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克里斯滕森曾在他的著作《創新者的窘境》中提出“顛覆性技術”的概念，其中，他提到一個重要的特點即對于現有技術的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換言之，顛覆性技術創新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把此前某個領域里的主流技術給“替換掉”,由此顛覆性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可謂是“顛覆性”的。
將顛覆性軍事技術應用到軍事領域，可以稱為顛覆性軍事技術。隨著戰爭的不斷升級，為盡可能爭取到未來戰爭的主動權，各國逐漸重視起顛覆性軍事技術的戰略預研工作。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是直屬于美國國防部的一個創新研發機構。
自1958年成立以來，它一直秉持著“保持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防止潛在對手意想不到的超越”的宗旨，開展顛覆性軍事技術研發，并為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優勢方面做出了不凡的貢獻。為此，本文將著眼DARPA在顛覆性軍事技術研究上的特點，從DARPA的項目創新模式、組織溝通形式、團隊文化營造3個方面進行論述，希冀對我國的顛覆性軍事技術的研究有所幫助。
技術路線--項目創新模式
DARPA每兩年會發布一次《服務于國家安全的突破性技術》報告，在此基礎之上，美軍會對其潛在對手技術的實現度、成熟度、影響力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對相關技術進行優先排序，從而制定下一步的項目研究計劃。由此可見，美軍在顛覆性軍事技術的研究上屬于創造需求型創新。創造需求型創新是一種隱性需求下的創新，即大多數人暫時尚未意識到的需求。它需要研發人員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才能最終發現并開發出來。該模式的具體步驟為：軍事需求開發，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探尋當前或長遠的軍事需求是什么；基礎科學探索/技術原理攻關，在實驗室對軍事需求下細化的技術進行仿真、實驗；武器裝備研制，在技術取得突破后，將其應用到武器裝備；推銷軍事需求，將研制出的武器裝備在軍隊推廣，實現其軍事價值。
在 項 目 資 助 與 管 理 上 ,DARPA采取資助多個機構、平行競爭和淘汰的方式。在最初階段，小額資助多個團隊開展平行競爭，對于進展不力的團隊予以淘汰，或資助有更好技術方案的團隊和項目。從實現顛覆性創新的過程中，DARPA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對于“高風險，高回報”的青睞；二是對于技術難題的執著。
在追求“高風險，高回報”上，DAPAR最重要的使命是加速先進技術和系統的發展，使美國軍隊具備創新性技術能力。為了實現這一宗旨，DARPA極力擺脫軍事任務的束縛，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高風險研發項目上，以及如何通過技術演示，使這種能力加速變成現實。一方面，這為項目決策者提供了更大的選擇空間；另一方面，這也在無形中改變了人們對于技術實現的傳統觀念。在此基礎之上，DARPA實施其戰略的主要措施是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探索具有創新性、高回報的思路與想法，進而對通過評估的項目提供經費資助。盡管在“冒險”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意外，有時甚至可能背離初衷，但DARPA研究人員的耐心和堅持，往往使得他們最終收獲巨大的回報。
在技術難題的論證上，確定需求，提出解決方案，并不意味著任務的終結。DARPA能夠成功的一個關鍵原因還在于它總是能詳細地確定戰略挑戰，即對項目的積極論證。舉例而言，在20世紀60年代，DARPA曾資助當時新成立的國防分析研究院開展的對導彈進攻和防御的一項研究，該研究最初的名稱是“STRAT-X洲際彈道導彈進攻/防御項目”,后來DARPA又對它進行了一次名為“PEN-X”的論證，對美國和蘇聯的突防導彈防御系統能力進行評估。70年代后期，DARPA開始資助“華沙公約對西歐國家態勢的影響”的一項研究，旨在判斷如何提供技術支持以消除華沙公約在成員國數量和地理上的優勢。國防分析研究院在其所撰寫的《變革與轉變：DARPA在推動新軍事事務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一文中寫道：“這些計劃促使DARPA完成了隱身技術和遠程精確打擊技術的研究，為‘抵消戰略’提供了基礎?！?/p>
2015年，在DARPA公布的《服務于國家安全的突破性技術》報告中，DARPA已經明確了復雜軍用系統構建、信息爆炸局勢應對、生物技術利用、技術前沿探索四大投資領域，且每一投資領域涵蓋的研究重點也十分明確，這說明DARPA可能已經通過充分的論證，基本確定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初步完成了技術發展聚焦。
技術互動--組織溝通形式
顛覆性軍事技術的戰略預研需要靈活有效的溝通，DARPA在組織溝通形式上與其他的技術研發組織有著明顯的不同。在結構上，從國防部長辦公室到DARPA只有1個級差，到負責DARPA部分研究項目的國防研究與工程局局長也只有2個級差。在管理上，為支持DARPA的管理理念，完成其特殊任務，國會批準DARPA如下幾項“特殊權利”.
一是人事管理授權，國會授予了DARPA“實驗人事權”的特殊權利，即允許DARPA以非常具有競爭力的薪金從工業界聘用專家型項目負責人，從而保證其處于創新的頂尖地位。目前，這項授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國防部也效仿此模式制定了國防部范圍聘用高素質專家的授權辦法。此外，DARPA還專門開展了旨在激發優秀青年專家和優秀團隊科學熱情的研究項目，以此吸引來自高校、研究機構以及企業的杰出人才，讓他們能夠參與到國防科研工作之中。
二是資金調配授權，DARPA有權使用現金獎勵，鼓勵并促進技術向成果的轉化。
三是通聯授權，為了使DARPA能夠與各軍種和國防部其他部門保持一種制度上的聯系和開放式的交流，從而增進外部官員對DARPA的了解，美國制定了“軍種參謀長計劃”和“工作聯絡員計劃”.“軍種參謀長計劃”是DARPA局長和各軍種參謀長及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局長之間的一個聯合計劃。根據該計劃，各軍種和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向DARPA推薦年輕、有才干的軍官作為實習人員，為期2~3個月。在這期間，讓他們深入了解DARPA的項目和業務方法，并幫助DARPA的項目經理更好地理解現有的軍事能力和作戰行動。當這些年輕的軍官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取得進步的時候，早期在DARPA的經歷將會讓他們對新技術抱有更加開放的心態，這樣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更有價值?！肮ぷ髀摻j員計劃”是各軍種和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向DARPA的局長辦公室派駐運行聯絡員，他們的工作目標是使DARPA的研究不脫離現實問題。同時，幫助DARPA將其技術成果向各軍種轉化。在此基礎之上，DARPA的項目經理能夠更好地了解作戰人員的需求，作戰人員也能夠更好地把握即將到來的技術機遇。
四 是 必 要 資 源 授 權 ,對DARPA而言，它把具有“突破性”潛力的技術提交給美國國防部的高層領導，一旦獲得高層的通過，就可以使這些項目進入采辦和部局階段。此外，DARPA在顛覆性軍事技術的研究上，還注重與工業部門和大學的聯系與交流。工業部門與DARPA的交流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催生并采用可提高軍事生產能力的新方法；通過技術進步支持DARPA的項目經理開展項目規劃；針對DARPA的技術需求方向加大獨立研發投資力度；根據未來軍事需求參與技術項目的轉化規劃工作；尋找將DARPA研發的技術項目應用于武器系統的方式。在與大學互動時，DARPA會主要考慮研究型大學，這是因為研究型大學主要從事軍事研究的基礎性領域，同時也參與一部分的應用性研究。據統計，在美國的軍事科技投資比例中，15%用于基礎研究，而國防部資助大學經費的75%以上都用于支持基礎研究，其中絕大部分由研究型大學獲得。這充分說明研究型大學在顛覆性軍事技術創新上的重要性。
技術傳播--團隊文化營造
由于顛覆性軍事技術在創新的過程中經常與高風險相伴而行，因此創新文化的營造在研究團隊的管理與維護中是不可忽視的。
DARPA的團隊文化營造可以用“允許失敗”與“強調信任”來概括。從DARPA發展的50多年歷史中可以發現，其資助的項目中，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也不過十幾個，而很大一部分項目最終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在DARPA“允許失敗”的精神鼓勵下，其研究人員從未因害怕失敗而在無數次嘗試面前卻步。DARPA負責人托尼·特瑟爾曾說：“正是這種‘允許失敗’的傳統使他的手下得以發現真正革命性的新技術。我們確實會失敗，但這沒有什么，在把新設想變成現實時，失敗是難免的。只有不能從失敗中學習，停止嘗試才是真的失敗。你必須一次、再次、不斷嘗試?！彪m然DARPA如今依然還有許多成果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但他的研制者始終堅信這些科研成果終有一天會被喚醒。
如果說在顛覆性軍事技術的研制過程中，“允許失敗”可以燃起研究人員的挑戰熱情，那么在團隊管理上，“強調信任”則可以維系團隊合作的有序進行。由于DARPA在組織結構上呈現出扁平式的組織架構，在DARPA的創新團隊中，最核心的就是項目經理與團隊成員之間的信任。DARPA的項目經理與團隊成員之間的關系與傳統意義上的上下級關系稍微有些差別。一方面，項目經理的角色類似于“掌舵人”,因此它常常代表著整個團隊的觀點。在創意誕生的頭腦風暴階段，團隊成員會提出一些大膽的想法，而一旦他們認為這樣的想法是有價值的，并且在頭腦中形成成熟的概念后，就會開始積極尋求項目經理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一般的工作環境之中，主管與成員之間的關系只是因為工作需要而確定的，而DARPA的項目經理與成員之間除工作伙伴關系外，由于他們共同的興趣，對彼此就像朋友一般更加信任與尊重。這種親密的關系，可以避免由于畏懼權威而滋生的消極情緒，相反，在這樣的融洽關系之下，他們的創新積極性也將大大提高。舉例而言，原美國陸軍上校、醫生查理·薩塔瓦在DARPA的一次例行技術研討會上遇到了菲爾·格林。菲爾來自斯坦福研究所，目前正在進行一個由DARPA資助的生物醫藥工程的項目。在會上，他們的交談很愉快，兩人志同道合，都為能夠“把手術帶到遠距離的患者身邊”這一創造性的想法感到興奮。因此，查理在會后由菲爾介紹加入了DARPA.
結 語
從冷兵器時代到熱兵器時代，再到如今的信息時代，顛覆性軍事技術在決定戰爭勝負方面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并逐漸成為大國軍事博弈的制高點。面對當今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新軍事革命交織推進，新興交叉前沿領域大量涌進，我們必須抓住顛覆性軍事技術發展的歷史機遇，強化軍事與科技結合的力度，借鑒DARPA的成功經驗，切實將顛覆性軍事技術的戰略預研工作落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