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著《通典》，不但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例，還開辟了一條新的治國之道。自《通典》成書后，其“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的旨趣，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在后人的議論中，《通典·兵典》卻成了一個例外。很多人說它著意于用兵之道，卻不注重兵制，與全書體例不合或是一種變例、特例①，甚至將其視為《通典》的一大缺陷②。對于杜佑為何要這樣安排《兵典》，也是眾說紛紜③。這些議論，多著眼于杜佑的史學思想，集中于《兵典》的體裁體例問題。筆者認為，杜佑的軍事思想才是《兵典》的核心問題④。本文不揣淺陋，試就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大刑用甲兵”

兵刑合一是中國古代對于兵的傳統認識和定位。五刑之說中，“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鉆鑿；薄刑用鞭撲”⑤。杜佑在《兵典》的開篇就引用了“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⑥的話，看來他是認同這種傳統看法的。那么，兵刑在杜佑所追求的“理道”、“政理”中又居于什么位置呢？在《通典·自序》中，杜佑指明了兵刑的位置：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薪袒诤踉O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后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為（二十二卷），禮又次之（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①《理道要訣》是杜佑“更于（《通典》）二百卷中，纂成十卷”,濃縮了《通典》的精華。他在《自序》中說明了全書的結構安排：“第一至第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十古今異制議”②。這個順序，除封建州郡被置于兵刑之前外，其余與《通典》的結構順序基本相同?？梢哉J為，杜佑在《通典》和《理道要訣》中提出的“政理”秩序，是他對兵刑地位的基本認識。

在杜佑設想的“政理”秩序中，“教化”與“兵刑”被視為兩種相輔相成的治國方略。這種設想，是傳統的“德主刑輔”政治思想的體現與延續。杜佑把“教化”擺在了治國方略的首要位置，“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要以“足衣食”為基礎，以“設職官”為保證，以“制禮”、“立樂”為核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刑罰”（包括甲兵）只有在“教化隳”的情況下才能使用。這種安排，說明了“兵刑”對于“教化”的輔助和從屬關系，體現了傳統的“德主刑輔”原則。也就是說，甲兵在“政理”上必然是低于“教化”的次優選擇，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行為，“兵者兇器，不得已而用之”③。這種認識，使杜佑在政策選擇上往往采取一種慎重的、防御性、非戰的策略取向，比如他對西戎就特別強調“功因德成，不以兵制”④策略。

但是，以禮樂為核心的“教化”在政治實踐中往往會淪為一種空想，即便圣賢如孔孟，也不免有“禮崩樂壞”之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還盲目地堅持以“教化”為先為主，則不免有空言迂腐之嫌。

事實上，杜佑對于《孝經》、《尚書》等“教化”之具，雖然表面上稱頌其為“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但事實上卻批評它們“率多記言，罕存法制”,“多陳紊失之弊，或闕拯救之方”⑤，是一種“教化”的空言。所以，杜佑又提出了一個原則，即“理道不錄空言”.怎樣才算“不錄空言”呢？杜佑的做法就是“探討禮法刑政”,“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⑥。這就把兵刑提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于“教化”的輔助與從屬關系。由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杜佑所謂“戎事，有國之大者”⑦的深意。

在杜佑看來，兵刑是對“教化”的重要而有效的補充與輔助，尤其是當“教化”淪于“空言”時，“禮法刑政”就成為“理道”之根本。所以，他是從“政理”的高度來研究兵刑的，一切以是否合于“政理”為準，這就不難理解他為何在《兵典》中著力于用兵之道了。

二、戰略思想：強干弱枝與重里輕外

強干弱枝、重里輕外是杜佑帶有整體性的戰略思想。所謂強干弱枝、重里輕外，既是處理唐朝廷與地方關系的基本策略，也是處理唐王朝與邊疆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這種戰略思想，是杜佑從漢唐歷史與現實的對比中逐漸形成的。

杜佑曾長期擔任淮南節度使之職，還曾遭遇過平定徐州兵變的失敗，落得“佑于出師應變非所長”⑧之議，可以說對藩鎮的尾大不掉有著切身的體驗。他深刻地認識到兵制好壞對于國家安危的重要性：“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彼顬樾蕾p的，是漢代兵制：

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征：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干弱枝之勢也?；蛴兴囊那州W，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

雖衛、霍之勛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⑨在他看來，唐初仍不失漢制之遺意，將帥“率兵御戎，戎平師還，并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⑩。

在這種戰略思想中，朝廷和京師是戰略防衛的中心，應將主要軍事力量布置在其周圍，地方只能為保衛中心服務，不能控制強大的軍事力量。如遇重大軍事行動，則從中命將，畢事則省，以防將領專權。這種戰略思想的核心是維護朝廷的強勢和中心地位，鞏固統一國家。顯然，這是針對唐代藩鎮割據的亂局而言的，是杜佑為解決藩鎮割據而提供的一個藥方。他在《通典·兵序》中指出，之所以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唐初內重外輕、強干弱枝的戰略格局遭到了破壞。玄宗好大喜功，邊將投其所好，邀功自重，使得“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于京師，萃于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枝強干弱、外重內輕的結果，就是“奸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這就是所謂“制失其宜”.顯然，要想“制置得其適宜”,就必須參照漢代與唐初兵制，重建干強枝弱、里重外輕的戰略格局。唐朝廷與邊疆民族的關系也是杜佑強干弱枝、重里輕外戰略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使唐王朝感到威脅的邊疆民族，主要有吐蕃、回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