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儒學在我國傳播的兩千多年中，首先在中原漢族之間傳播，經過中央政權的推廣及漢族和邊疆少數民族文化交流交往，傳播到邊疆民族地區，一步步深入到少數民族的上層和民間，滲透到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在少數民族接受、認同的過程中，也不斷地使之與當地民族文化結合、融合，亦即在不斷被"中國化"的同時，也不斷的民族化。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融合過程中，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一直是中華各民族凝聚力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所在。遠在漢武帝時，西漢辭賦家，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杰出代表司馬相如曾經強調：華夏和夷狄并不存在種族的差別，主要的差別在文化，只要通過文治教化，完全可以促使"夷狄"向"中國"的轉化。

馮友蘭先生說過："它 （儒家思想） 對于民族問題，不以種族為區別夷狄和中國的標準。它注重'夷狄'和'中國'的界限，但認為任何'夷狄'只要接受封建文化，即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傳統，有利于中華民族的擴大?！鬃雍腿寮以谥袊鴼v史上所起的團結中華民族的作用，是不能否認，也是不應否定的。"[2]

對少數民族來說，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外來文化，經過民族文化的再創造，必然打上民族的烙印，被賦予民族特色。歷史上儒家文化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和傳承，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徑就是中央王朝對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與統治。中央封建王朝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儒家道德文化，是它能滿足統治者對云南實施意識形態滲透、文化影響，進而有效實現政治統治、經濟影響的需要。但客觀上，這種統治卻強化了儒家道德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進而使之滲透到云南少數民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為了說明歷史上儒家道德文化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及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與傳承，很有必要對歷史上中央王朝及其歷史人物對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傳播與影響情況進行總結和梳理。在中國封建社會儒家道德文化對云南傳播與影響的漫長歷史中，幾個時期的統治者對云南所采取的統治政策無疑加速和加深了儒家道德文化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和影響的速度、廣度與深度。大理作為中國西南邊疆的重要城市，歷史上，在很長時期成為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對云南的歷史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對整個國家也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一、莊蹻入滇帶來的漢文化

據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記載的："支那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早在公元前四世紀中葉，貴州、云南就開始了與內地的商貿和文化交流，尤其與當時距離較近的楚國交流與交往比較頻繁 （這也是記錄最早的'蜀身毒道'）。公元前 279 年，楚國名將莊蹻入滇就是循著這條絲綢之路而來的。據《太平寰宇記》 卷一二二莊州說，當時，莊蹻將軍率二萬軍士通過楚國西南部的黔中郡，經過沅水，攻克且蘭，征服夜郎國，一直攻打到滇池一帶，并征服了附近的土著部落，準備回歸楚國時，歸路已斷，莊蹻發現滇池周圍地方有三百多里的平地，肥沃富饒的面積有數千里，就在滇池附近安居下來，擁兵自立為王，建立滇國，都城在今昆明市晉寧縣晉城一帶。據 《華陽國志·南中志》 記載和考古發現，滇國在云南歷史上大約存在了五百年，出現于戰國初期而消失于東漢初年。莊蹻及其部下，將楚國較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進了云南，促進了云南的發展，標志著云南從政治上與內地開始聯系，文化上開始了更進一步的交流融合。莊蹻所帶領的官兵，全部留在了云南，這些官兵，由于掌握了比較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發展的比原有居民要好一些，慢慢成為大的家族，也就是歷史上說的大姓，象大理的趙、李、楊、董等，都是莊蹻帶來的官兵之后 （見 《唐書》）。

二、張騫、司馬遷和司馬相如帶來的儒家文化

據 《史記·西南夷列傳》 記載，在秦漢以前，當時的滇池地區土地肥沃富饒，經濟文化發展，要比洱海地區發達一些，洱海地區當時還處于游牧部落階段，這和當時的洱海地區比較封閉有很大關系。 《史記》 說：漢武帝遣使者"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歲余，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1]又 《大宛傳》："（張） 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這時的大理處于一種封閉的狀態之中。直到后來司馬相如來到大理才有改觀。據 《漢書·司馬相如傳》 說"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說。"司馬相如到云南來，大力宣傳儒家文化，他高深的文學修養，為他帶來了很高的榮譽和影響，也使儒家文化在大理這里慢慢發展開來。 《漢書》 說：司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覽從學，歸以授其鄉人，文教始開。這就是很好的證明。[3]

在云南，還流傳著司馬遷在葉榆講學的傳說。民國 《大理縣志》 卷三 《建設部》 云："漢元封元年，中郎將司馬遷奉使南略邛、筰、昆明，立講臺于葉榆。"那么，司馬遷在大理講學講的是什么。據記載，司馬遷還沒有做官時，曾到齊魯游學，專門學習了儒家文化。因此，當他來云南出使時，看到這里的民風比較保守、落后，就在大理立講臺講學，也等于把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宣傳到大理，進而流傳到整個云南地區。

在張騫、司馬遷、司馬相如出使帶回來信息的基礎上，西漢元封二年 （公元前 109 年），漢武帝派兵攻打滇國，滇王率眾投降，并請置吏入朝。于是漢武帝賜給了滇王王印，令其復長其民---這枚純金鑄就的滇王印，兩千年后出土于石寨山。此后，漢武帝在云南設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權利被郡守取代了，從此受制于漢王朝的郡縣制度。漢人的遷入讓內地文化從此大規模地進入云南，僅僅在短短 100 年過程中，滇國的文化便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到公元 1 世紀，榮耀一時的云南青銅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鐵器文化之中了。這時大理人開始認識到漢文化的重要，開始了對漢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追求。這固然和莊蹻帶來的楚文化有一定關系，但主要還是漢朝推行的"獨尊儒術"和在云南實行的郡縣制度的深刻影響。

三、先秦兩漢年間地方官員對傳播儒家文化的貢獻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采納李斯的建議，建立郡縣制度，開始了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經營治理，但由于秦"二世而亡",剛剛開始經營就因秦朝滅亡中斷了。到漢武帝年間，從建元開始到元封以后，采用郡縣制和"以其故俗治"的策略，經過 30 多年的開拓經營治理，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并且漢武帝采納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和儒家文化思想逐漸處于主導地位，大批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具有富民教民思想的官員被派到邊疆民族地區各級地方政府中，在兩漢的幾百年間，這些地方官吏在協調中央王朝與西南邊疆的民族關系、維護民族團結、穩定邊疆局勢以及傳播內地的先進技術和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些官吏到邊疆民族地區后，采取的良好措施就是：興辦教育，傳播內地先進文化。西南邊疆地區由于少數民族眾多，交通不便，加之比較保守，因此文化相對落后，風俗習慣與內地相比有較大差異。很多地方官吏通過興辦教育來感化諸夷，以鞏固漢王朝對西南邊疆的控制。如西漢景帝時，文翁出任蜀郡太守，見蜀郡"地辟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3]

經過文翁數年努力，郡內"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系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文翁創辦的教育興邊的治邊思想，不僅為漢王朝的邊疆治理開創了一條新路，武帝以文翁"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為榜樣。

文翁大興教育以改蜀郡"蠻夷風"的做法，得到后世其他地方官吏的效仿。如東漢章帝時巴郡人楊仁為蜀郡什邡縣令，也大興地方官學，在 《后漢書·儒林列傳》 中記載楊仁"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立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4]東漢安帝時，"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于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漢順、桓帝時，馮顥為成都縣令，"立文學，學徒八百余人".在官學的影響下，很多有識之士和至休官吏也辦起了私人學校。漢成帝時，什邡楊宣"教授弟子以百數";東漢明、章帝時，武陽杜撫歸鄉里教授，"弟子千余人";順帝時，新都楊厚歸家，"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余人".官、私學的發展，推動了西南地區文化的進步。

西南夷地區，到東漢時建立官學和私學之風也逐漸興起。 《后漢書·西南夷傳》 記載了東漢章帝元和年間，"肅宗元和中，蜀郡王阜為 （益州） 太守，政化尤異，……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4]同傳還記載，在東漢桓帝時"（牂牁） 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

《華陽國志·南中志》 也稱："朱提郡……其民好學，濱犍為，號多士人，為寧州冠冕".隨著教育的發展，盛行于中原的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逐漸在西南地區傳播，既增強了中央王朝對西南地區的凝聚力，又增強了西南民族地區對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如在兩漢時期，西南諸郡出現的一些忠于朝廷的人士，就是其典型代表。如在西漢末年任益卅太守廣漢郡人文齊、東漢明帝時先后任益州西部都尉和永昌郡太守的鄭純、東漢和帝時 （越崩） 太守巴郡張翕、永平年間益州判史朱輔、東漢末年益州太守董和和朱提太守鄧方等等，他們要么 "為政清潔，化行夷貊", 要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或是"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今白狼王唐藏等慕化歸義",或是"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或是 "輕財果毅，夷漢敬而威信"等等。正是由于這些官吏政治上比較清明，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促進了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很好地維護了朝廷與邊疆各少數民族的關系，增進了民族團結，促進了民族融合，加強了內地儒家文化對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影響和少數民族對內地的向往。對于鞏固、擴大邊疆國土，發展社會生產，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至于漢光武帝稱西南邊疆地區為"士大夫郡也"和"南中有義".

四、張叔、盛覽的貢獻

明朝萬歷年間大理進士李元陽編纂的 《云南通志》 記述了張叔、盛覽學于司馬相如的故事。 《云南通志》 卷一 《人物志第七》 "張叔"注引 《太平御覽》 記載："葉榆人，天資穎出，過目成誦。俗不知書，叔每疾之，思變其俗。元狩間，聞司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負笈往，從之授經，歸教鄉人。"《云南通志》 卷一 《地理志第一》 云："元封二年，使司馬相如入西夷，冉駹、葉榆之君皆請為內臣，士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文教之開始此。"同書卷一 《人物志第七》 "盛覽"注引 《古今書尺》 云："字長通，葉榆人。學于司馬相如，所著有 《賦心》 四卷。"從上面記載可以看出，深深地感到自己文化知識水平很低的大理人張叔、盛覽聽說漢朝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到大理后，自覺地跟從司馬相如學習儒家經典文化。張叔、盛覽學成回到葉榆后，深感當地人在文化方面的不足，就在現在文獻樓附近也就是當時的南山村開始設館授徒，教化鄉人，這可能也是葉榆有史記載最早的學校了。當時，大理地區還沒有開化，特別是文化方面更是處于迷蒙狀態，不知道學習什么才是好的。經過張叔、盛覽的引導，大理人民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學習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開始了對儒家傳統文化的學習。在張叔、盛覽后，本地人民一定也會選公認的才子來繼續辦學教授子弟，經過代代學習，慢慢的大理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到最后成為云南，甚至是中國西南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也使大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張叔、盛覽被后人尊為精通學問、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將南山村改名為文獻村。

據史書記載，在秦漢之時，大理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比較落后，發展也較為緩慢，同內地先進文化地區相比有較大的差距。后來，經過中央王朝對大理以及整個西南地區的積極開發與治理，該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獲得了較快發展。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儒學的引進與廣泛傳播，使大理地區的人民在文化上逐步地、不同程度地認同于儒家學說，從而，使大理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得到了發展，也鞏固了漢王朝對大理地區的統治。對以后大理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82.
[2] 馮友蘭。 三松堂全集：8 卷[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43.
[3] [漢]班固。 漢書[M]. 北京：中華書局，2007.
[4] [南朝宋]范曄。 后漢書·儒林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