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使現代社會生產力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大學生的就業狀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反映著社會深層次問題。除自身因素外,社會結構,教育結構都直接影響著大學生就業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甚至影響著社會的穩定。深刻認識大學生就業問題,改革就業制度,加快人事制度革新,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合理流動,努力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
一、“蟻族”概念的提出
在我國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中存在著這樣一個不被關注的群體,他們雖然“光鮮”地生活在人人向往的大都市,但卻過著聚居在城市邊緣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日子; 他們雖然屬于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但卻也屬于工作不理想的低收入弱勢群體; 他們雖然被現實的艱難所打擊,但卻依然在與命運進行抗爭,為生活打拼,為夢想奮斗。這就是近幾年出現在社會中一個新的、特殊的群體---“蟻族”.隨著2009年9月我國青年學者廉思主編的《蟻族: 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的出版,“蟻族”這一新概念也開始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其群體的生存狀況也被生動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蟻族”顧名思義,即像螞蟻一樣的族群,它是對畢業后聚居在大城市邊緣地帶奮斗的大學生群體的形象概括,是繼我國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三大弱勢群體之后出現的第四大弱勢群體。[1]1廉思還根據其聚居地域的不同把他們分別稱為京蟻( 北京)、穗蟻( 廣州)、滬蟻( 上海)、江蟻( 武漢) 和秦蟻( 西安) 等。繼廉思之后,更多的學者對“蟻族”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如韓晗認為,“蟻族”是指大學畢業10年內,個人來自非直轄市或省會城市的貧困家庭,在拿著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一線城市從事合同、聘用職業的低收入群體,其“恩格爾系數”遠高于國內平均水平。[2]還有學者則認為,應該棄用“蟻族”的概念,而用“智力型民工”來指稱“漂在城市的農村籍大學畢業生”.[3]但是,無論社會各界怎樣定義“蟻族”這個群體,它都有著共同的區別于其他群體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蟻族”群體大都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年齡主要集中在22-29歲之間,大多數是典型的“80后”群體,都是近幾年畢業的大學生;作為我國新時代開啟的一代,他們心懷理想,敢于拼搏。其二,“蟻族”隊伍十分龐大,根據廉思課題組調查研究結果的保守估計,僅北京地區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也指出,“蟻族”人數在百萬以上,而且大多聚居在大城市的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如北京、上海、廣州、西安等城市都大規模地存在這一群體,他們被迫游離于城市的邊緣,過著簡樸甚至拮據的生活。其三,大學生“蟻族”群體大都來自貧困或偏遠地區,而父輩狀況不佳是“蟻族”所具有的普遍特點?!霸撊后w以中下等階層家庭為主組成,其現狀似乎是父輩的再現”,來自農村及縣級市的“蟻族”達到了總調查數量的3 /4.[1]13其四,這一群體與其他弱勢群體的最本質區別就是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卻在畢業后從事著一些不盡如人意的臨時性工作,月收入通常在2 000-3 000元左右,有的甚至還處于失業的狀態。
二、“蟻族”形成的主要原因
社會流動是社會結構中階層之間的分化與互動過程,是各個階級或階層內部以及不同階級與階層之間,個人或者群體的社會地位升降與職業轉換現象。[4]它既表現為個人社會階層背景的變動,也表現為個人社會角色的轉換,實質上是個人社會關系的改變。[5]3社會流動有許多種類,而這里所講的改變社會地位的流動則是垂直流動,它使社會中固有的各個層級進行新陳代謝,使社會這個大血管中的各部分血液流順通暢。在社會現實中,幾乎所有的大學生在畢業后都想獲得如此的機會。他們為了尋找更多的發展機會而毅然決然地選擇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打拼,但由于現行的經濟狀況、嚴峻的就業形勢、房價過高等原因只能被迫淪為弱小的中國流民。他們無法進行有效的就業,只好選擇聚居在城市的邊緣地帶,扮演著“蟻族”這一社會角色。目前,我國社會正經歷城市化、人口結構轉變、勞動力市場轉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結構性因素的變化。在這些因素以及人的趨利性特征的綜合作用下,在我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必然出現大學畢業生滯留現象。
( 一) 大學生就業觀念的偏差
恰如勞倫斯·米德所說:“底層的貧困與其說源于缺乏機會,不如說源自無能或不愿利用機會?!雹僖虼?,蟻族群體所面臨的不佳生活現狀,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其自身的抉擇。②根據近幾年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調查顯示,多數會以“經濟發達、工資收入高、發展潛力大”等作為自己選擇工作地區的標準,正是由于這些較為偏差的就業觀念才導致了這些大學生在尋求自己向上流動的道路上受到阻礙。
大學生“蟻族”這一群體基本在其很小的時候就已獨自走上了求學之路,他們并不像自己的父輩那樣深切地眷戀著故鄉。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這一背景,讓他們深知經濟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差別所在,而且片面地認為大城市才能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才能有更多的機會與發展的可能,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擁有和大城市孩子一樣的身份和地位。他們不愿回到原本閉塞的家鄉,不愿再重復父輩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所以有學者強調,“蟻族”群體所面臨的生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主觀抉擇失誤所造成的。他們盲目地奔向大城市,特別是以京、滬、穗為代表的一線城市。這些城市的競爭十分激烈,對求職者的人力資本要求很高,普遍畢業于非知名高校而且專業往往處于劣勢的“蟻族”群體在競爭中自然不占優勢。[6]社會學家芒福德曾說過:“大城市就像是一個磁體,吸引著數以萬計的人才和各種資源匯集到一起,特別是大城市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盵7]就是這種吸引力讓他們產生了“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荒唐想法,希望通過高等教育來完成他們向京、滬、穗過渡的執拗心理迫使他們選擇留下來成為“蟻族”.大學生的這種不成熟就業觀念讓背井離鄉的他們獨自承受著生活帶來的壓力、融入異鄉的困難與距離感以及孤身奮斗的孤獨感等后果,最后被迫聚居在大城市邊緣地帶充當“蟻族”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