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鴉片戰爭前后社會存在的矛盾探究
【緒論】清政府對社會矛盾的調和研究緒論
【第一章】鴉片戰爭前的社會矛盾問題
【第二章】1842年戰后的社會矛盾分析
【3.1】鴉片戰爭戰前社會保障
【3.2 3.3】戰后解決措施不力之根源剖析
【結束語/參考文獻】清道光朝的社會矛盾問題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3 調和社會矛盾的措施
在封建社會里，人們對土地和糧食的需求是不會因為戰爭而改變的，1840 年的鴉片戰爭也是如此，它給我國東南沿海居民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破壞了當地人民平靜的生活，毀壞了他們賴以為生的家園和土地，打破了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模式，使他們長久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而生活在內陸的百姓，并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他們依舊按著最古老的方式生活，最希望獲得土地、渴望政府減租、期望自己的莊稼豐收，自己豐衣足食。所以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后在面對這些廣大農民階級的要求面前，清政府首要解決的還是他們最基本的生計問題。
3.1 戰前社會保障。
幾千年來，自然災害一直都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產生活。由于當時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低下，無法對災害作出準確的預測，災前預防就成了政府和整個社會的重要任務。正如林則徐所言："與其過荒補苴，何如未荒籌備。"只有事先做好預防工作，才能減少災害對人類的破壞。
糧食儲備是我國古老而又傳統的賑災救荒主要措施。我國古代的救災制度起源很早，先秦時就奠定了救災制度的基本格局，清代沿用前朝的儲備制度，并進一步將其完善。在道光朝，糧食儲備主要有三種形式。
常平倉。常平倉是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常平源于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于豐收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收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漢耿壽昌設常平倉，增加減價，因時以濟民治緩急。"于是常平倉作為一項正式的制度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推行。各省常平倉為救荒儲備而設立，各直省地方遇到水旱等災害，就可以自行勘查報災，酌情動用常平倉的糧食，賑濟百姓，使貧民糊口。邊陲省份，倉庫存貯更加重要，邊陲各省倉貯關系著百姓和官兵所用，如果倉貯短缺虧空，遇到緊急事件對邊疆安全和少數民族和睦均有很大的影響。在道光朝，政府根據各省的人口、經濟發達程度等情況在各州縣設立常平倉，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
常平倉賑災的糧食主要來源官紳富民的捐輸、截漕、撥帑銀采買等等多種方法。清政府經常以多種形式鼓勵官吏捐助糧食，起到表率作用，同時鼓勵富民捐助糧食，并給捐助糧食多的鄉民給予大量的獎勵。特別還要鼓勵商人捐助，"并飭設法諄勸紳衿富戶等，竭力捐輸錢粟，以助官賑",給商人非常優惠的條件和報效社會的機會，無論是商捐還是官捐都有很濃重的功利色彩，不在政府身上取得好處，他們是不會舍得的。另一種賑災糧食的來源就是截漕。例如，直隸省遇到天災，所儲糧食不夠，需要賑濟，政府下令截留南漕糧食三十萬石，卸到天津北倉以備隨時撥用。各省常平倉也經常出現缺糧的現象，"湖南省各屬常平倉谷，共計短缺二十九萬余石",貴州省常平倉"實在短缺谷二十萬九千六百七十五石零".盡管常平倉存在著很大的弊端，但在賑濟百姓上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屬常平倉谷項下均勻動蹍，趕緊運解濟放".
社倉。社倉是封建社會倉儲制度民辦糧倉的一種，由南宋朱熹首創。社倉一般沒有專門的倉庫，而在祠堂廟宇儲存糧食，糧食的來源多是由政府調撥或是民間募捐，存豐補欠，糧食的借貸形式一般是春放秋收。清代的社倉始于康熙時期，同樣為春借秋還，利息為每石取息一斗?？滴踔髿v代皇帝都很重視社倉。
到了清中葉以后，由于政治的弊端和經濟的限制，社倉的作用就越來越小了。道光初期，安徽巡撫陶澎上奏說："社倉春借秋還，初意未始不美，而歷久弊生，官民俱累。變而通之，惟有于州縣中每鄉每村，各設一倉，秋收后聽民間量力捐輸，積存倉內，遇歲歉則以本境所積之谷，即散給本境之人。一切出納，聽民間自擇殷實老成管理，不經官吏之手。以冀圖匱于豐，積少成多，眾擎易舉，所以圖便于民也。"勸道光皇帝辦義倉，由人民自己管理，可以減少倉庫的虧空。
義倉。與社倉一樣，義倉同樣也是封建社會倉儲制度民辦糧倉的一種，一般在縣一級政府所設置，義倉在我國歷史上時廢時設，"義倉起于隋長孫平當社立倉，豐則取之，歉則散之".在清代，義倉主要由民間捐辦，多設于鄉村，規模較小。道光皇帝也同樣十分重視捐辦義倉。福建官員捐辦義倉，"告病藩司梁章鉅先自動勸捐，自捐銀四千兩",道光皇帝大加贊賞。在廣東地區，盜案層出，會匪居多，各州縣縱容書差，任意征收糧米，受賄包庇，所以設立義倉就顯得尤為重要，"至積貯便民，莫如設立義倉，以民捐充貯之谷，備歲歉不時之需，于官民均有裨益。"對于此時本已入不敷出的清政府來說，已不能真正為人民做點有用的事情了，這種民間自救的手法便得到重視，廣為流傳，得到進一步發展。
賑災是道光朝常平倉、社倉、義倉的主要功能，江蘇省"請嗣后如遇災歉動支本省常平倉、社倉、義倉",并經常起到備賑的作用，"并動蹍常平倉谷二十萬石……存貯天津北倉備賑";道光十三年（1834 年），撥義倉糧食賑濟貧民，"直隸地方，上年收成歉薄……即將該省義倉實存谷石，就近在于各該州縣村莊，分廠煮賑或散給口糧，俾貧民糊口".道光皇帝非常重視倉貯，在各地明確了地方官員管理責任制。如遇到官員失職、貪污，使倉庫虧空、倉谷腐爛等情況，上級部門會嚴加追究責任。并重視選用合格人才管理倉儲，各省州縣管理一省的倉庫，京通各倉庫關系天下的倉儲，責任之重大，不可小視。所以，"倉庾重地，宜慎選人才，畀以久任，以收實效而除積弊。"在經常發生的自然災害中，水災對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生命財產的損害最為嚴重。所以清朝歷代皇帝都注重對水災的防治。林則徐就曾上奏皇帝言："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于既荒之后，何如請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
對水災防治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治理江河，修建水利工程，"興水利，除水患，莫大之善政也".對黃河、運河、淮河、永定河，海塘工程和各省水利都尤為關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
黃河。"黃河從古為中國患然",在封建社會里，封建統治者多以黃河為重，首要治理黃河。在清代，康熙十六年（1677 年），平定三藩的戰爭還在緊張激烈進行中，康熙皇帝就已開始大規模治理黃河了?？滴趸实墼文涎?，對于治理黃河始終給以高度的重視。隨后的雍正和乾隆皇帝雖然對治河、河道管理的措施有所調整，但始終沒有松懈對黃河的治理。道光元年（1820 年），禮部右侍郎就曾上奏皇帝，"向來堤高於灘約丈八尺，自馬營壩漫決，灘淤，壩高於灘不過八九尺，若不急於增堤，恐至夏盛漲，不免有出堤之患".此后，道光皇帝便派政府大員、要員親赴黃河地區勘查水情，商議修河治河政策。當時治河很有名的當屬河東河道總督張井，道光五年（1825 年），張井上奏"豫、東兩省黃河南北岸堤工，亟須增高培厚，以資捍御";道光六年（1826 年），張井上奏言："黃河病在中滿，淤墊過甚，自應因勢利導……即由安東縣東門北面另筑新堤，以北堤改作南堤，中間抽挑引河，由傍舊河行走，至絲綱濱以下，仍歸?？?.這樣上游黃河水可落四、五丈，"黃落則卸壩可啟，束清壩，挑清水，外出刷黃，底淤攻盡，黃可落至丈余。"道光帝對張井的治河方法大嘉贊賞，并升了張井的官，降了嚴烺的官，"上終以改河為創舉。"運河。大運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又稱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最早、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大運河流經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六省，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大運河為南北交通、發展南北經濟、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清代，運河的主要作用就是通漕，且與黃河與淮河的密切關系使得道光皇帝十分重視運河的治理，"則運河病在河，河病在合淮，而淮又病在合河以入海".
道光朝時期，運河長時期年久失修，黃河屢次決堤使運河淤泥過高，經常泛濫成災。道光元年（1820 年），山東地區發水，"戴村壩迆北堤埝漫決六十余丈……於正河旁舊河形內抽溝導水濟運";道光三年（1823 年），添補修筑戴村壩北官堤碎石壩四處；道光十一年（1831 年），運河決口，湖河連為一體，"移建黃泥閘於張官渡以當湖之下流，俾得擎托湖流，使之回漾，稍濟江潮之不逮，會著成效";道光十四年（1834 年），"于湖頂沖之黃金壩及東岡筑兩重蓄水壩，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使水得入湖，又建減水石壩二于湖之東堤，俾可宣泄暴漲";道光十五年（1835 年），筑囊沙引渠沙壩；道光十八年（1838 年），運河淤泥過高河水受阻，修筑攔河大壩，增高戴村堤壩等等。這一系列的舉措都是為了保持運河的暢通無阻。
淮河、永定河、海塘。"夫下雍則上潰，水性使然，故治河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先于治河。"黃河與淮河的密切關系，使得黃淮交匯的地區，要更加嚴厲防治。道光二年、道光四年（1822 年、1824 年），"增修高堰石工……舊壩處所各增建石磙壩，以防異漲".道光十年（1830 年），治河名將張井上奏解決淮河河水入海之路不通暢的問題，"請于揚糧廳之八塔鋪、商家溝各斜挑一河，匯流入江，分減漲水，并拆除芒稻河東西閘，挑挖淤灘，可抵新辟一河之用",淮河暢通是保證黃河的重要手段。永定河，海河流域七大水系之一。永定河流域多暴雨、洪水，上游黃土高原地區森林覆蓋率低，水土流失嚴重，導致河水渾濁，泥沙淤積，日久便形成地上河。永定河與黃河相似，河床經常變動，故又叫渾河，元代時稱為小黃河。因遷徙無常稱無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賜名為永定河。永定河流經內蒙古、河北，經北京轉入河北，由于經過京師，所以道光皇帝尤為重視此河，并給出了自己的治理意見，"永定河綿長四百余里，兩岸皆沙，不能如江南之上性堅實，可以加高培厚".
道光十年（1830 年），皇帝批準了直隸總督那彥成的建議，在大范甕口挑引河，"并將新堤南遙埝加高增厚".但是，對于永定河的修筑大都是在河水泛濫決口之后，對于全方位整治永定河并沒有很好的措施。海塘是沿著海岸人工修建的為了擋潮、防浪的堤壩，也是我國東南沿海地帶的重要屏障，它抵御著海潮，捍衛著海邊居民耕種的土地。海塘的歷史至今已有兩千多年，主要分布在江蘇、浙江兩省，唐宋以來，屢有修建，但其制度并為完備，清代改土塘為石塘，改民修為官修，我國海岸線漫長，海塘修筑工程險要又艱巨，為了沿海的老百姓不受海水的影響，能夠安居樂業，一向節儉的道光皇帝在海塘工程問題上并沒有太過節儉。道光十三年（1833 年），富呢揚阿上奏"東西兩防塘工，先擇尤險者修筑，需銀五十一萬二千余兩",之后又因修筑各工和前后兩海塘中間，分別需銀"十九萬四千余兩和九十二萬二千余兩";道光十四年（1834 年）又派朝廷大官前去勘查工期；道光十六年（1836 年）三月竣工，"計修筑各工程萬七千余丈，用銀一百五十七萬有奇".
各省水利。"清代軫恤民艱，丞修水政，黃、淮、運、永定諸河、海塘而外，舉凡直省水利，亦皆經營不遺余力，其事可備列焉。"清代重視水利工程，無論是各大江大河還是各省的水利，尤其是每年受災較為嚴重各省，政府都給予高度重視，嚴格修建。以湖北省為例，一連幾年長江、漢水支流淤塞，洲渚也多被農民侵占開墾，導致沒有可以容水的地方，長江水泛濫成災，"湖北連年被水，請疏江水支河，使南匯洞庭湖，疏漢水支河，使北匯三臺等湖，并疏江、漢支河，使分匯云蘿，七澤間堤防可固，水患可息",對于百姓的生活和水利的興修兩者都有很大的益處。湖北、江蘇、浙江等省境內都有大江大河流經，都是水災頻發的地區，所以清政府幾乎在每年都會對河流的堤壩進行修筑或加固，而年年修也就成了清政府的慣例。河防關系重大，對于修筑河工的人才和官員，道光皇帝總是慎之又慎，聽取多方意見力求做到選賢任能，"必得通曉熟練之員，方有裨益",所選的人員不分滿漢，只要是合適的人選就派往東、南兩河學習，"每兩年揀派一次，該員到工后，隨同該河督等，專心學習估工查料，及一切疏浚堵筑各事宜",河道總督切實考察，隨時甄別，如選派人員專心學習就可以受到國家的重用。這都體現了政府對河工的重視程度。
修建水利工程是防止洪澇災害，使人民能有地可種、有屋可居，安居樂業。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每遇災年分發賑濟銀兩，煮粥賑濟，發給棉衣和藥物，用多種辦法解決災后人民的生計問題，"江北被水災民……散口糧以資養瞻，施醫藥以拯疾病，給棉衣以御寒冷".而封建統治者所做的救助貧窮、孤寡要追求的只是一種社會利益，他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緩和階級矛盾，鞏固他的統治。
清朝中期，人口暴增，土地高度集中，連年的自然災害，統治階級的腐朽，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越來越多的人被拋向社會，成為流民，這樣也使社會越加動蕩不安。
云南地區深山密林，可以開墾的土地很多，所以吸引了來自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的窮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樹燒山，藝種包谷之類，此等流民，于開化廣南普洱三府為最多……此種地流民，歸各里鄉約附入保甲，分冊給牌，隨時稽查";道光皇帝令蘇成額認真辦理廣西省外來流民，"現在種山客民，逐細清查，詳載戶口姓名年貌籍貫，各舉誠實之人，作為客長，令其約束，一體編入保甲冊內".這是已經流入當地的流民，政府怕日后聚眾滋事，將其編入保甲，同時也在嚴令禁止流民的到處流動。"少壯游民遠赴苗疆租種山地，亟應嚴行查禁，已赴外省乞食之民，應截留押送回籍",并嚴懲當地人民勾引流民來此耕種。
編入保甲的流民只是社會上流民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大部分流民在社會上游走，為了生存被迫為匪，擾亂了其他百姓的正常生活。為了使社會穩定，避免更多的人加入盜匪的行列，人民能過安定的生活，道光皇帝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剿匪活動。道光十三年（1833 年），河北一路匪徒，燒殺二十六個地方雜處的漢民，盤踞在牛磨落一帶地區的山洞，有數十戶至三四百戶不等，軍機大臣楊芳冒雨帶兵前往，"連夜分兵出其不意，先奪大峒要隘，分阻旁峒去路，斷絕應援",一舉攻下夷匪的駐地，殺了賊首，生擒了 45 名夷匪，還抓獲了一百多名夷匪的家屬，攻破這一地帶，河北其他地區的夷匪就可迎刃而解。四川地區地勢崎嶇，山路難行，夷匪、啯匪利用地理條件的優勢藏身于此，"劫取財物，此等匪徒劫掠肆行，最為地方之害，毫無忌憚，且糾眾滋事，不可不豫為防范".為防止聚眾滋事、擾害人民安定的生活，皇帝下令不能以道路崎嶇、雨水難行為借口，必須出兵消滅。河南省捻匪搶奪婦女、謀殺捕役，政府為了招撫其他匪徒，免除了他們的死罪，將他們發配充軍。
只有少數人在異鄉異地過著穩定的生活，大多數人仍然沒有得到政府的保障，淪為匪徒。而道光皇帝對這些流民的鎮壓行為，使原本已存在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早在道光朝之前，英國人早已對中國蠢蠢欲動，盡管清政府一再強調不許與英人貿易，可怎樣都擋不住英人"前進"的腳步。道光初年，英吉利商船就常年停在零丁洋、大嶼山等處，名字叫躉船，它的上面囤積著大量的鴉片。凡是販賣鴉片的人都先到躉船取貨，然后再輸入我國內地，他們乘坐快艇，上面槍炮俱全，行駛如飛。為此，兩廣總督特此上奏皇帝防范貿易洋人八條章程。"外夷護貨兵船，不準駛入內洋；夷人偷運槍炮及私帶番婦人等至省，責成行商一體稽查；夷船引水買辦由澳門同知發給牌照，不準私雇；夷館雇用民人應明定限制，嚴防勾串作奸等弊；夷人在內河應用無蓬小船，禁止閑游；夷人具稟事件，一律由洋商轉稟，以肅政體；洋商承保夷船應認派兼用，以杜私弊；夷船在洋私賣稅貨責成水師查拿，嚴禁偷漏".在防范夷人的同時抓緊修筑廣東沿海一帶炮臺，虎門一帶添鑄六千斤炮臺以上大炮四十位；南山炮臺前面的剩余地帶添筑石基建設月臺，將橫檔背面山麓及對岸臺灣山腳各添建炮臺一座，使沙角大角兩處為瞭望報信之臺，從南山炮臺到大虎炮臺形成防堵之勢，上中下三段炮臺可齊發攻擊。并責令水師按期巡洋勘查，勤加訓練，技術嫻熟，在洪波巨浪之中遇到夷人，不至臨事退縮，視洋面為畏途。出海的戰船，根據各地地方官查明上報修理，做到一兵有一兵之用，嚴守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