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已成為沿海地區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迫切需要相關國家制定科學有效的對策體系。論文通過解讀領域研究文獻, 從適應性轉變、制定、實施等方面展示了海平面上升問題對策研究的國際研究進展。研究結果顯示, 海平面上升相關對策的適應性轉變包括由減排向適應的轉變、改變環境的適應、改變人類活動的適應以及基于生態系統的適應, 海平面上升對策的制定與實施包括有效治理系統構建、聯合管理框架設計、科學政策關系協調、“邪惡問題”應對以及公眾參與障礙削減等。已有研究結論對我國制定海平面上升應對策略具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海平面上升; 對策措施; 國際研究進展; 啟示;

溫室氣體排放已經引起顯著全球氣候變化, 海氣相互作用導致海平面上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第四次報告 \\(AR4\\) 指出, 21世紀末全球海平面將平均上升0.18-0.38米 \\(B1情形下\\) 或0.26-0.59米 \\(A1FI情形下\\) , [1]有學者認為至少會上升1米。[2][3]海平面上升已經對全球沿海區域自然環境、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產生復雜影響, 從中長期深刻改變人與沿海環境的作用關系, 需要研究沿海地區面向海平面上升威脅應對策略。本文通過檢索21世紀以來關于海平面上升影響應對策略和模式等方面國際權威文獻, 梳理海平面上升影響應對策略類型, 評析已有應對措施的科學性和缺憾, 以期為我國制定海平面上升系統對策提供基礎研究參照。

一、海平面上升對策的適應性轉變

\\(一\\) 由減排轉向適應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被認為是解決海平面上升問題的根本途徑。適應概念最早由Burton提出, 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 \\(TAR\\) 認為在實際或預期氣候變化影響下, 需要強化自我調整與適應。[4]很長時間里, 學者們擔心人們將注意力放在減排上, Al Gore認為適應會阻礙政治正確反應。[5]由于減排措施面臨著巨大現實困難和復雜國際博弈, 至今未達成有效國際監督機制, 適應措施逐漸被重視。Pielke指出, 氣候變化因素在所難免, 非氣候因素逐步增加, 適應才是解決潛在威脅的實際方式。[6]歐盟認為適應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核心功能, [7]《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Stern報告等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二\\) 改變環境的適應

改變環境的適應最根本做法是通過改變自然環境來減緩海平面上升的損害, 維護人類現有利益。蘇格蘭為減少潛在海岸線退化, 延長了原先是自然系統的巖石抵御設施, 然而這很可能會破壞鄰近海灘和沙丘, 長期來看將對農業用地和景觀造成負面影響, 加重維護負擔。[8]英國于1984年建設泰晤士河堰壩 \\(Thames barrage\\) , 不斷上漲的海平面導致新大壩規劃出爐。[9]這種適應會鼓勵人們更加忽視海平面上升的危害, 最終加大沿海地區生態脆弱性。盡管對海岸穩定存在缺陷, 但現有研究文獻大多集中在此類適應上, 其原因為: \\(1\\) 政策制定往往尋求最好最快的成本收益, 建設抵御設施順理成章成為最受歡迎的政策; \\(2\\) 技術修復思維定式、工程解決方案偏好和對資源控制觀念, 導致人們忽視對其長期影響的評估。Hinkel認為通過修建堤壩和人工育灘造成的損失將比什么都不做要小得多, [10]Reeder等認為抵御設施可能喪失技術和經濟的可行性。[11]

\\(三\\) 改變人類活動的適應

減少干預類措施一般是指人們有計劃的減少對當地自然生態系統的干預甚至撤出以利于當地生態環境的恢復, 增強對海平面上升的抵御能力, 包括解構、甚至放棄影響生態環境恢復的人類設施, 不開發受威脅地區, 以及人口遷移。英國馬利恩灣社區決定讓港口恢復原來自然狀態。[12]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100萬居民得到重新安置。[13]美國阿拉斯加一些社區也出現了遷移需要。[14]
改變人類活動的適應是指通過改變日?；顒?、設施功能減緩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危害, 包括制定早期預警和疏散規劃、[15]改變基礎設施的風格和功能。Meyer提出減少建筑使用壽命來應對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和未來更為頻繁的基礎設施更換;[16]冰島通過改變新建筑標準或改造老建筑的方法來增強抵御能力。[17]

\\(四\\) 基于生態系統的適應

基于生態系統的適應是指利用自然棲息地和自然過程來改善或避免自然災害影響。由于意識到改變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在長期不是有效對策, 基于生態系統適應越來越受到重視。許多評估顯示, 高生態彈性地區的沿海系統能夠更好的應對災害壓力。[18][19]
促進沿海生態恢復被認為是應對包括海平面上升和風暴等災害在內氣候變化的有效對策。印度洋紅樹林的恢復[20]和美國切薩皮克地區的海草恢復[21]都是出于此種考慮?，F有幾個對保存和恢復紅樹林的評估報告顯示, 僅將木材、支持漁業、固碳和海岸保護計算在內, 計劃和維護的收入-成本比大于4:1。[22][23]生態恢復工程對地區維護成本、延長壽命和提高生態服務水平都有很強正面影響。[24][25]

二、海平面上升對策的制定與實施

\\(一\\) 構建有效治理系統

有效的治理系統能夠支持社會-文化和經濟過程, 大幅改善生態系統的動力, 全球范圍內的治理認為是解決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的舉措。[26]Dutra提出一個比較完備的海平面上升應對治理框架 。[27]

\\(二\\) 聯合管理框架

聯合管理框架的提出是由于傳統治理系統在解決氣候問題時相關利益者與公眾未參與其中, 造成效果不理想。Phillips和Jones指出, 利益相關者和政策制定者聯合參與的海岸聯合管理框架至關重要。[28]目前, 尚未形成比較合理和高效的氣候變化聯合管理框架, 這是由于:第一, 管理、組織和生態系統界限與程序不匹配;[27]第二, 政策制定的科學方法不完備;第三, 框架設計忽視科學共識與公共認識的脫節。

\\(三\\) 協調科學政策關系

目前尚未形成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海平面上升應對政策制定模型。Harvey通過對澳大利亞各州應對海平面上升對策分析發現, 僅一個州制定政策時完全用科學方法。[29]純科學方法不能發揮主導作用可能原因包括: \\(1\\) 不同學科甚至同一學科內對同一現象的研究結果有時相互矛盾; \\(2\\) 不同維度上往往需要制定不同的政策; \\(3\\) 一種現象在不同角度和政策制定位置上往往具有不同含義;第四, 人們往往只是專注于技術解決方案和物理措施;第五, 科學共識與公共認識之間的脫節非常大。越來越多沿海城市開始將重點轉向利益相關者參與、規劃工具應用和治理流程改進等方向, 而不再專注于技術解決方案與物理措施。[30]

\\(四\\) 應對“邪惡問題”

氣候環境政策制定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問題-關注”周期循環過程, [31]其復雜性會放大復合和異質性社區公共決策的挑戰, 這就是Rittel和Webber提出的“邪惡問題”。[32]其原因包括該問題對公眾的意義模糊性, 以及對問題背后臨時關系理解的不確定性, “邪惡問題”政策制定既不能通過合理計算和調查得出最好政策選項, 也不能通過相關利益者討價還價的純政治活動解決。[33]荷蘭圍海造地地區, 協商一致原則已成為解決海平面上升和風暴潮等問題合法集體行動的基石。[34]但社會異質性經常會導致水管理陷入無休止爭論和爭議, [35]造成規劃困境。

\\(五\\) 消減公眾參與障礙

海平面上升應對的科學共識與公共認識脫節影響到民眾的參與度, [36]進而影響對策制定效率和實施效果。這是因為: \\(1\\) 在氣候聯合管理框架下, 公眾代表作為相關利益者參與政策制定; \\(2\\) 對策實施需公眾配合; \\(3\\) 公眾自覺適應措施是適應組成部分。
“心理距離”能夠解釋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度與意愿度。Spence等認為, 擁有低自省心理距離的人更加關注氣候變化和減少對能源需求;[27]對災害風險直接體驗者和災害易發地區居民更關注這些問題。[38]減少心理距離可以通過災害場面可視化宣傳, 家庭層面認知培育, [39]促進精英和非精英對話[40]等措施實現。

三、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海平面上升問題對策研究國際進展闡述, 得出如下結論:

\\(1\\) 海平面上升對策有著從“減排”到“適應”的演化過程。人們逐漸認識到短期無法阻止海平面上升情況下, 改變環境的適應和改變人類活動的適應, 前者解決當前問題是比較有效, 后者和由此發展出的基于生態系統的適應才是解決長期問題的有效方法。
\\(2\\) 海平面上升應對體系建設出現上層治理體系建設與基層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復雜作用。有效的治理系統是解決海平面上升問題的有效舉措, 但強調政府發揮作用的治理一般忽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與公眾參與, 降低解決復雜社會-生態問題的有效性, 聯合管理框架在解決復雜社會生態問題的相關利益者訴求上具有更好效果, 但框架設計面臨諸如科學方法不主導、“邪惡問題”等問題。
\\(3\\) 海平面上升應對政策實施過程時回歸“人海關系”互動調整進程。需在認知海平面變化趨勢等科學性問題基礎上, 協調和推動沿海區域復雜社會群體形成更大共識, 鋪平公眾參與的可行路徑。
國際已有研究對我國的主要啟示如下:第一, 我國應發揮后發優勢, 將研究重點放在海平面上升應對的適應措施和市場化措施上;第二, 我國應該秉承“借鑒-改造-發展”的思路, 結合當今國情和沿海區情, 形成融入國土開發戰略框架的綜合性與協調性兼具的對策治理體系;第三, 我國政府應該進一步重視政府規劃引導與公眾參與動的綜合治理實踐, 推動提升公眾對于海平面問題應對的參與度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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