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戰國初期的先秦黃老之學融黃帝方術和老子之學，吸納了儒墨法諸家思想，興盛于戰國中期， 成為漢初的主流政治思潮和秦漢之際的顯學。
學界有關黃老之學淵源與發展的研究自 1972 年長沙馬王堆帛書出土后陸續展開，主要集中在黃老之學天道觀、政治理念、君臣觀念的發展以及黃老之學對儒法諸家思想的吸收和借鑒方面，對于黃老之學軍事觀念的發展偶有提及但未展開論述。 眾所周知，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正是中國歷史上軍事活動空前頻繁的時期，各家各派對戰爭問題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黃老學派也不例外。 因而探討黃老學派的軍事觀念對于思想史和軍事史都有著重要意義。本文立足于出土文獻， 通過對現存著作中有關兵學理論《鹖冠子》《文子》《黃帝四經》和《淮南子·兵略訓》等的分析，理出先秦黃老之學軍事觀念的發展。
一、戰爭認識
老子以弱勝強的理論和貴柔守雌的思想包含著樸素辯證法思想，曾被應用于軍事學，發展成以弱勝強、避實擊虛的軍事策略。 唐代王真在《道德真經論兵要義書述》中將《老子》視為兵書，認為《老子》“未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1]632,反映出《老子》涉及戰爭思想的論述之多。 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稱“《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學著作，又是一部兵書”[2]376. 司馬遷在寫老子傳的時候曾提到過三個人物：老聘、老萊子和太史儋。有的學者把這三個人物看做老子思想三個階段的代表， 并提出老子的戰爭觀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以老聘和老萊子為代表的前一時期，其軍事思想以反對戰爭為主要內容；以太史澹為代表的后一時期，老子不再一般地反對戰爭，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戰爭進行論析。[3]65-66作為繼承老子學說的先秦黃老之學對戰爭的認識，受老子戰爭觀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先秦黃老學派受學術淵源和現實生活的制約，戰爭觀念存在著矛盾，呈現出特殊的風貌。[4]
其對戰爭的態度從總體上來說持“不得已而為之”的觀點，這是對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5]80觀點的繼承，但又有所深入和發展。 《黃帝四經·十大經·本伐》：“道之行也，由不得已。 由不得已，則無窮。 ”
[6]308其中的“道”即“兵道”,指出用兵之道是由于不得已，并進一步解釋是因為出于不得已，用兵才會成功而不會有困窮的時候。 《本伐》還歸納了出兵征戰的三種不同目的，即“世兵道三，有為利者，有為義者，有行忿者”[6]302,指出為利、行忿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不會獲得成功，若為正義而戰，人們都會為之獻身，“義者，眾之所死也”[6]304,并強調不能將為正義而戰貫徹到底，就不會有好的結局?！段淖印钒凑諔馉幍男再|將戰爭分為五種類型：“有義兵， 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 ”
[7]235肯定了前兩類戰爭的意義，而對后三類戰爭予以了否定，指出：“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 ”
[7]236這種對戰爭性質的界定對中國古代戰爭影響深遠，如《漢書·魏相丙吉傳》引了這五種性質的戰爭論述后，專門提出了驕兵必?。骸笆褔抑?，矜民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
[8]3 136《黃帝四經·十大經·稱》：“（圣人）不執偃兵，不執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 ”
[6]357指出圣人不是一味地反對用兵，但也不主張一味地用兵， 戰爭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的，與“本伐”篇“為義”而戰的軍事原則相一致，“稱” 篇中也強調興兵征伐必須師出有名的重要性：“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
[6]366《黃帝四經》以道法為統，認為治國應首治兵戎，然后是農、地、民、臣，其《經法·國次》歸納了攻伐戰爭中“不極不當”“過極過當”和“合極合當”的三種用兵情況，指出只有“合極合當” 即恰恰合于天道所限定的準度， 才是兵戎之道，《鹖冠子》也在“兵政”篇提出“兵之勝也，順之于道，合之于心”[9]318,指出欲用兵取勝必須符合規律道理，符合人心。
黃老之學不僅對出兵原則、 戰爭性質有深刻認識，還對戰爭所應遵循的守則有專門論述。 《黃帝四經·十大經·兵戎》論述軍事戰爭中必須取法天道、地道、人道：“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 ”
[6]280就是說要考察天時、洞曉地利，衡量敵我力量的對比，實際上這也是一套完備的動員戰爭、指揮戰爭和贏得戰爭的方案?！尔i冠子·天權》 也提到天地人三要素：“彼兵者， 有天有地有人。 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 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 故善用兵者慎。 ”
[9]363-364這里的慎指的就是慎天、慎地、慎人?！妒蠼洝け帧窂娬{在順應天時的同時，還應注意“機宜”,即“因時秉宜，（兵）必有成功”[6]280,“因時”強調客觀，“秉宜”則側重主動，要準確、迅速、果決地抓住戰機，因順天時而把握時宜，作戰就能夠成功，其當機立斷、趨時取福的戰爭策略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鹖冠子·世兵》“受數于天，定位于在，成名于人”[9]288和 《淮南子·兵略訓》“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10]1 081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儒家孟子的“天時、地利、人和”理論也是此意。 《經法·亡論》也闡述了出兵征伐的合天道的重要性：“興兵失理，所伐不當，天降二殃。 逆節不成，是謂得天”[6]152強調出兵不講道理，征伐不合天道，上天就會降下大禍；舉動不違天道，就會得到天助?！痘茨献印け杂枴穼ο惹貢r期軍事思想進行了總結，開篇通過對戰爭起源的分析得出：“兵之所由來者遠矣。 ”
[10]1 044并闡述了戰爭的作用：“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 ”
[10]1045需要指出的是， 黃老學派在繼承老子不得已而用兵思想的同時， 又對其作出了進一步發展：“充分地肯定了戰爭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強調在順應時勢的情況下可以興兵作戰， 因為這是符合 ‘文武之道’的。 ”[11]
這種發展還體現在深受黃老思想影響的司馬遷的戰爭觀中， 司馬遷的戰爭觀與孔子主張的“去兵、去食、存信”[12]126不同，與莊子也不同，而是契合了黃老思想的“非兵不強，非德不昌”[13]3 305,指出戰爭是誅暴救危、 平定亂世、 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提倡用兵作戰要講究策略，使用計謀。
可見，先秦黃老之學對戰爭的認識從出兵原則、戰爭性質和戰爭守則等方面都有著深刻認識，其“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9]118的理論與《司馬法》所提出的“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盵14]2的主張相一致， 較之儒家慎戰乃至思孟學派的非戰和法家主戰的偏頗立場有很大進步，充分反映出黃老之學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對軍事問題認識的先進性。
二、用兵之道
《鹖冠子·天權》在發展老子的“不得已而用之”戰爭觀念的同時， 還對于取得戰爭勝利的用兵之道有了進一步發展，“設兵取國，武之美也。 不動取國，文之華也”[9]358,指出不動武而取得勝利，是仁德的光華之所在。 《鹖冠子·武靈王》記趙武靈王與龐煥（煖）的對話，主旨論不戰而勝之善：“（趙武靈王聽聞）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9]388這與 《孫子兵法·謀攻》“不戰而屈人之兵”[15]17的理論相一致。 龐煥（煖）還發展了老子“善勝敵者不與”[5]172的理論，提出“工者貴無與爭。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9]388,強調了計謀對于戰爭勝利的重要性。 對于具體的謀略，《經法·論》有所提及：“實者示虛，不足者示有余。 ”
[6]141即兵力充足時要裝出兵力不足的樣子，而在兵力缺乏時要裝做兵力充備，這也是《老子》和《孫子兵法》所謂“以奇用兵”的理論。 司馬遷接受并發展了黃老之學這一觀點， 重視戰爭的正義性與詐謀奇計相結合， 稱贊田單用火牛陣等奇謀以五千軍民戰勝數十萬燕軍的功績，總結為“兵以正合，以奇勝。 善之者，出奇無窮。 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13]2 456,在《淮陰侯列傳》中對趙國井陘之敗的原因歸結為成安君 “儒者也，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13]2 615,從中可見司馬遷對詐謀奇計的態度。
老子思想中的“貴柔守雌”和“柔弱勝剛強”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運動的本質屬性， 因而也被后世以軍事學視角來解讀，成為很好的以弱勝強、避實擊虛的指導原則。 戰國黃老學派繼承了老子這一思想， 在上述強調以退為進、 以謀略制敵的基礎上，強調以柔取勝，構成了系統的以柔弱勝剛強為特色的戰略戰術思想。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守之”[16]49“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17]998都強調了以柔弱為本的道理。具體實施起來，則要“柔弱以靜，安徐以定”[7]216,46“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守弱節而堅之”[6]326,329,即主動將自己擺在弱者的位置，等待時機以求取勝利。 《淮南子·兵略》發展了黃老之學 “安徐正靜”的思想，認為“兵靜則固”,用兵必須“靜以合躁，治以持亂”[10]1 071,1 076,即以靜制躁、以治待亂的用兵思想，強調“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 并發展為想方設法削弱對方的戰斗力，完成敵我強弱力量轉變的“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后戰者”[10]1 066思想。
老子關于事物運轉規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5]88的理論為《黃帝四經·經法·國次》所繼承：“人強勝天，慎避勿當。 天反勝人，因與俱行。 先屈后伸，必盡天極，而毋擅天功。 ”
[6]36“先屈后伸”原則，即當敵國強大時應當謹慎避開它，而當敵國衰微時應當乘機征討它，這種“先屈后伸”還發展成為不僅要被動地等待，還要通過主觀努力，加速其走向反面?！妒蠼洝ふ齺y》：“予之為害， 致而為費……累而高之……盈其寺……而投之代……”《十大經·本伐》：“ 者， 者也；禁者，使者也。 是以方行不留。 ”[6]39,308說的都是這個道理?！督浄āね稣摗愤€指出了一味恃強的危害：“守國而恃其地險者削，用國而恃其強者弱。 ”[6]152即防守一方如果僅僅憑借地勢險要，城郭牢固，勢必有被侵削地之危， 進攻一方倘使完全依仗軍事上的強大必定會由強變弱。由此可見，黃老之學對事物運轉規律的認識帶有很強的辯證性， 表現在軍事上即為對防守有著辯證的認識。
《鹖冠子》對兵事的論述集中于世兵、兵政、天權和武靈王四篇，其中《世兵》主要講用兵之道和戰爭的一般規律。在《世兵》中，首先指出用兵之道中詐謀俱起是因為上古之德已衰：“上德已衰矣， 兵知俱起。 ”進而說：“勝道不一，知者計全。 ”強調智者在致勝之道中的重要作用，在具體作戰中要做到“明將不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講究輕重緩急有序而不紛亂的作戰方法，“發如鏃矢，動如雷霆，執急節短，用不縵縵”,用“陳以五行，戰以五音”的行軍之節，即以五行相生相克之法布陣，以五音相勝之理為戰，則“士不折北，兵不困窮”;《世兵》還論到“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懸”的用兵之道，強調了“勢”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兵以勢勝。 ”
[9]271-289認為物各有性，五行相生相克，因而必須根據戰爭的自身規律和特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造勢任勢，方能取勝。 在對“勢”的認識方面，《淮南子兵略》發展了黃老之學的觀點，總結為“氣勢、地勢、因勢”[10]1 072,“勢”的有無和足與不足，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
三、政治與軍事關系認識
黃老學派戰爭指導思想的核心是 “兵之勝敗皆在于政”,認為從事戰爭必須“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后求勝于敵”[7]500,537,即首先要修明政治，才能取得戰爭勝利。 《文子·自然》對這一理論進行了進一步闡釋：“修政于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于未占戰而諸侯賓服也。 ”[7]376由此可推出，黃老之學政勝的核心在于“德勝”,而“德勝”就是要推行王政，安撫民眾。對此，《鹖冠子·兵政》有精辟概括：“兵之勝與，順之于道，合之于人。 ”
[9]318“道”指的是規律、道理，“人”則謂人心，這與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6]78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侗吩谡撌鐾赀@句后接下來說：“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禽。 ”
[9]318與《孟子·離婁上》“不仁者可與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18]155之論相一致。 只有尚德尚義“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才能使“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 折沖千里之外， 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9]500. 可見，黃老之學對于以修德來達到政勝有著清楚的認識。
在諸家致力于富國強兵和軍事活動的戰國時期，黃老之學重“政勝”的觀念可謂高屋建瓴，這也是其充分汲取儒家德治仁義思想， 在繼承老子思想體系的同時所進行的開放性的發展， 正是這種開放性的發展使得黃老思想在先秦時期乃至漢初都具有合理性和實用性。
關于黃老之學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提到政治與軍事的關系，茲不贅述，以下通過分析集大成的《淮南子·兵略訓》來說明其對政治與軍事關系的認識?！痘茨献印け杂枴防^承并發展了《文子》關于政治與軍事關系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戰爭的勝負取決于政治上的得失。與前述黃老學派戰爭指導思想的核心 “兵之勝敗皆在于政”相一致，《兵略訓》指出：“兵之勝敗，本在于政。 ”“先為不可勝，而后求勝。 修己于人，求勝于敵。 ”[10]1059,1093“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 ”[10]1 049此處的“道”指的就是政治上的得道，政治得道，是保證軍事取勝的基本條件。 得道之兵可以“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各行各業也會“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從而完成對敵國“招義而責之”后的“大國必朝，小國必下”,還列舉楚懷王、秦二世敗亡的教訓和武王伐紂的事例，說明“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10]1 053,1 060.
二是軍事上取勝的根本在于加強政治統治。 《兵略訓》指出“政勝”的方法：“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辈⑼ㄟ^對三種類型戰爭的對比得出只有能“修政于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于未戰而諸侯服其威”的內政治者才能得天下?！侗杂枴愤€認為，軍事上“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等物質條件，以及奇謀詐術的運用、良臣猛將的任用等主觀條件，雖然是克敵制勝不可缺少的條件，但“皆佐勝之具也”,并不是保證戰爭必勝的根本條件。軍事上的必勝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強大，“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認為“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只有修政于境內，使“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才可以“修政廟堂之上，而折沖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總結這是“用兵之上也”.[10]1052-1060《兵略訓》的這一理論直接取自《文子·上義》，由此也可看出先秦黃老學派對政治與軍事關系的深刻認識。
應當說，黃老之學對于“兵之勝敗皆在于政”的認識是辯證的也是深刻的，表現在它一方面融合了儒家的“人和”主張，又比儒家進了一步。 因為它還強調政勝同時的戰備意識，即通過“從其俗，用其德”等具體方法，通過數年努力，從而可以達到“七年而可以正（征）”[6]53的軍事目標。 另一方面，它還結合現實狀況，提倡“毋陽竊，毋陰竊，毋土敝，毋固埶，毋黨別”[6]47,強調農耕對于戰爭準備的重要性， 征討以殺伐為務，勸農則要以護養為務，耕稼要不過度勞傷地力，治民不要偏執一己之私，馭下不使其結黨營私，較之一味從軍事上主戰備戰的思想有了很大進步。
先秦黃老之學在繼承道家思想的同時，充分汲取了諸子百家中有關軍事問題的合理因素，對軍事思想進行了系統建構與發展，其“柔弱勝剛強”和“先屈后伸”的理論成為軍事斗爭中弱方抗衡強敵，奪取勝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對政治與軍事關系的認識也較為客觀全面并充滿著辯證色彩。 然而，先秦黃老之學軍事觀念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如過分強調“貴柔守雌”而否定主動進攻、先發制人，過多摻雜兵陰陽因素，有礙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 另外，其對軍事觀念的發展過于一脈相承，雖吸納百家，仍缺乏創新，對兵法認識的深度和廣度都存在著不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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