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為一種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外部審計機構被認為是監督高管人員、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機制[1],因為其可以通過審查會計報表，出具審計意見的方式實現對企業和高管人員的約束。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研究證實了獨立審計能夠提高證券市場配置效率[2,提供公司財務舞弊警示[3],提高公司融資能力[4],從而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5].總體而言，外部審計在一般企業中是有效的。然而，在大量研究關注一般企業的審計問題時，銀行的外部審計問題似乎被忽略了。由于在資本結構、政府監管等方面的特殊性，大量的研究在選擇樣本時都將銀行剔除，這使得我們對銀行的審計問題知之甚少。但外部審計對于銀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相比一般企業，不僅銀行的代理問題更為復雜和嚴重，而且債權人難以實施有效的監督[6].因此對銀行而言，外部審計就成為外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實踐中，盡管監管部門已認識到銀行審計的重要性，也頒布了相關規定①，然而一方面由于政府對銀行的控制權在我國更為普遍和嚴重[7],而我國的許多會計師事務所都與當地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關聯使得政府可能對銀行外部審計的效果產生實質性影響[8].另一方面，我國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有限[9].特別是對銀行而言，即使是獨立性較強的審計機構，也會因審計費用的關聯而影響審計機構的獨立性及其效果[10].
那么銀行的外部審計是否能夠起到降低代理成本、增強經營穩健性的作用呢？我們采用我國商業銀行2006~2011年的數據，從本、異地所的視角，實證檢驗外部審計對銀行代理成本及不良貸款的作用，并進一步考察外部審計、代理成本及不良貸款之間的關系。本文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將對外部審計的研究從一般企業拓展至銀行，且描述了外部審計影響不良貸款的路徑，為銀行監管部門加強外部審計監管提供了經驗支持；二是深化了Kanagaretnam等人及DeBoskey和Jiang單純關注銀行審計對第一類代理成本的影響研究[11][12][13],更為全面地檢驗了銀行審計對兩類代理成本及后果的影響。
下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主要包括數據來源、模型構建及描述性統計；第四部分為計量回歸結果；最后是結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從理論上講，外部審計之所以能夠監督高管層、約束大股東行為，從而減少兩類代理成本，是因為外部審計機構有能力也有動力對企業實施有效監督。
首先，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被認為是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這種獨立性保證了其能夠客觀地出具審計意見。同時，會計師事務所集中了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注冊會計師，能夠就公司財務報表的公允性和合理性發表無保留或非標準審計意見，影響外部投資者對公司價值的判斷，從而約束控股股東和高管人員，完善公司治理[14].其次，會計師事務所也有動力來提供獨立、客觀的審計意見，特別是一些大型的、具有國際聲譽的事務所，更會為了自身利益而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審計。
具體到銀行業，正如前文所述，兩類代理問題不僅在銀行中廣泛存在，而且更為嚴重，這就更需要外部審計的監督?；谖覈鴮徲嬍袌鰠^域分割嚴重的現實[15],我們從事務所地域的角度來分析其對銀行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的影響。根據事務所與銀行總部所在地的一致性，我們可以將其分為本地所和異地所。從邏輯上講，異地所對銀行代理成本可能有相反的兩類影響。
一方面，相對于異地所，本地所具有交通、信息和人際關系方面的優勢，更有助于降低銀行代理成本。由于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除了“四大”合資及部分附屬于大學的事務所以外，其他事務所都曾經掛靠于當地政府，其管理人員和員工大多來自政府部門和當地企業。雖然經過1998年的脫鉤改革，但事務所及其員工與當地企業的關系并沒有被削弱[16],這種聯系使得本地所能夠通過與高管和雇員的直接交流或個人關系獲得客戶的私有信息。
DeAngelo指出，審計師的有效審計依賴于通用知識和特定知識[17],而本地所恰恰具備這些知識。特別是對于銀行這類信息不對稱嚴重的企業而言，本地所的信息優勢更為明顯，能夠及時有效地約束高管和大股東的行為。而異地所不僅會付出更高的審計成本，更重要的是難以獲得客戶的私有信息，且距離客戶越遠，這種成本和獲得信息的難度越大，Choi等對美國及饒茜等對中國的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18][19].此外，相對于異地所，當地監管機構也更容易通過與本地所的溝通掌握銀行的內部信息，從而加強對高管和大股東的監督，有效降低代理成本②。
另一方面，相對于本地所，異地所能夠減少“合謀”,降低銀行代理成本。盡管本地所具有信息優勢，但由于與當地政府的關聯使得其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特別是在審計國有企業時，政府可能會為了政績而對本地所施加壓力，降低外部審計的效果[20].現有的研究也表明相對于異地所，本地所對于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較差[21],而且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較低[20].這在銀行業中尤為突出，因為在財政分權的背景下，銀行貸款逐漸成為地方政府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地方政府特別是官員會為了自身利益加強對當地銀行的干預[22],即使是一些大型的全國性銀行也會受到總部所在地政府的影響③。此時，同在地方政府干預下的銀行和事務所能夠就審計問題達成“共識”,實現審計意見購買的目的[23].而異地所能夠降低“合謀”的可能性，弱化當地政府的干預，且距離審計對象越遠，這種弱化程度越大④。因此，異地所能夠向投資者提供較為客觀的財務報告，達到監督高管人員、保護中小股東的目的，有助于降低銀行代理成本。
綜上，異地所審計對銀行代理成本的作用取決于信息優勢和合謀效應的孰大孰小，為此我們提出如下兩個對立的假設：
假設H1a:相比本地所，異地所審計會增加銀行的兩類代理成本，且距離本地越遠，增加程度越大；假設
H1b:相比本地所，異地所審計能降低銀行的兩類代理成本，且距離本地越遠，降低程度越大。
異地所審計對不良貸款同樣存在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本地所擁有信息優勢，且長期專注于本區域業務，能夠對客戶的經營情況進行連續跟蹤，更了解客戶存在的風險[21],從而能夠通過對銀行財務報告真實性、完整性的審查發現可能的貸款風險，并將其反饋給銀行，降低其不良貸款；本地所也更易于將審查情況及時地匯報給地方監管機構，使其了解外部審計對銀行的風險提示，并跟蹤、監督和檢查銀行的整改情況。而異地所則難以對銀行的風險進行實時監控，且距離本地越遠，越難以實現。
此外，由于我國審計市場的區域分割嚴重，本地所占盡了各種優勢，不會把高質量的客戶輕易讓給異地所，因此為了爭奪客戶資源獲取更為豐厚的利潤，異地所可能會“低價攬客”,忽視客戶的風險因素[24].因此相比異地所，本地所有助于降低銀行不良貸款。
另一方面，異地所更有可能規避當地政府的干預，降低銀行不良貸款。根據調查，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中，大多是由于行政干預、政策要求等造成的[25],此時本地所可能會受地方政府干預而影響審計功能的發揮，異地所受到的地方政府干預則相對較少，有助于控制不良貸款的累積；且距離本地越遠，其受到的干預可能性越小。此外，從銀行所在城市的視角觀察，異地所往往更為專業⑤，而當審計機構更為專業時，公司財務舞弊的可能性會更低[26].從這個意義上講，異地所對銀行財務報告的監督更具有效性，使利益相關者及時了解并監督銀行的貸款風險。
綜上，相比本地所，異地所能弱化政府干預，卻難以對銀行風險狀況進行監控，其對不良貸款的作用方向不定。為此我們提出如下兩個對立假設：
假設H2a:相比本地所，異地所審計銀行的不良貸款較多，且事務所距離本地越遠，增加程度越大；假設
H2b:相比本地所，異地所審計銀行的不良貸款較少，且事務所距離本地越遠，減少程度越大。
以上我們分析了外部審計對不良貸款的影響，但不良貸款是一個結果變量，其形成一般需要一個過程；而外部審計是一個時點的行為，可以推斷外部審計對不良貸款的作用并非直接的，而是通過某個中介變量引致的，我們認為代理成本可以成為兩者之間的中介變量。
如前文分析，外部審計能夠影響銀行的兩類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則是貸款風險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盡管我國的銀行已經普遍建立起了與經營業績相關聯的薪酬激勵制度，但尚未建立起與風險控制相聯系的約束機制，從而導致高管將過多的精力放在經營業績上，忽視了對銀行風險的控制[27],因此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成本主要表現為高管人員追求短期利益的行為，特別是偏好于一些風險較大貸款的發放。外部審計的引入能夠減輕股東和高管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利于股東對高管的監督，使高管重視對貸款的風險控制，通過影響第一類代理成本的方式影響不良貸款。
另一方面，政府對銀行的控制在我國普遍存在，這不僅體現在股權上，更重要的是政府掌控了銀行高管的人事任免權，從而使得政府的意志能夠直接滲透到銀行的經營層面?；谧陨砝嬖V求，政府可能更為關注銀行貸款的發放，而較少考慮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F有的研究也顯示，我國銀行的不良貸款很大程度上源于官員的晉升激勵及政府干預行為[22][28][29].與政府這種“超級股東”相比，中小股東處于弱勢地位，難以通過董事會等正式治理機制約束政府，此時就需要獨立的第三方代為監督政府行為。正如前文所述，外部審計能夠弱化政府的干預，有助于銀行對不良貸款的控制。
此外，盡管外部審計是一個時點行為，但事務所對銀行的審計是多次的，特別是對上市銀行還會進行季度、中期和年度審計。在此過程中，外部審計通過逐步弱化兩類代理成本，最終實現減少不良貸款的效果。為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3:代理成本是外部審計和不良貸款之間的中介變量。
三、研究設計
1.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我國2006~2011年的商業銀行。我們通過各種渠道獲得了100多家包含各類商業銀行年份不等的年報，并手工收集了本文所需的各個指標。由于本文不僅需要銀行的財務和治理指標，而且需要審計機構的詳細信息，因此經過篩選我們選取了97家、涵蓋2006~2011年共計420個樣本數據。需要說明的是，除缺失樣本外，對于進行重組成為省內統一銀行如江蘇銀行、徽商銀行及吉林銀行的樣本，本文也沒有包括在內，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其所在城市，而本文對事務所的定義是以城市為基礎的。
2.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本文分別建立以銀行兩類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作為因變量，外部審計距離為主要自變量的模型來檢驗本文假設。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模型涉及的變量有：
（1）被解釋變量Dependent.對于代理成本，目前對一般企業的研究中，通常采用Ang等提出的管理費用占主營業務收入之比的方法來衡量第一類代理成本[30],考慮到銀行收入的差異，我們采用管理費用與銀行凈利息收入之比作為第一類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標（AC1）。對第二類代理成本，一般企業中通常采用大股東占款來度量，對于銀行而言，大股東占款可以直接采用關聯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進行衡量（AC2）⑥。不良貸款即為銀行不良貸款與總貸款的比例（NPL）。
（2）解釋變量。Auditor表示銀行與外部審計機構的審計距離，我們設置out和distance兩個變量進行衡量。其中out為虛擬變量，若銀行的審計機構與銀行總部處于同一城市（包括直轄市）則為0,否則為1.對于會計師事務所，我們首先從銀行年報中獲得其名稱，然后通過谷歌、百度等網絡查詢其注冊地⑦。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國際“四大”事務所在北京、上海等地設有分所，但考慮到“四大”的聲譽及其國際性，若北京、上海等地銀行的審計機構為“四大”,我們依然定義out為1.變量distance則更為細致地從行政區域的角度度量審計機構的距離，若事務所與銀行總部所在地處于同一城市則為1,若在同一省份、自治區則為2,在外省則為3,為國際“四大”則設為4,即distance越大，表示審計機構距離銀行總部越遠⑧。
對于控制變量Control,參考目前研究及現實狀況，我們選取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s1）及其性質（gov,是否為地方政府控制，是則為1,否則為0）變量，其中地方政府控制包括地方財政、政府投資公司、地方國資委及地方國企等。此外，我們還考慮了商業銀行規模（size,銀行資產的自然對數）、銀行類型（type,四大國有銀行為1,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為2,城市商業銀行為3）、是否存在境外戰略投資者（fore,存在則為1,否則為0）以及是否上市（list,上市銀行則為1,否則為0）等的影響。
3.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1可知，首先，樣本銀行管理費用占凈利息收入的比例平均為42.3%,最小只有4%,但最大達到了122.2%,意味著此時管理費用超過了凈利息收入，銀行的第一類代理成本較大。關聯貸款平均約占樣本銀行貸款的2.5%,但樣本差異較大，最小沒有關聯貸款，最多則占貸款的30%以上。不良貸款率的差異也很明顯，雖然均值只有1.842%,但有銀行不存在不良貸款，有的卻高達14.58%.
其次，從out的統計可知，約有71%的銀行選擇非本地事務所，換言之有29%的銀行選擇了本地事務所。
同時，distance為1、2、3、4的樣本分別有122、79、90和129家，占比分別為29%、19%、21%和31%.再次，銀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為22.746%,其中有80.2%為政府控制，這也為前文的分析提供了現實基礎。fore和list的結果表明32.6%的樣本存在境外戰略投資者，有21.9%的樣本銀行上市。
為了檢驗外部審計對銀行代理成本及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我們首先對AC1、AC2和NPL進行了單變量分析，檢驗其在out為0和1時的差異。由表2可知，本地所審計的銀行即out=0中，兩類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均值分別為0.451、3.595和2.220,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分別大于out=1時的0.413、2.080和1.687,中值檢驗也有類似發現。這意味著相對于本地所，異地所審計的銀行具有較低的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
四、計量結果及分析
將樣本帶入本文模型，我們對其進行回歸分析。在方法上，由于本文為截面和時間混合的Pool數據，因此遵循Petersen的結果[31],采用截面和時間雙重cluster進行回歸以獲得穩健的結果。
1.外部審計與銀行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
表3是基本回歸結果。從中可知，out在10%的水平上都顯著為負，表明相對于本地所審計，由異地所進行審計的銀行有較低的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這與統計結果相一致。從系數上看，異地所審計比本地所審計銀行的第一類代理成本低5個百分點、第二類代理成本約低0.9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約低0.4個百分點。
distance也都顯著為負，說明事務所距離本地越遠，其引致的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越低。以上結果證實了假設H1b和H2b,表明合謀效應大于信息效應；相對于本地所，異地所的確能夠有效地監督高管人員，約束大股東行為，降低銀行的兩類代理成本，并有助于銀行的風險控制，降低不良貸款率；且距離本地越遠，審計效果越好。這反映出在銀行這一特殊行業中，外部審計依然是有效的。
其他變量中，size只對銀行第二類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有顯著負向影響，而gov則相反，只對第一類代理成本有負向影響，銀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不良貸款有正向作用，而從type的結果可知，相對于四大國有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相對較低。其余變量則都不會對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有顯著影響。
2.審計機構變動與銀行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
以上是靜態地考察審計機構的效果，為了進一步驗證本文的假設，本部分我們從動態視角繼續考察這一問題。由于樣本期間有部分銀行變更了審計機構，這為我們提供了檢驗的基礎。我們試圖通過檢驗審計機構變動與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檢驗本文論題。
首先我們篩選了發生審計機構變更的銀行，然后選擇相應變更前一年的配對樣本，定義審計機構變動變量（change,銀行當年審計機構發生變更為1,否則為0），然后檢驗變更前后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的變化。我們共篩選出47、48和56組對應樣本，然后分別以AC1、AC2和NPL為因變量，change為主要自變量進行回歸。從表4的結果可知，change對AC1、AC2都顯著為負，但對NPL無顯著影響，說明審計機構變動能夠降低銀行的代理成本。當然，以上change變量事實上并未區分審計機構變動的方向，因為審計機構有可能變得更遠，也有可能由外地轉為本地，change的結果是綜合性的。而我們更關注的是，如果審計機構變得更遠，那么其是否能有效地降低銀行的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呢？
為此，我們進一步按照審計機構變動的方向，設置better、same和worse三個虛擬變量。其中better表示審計機構變得更遠，例如從本市事務所變為外省或國際“四大”等；worse表示與better相反的情況，如從外省轉為本市事務所；same則表示審計機構的距離沒有發生變化，例如從本市的一家事務所變動為本市的另一家事務所等。此外，為了反映距離變動程度的影響，我們還設置變量level對better進行細分，按其變動的層級分別設為1、2、3.例如，若審計機構從本市變更為本省的其他城市，設為1;若從本市變更為外省，設為2;變更為國際“四大”,設為3.當然，如果由外省變更為國際“四大”也設為1,即level的值越大表明銀行審計機構變得越遠。
由表4可知，與change不同的是，better對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的作用都顯著為負，而same和worse則都不顯著，這充分表明變得更遠的審計機構有助于降低銀行的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進一步證實了外部審計在銀行管理中的有效性。同時，level也都顯著為負，說明事務所變得越遠，其對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的弱化作用越大，這也為前文的結論提供了佐證。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與前文有一定差異，但由于兩者樣本相差較大，因此不具有可比性。
3.中介變量檢驗
為了進一步考察外部審計、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之間的關系，本部分我們檢驗代理成本是否為外部審計抑制銀行不良貸款的中介變量。我們采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來檢驗外部審計是否可以通過代理成本影響不良貸款[32].根據上文的分析，外部審計顯著地影響不良貸款，且影響檢驗的中介變量代理成本。因此，我們需要檢驗當控制代理成本時，外部審計對不良貸款率的作用是否還依然存在。若AC1、AC2顯著，而外部審計不顯著（為完全中介變量）或系數有明顯降低（為部分中介變量），那么就可以認為代理成本是外部審計和不良貸款率之間的中介變量。為此，我們建立以NPL為因變量，同時加入外部審計和代理成本作為主要自變量的模型進行回歸。
由表5可知，首先，當加入代理成本變量時，AC1依然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第一類代理成本會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增加，但out和distance都不顯著，根據定義可以認為AC1是外部審計和NPL的完全中介變量。其次，當加入AC2后，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證明第二類代理成本同樣會引發不良貸款率的增加，而out變為不顯著，distance盡管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相比原來結果不僅顯著性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其系數的絕對值由表3中的0.162下降至0.107.這一結果意味著AC2是out與NPL的完全中介變量，是distance與NPL的部分中介變量。綜上，加入代理成本后，其自身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依然顯著，而外部審計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消失或大幅減弱，因此可以認為代理成本是外部審計和不良貸款率之間的中介變量，即外部審計是通過弱化代理成本的路徑來降低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證實了假設H3.
五、結論
外部審計的有效性問題是學界持續關注的焦點之一，盡管對一般企業的研究大多證實了這一點，但外部審計在銀行這一特殊行業中是否也有效呢？目前的研究都將銀行從樣本中剔除，因此我們對此并無直觀認識。本文利用我國商業銀行2006~2011年樣本實證檢驗了外部審計對銀行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并檢驗了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結果表明：相對于本地所，異地所審計銀行的兩類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較低，且距離本地越遠，降低程度越大，證實了外部審計在銀行中的有效性。我們進一步從審計機構變更的視角動態考察了三者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相對于變更前，從距離上變遠的事務所能夠有效地降低兩類代理成本和不良貸款率，證實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最后，我們還檢驗了代理成本是否為外部審計與不良貸款率的中介變量，結果證實了這一點，意味著外部審計是通過降低兩類代理成本的方式最終抑制銀行不良貸款的。當然，本文只是從本異地的角度來考察外部審計的作用，難以涵蓋銀行與異地所之間存在的諸如私人關系、客戶資源等關聯情況，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但地理距離的增加至少意味著兩者存在關聯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本文的結論具有較強的可信度。
本文的結論意味著，作為一種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異地的外部審計能夠緩解股東與高管間的信息不對稱，約束作為大股東的政府行為，從而降低銀行的代理成本并抑制不良貸款。這不僅從理論上驗證了外部審計在銀行中的有效性，而且為進一步加強銀行外部審計監管提供了經驗依據。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國對銀行外部審計的監管仍處于初級階段，在實施效果方面依然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根據本文的統計，約有29%的銀行審計機構為本地事務所，直到2011年這一比例依然為17%,在城商行中更為普遍。因此監管的重點應關注銀行與審計機構的地理距離及潛在關聯方面，推行銀行的異地審計將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銀行經營的穩健性和安全性，從而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參考文獻：
[1]Jensen,M.C.,W.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1）：305-360.
[2]周中勝，陳漢文。獨立審計有用嗎？---基于資源配置效率視角的經驗研究[J].審計研究，2008,（6）：49-58.
[3]袁春生，唐松蓮。獨立審計能提供公司財務舞弊的警示信息嗎---基于證監會處罰公告的經驗證據[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11）：117-124.
[4]高雷，戴勇，張杰。審計實務影響銀行貸款政策嗎？[J].金融研究，2010,（5）：191-206.
[5]廖義剛，張玲，謝盛紋。杠桿治理、獨立審計與代理成本---來自財務困境上市公司的實證發現[J].經濟評論，2009,（6）：74-82.
[6]李維安，曹廷求。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基于商業銀行特殊性的研究[J].南開學報，2005,（1）：83-89.
[7]La Porta,R.,F.Lopez-de-Silanes,A.Shleifer.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J].Journal of Finance,2002,57（1）：265-301.
[8]陳建凱，陳漢文。公司特征、審計需求與區域性事務所選擇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審計研究，2009,（9）：6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