本文發現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的選擇內生于公司動機,本文豐富了從經濟地理視角研究審計問題的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DeAngelo認為審計質量是審計師發現并報告公司錯報、漏報的聯合概率,即審計質量取決于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和獨立性[4].一般來說,臨近公司的審計師具有更好的專業勝任能力,這是因為這些審計師能夠更有效地收集信息,比如更熟悉公司的生產運營和內部控制,更了解公司的客戶和供應商,甚至能從當地媒體獲知公司的一些信息。而距離公司偏遠的審計師則不具備上述優勢,與公司之間存在著更多的信息不對稱。既然如此,為什么有的公司會選聘偏遠的審計師?

Jensen等認為有兩種動機驅動公司選聘偏遠的審計師:信號動機和公司機會主義動機[3].信號動機的解釋源于本地缺乏高質量的審計師,比如本地沒有具有品牌聲譽的審計師或者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因此選聘擁有此類特征的偏遠審計師。機會主義動機的解釋是,公司治理和業績較差的公司,管理層為了隱藏壞消息,有動機選聘偏遠的審計師,因為信息劣勢,這些審計師審計質量較低。但Jensen等對遠近審計師的劃分以公司與已聘審計師的距離為準[3],這種劃分并沒有考慮公司與已聘審計師的距離在可供選擇的所有審計師距離中的位置。因為,在審計師分布密集的地區,距離公司較近的審計師往往在可供選擇的審計師中相對位置較遠,而在審計師分布稀疏的地區,距離公司較遠的審計師也可能在可供選擇的審計師中相對位置較近。因此,本文用公司與已聘審計師的距離在到所有審計師距離中的排序來衡量地理位置的遠近,即相對地理位置。

為什么不同的公司會選擇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已有的文獻沒有給出答案,但公司對審計師的選擇無非是出于成本收益考慮。審計作為一種重要的監督機制,對其的選擇,大部分文獻認為代理問題是驅動因素,但Knechel等認為公司選擇審計師的原因復雜,不僅僅是減少代理成本的需要[5].借鑒之前關于審計師選擇的文獻[6][7][8][9],我們分別從公司復雜性、公司風險、股權融資需要、代理問題以及公司屬性來提出可能影響公司對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的因素。

審計的重要功能是能夠增加公司的效率和效益,順應法律法規要求并減少內外部信息不對稱[5].

公司越復雜,經營效率較低,更難以進行監控,容易產生道德風險。而且,公司越復雜,往往公司隱藏壞消息的手段就越為多樣和隱秘,越不容易被審計師發現。比如,Choi等發現鄰近公司的審計師提高審計質量的作用要受制于公司的多元化程度[1],即公司復雜會使臨近公司的審計師的優勢減弱。換言之,公司越不復雜,臨近公司的審計師對其越有審計質量上的優勢。因此,如果公司對審計師的選聘出于監督動機,那么公司業務越不復雜,就越傾向于選聘在審計質量上更有優勢的臨近審計師。相反,如果公司業務越不復雜而管理層有機會主義動機進行盈余管理,則公司越傾向于選聘偏遠的審計師,因為越不復雜的公司進行盈余管理更容易被本地審計師識別?;谏鲜龇治?,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公司復雜性對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具有影響,但方向不確定。

公司風險越大,特別是那些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會給審計師帶來更大的審計風險。會計師事務所為了規避審計風險,必然要增加審計投入,比如選派更有經驗的審計師,進行更多的審計抽樣和實質性測試,同時也會要求對承擔的風險進行補償,從而增加審計收費。因此,公司風險影響審計需求。

如果公司選聘審計師是出于監督動機,那么公司風險越大,公司越偏向于選聘臨近公司的審計師,因為這些審計師更了解公司,在信息上更有優勢,具有更好的專業勝任能力。而如果公司是出于機會主義動機,風險越大的公司越會規避高質量審計,這樣更有動機選聘地理位置相對偏遠的審計師,因為這些審計師存在信息劣勢?;诖?,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公司風險對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具有影響,但方向不確定。

有股權融資需要的公司有動機減少內外部信息不對稱,提高公司透明度,增加公司財務報告的可信度,以期降低公司的融資成本。因此,如果公司是出于監督動機考慮,那么就應該選聘在信息上具有相對優勢的臨近審計師。另一方面,為了保證成功地進行股權再融資,管理層在股權再融資時有機會主義動機,比如Teoh等發現公司在增發前有盈余管理行為[10],王克敏和劉博發現中國上市公司也存在這種現象[11].因為高質量的審計能夠約束股權再融資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12],如果公司增發前有盈余管理動機,這樣公司更會規避高質量審計,更有動機選聘位置偏遠的審計師,利用這類審計師在公司信息方面的相對劣勢?;诖?,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公司的股權融資需求對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具有影響,但方向不確定。

中國資本市場主要存在第二類代理問題,即大股東和中小股東之間有著利益沖突,大股東掠奪中小股東的動機強烈。因此,大股東有約束自身行為的動機而去選聘高質量的審計師。王鵬和周黎安發現第二類代理問題越嚴重的公司,越會選聘“四大”會計師事務所[13].因此,如果公司出于監督動機,那么代理成本越嚴重就越會選聘專業勝任能力更強的審計師,即更加臨近公司的審計師。但公司也存在機會主義動機,比如高燕發現終極控制人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程度越大,公司盈余質量越低[14].因此,代理成本越嚴重的公司出于機會主義動機,會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目的是利用這些審計師在公司信息方面的劣勢來隱藏掏空行為?;诖?,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代理成本對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具有影響,但方向不確定。

中國資本市場存在著眾多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政府對企業有著過多的行政干預。同時,政府也控制著審計市場,對審計師選擇進行干預。龔啟輝等認為政府控制增強了審計師的本地優勢,提高了財務報表質量[15].因此,如果國有企業是出于監督動機,那么就應該選聘專業勝任能力更強的臨近審計師;如果是出于機會主義動機就會選聘存在信息劣勢的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诖?,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5:公司屬性對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具有影響,但方向不確定。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我們按照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簽字審計師姓名,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行業信息查詢系統中獲取該審計師所屬會計師事務所或分支機構的詳細地址。上市公司注冊地詳細地址來源于RES-SET數據庫,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來自于CSMAR數據庫,納入合并范圍的子公司數據從上市公司年報中手工收集。本文以2008~2011年上市公司為初選樣本,并按以下標準進行了篩選:(1)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2)剔除沒有披露簽字審計師的上市公司;(3)剔除無法通過中注協查詢系統獲知簽字審計師所屬會計師事務所詳細地址的上市公司;(4)剔除財務數據不全的上市公司。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5%和95%百分位上做了Winsorize處理,對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做White異方差調整。本文最終用于檢驗的樣本為5323個公司觀測值,使用的數據處理軟件為STATA12.0.

(二)審計師相對地理位置的衡量

我們用谷歌地圖查詢所有審計師所屬會計師事務所所在地經緯度(loni,lati)以及上市公司注冊地經緯度(lonj,latj),然后使用下列公式計算審計師與上市公司的距離(Dis)。其中R為赤道半徑,取值為6371.004公里。

我們根據上述公式計算出上市公司到市場上提供審計服務的所有審計師(包括總所和分支機構)的距離,然 后 再 對 這 些 距 離 從 小 到 大 進 行 排 序。上 市 公 司 選 聘 的 審 計 師 相 對 地 理 位 置 變 量(Location)為公司到實際選聘的審計師的距離順序除以所有可供選擇的審計師的數量。

Location介于0和1之間,Location越大,表明相對地理位置越遠。

(三)研究模型

為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我們設計了如下計量模型:

按照設定,因變量Location介于0和1之間,因此我們采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本文用公司規模、納入合并范圍的子公司數、應收賬款以及存貨之和除以總資產這三個變量來衡量公司復雜性。公司規模越大,經營往往越復雜;納入合并范圍的子公司數越多,總公司和子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大,經營越復雜;應收賬款和存貨是產生短期應計項目的主要來源,容易被公司管理層操縱,因此,公司的應收賬款和存貨之和占總資產的比例越大,公司越復雜。

Size為公司規模,用公司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表示;SqSubs為子公司數,用納入合并范圍子公司數的平方根來表示;Arinv為公司應收賬款和存貨情況,用年末的應收賬款和存貨之和除以總資產表示。我們采用公司成長性、公司業績、是否虧損以及資產負債率這四個變量來衡量公司風險。公司成長性越大,往往會有較大的經營風險;公司業績越好,則風險越小,而公司業績越差或發生虧損,公司的破產風險越大;公司資產負債率越高,財務風險越大。

Growth為公司成長性,用公司總資產增長率表示;ROA為公司業績,用公司凈利潤除以總資產表示;Loss為公司是否虧損虛擬變量,若公司當年凈利潤小于0則取1,否則取0;Lev為公司資產負債率,用年末的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表示。

Issue為公司是否有股權融資需要虛擬變量,若公司當年有增發或配股則取1,否則取0.Dev為代理成本變量,用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比例減去現金流權比例來表示。

State為公司屬性虛擬變量,若公司為國有企業則取1,否則取0.此外,我們還控制了行業(Ind)和年度(Year)固定效應,ε為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中可以看出,Location的中位數為0.057,均值為0.193,表明一半的公司與已聘審計師的距離在到所有審計師距離的位置在前6%以上,均值約為20%,說明大部分公司選擇臨近的審計師。公司規模(Size)的均值為21.703,中位數為21.560;納入合并范圍子公司數量的平方根(SqSubs)均值為2.963,中位數為2.646;應收賬款和存貨之和占總資產的比例(Arinv)平均為0.259,中位數為0.237;公司總資產增長率(Growth)均值為0.186,中位數為0.152,說明總體上上市公司增長較快;總資產凈利率(ROA)均值為0.041,中位數為0.039,虧損公司(Loss)所占比例為16.5%,說明上市公司總體業績較差;資產負債率(Lev)均值為0.487,中位數為0.494,表明上市公司總體負債水平適中。增發或配股公司比例(Issue)為9.5%.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和現金流權比例的差額(Dev)平均為5.9%,有一半的公司沒有發生兩權分離,說明總體來看,上市公司兩權分離程度并不嚴重。樣本中國有企業所占比例(State)為57.6%.

(二)多元回歸分析

我們計算了模型(3)的方差膨脹因子,發現最大值并沒有超過10,平均值約為3,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表2為模型(3)的多元回歸結果,從欄(1)可以看出,反映公司復雜性的三個變量(Size、SqSubs和Arinv)中SqSubs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且在欄(3)中也顯著,這表明納入合并范圍的子公司數越少,公司越有動機選聘位置相對偏遠的審計師,這與推導假設1時提出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動機假說相吻合,即越不復雜的公司因存在機會主義動機,會選聘有信息劣勢的偏遠審計師。從欄(2)可以看出,反映公司風險的四個變量(Growth、ROA、Loss和Lev)中ROA的系數顯著為負,但在欄(3)中并不顯著,即有微弱的證據表明公司風險越大,越傾向于選聘位置相對偏遠的審計師,這與推導假設2時提出的公司機會主義動機假說相吻合,即風險越大的公司出于機會主義需要,會利用偏遠審計師與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欄(3)可知,Issue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有股權融資需要的公司傾向于選聘偏遠審計師,這與推導假設3時提出的公司機會主義動機假說相吻合,即有股權融資需要的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動機,會利用偏遠審計師在公司信息方面的劣勢,從而掩蓋其機會主義行為。Dev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代理問題越嚴重的公司傾向于選聘偏遠的審計師,這與推導假設4時提出的公司機會主義動機假說一致,即代理問題越嚴重的公司越會從事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需要利用偏遠審計師在信息方面的劣勢來掩蓋。State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傾向于選聘偏遠的審計師,這也與推導假設5時所提出的機會主義動機假說相吻合,即國有企業出于機會主義動機,刻意去規避有更高審計質量的本地審計師,而選聘有信息劣勢的偏遠審計師。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我們進行了以下穩健性檢驗:(1)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審計師都被公司在做審計師選聘決策時所考慮,行業內其他公司選聘審計師可能會影響到公司的選聘決策。因此,我們計算公司到給其所在行業提供審計服務的所有審計師的距離,再對這些距離從小到大進行排序,用公司到實際選聘審計師的距離的排序除以行業內提供審計服務的審計師數量作為審計師相對地理位置的度量指標;(2)只有當終極控制人擁有的控制權超過一定比例時,才能對公司進行實質上的控制。因此,我們分別選取終極控制人擁有的控制權超過20%以及超過30%的樣本;(3)為了檢驗研究結果是否因遺漏了審計委員會特征變量,我們在模型中依次加入公司是否設立審計委員會(若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取1,否則取0)、審計師委員會的獨立性(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人數除以審計委員會規模)以及審計委員會中具有會計背景委員的比例(具有會計背景的委員數量除以審計委員會規模)。

以上重新檢驗的結果表明,我們的研究結論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五、選擇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的經濟后果

從上一部分的實證結果可知,公司業務越不復雜、風險越大、代理問題越嚴重、有股權融資需要以及國有企業更傾向于聘請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上述發現都與公司機會主義動機假說相一致,即公司利用偏遠審計師與公司間的信息不對稱來隱藏其機會主義行為。但也有可能是信號動機,即Jensen等所認為的由于本地缺乏高質量的審計師,而去偏遠地區選聘此類審計師[3].因此,在這一部分我們擬研究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的經濟后果,以期對這兩種假說進行區分。借鑒之前關于審計師選擇經濟后果的文獻[16][17],我們從盈余管理、公司透明度以及公司價值展開經濟后果的分析。如果選擇位置相對偏遠的審計師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低,透明度和公司價值更高,則表明是信號動機,反之則是機會主義動機。為了控制內生性,我們在經濟后果檢驗時采用兩階段回歸。在第一階段,我們采用Tobit回歸利用模型(3)估計出每個公司選擇的審計師相對地理位置變量Pre_Location,在第二階段采用OLS回歸,將Pre_Location作為第二階段的檢測變量。我們檢驗了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脹因子,發現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一)盈余管理

為了檢驗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我們用Pre_Location對盈余管理進行回歸。本文采用業績配對的Jones模型估計出操縱性應計利潤(DA)后取其絕對值來衡量盈余管理,因為它能更好地捕捉公司盈余管理行為[18].同時,借鑒以前的文獻[19],我們在模型中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經營活動現 金流 (CFO,用 經 營活動凈 現 金流量除 以總資產衡量)、公司成長 性(Growth)、公司業績(ROA)、是否虧損(Loss)、資產負債率(Lev)、是否選擇“十大”審計師(Big10,如果公司的審計師為“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取1,否則取0)①,以及公司屬性是否為國有(State)。此外,我們還控制了公司的注冊地是否在北京、上海和廣東(BSG,如果公司注冊地在北京、上?;驈V東,BSG取1,否則取0)。大公司通常業績較好,盈利穩定,內部控制和治理水平較高,從事盈余管理的動機較小,Size的符號預期為負。由于現金流與應計利潤負相關,CFO的符號預期為負。高成長的公司為了顯示自身的高盈利能力,越有可能從事盈余管理活動,Growth的符號預期為正。業績越好的公司從事盈余管理的動機越低,ROA的符號預期為負。發生虧損的公司越有可能出現更大的負向操縱性應計利潤,Loss的符號預期為正。高財務杠桿的公司財務風險越大,越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Lev的符號預期為正。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更高,Big10的符號預期為負。國有企業從事盈余管理的動機較低,State的符號預期為負。北京、上海和廣東這三個區域有更高的法制化程度,更臨近證券監管部門以及更嚴格的媒體和金融中介的監督,注冊地在這三個區域的公司從事盈余管理的動機較低,BSG的符號預期為負。此外,我們還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

表3為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與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從表3全樣本的回歸結果來看,Pre_Location的系數顯著為正,即選擇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大,表明偏遠的審計師與公司存在更多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更低的審計質量。因此,從盈余管理的角度來看,公司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的動機符合機會主義假說。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Size、Big10、State和BSG的系數顯著為負,Growth、Loss和Lev的系數顯著為正,這些都與預期一致;ROA的系數顯著為正,與預期并不一致,這是因為有公司通過盈余管理來提高業績;CFO則并不顯著,我們對DA取絕對值,正負相抵,因此CFO并沒有表現出顯著性。

我們把研究樣本按照DA的正負方向分組回歸,結果發現,在DA>0組,Pre_Location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但在DA<0組,Pre_Location的系數并不顯著。這是因為相對于利潤高估,利潤低估對審計師的審計風險影響較小[20].因此,對于公司低估利潤,臨近公司的審計師并不關注,沒有表現出審計質量上的優勢。

(二)公司透明度

我們還檢驗了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對公司透明度的影響,借鑒之前的文獻[21],公司透明度采用分析師跟蹤的數量(AF)和分析師盈余預測精確度(Accu)來表示。分析師跟蹤數量(AF)用分析師跟蹤人數加1后取自然對數來衡量。借鑒刑立全和陳漢文的研究[22],在用Pre_Location對分析師跟蹤數量進行回歸時我們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公司成長性(Growth),盈余變化量(Surprise,用公司每股收益的變化除以年初開盤價表示)、行業規模(Indsize,用行業內公司年末總市值之和取自然對數表示)以及公司是否注冊在北上廣(BSG)。分析師傾向于跟蹤規模大、財務風險低、成長性高、盈余變化量低的公司,以及規模大的行業和透明度高的北上廣公司。因此,我們預期Size的符號為正,Lev的符號為負,Growth的符號為正,Surprise的符號為負,Indsize的符號為正,BSG的符號為正?;貧w結果見表4欄(1),從中可以看出,Pre_Location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的公司,分析師跟蹤人數較少。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Size、Lev、Growth、Surprise的系數顯著,并且符號與預期一致;Indsize和BSG的系數也顯著,但符號與預期相反,這可能是因為規模大的行業和北上廣的公司透明度較高,分析師關注此類公司獲益較低,因而跟蹤的人數較少。

分析師盈余預測精確度(Accu)用跟蹤該公司的所有分析師盈余預測的中位數與實際盈余之差取絕對值后除以年初開盤價來表示,該值越大表示越不精確②。在用Pre_Location對分析師預測精確度的回歸中,除了控制分析師跟蹤數量模型中的控制變量以外,還控制了分析師跟蹤數量(AF)。

刑立全和陳漢文發現規模大的、財務杠桿高的公司分析師預測誤差越大[22],因此,預期Size和Lev的符號為正。高成長性的、盈余變化量大的公司預測難度更大,因此,預期Growth和Surprise的符號為正。行業規模大的、注冊地在北上廣的以及更多 分析師 跟蹤的公 司透明度越高,因此,預期Indsize、BSG和AF的符號為負?;貧w結果見表4欄(2),從中可以看出,Pre_Location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的公司,分析師預測精確度較低。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Size、Lev、BSG和AF的系數顯著,并且符號與預期一致;Growth和Surprise的系數也顯著,但符號與預期并不一致,這可能是因為高成長性和盈余變化量大的公司雖然預測難度更大,但分析師投入更多,因此提高了盈余預測精確性;Indsize的系數不顯著。

從上面兩部分的回歸結果來看,公司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會降低分析師跟蹤數量以及分析師盈余預測的精確度,這表明選聘偏遠的審計師導致公司的透明度降低。因此,從公司透明度角度來看,公司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其動機也符合機會主義假說。

(三)公司價值

為了檢驗不同相對地理位置審計師選擇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我們用Pre_Location對公司價值進行回歸,公司價值采用托賓Q(公司市值加上負債除以總資產)來表示。借鑒之前的文獻[23],我們在模型中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公司業績(ROA)、流動比率(Liquidity,用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表示)、公司成長性(Growth)、資本性支出(Capital,用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的增量除以總資產表示)以及審計師是否為國際“四大”(Big4,如果審計師為國際“四大”取1,否則取0)等。

He等發現公司規模與公司價值負相關,而財務杠桿、公司業績、流動性、資本性支出以及審計師是否為國際“四大”均與公司價值正相關[23].因此,我們預期Size的符號為負,Lev、ROA、Liquidity、Capital以及Big4的符號均為正。高成長性的公司,公司價值越大,預期Growth的符號為正。我們也控制了公司注冊地是否在北上廣(BSG),北上廣的公司透明度更高,公司價值更大,預期BSG的符號為正。

表4欄(3)為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Pre_Location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降低了公司價值。高質量審計的一個作用是能夠增加公司價值,從公司價值角度來看,公司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其動機也是符合機會主義假說。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除了Growth和Capital不顯著以外,其余變量均顯著,且回歸系數的符號與預期一致。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已有的研究發現公司選聘不同位置的審計師會影響審計質量[1][2],但沒有文獻研究公司為什么會選擇相對地理位置不同的審計師,以及這種決策的經濟后果。因此,本文的研究擬在這方面提供初步的證據。本文以公司到已聘審計師的距離在到所有審計師距離中的排序作為相對地理位置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公司越不復雜、風險越高、有股權融資需要、終極控制人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程度越大以及國有企業傾向于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

Jensen等認為公司選聘偏遠審計師有信號和機會主義兩種動機[3],因此,我們從公司盈余管理、透明度和公司價值三個層面來研究公司選聘不同相對地理位置的審計師的經濟后果,以便考察其背后的動機。研究發現,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公司透明度以及公司價值更低,這表明,公司選聘此類審計師主要是因為機會主義動機。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方面的重要啟示:首先,本文分析了公司選聘相對地理位置不同的審計師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提供了公司審計師選聘舍近求遠的動機是機會主義的證據。因此,相關監管部門要加強對選聘相對地理位置偏遠的審計師的公司的監督力度,抑制這些公司可能存在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保護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其次,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審計師與偏遠客戶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影響了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從而降低了審計質量。因此,本文的研究發現也為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質量控制以及制定發展戰略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從短期來看,會計師事務所要對偏遠客戶投入更多的審計資源,比如選派更有經驗的審計師或擴大審計測試和抽樣范圍;從長遠來看,要在偏遠客戶集中的區域設立分支機構,這樣能夠更好地了解當地客戶,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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