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敵強我弱的實力對比
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之初，只有 2.1 萬余人。部隊所面臨的主要敵人是馬步芳、馬步青部 3 個騎兵旅，4 個步兵旅，2 個警備旅，共 3 萬人。另有一定戰斗力的民團 9 萬人，總共是西路軍的 6 倍。如果再加上尾隨西路軍跟進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楊德亮補充旅，毛炳文的 37 軍和多次助戰的第 15 航空隊，敵方多兵種協同作戰，敵我力量就更加懸殊了。
且河西地區為二馬經營多年，受反動思想的影響，當地百姓的反共情緒異常強烈，作戰甚猛。在我軍的 2.18 萬人中，非戰斗人員 （機關人員、傷病員、殘廢、婦女、小孩） 占總人數的40%.西路軍面對優勢敵人的不斷圍攻，兵員有減無增。2·16 命令不適合于他們，作戰失敗，在所難免。
二、戰略任務的變化多端
作為一支承擔戰略任務的方面軍而言，由于不清楚河東形勢，如何積極主動策應好，只能聽命于中央軍委，無法取得戰場主動權是必然的。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偷渡黃河成功后，由于戰局發生變化，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寧夏戰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變：先是將全力攻寧夏，打通國際通道改為分兵攻打南敵和以一個軍攻打定遠營,接著又改為先打胡 （宗南部） 敵，后打寧夏。西路軍對河東主力紅軍的策應有多次。當西路軍進至古浪、大靖、涼州地區時，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于 11月 8 日致電陳徐，要求西路軍：在現地區留駐一個時期.為此，西路軍不得不于 11 月 21 日開始在永昌、山丹地區停下來，與敵血戰，一直堅持到西安事變發生的 12 月 12 日。到永昌時，西路軍指戰員已減員 3 000 千余人，且困難重重。
由于河東形勢變化的需要，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變來變去：先是停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后又命令東返策應西安事變；蔣介石回南京后，又讓西路軍西進打通國際路線；到臨澤、高臺地區后，軍委主席團又致電西路軍決定創造肅、甘、安根據地.這種任務和方向的變化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卻遠遠超過了西路軍的承受力，也耽誤了西進的時間，消耗了軍事力量。在西路軍西征途中，來自中央軍委頻繁變化的任務，使得這支曾使國民黨中央軍和各路軍閥部隊聞風而逃的勁旅，幾乎全軍覆沒。
三、無根據地做依托
在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之際，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并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徐向前對中央的意圖很不理解。不論從地形、給養、民情來說，都不容他們持久立足，與敵周旋。河西走廊是一條弄堂,永涼一線地處走廊蜂腰部，走廊平川無回旋余地，無可依屏障，二馬借助兇悍的騎兵和招之即來的地方民團，得地利之便，可以肆無忌憚地不時襲擾紅軍。而西路軍由于無后方，無彈藥補給，無兵員補充，且有傷病員之累。
每打一仗，等于兵力減弱一次。加之時逢嚴冬，食無隔夜糧，身無御寒衣，又使戰斗力大減。不占天時地利，又要終日與優勢敵人拼搏，不進不退，只有被動挨打。
即使在當時那樣的險惡環境中，同樣還是完成了兩項任務，如果按照紅軍一貫機動靈活的打法，也許會是另外一種結果。徐向前元帥后來講到：
假如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后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上У氖?，當時在西路軍的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我們很難猜測，如果 1936 年紅軍得到了蘇聯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從根本上改寫中國革命的歷史。據西路軍在永昌截獲的電報獲悉二馬對西路軍的態度是：如果紅軍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來不走，就打！
長征路上許多地方軍閥對路過的紅軍都采取這種態度，二馬也是如此。河西走廊被封建軍閥馬步芳、馬步康兄弟統治多年，把地盤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有了地盤就可以征兵，收稅、派糧，奪其地盤無疑是奪其性命。這是當時二馬和地方民團拼力追殺西路軍的根本原因。因此，徐帥當時的戰略構想確實不是事后諸葛亮.
四、指揮員缺乏機斷專行的權力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由于背負著南下分裂的沉重十字架，在西征途中已是戰戰兢兢的待罪之身了。他曾向四方面軍的另一位統帥，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紅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后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他對于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他想以此向中央示忠，結果鑄成了二返倪家營子徹底斷送西路軍的大錯。他所能取的態度，只能唯上級是從。西路軍失敗后中央并沒有為此做出過任何決定決議，對西路軍最高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無任何說法,實在是一件令人尋味的事。
五、西安事變的嚴重影響
除上述原因，西安事變的發生，也加速了西路軍失敗的進程。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變爆發，12 月 15 日軍委主席團遂即電示徐、陳：西路軍目前應在現地區加緊休整，一面爭取二馬抗日，一面準備接通蘭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區。
于是西路軍開始準備二次西進。此時，何應欽派討伐軍進抵西安。張學良、楊虎城為保證西安側后方安全，提議西路軍以一部出靖遠，配合河東紅軍擊胡 （宗南） 敵。這樣黨中央又改變了西路軍西移的決定，命令部隊東返。西路軍剛調動部隊準備東返，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彭德懷、任弼時：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然而，蔣介石回到南京，又調集四五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根據形勢的變化，軍委主席團再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此后，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敵眾的絕境。
為策應西安事變，中央幾次要西路軍東進或原地待命策應。西安事變使共產國際的援助計劃屢有改變，準備給中國紅軍送一批槍炮彈藥的陳云、滕代遠等奉命在蘇聯邊境待命 4 個月。這對已經日漸被動的西路軍的負面影響，無疑是致命的。
同世界其他活動一樣，在戰爭中組成整體的一切都是彼此聯系著的，因此每一個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結果也會對整個行動的結局發生影響，都會使最后的結果有所改變，盡管改變的很小。同樣，每一個手段也必然會影響最終的目的。
正如徐帥晚年所指出的：西路軍的失敗發生在西安事變后的復雜歷史關頭。這也是蔣介石利用和談玩弄兩面手法，乘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所致。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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