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字伯函，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為晚清重臣。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書1傳奇色彩，既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亦是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第一人。從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到辦理天津教案，毀譽不一。作為封建統治的衛道士，他的治軍方略雖有其階級局限性，但其中的精華內容，仍很是值得后人仔細研究和學習。
一、思想治軍，占領道德制高點
戰爭勝負的基礎，是民心、軍心所向。換言之，是否可以贏取作戰官員及百姓思想認識上的支持與認同，是戰爭勝負的先決條件。
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針對太平天國所倡導的“拜上帝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及道德倫理相悖以及砸孔廟、焚儒書、毀學堂、燒牌位等系列過激行為，曾國藩抨擊其使“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掃地蕩盡”,令“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從而為其領導的湘軍打出了“勤王衛道”“解民于倒懸”的旗號，賦予戰爭維護君主統治和綱常名教的意義，冠湘軍以師出有道的名義，出戰伊始即以“義師”自詡，從而贏取和聚集了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尤其是博得了飽經詩書的湘軍儒將們的支持，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贏取了人們的思想認識上的認同和支持。
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曾國藩將“仁”“禮”作為治軍思想之源“,忠”“信”作為行軍打仗之本。具體落實起來，無外乎強調服膺于“忠恕”“智勇”及上下名分、尊卑貴賤等社會道德標準。自湘軍組建之初，曾國藩就竭力為將士灌輸孔孟之道，強調“忠君必先敬畏長官，義也”“,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并通過各種方式將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灌輸、滲透給將士，以確保各位將士各護其長“,以敬畏官長為第一要義”,聽從指揮，杜絕軍隊內“犯上作亂”現象的發生，提高命令的執行力度，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曾國藩以思想治軍，他對軍隊風氣好壞對戰斗力的影響有深刻的認識。為加強官兵的個人思想意識及行為修養，在軍中，他“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訓誡官兵以誠相待，并將其作為湘軍內部團結的凝聚劑。對官兵提出尚“樸誠”、養“廉恥”的要求，對將士“守廉儉”作為重賞和厚餉的重要依據，對“虛名冒餉，貪污中飽，克扣軍糧，以肥私囊”者嚴加處理。
為加強將士的思想教育工作，曾國藩親自編寫《陸軍得勝歌》、《水師得勝歌》等，還“每逢三八操演，及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親力親為地做將士們的思想教育工作。為使其思想貫徹執行，行動上，他亦身體力行，親上一線，以煽動士兵“殺身成仁”的志向，驅使其赴湯蹈火，心甘情愿成為捍衛清王朝的炮灰。
曾國藩治軍過程中強調的思想建設與我軍治軍史上的某些策略有類似之處，盡管兩者所處時代不同，治軍的目的及內容不同。曾國藩治軍強調忠君事長，士兵成為了服從封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我軍領袖毛澤東素來亦注重革命隊伍的思想建設，曾說過“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有了政治覺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意識”,因而能在艱苦的條件下作戰而不畏其辛苦。只是與其不同的是，毛澤東對士兵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了其階級覺悟，領導的革命是為了自身解放和推翻剝削、壓迫階級而戰，迎合了時代的需求。另外，我軍的官兵思想作風建設上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工作作風上的實事求是、真抓實干；戰斗作風上的英勇頑強、不畏艱難；生活作風上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廉潔奉公，包括我軍的協同作戰、軍隊內部嚴明的紀律及民主制度、作戰人才的培養與選拔等都得益于對曾國藩治軍思想批判地繼承與發展。
二、和諧治軍，實現“和衷共濟”
為實現各軍之間的“和衷共濟”、維系主帥間的和睦相處，在選擇將領的問題上，曾國藩始終堅持“忠義血性”作為基礎條件，并反復教導各位將領“功不獨居，過不推諉”.湘軍之所以所向無敵，就在于彼此相顧，臨陣相互援助，即使“晨參商”也能做到“夕赴救”,主將一心，士卒連為一體。
由于湘軍主將的一大部分為儒將出身，所以曾國藩十分重視文員與武員在氣質上的差異。在兩者的關系處理上，他提倡兩者均應以誠感人“,推誠相待”,他常訓誡“讀書人之通病，約有兩端：一曰尚文而不尚實，二曰責人而不責己”“文員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因而難與武將融合，所以倡導儒將與武將之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用“誠”來溝通兩者之間的思想感情，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在將與卒和方面，曾國藩旨在營造“恩威并存”的官兵關系。一方面，他強調堅持“兵為將有”的軍制主張，采取將為“根”、“干”,兵為“枝”、“葉”的思路，先選將領，由其逐級招募兵馬。這種軍隊設置雖有其弊端性，但在強化統帥的軍威上有積極的意義。在軍紀要求上，湘軍“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對待士兵嚴格要求，使之敬畏長官甚于害怕戰場上的槍彈，確保軍令的有效下達。另一方面，他要求各位將領以“仁”“禮”帶兵，要求其愛護士兵、體恤關心士兵，“帶兵如待子弟之心，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堅決禁止亂施刑法來懲戒士兵。這些措施，在鞏固將卒團結、提高部隊戰斗力上效果顯著。
在軍與民和上，曾國藩總結綠營軍軍紀敗壞、到處拉夫造成民心喪失從而致兵敗的慘局，組建湘軍之初，就強調要將其建成一支“萬眾一氣”的忠義愛民隊伍，強調“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除此，曾國藩親自執筆，編寫《愛民歌》，充分反映了他對軍隊與民眾關系的重視。
談及以“和”治兵，在軍與軍和方面，回首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之所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單從軍隊作戰上的合作與協調，我們就可以找出其中的端倪：解放軍各部隊之間是為了一個共同的戰略目標，做到了勝不爭功，敗則拼死相救，而國民黨各部一則敗不相救，二則嫉功忌能，爭奪地盤，互相之間只為保存自己的實力。在軍與兵和上，身為曾國藩的湖南同鄉，毛澤東很是注重軍隊內部的民主建設，即使是在艱難的物質環境下，精神上的民主、法制，對加強和發揮士兵的主人翁意識有著積極的作用。
三、激勵治軍，創造科學機制
曾國藩對綠營軍因為軍餉過低而軍心分散、士氣低迷有深刻的反思，主張提高官兵待遇、獎賢罰卑，動員開辟一切可能來源籌措賞銀，維持士兵高昂的戰斗力。一方面，提高湘軍的薪金待遇。湘軍的賞銀標準較綠營軍要高出一到三倍，比社會上的傭工要高出十幾倍。另一方面，本著“獎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罰”的獎懲原則，區分對象、區分情況，確保獎罰適度、高效。例如，他制定系列體恤英勇作戰將士的獎勵規定，如打仗受傷者，依照傷情,“頭等賞銀三十兩，二等賞銀二十兩，三等賞銀十兩”,“打仗陣亡者，照營制賜恤銀五十兩，燒埋銀十兩”.
除此之外，根據個人價值追求不同，一是有所區別對待，看重名望與聲譽的有識之士，通過賜其“謚號”、立牌坊等形式提高其名望；普通士兵，考慮其生活實際，提高薪餉，使其上可以贍養父母，下可以供養兒女。二是科學把握激勵策略實施過程中“寬嚴”尺度的把握，以防激勵不當造成禮儀失節、居功自滿、不易馭服。不妨拿曾國藩給其弟對待降將李世忠的建議及對待嫡系的激勵策略為例，揣測其中高明與微妙：給其弟曾國荃的信中提及降將李世忠時說：應寬者，利也，名也。即對其在功名方面盡可能滿足。應嚴者，禮也，義也。
采取“情不可密”、“禮文疏淡”的策略，與之保持距離，使之知威從命，不敢犯上。對其親信嫡系，策略又有所變化：為籠絡將心、鼓勵士氣，曾國藩采取“寬之以名利、嚴之以禮儀”的策略。
除激勵制度外，曾國藩能夠做到賞罰共用,“賞以勸善，罰以懲奸”,采用正負兩種手段，使得“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使軍隊保持旺盛的戰斗力。
四、依法治軍，整肅嚴明軍紀
曾國藩認為，統兵打仗，一定要有嚴明的紀律做保障，他領導的湘軍有著非常嚴明的制度。就拿士兵操練的營規做例子，一日之內，兩次點名，對查巡更、看操演、站墻子、派放哨，包括要求營、哨官親自督促檢查等細節均作了嚴格規定。他訓誡下屬“早夜站墻，日日操練”,這些嚴格、細致的舉措，對于提高湘軍的戰斗力起著重要作用。
在對士兵的個人修養及生活作風上，他提出治軍需“禁嫖賭，戒游惰，慎言語，敬尊長”;在軍民關系處理上，針對綠營軍的惡劣影響，在創建湘軍伊始，曾國藩即注意整肅軍隊紀律，嚴定擾民之禁，在軍營中設置“長夫之制”“帳篷之制”,以改善軍民關系；在行軍打仗上，曾國藩主張治軍要嚴:“待勇不可太寬，平日規矩，宜更謹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币耙苑⒘钚?，整齊嚴肅為先”,使官兵敬畏長官勝于敬畏“敵之炮子”.除此之外，曾國藩吸取明代戚繼光部隊的經驗，創立了從招募到統領駕馭，從行軍作戰到后勤供給服務，從訓練到恤賞等系列行之有效的營伍制度，從而形成了隸屬清晰、兵為將有、指揮有效、作戰有力、保障有序的制度特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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