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鴉片戰爭期間廣東當權派的“畸形外交”
摘要：中國近代的外交機構肇始于1861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闔滿清一朝，鴉片戰爭以前是沒有專門負責外交的機構和部門，及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1861年的事了，屆時《南京條約》簽訂已過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間中英是如何交涉的？中英鴉片戰爭期間兩國因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社會風俗、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其南轅北轍的交涉又是如何進行的？道光帝接連派出三大員去廣州，文臣林則徐、琦善，武將奕山，他們的“大臣外交”又是如何展開的？
關鍵詞：畸形外交；大臣；武將求和
外交是由專門的機構以維護國家最高利益而進行的國際性活動，即便是實行“一國兩制”的中國，香港和澳門的一切外交事務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農村還置辦酒席時常設有知客用以接待本村以外的貴賓，以我國幅員遼闊更需要一個同外國打交道的機構，中國近代的外交機構肇始于1861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闔滿清一朝，鴉片戰爭以前是沒有專門負責外交的機構和部門，及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1861年的事了，屆時《南京條約》簽訂已過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間中英是如何交涉的，鴉片戰爭期間又是如何照會，遠在千里的道光帝又是怎樣處理“夷情”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鴉片戰爭，其意義在于立足當今面向未來，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一、風口浪尖的廣東
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只知道萬邦來賀，汝等蕞爾小國不過是“化外蠻夷”,夷夏有別何來平等，又怎說外交？1793年馬嘎爾尼的訪華和1934年律勞卑的來訪，都以失敗而告終，對于當時的近代外交而言，他們所受的待遇帶有侮辱性色彩。與前朝的言官相似清流一派仍然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他們對外國所謂的船堅炮利嗤之以鼻，與夷人相貌不同、語言相違這些無可避免因素使他們難以釋懷。漢武帝時設大鴻臚主外賓之事，實際上便是個外交機構。到了明清時改為鴻臚寺，職能則變為朝會儀節。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已久，隨著殖民主義國家的海外擴張，荷蘭、葡萄牙、法國、英吉利等這些強國紛至沓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設立海關，粵海關設立?；浐ｊP名義上專管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事宜，實際上稅收營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攬的項目。明清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全屬官營，而官府之人豈懂商，牙行就成了民間代理人借此從中牟取暴利。外國人是不能越過行商而進行貿易的，他們所提條件也只能通過行商轉交廣州的官員，勞動力的雇傭也得依靠行商來完成，行商一家獨大，英商則為之掣肘。欲通商而不得又得忍受十三行的欺詐，中英的矛盾在鴉片戰爭前就已不可調和。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國在廣州設立商館，嘉慶年間英國兵船曾泊零丁洋，英兵竄入十三行，他們的目的昭然若揭。國人對鴉片的吸食讓英商察覺到了巨大商機，于朝廷而言如若再放而置之必將白銀外流、國力削弱。遂“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至廣州，三月十日，下令外國商人三天內全部交出鴉片，并設官局以收內地煙膏、煙具”,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彰顯了國威也驚動了遠在世界另一邊的日不落帝國，巴麥尊政府于是決定給清國一個小小的教訓。戰爭期間中英雙方曾多次講和，既有文書往來又有官員照會，在這里我僅以廣東為特例進行考證，因為在天下共主的道光帝眼中，所謂夷務只囿于廣東一角，只消派欽差大臣前往必能使蠻夷感受“天朝”之恩。這就使得鴉片戰爭期間廣東當權派實質上賦予了外交職能，但這種不知“夷情”,不知己任，所謂交涉全憑這些臨時外交官根據道光帝的指示相機行事，這就形成了一種“畸形外交”.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英國當局撤銷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權，改派律勞卑為駐廣州商務總監督，這樣一來英國在廣東的英商就有了利益的保護者和意見的反饋人。在律勞卑后繼任商務總監督一職的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查理·義律，義律已經成為了英國的在華代言人。
二、“畸形外交”和蹩腳的外交官
鴉片戰爭前夕，中英兩國因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社會風俗、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在處理問題時交流不暢，不過是各抒己意?！巴庖墓椭袊斯┮墼簧澄?，故華夷有事，官府輒先以禁買辦火食及撤退沙文為首務”沒有專門的翻譯，一般是由行商和買辦充當通事。在這種情況下，交涉必然失敗，解決問題的最終方式走向了使用武力。
（一）大臣外交。
英國要求的平等是以背后的兵艦為后盾，不瘟不火的恐嚇勒索、極盡所能的勒索欺凌。鴉片戰爭前夕，是沒有外交使館的。英國既有駐廣州總監督充當外交使者與華商討洽談，在戰爭期間更是充當了全權大臣與清王朝負責人會晤商榷。無論是兩廣總督還是指派欽差大人皆是帶著道光帝圣諭而來，以聆聽外夷心聲。曾任湖廣總督、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林則徐臨危受命，一抵廣州便大刀闊斧的進行禁煙活動。當時的清政府以及林則徐本人并無近代外交觀念，他仍然將義律視作“大班”,將其關入商館，誠然義律心機叵然，沒有告訴林則徐他是英政府人員。但是林不分良莠、不計官商的做法也頗為孟浪。在英國政府看來，林則徐未經照會即私自扣押英政府人員的做法，不僅是公然挑釁亦有違外交常理。
鴉片戰爭爆發肇始于虎門海戰隨機擴散到整個沿海地區，當英國艦隊抵達天津時，道光帝慌忙派琦善登艦磋商，在道光帝明白英夷只不過是“伸冤”便著其“返棹南還”,派琦善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處理夷務，廣東當權派的外交任務便開始了。
戰爭伊始，清王朝從上到下對“剿”的態度莫衷一是，且蠻夷上受天恩不思回報，竟敢肆虐中華。那時在清朝人的眼中，“英夷皆束腰綁腿，行動不便，不善陸戰?？v然憑借船炮優勢擾我沿海，我方可以守為攻駐建炮臺，阻塞河道防止其進入內海，加之用火船攻擊必使其大敗”.懿律和義律攜帶者《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沿海北上，企圖通過外交方式強迫清王朝接受他們的要求。英國人打了一路直到打到天津琦善這個封疆大吏看到翻譯南轅北轍的照面書。剿不成則扶之，自古皆有此道，但是以對付落后的少數民族的手段用在殖民侵略主義的英國身上，無異于馬鞍套于牛身，失敗在所難免?！暗拦舛荒暾鲁跞?，總督琦善會英酋于虎門外之蓮花山。十九日會于蛇頭灣?！鼻昂髢纱螘钕喔羰嗳?，有些人認為琦善在此期間收受賄賂、同意弛禁，實為賣國之奸賊。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中有關于此的詳細介紹，在此我們討論的是琦善如何與義律相交涉的。前文已經說過，外夷語言不通必須通事傳譯“后于設立同知定議章程之時，內有將同知標兵撥出兩名，充為通事一條。商人即欲卸責地方，而標兵充當通事，既與澳夷不相諳熟，不得澳夷要領，且人微言輕，反以啟侮”,這就不難解釋琦善為什么會找到鮑鵬?，F在對于鮑鵬這個人我們已無從查起，只知他是一名通事混跡于行商和外夷之間。恰恰是這種小人物竟能受到欽差大臣的重用。既無專業的翻譯人才，歪曲歧義便時常發生，例如義律便歪曲了琦善“寄寓泊船”的意思，認為琦善許以香港。琦善被召回前竟然派廣州知府余保純面見義律，要求停戰。既然我是奉命而來進行和談，如今被罷免你就不要在打了。這等邏輯我想當時的義律也是不理解的。
（二）武將求和。
中英文化不同，語言不通，文件的翻譯往往失之毫厘謬之千里。道光帝這個中國當時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外交官”的諭令被派往廣東的欽差大臣奉為圭臬。問題是由于受到交通因素的限制，現今的京廣鐵路北起首都北京，經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至廣東省廣州市，全長2273千米。對于當時的交通即便是六百里加急廣州到北京從奏折的發送到詔書的下達也得也得十天。很明顯這種速度對風云變換的廣東格局無疑使致命的，虎門既敗，琦善也隨之被罷免。在一片主戰派的喧嘩中，老將楊芳星夜趲行，于1841年3月5日趕到廣州。戰火如荼，廣州城已經岌岌可危，義律在得知琦善被罷免后，改為謀求先恢復廣州通商。令人詫異的是作為軍事統帥的楊芳竟然答應和談，要知道光帝派他來是打仗的，一個軍事統帥竟然玩起了政治：對上他采用“拖”字訣，鼓吹清軍守防嚴密，一面又派遣余保純與義律照會。很難想象一個武官僭越職權欺上瞞下，游走于道光帝和洋人之間。至于靖逆將軍奕山，受天威而來，作為繼林則徐、琦善之后的第三位大員，奕山更是皇親國戚。既然是滿清皇室，理應身負重任急于奔赴廣東領導作戰，但《廣東軍務折檔》所記載的卻是他迤邐不前。戰爭失利，靖逆將軍與英軍簽訂了《廣州合約》他不敢如實向朝廷奏報這項和約，謊稱英國人“向城作禮，乞還商欠”.但英國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毀和約，擴大侵略戰爭。雖然這些封疆大吏位高權重但仍然受到遠在千里之外的道光帝的牽制，要讓他們與皇帝不明事理的主張和命令，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必然會出現尾大不掉，謊報軍情、私下受和的局面，這時的大吏們尤其是滿清貴族奕山實為“奉旨演戲”,私下進行密談。筆者認為這種在特殊歷史環境下，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中產生的“廣東式外交”是值得研究與深思的。
參考文獻：
[1]《清史列傳》，中華書局，1987年。
[2]《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
[4]《林則徐集》，中華書局，1965年。
[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三聯書店，1957年。
[6]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三聯書店，1995年。
[7]熊志勇，蘇浩：《中國近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8]熊志勇編：《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選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2年。
[9]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三聯書店，1964年。
[10]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
[11]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擇》，中華書局，1993年。
[12]張集馨：《道成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
[13]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
作者簡介：宋韜（1990- ），男，漢族，山西襄汾人，碩士，江西師范大學，中國史。
摘要：中國近代的外交機構肇始于1861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闔滿清一朝，鴉片戰爭以前是沒有專門負責外交的機構和部門，及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1861年的事了，屆時《南京條約》簽訂已過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間中英是如何交涉的？中英鴉片戰爭期間兩國因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社會風俗、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其南轅北轍的交涉又是如何進行的？道光帝接連派出三大員去廣州，文臣林則徐、琦善，武將奕山，他們的“大臣外交”又是如何展開的？
關鍵詞：畸形外交；大臣；武將求和
外交是由專門的機構以維護國家最高利益而進行的國際性活動，即便是實行“一國兩制”的中國，香港和澳門的一切外交事務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農村還置辦酒席時常設有知客用以接待本村以外的貴賓，以我國幅員遼闊更需要一個同外國打交道的機構，中國近代的外交機構肇始于1861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闔滿清一朝，鴉片戰爭以前是沒有專門負責外交的機構和部門，及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1861年的事了，屆時《南京條約》簽訂已過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間中英是如何交涉的，鴉片戰爭期間又是如何照會，遠在千里的道光帝又是怎樣處理“夷情”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鴉片戰爭，其意義在于立足當今面向未來，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一、風口浪尖的廣東
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只知道萬邦來賀，汝等蕞爾小國不過是“化外蠻夷”,夷夏有別何來平等，又怎說外交？1793年馬嘎爾尼的訪華和1934年律勞卑的來訪，都以失敗而告終，對于當時的近代外交而言，他們所受的待遇帶有侮辱性色彩。與前朝的言官相似清流一派仍然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他們對外國所謂的船堅炮利嗤之以鼻，與夷人相貌不同、語言相違這些無可避免因素使他們難以釋懷。漢武帝時設大鴻臚主外賓之事，實際上便是個外交機構。到了明清時改為鴻臚寺，職能則變為朝會儀節。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已久，隨著殖民主義國家的海外擴張，荷蘭、葡萄牙、法國、英吉利等這些強國紛至沓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設立海關，粵海關設立?；浐ｊP名義上專管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事宜，實際上稅收營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攬的項目。明清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全屬官營，而官府之人豈懂商，牙行就成了民間代理人借此從中牟取暴利。外國人是不能越過行商而進行貿易的，他們所提條件也只能通過行商轉交廣州的官員，勞動力的雇傭也得依靠行商來完成，行商一家獨大，英商則為之掣肘。欲通商而不得又得忍受十三行的欺詐，中英的矛盾在鴉片戰爭前就已不可調和。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國在廣州設立商館，嘉慶年間英國兵船曾泊零丁洋，英兵竄入十三行，他們的目的昭然若揭。國人對鴉片的吸食讓英商察覺到了巨大商機，于朝廷而言如若再放而置之必將白銀外流、國力削弱。遂“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至廣州，三月十日，下令外國商人三天內全部交出鴉片，并設官局以收內地煙膏、煙具”,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彰顯了國威也驚動了遠在世界另一邊的日不落帝國，巴麥尊政府于是決定給清國一個小小的教訓。戰爭期間中英雙方曾多次講和，既有文書往來又有官員照會，在這里我僅以廣東為特例進行考證，因為在天下共主的道光帝眼中，所謂夷務只囿于廣東一角，只消派欽差大臣前往必能使蠻夷感受“天朝”之恩。這就使得鴉片戰爭期間廣東當權派實質上賦予了外交職能，但這種不知“夷情”,不知己任，所謂交涉全憑這些臨時外交官根據道光帝的指示相機行事，這就形成了一種“畸形外交”.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英國當局撤銷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權，改派律勞卑為駐廣州商務總監督，這樣一來英國在廣東的英商就有了利益的保護者和意見的反饋人。在律勞卑后繼任商務總監督一職的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查理·義律，義律已經成為了英國的在華代言人。
二、“畸形外交”和蹩腳的外交官
鴉片戰爭前夕，中英兩國因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社會風俗、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在處理問題時交流不暢，不過是各抒己意?！巴庖墓椭袊斯┮墼簧澄?，故華夷有事，官府輒先以禁買辦火食及撤退沙文為首務”沒有專門的翻譯，一般是由行商和買辦充當通事。在這種情況下，交涉必然失敗，解決問題的最終方式走向了使用武力。
（一）大臣外交。
英國要求的平等是以背后的兵艦為后盾，不瘟不火的恐嚇勒索、極盡所能的勒索欺凌。鴉片戰爭前夕，是沒有外交使館的。英國既有駐廣州總監督充當外交使者與華商討洽談，在戰爭期間更是充當了全權大臣與清王朝負責人會晤商榷。無論是兩廣總督還是指派欽差大人皆是帶著道光帝圣諭而來，以聆聽外夷心聲。曾任湖廣總督、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林則徐臨危受命，一抵廣州便大刀闊斧的進行禁煙活動。當時的清政府以及林則徐本人并無近代外交觀念，他仍然將義律視作“大班”,將其關入商館，誠然義律心機叵然，沒有告訴林則徐他是英政府人員。但是林不分良莠、不計官商的做法也頗為孟浪。在英國政府看來，林則徐未經照會即私自扣押英政府人員的做法，不僅是公然挑釁亦有違外交常理。
鴉片戰爭爆發肇始于虎門海戰隨機擴散到整個沿海地區，當英國艦隊抵達天津時，道光帝慌忙派琦善登艦磋商，在道光帝明白英夷只不過是“伸冤”便著其“返棹南還”,派琦善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處理夷務，廣東當權派的外交任務便開始了。
戰爭伊始，清王朝從上到下對“剿”的態度莫衷一是，且蠻夷上受天恩不思回報，竟敢肆虐中華。那時在清朝人的眼中，“英夷皆束腰綁腿，行動不便，不善陸戰?？v然憑借船炮優勢擾我沿海，我方可以守為攻駐建炮臺，阻塞河道防止其進入內海，加之用火船攻擊必使其大敗”.懿律和義律攜帶者《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沿海北上，企圖通過外交方式強迫清王朝接受他們的要求。英國人打了一路直到打到天津琦善這個封疆大吏看到翻譯南轅北轍的照面書。剿不成則扶之，自古皆有此道，但是以對付落后的少數民族的手段用在殖民侵略主義的英國身上，無異于馬鞍套于牛身，失敗在所難免?！暗拦舛荒暾鲁跞?，總督琦善會英酋于虎門外之蓮花山。十九日會于蛇頭灣?！鼻昂髢纱螘钕喔羰嗳?，有些人認為琦善在此期間收受賄賂、同意弛禁，實為賣國之奸賊。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中有關于此的詳細介紹，在此我們討論的是琦善如何與義律相交涉的。前文已經說過，外夷語言不通必須通事傳譯“后于設立同知定議章程之時，內有將同知標兵撥出兩名，充為通事一條。商人即欲卸責地方，而標兵充當通事，既與澳夷不相諳熟，不得澳夷要領，且人微言輕，反以啟侮”,這就不難解釋琦善為什么會找到鮑鵬?，F在對于鮑鵬這個人我們已無從查起，只知他是一名通事混跡于行商和外夷之間。恰恰是這種小人物竟能受到欽差大臣的重用。既無專業的翻譯人才，歪曲歧義便時常發生，例如義律便歪曲了琦善“寄寓泊船”的意思，認為琦善許以香港。琦善被召回前竟然派廣州知府余保純面見義律，要求停戰。既然我是奉命而來進行和談，如今被罷免你就不要在打了。這等邏輯我想當時的義律也是不理解的。
（二）武將求和。
中英文化不同，語言不通，文件的翻譯往往失之毫厘謬之千里。道光帝這個中國當時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外交官”的諭令被派往廣東的欽差大臣奉為圭臬。問題是由于受到交通因素的限制，現今的京廣鐵路北起首都北京，經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至廣東省廣州市，全長2273千米。對于當時的交通即便是六百里加急廣州到北京從奏折的發送到詔書的下達也得也得十天。很明顯這種速度對風云變換的廣東格局無疑使致命的，虎門既敗，琦善也隨之被罷免。在一片主戰派的喧嘩中，老將楊芳星夜趲行，于1841年3月5日趕到廣州。戰火如荼，廣州城已經岌岌可危，義律在得知琦善被罷免后，改為謀求先恢復廣州通商。令人詫異的是作為軍事統帥的楊芳竟然答應和談，要知道光帝派他來是打仗的，一個軍事統帥竟然玩起了政治：對上他采用“拖”字訣，鼓吹清軍守防嚴密，一面又派遣余保純與義律照會。很難想象一個武官僭越職權欺上瞞下，游走于道光帝和洋人之間。至于靖逆將軍奕山，受天威而來，作為繼林則徐、琦善之后的第三位大員，奕山更是皇親國戚。既然是滿清皇室，理應身負重任急于奔赴廣東領導作戰，但《廣東軍務折檔》所記載的卻是他迤邐不前。戰爭失利，靖逆將軍與英軍簽訂了《廣州合約》他不敢如實向朝廷奏報這項和約，謊稱英國人“向城作禮，乞還商欠”.但英國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毀和約，擴大侵略戰爭。雖然這些封疆大吏位高權重但仍然受到遠在千里之外的道光帝的牽制，要讓他們與皇帝不明事理的主張和命令，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必然會出現尾大不掉，謊報軍情、私下受和的局面，這時的大吏們尤其是滿清貴族奕山實為“奉旨演戲”,私下進行密談。筆者認為這種在特殊歷史環境下，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中產生的“廣東式外交”是值得研究與深思的。
參考文獻：
[1]《清史列傳》，中華書局，1987年。
[2]《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
[4]《林則徐集》，中華書局，1965年。
[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三聯書店，1957年。
[6]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三聯書店，1995年。
[7]熊志勇，蘇浩：《中國近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8]熊志勇編：《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選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2年。
[9]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三聯書店，1964年。
[10]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
[11]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擇》，中華書局，1993年。
[12]張集馨：《道成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
[13]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
作者簡介：宋韜（1990- ），男，漢族，山西襄汾人，碩士，江西師范大學，中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