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士氣不論是對軍隊執行作戰任務、還是對和平時期的軍隊建設都具有重大的作用，軍事心理學對士氣問題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然而，士氣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建構，很容易與其它類似的概念混淆，且士氣的內涵也會因不同的組織特性而異。士氣概念本身的這種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士氣研究的復雜性。至今，士氣研究的質量與其本身的價值仍存在極大的反差。
只要大概對士氣的研究文獻加以歸類，我們就會發現，研究的主題基本聚焦在以下方面：士氣的內涵、士氣的測量、士氣的影響因素、士氣的作用。盡管研究者在對以上問題探討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有關士氣的基本問題成為了困擾研究人員的關鍵。其中，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對軍隊士氣概念的界定和軍隊士氣相關維度的確定。
因此，有研究者曾無奈的指出，“對士氣的研究應該先對其本質加以理清，否則貿然進行士氣與其它變量間關系的研究，很可能因此而誤導了研究的結果及方向?！?br>士氣研究的歷史告訴我們，有關士氣本質的研究一直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同的學者因其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會有其不同的研究焦點，幾乎是多少人企圖界定它，就能得到相應數量的觀點。至此，對于士氣本質的揭示似乎就陷入了困境。
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要求軍隊的理論研究要貼近實戰，講究實效。我們認為，對軍隊士氣本質的揭示，與其被國內外諸多有關士氣的內涵所困，陷于無止境的比較與歸納的工作之中，不如跳出士氣內涵的框框，從其外延著手分析確定真正符合士氣的本質屬性的取舍標準。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試圖從士氣這一概念與其前因后果的區分性和關聯強度、士氣測量的可操作性、跨情境的穩定性以及生態效度諸方面，從實用的視角探討士氣的研究取向，目的是使研究結果更加貼近實際，更好地服務于新時期的軍隊建設。從外在效度的角度提煉士氣的本質，我們認為需要澄清以下幾個問題。
一、士氣應包含哪些因素
根據臺灣學者顏志龍的觀點，士氣有潛伏狀態與外顯狀態之分。潛伏狀態下的士氣是以一種隱晦不明的狀態存在于組織之中，與榮譽感、組織認同、團體凝聚力等重要的組織變量有關。士氣的外顯狀態為組織成員的情緒喚起，通俗地講就是精神面貌。以這種分類標準對當前諸多的士氣概念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研究者關于士氣內涵的確定多是從潛在狀態出發的，認為士氣泛指以下內容：信心、團隊認同、工作投入、團隊精神、滿意度、團體效能、團體凝聚力、榮譽感、自豪感等。
基于鼓舞士氣的需要，研究者對士氣的影響因素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對于士氣影響機制的研究主要涵蓋了兩個方向：軍事組織和非軍事組織。因為兩個組織的性質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士氣的影響機制在兩種組織中也會迥然不同。在對軍事組織士氣的研究中，研究者基于理論思辨和實證調查的結果，從政治層面、客觀物質層面、組織層面、戰役層面和個體層面出發，提出了以下影響因素：戰爭性質、裝備保障水平、戰場上的優劣勢、社會支持、軍隊文化、領導者、組織的目標、榮譽感、組織認同、團體凝聚力、責任感、信心、戰斗信念、生理和心理狀態、需要的滿足等。在對非軍事組織士氣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在士氣診斷中發現了影響士氣水平的五大因素，即管理方式、領導行為、工作內容、工作氣氛、工作條件。
如果將以上所羅列的士氣的構成成份和影響因素進行對照，我們不難發現，二者在內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比如，信心、榮譽感、組織認同、團體凝聚力、需要的滿足度等內容既被認為是士氣本身，也被認為是士氣的影響因素。之所以會出現內容上的重疊，或許是理論思辨的必然結果。從一定程度上講，理論思辨難免拘泥于“紙上談兵”，而要把這種理論付諸實踐，還需要實證研究的檢驗。以理論分析為基礎開展實證研究，規范士氣的內涵、要素，明確影響士氣的因素，是有效激發、保持部隊士氣根本途徑。
二、士氣能否被科學測量
對士氣進行測量，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士氣維度的確定。由于士氣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因此士氣維度的界定也較為困難。國內外很多學者對士氣維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編制了相應的測量工具。
雖然軍隊士氣的實證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開始了，但是各國的軍事機構一直沒有發展出有效的軍隊士氣測量工具，大部分的士氣測量都是以工作滿足感、組織認同、團體凝聚力或工作投入等建構作為量表編制的依據。直到20世紀70年代，許多國家的軍隊嘗試通過建立系統的態度調查來評價士氣，隨后開始有一些軍事組織和軍事心理學家嘗試制定軍隊士氣量表。大多數對士氣的評估都是通過問卷測量來完成的。其中的問題涉及士兵對環境、指揮、占有、武器、敵人等的態度和認知。目前較為有影響的軍隊士氣的量表有三種：美軍備戰士氣量表、行為錨定量表和臺灣軍隊士氣量表。三份量表各有所長，但又各有缺陷。
變量的可操作性和測量的可重復性是進行科學心理測量的前提。變量的可操作性首先要求給變量以操作性的定義。所謂操作性定義是指變量要通過對具體行為的描述來定義。這樣就避免了日常描繪中的含糊不清，可以保證刺激變量和反應變量都是可觀察到的事件，相對來講容易得到客觀性指標，因此為廣大研究者所接受和認可。
測量的可重復性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進行重復性研究，這是研究者用來減少不確定性、主觀性和減少誤差的方法之一。簡而言之，變量的操作化就是給研究變量確定一套可以觀測和便于量化的指標體系，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對其內涵達成具體、明確的共識；二是以此作為測量的理論依據；三是使重復性研究成為可能，以便于進行跨研究的比較。
目前的研究現狀是對士氣的理論界定，或說是測量標準尚未達成統一，這是不成熟的表現之一。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對士氣的定義、維度、測量方法千差萬別，研究結果難以形成比較。要想提高士氣研究的整體質量，我們認為首先要對士氣的內涵達成共識，而操作性定義及其指標體系的確定則是突破口，也是對士氣進行科學測量的前提。
三、士氣是否具有跨情境的穩定性
士氣常常被當作一個描述最終心理狀態或傾向的國際通用術語來使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士氣應當是相對穩定的。然而通過對士氣的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似乎看到了士氣的另一種形態———易變性。如果士氣會受戰場態勢、生理和心理狀態等短期因素的影響，則證明士氣是易變的。Shalit就提出了兩種類型的士氣：心境士氣———不穩定且易變；彈性士氣———堅持完成使命的能力。心境士氣以表層的情感評價為基礎，會因外部因素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彈性士氣則基于更深層次的知覺過程，它是保證在任何不利或不確定的情況下都能繼續戰斗的士氣因素。心境士氣的快速波動，易受偶發因素影響的特性，使戰場動員成為可能；彈性士氣的穩定與持久的特性，亦使得平時的教育訓練成為可能。因此，對這兩種類型的士氣加以區分非常必要。
短暫的、剎那間的心境士氣，常常不易科學地把握和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士氣測量的難度。因此，研究者往往將彈性士氣作為士氣研究的主旨。隨之，在對士氣進行評估時，通常采用問卷調查法，應用相對穩定的態度參數和氣質參數。
然而，士氣的應有之意包含了心境士氣和彈性士氣兩個方面，僅對彈性士氣進行評估無疑是遺漏了大量的信息。隨著心理測量的方法技術日新月異，不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測量手段等方面，通過依賴更多的測量技術（社會測量、情景測驗、行為觀察、生理心理技術等），逐步實現士氣測量的可靠性，即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所測量到的士氣與戰時所表現出的士氣保持一致成為可能。
四、士氣能否對戰斗力構成影響
在確定士氣的內涵時，除了要追求內容上的準確與完整外，還不應忽視它與所要預測的行為之間的關系，即在追求內容效度的同時，確保實證效度。由于士氣概念本身的抽象性與模糊性，研究者要想全面恰當地提煉其內容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對士氣內涵的研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不再追求內容的全面，而力圖從探求其外部效度入手抓住士氣內涵的核心。
軍隊對士氣研究的興趣來源于一個最基本的假定———士氣是影響戰斗力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我們在對有關士氣內涵的多種觀點進行鑒別、梳理時，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看哪些因素能最有效地預測部隊的戰斗力，哪些因素能顯著地制約部隊的戰斗力。我們應當對士氣內涵中能夠對戰斗力造成影響的因素予以更多的關注，并將其列為士氣包含的要素，事實上，這些要素才是軍隊真正關心和需要了解的。至此，這個對士氣內涵進行研究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就轉化為對軍隊戰斗力的確定上。顯然，“戰斗力”這個概念要比“士氣”這一概念具體、明確得多?！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這句話最能代表當前士氣研究的困境。研究者對士氣本質的揭示若能跳出士氣本身的框框，從旁觀之，在對比中思考，或許最能抓住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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