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兵家文化由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兵家群體所倡導，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先秦時期的兵書之一，《尉繚子》對研究先秦史、軍事史乃至哲學史等都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從《尉繚子》是由戰國時期尉繚所著這一觀點,對其思想價值作以探析。

一、注重人事

戰國時代是一個轟轟烈烈的變革時代。處身于那個時代中，或是為了逃避戰亂，或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政治利益，或是為了天下蒼生能夠安身，有識之士都作了深入的思考： 有人提倡恢復禮樂，施行仁政，反對苛政，以圖改變世風日下的社會現狀； 有人痛恨"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1]280的不公平現象，逃避政治，以求"曳尾于涂"[1]474的安樂與自然； 有人明確號召"非攻",對戰爭進行強烈的譴責[2]195 -241.

以尉繚子等為代表的兵家學派，適應社會的需要，注重自身的努力，以積極樂觀的態度爭取到統治階級的認可，以實現天下太平的愿望。

《尉繚子·天官》明確提出了注重人事的觀點，面對梁惠王"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的問題，尉繚子直接答道： "刑以罰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相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并運用了三個例證加以說明： 其一，城能否被攻取不在于天時地利，而取決于是否"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谷多積，豪士一謀者也".其二，武王伐紂，地勢上"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人數上"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結果卻大獲全勝。其三，楚將公子心可謂天時不利，雖"時有彗星出，柄在齊",結果依然"大破之".在《戰威》中總結道： "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 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 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甚至直接指出：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貴，人事而已。"而尉繚子所處時代的普遍觀念是"今世將考孤虛，占城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云之變。欲以成勝立功"（《武議》） .

如此鮮明的對比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其思想的進步性。

正因為尉繚子認識到重人事的作用，徹底擺脫了鬼神思想的影響，使得他對事物有更深刻的看法，對問題有更深入的剖析。在《兵談》中，尉繚子明確提出立邑要以經濟為基礎，"量土地肥饒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在于國富民強，"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

他懂得只有實力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與，不見勝則止".他還要求為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這里的"不制于人",可以有多種解釋： 可以理解為不受制于君王，即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 也可以理解為不受制于敵人，不論敵人強大與否； 還可以理解為不受制于別人的影響，即后文的"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從兵書的角度來看，最后一種解釋可能更為合理，為將者要堅決而果斷，盡可能不受別人的影響，才能真正做到心不狂、目不盲、耳不聾。他還勸誡君王必須立足現實，完善自我，方能有所作為，"蒼蒼之天，莫知其極； 帝王之君，誰為法則？ 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 .

在尉繚子看來，無論是打仗還是治國，都需立足現實，依靠自身的努力。究其重人事思想的來源，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對前人思想的繼承?！段究澴印芬粫卸嗵幪峒皩O武、吳起等兵家的代表，而這些人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注重人事的共同特點。其次，對歷史與現實中事件的總結和歸納。

《天官》中的武王伐紂，公子心破齊，《武議》中的吳起與秦戰，皆為歷史上真實而有巨大影響的事件。

各國之間愈發激烈的戰爭，使尉繚子認識到，殘酷的現實是不可能通過祭祀先祖、天神、鬼怪等方式給予人們合理的解釋和幫助，只有通過人自身的努力才能有所改變。最后，個人積極樂觀的態度。尉繚子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取君王的認可，勸誡君王幫助人們逃離戰亂的時代，因此，他的努力是為了協助君王統一天下，希望百姓能安居樂業。有此追求，他必須為君王提供軍事上的幫助，無論是攻守，還是謀略，都是實現理想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他一直保持著樂觀的態度，靠自己的學識、觀察和感受，朝理想的方向努力實踐。

二、著眼現實

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的觀念中，要擺脫當時的戰火紛飛，有兩個途徑： 要么回到周天子一統天下的禮樂興盛時期； 要么立足現實，以戰爭的形式實現天下的統一?？鬃邮乔耙挥^點的代表?？鬃幼鳌洞呵铩?，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周禮，維護周禮下的社會穩定秩序，他毫不諱言自己渴望回到那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而尉繚子為后一觀點的代表者。當"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3]398已成為不切實際的做法，成為君王昏庸無能的表現時，尉繚子深刻地認識到這個時代需要被徹底打破，并在打破的廢墟上建立新的天下，只有天下統一，才會有真正的太平盛世。尉繚子的這種認識基于兩方面： 一方面，尉繚子與孔子所處時代環境不同。戰國末期，早已是"禮壞樂崩",諸侯紛爭破壞了孔子所尊崇的禮樂，尉繚子從未切身感受過孔子所尊崇的禮樂所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尉繚子為一介布衣，他的理想完全建立在對君王的希冀之上，只有通過君王才能實現天下的統一，人民才能得以安居。因此，他希求君王"往事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他認為，"天子有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治本》） .他向往著有賢者能像太公望一樣"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眾，一戰而天下定"（《武議》） .他雖然主張通過戰爭而使天下定，但也明白"兵者兇器也； 爭者，逆德也； 事必有本"（《兵令上》） .他總結道： "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武議》） "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兵令上》） 為此，他進一步解釋說：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武議》）立足于殘酷的現實，尉繚子認為既然要用戰爭的方式統一天下，就必須具備在軍事上戰勝其他諸侯的能力，這就需要做到擇良將，明號令，審法制和善謀略。

關于良將的重要性，尉繚子有過精辟的論述。

《武議》云：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兇器也； 爭者逆德也； 將者死官也。

故不得已而用之。"雖然不得已而用，但是在戰亂之中，將的重要性直接關乎國家的興亡： "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那么何為良將？ 從《尉繚子》中可歸納出以下三點。其一為愛民。戰國時期的戰爭非常殘酷，"雖不見得人人當兵，最少國家設法鼓勵每個男子去當兵"[4]12.因此，"夫將卒所以戰者，民也； 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后爵祿，先廉恥而后刑法，先親愛而后律其身"（《戰威》） .尉繚子還形象地比喻將、民的關系，"將帥者心也； 群下者肢節也"（《攻權》） ."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戰威》） 尉繚子進一步在《武議》中以吳起為例，"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避霜露。如此何也？ 不自高人故也".其二為立威。他認為為將者，當有將威。

一方面，國君要給予將以權威，"將軍受命，君必先謀于廟，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 '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逾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而且"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將令》） .另一方面，將也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樹立自己的威望，"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 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攻權》） .以上兩方面就是通過所謂的恩威并重，軟硬皆施，從而達到"愛在下順，威在上立； 愛故不二，威故不犯"的效果。尉繚子明白"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 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攻權》） 的道理。其三為盡責。首先，在軍隊作戰的過程中要盡責?！侗滔隆吩疲?"兵有五致： 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說的是作為良將在受命時忘掉自己的家庭，出國越境則忘掉自己的親人，面對敵人時忘掉自己的身軀，抱定必死之心才有生的希望，而急于求勝是用兵的下策?！段渥h》

云：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其次，將在賞罰上也要盡責，"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將理》） .因此，為將者需要賞罰分明，即"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武議》） .最后，將要無一己之私心。"夫勤勞之師，將不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食熟而后飯，軍壘成而后舍，勞佚必以身同之。"這樣的將統領軍隊，"雖久而不老不弊"（《戰威》） .

至于明號令和審法制?！稇鹜吩唬?"令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矣。"為了增強令對眾人的約束力，尉繚子認為不可朝令夕改，甚至令有誤亦不可輕易變動，"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審。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 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充分說明號令的重要性?！吨普劇氛撌龇ㄖ茣r云：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 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斗； 陷行亂陳，則千人盡斗； 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從民眾角度來看，"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所以尉繚子指出，"明號令、審法制"是治國治軍的根本。在這一方面，尉繚子也深受吳起的影響，"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 '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 '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在贊美吳起的同時，也表明了自己對號令和法制重要性的認識。為了加強對軍隊的管理，尉繚子在《伍制令》中主張"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 十人為什，什相保也； 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 百人為閭，閭相保也"."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與秦商鞅變法中"令民為什伍，實行連坐法"實無異處。這樣，就能達到"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的效果。為了強調部隊的組織嚴謹，行動有序，尉繚子在《經卒令》中將左、中、右三軍分以蒼旗、黃旗、白旗不同色彩。卒以五章加以區分，"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其組織不可謂不嚴謹，其法令不可謂不嚴苛。因此，我們不難想象如此法制完善的軍隊在統一而有序的號令下所具備的強大戰斗力。

正是對謀略之法的運用，為將者才得以造就大量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極具藝術性的戰爭。"先秦兵家備受后人稱道的最重要原因，是因為從他們開始才真正把戰爭變成了一門藝術，也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5]

徐勇高度評價了《尉繚子》具有的智慧的戰略眼光和謀略思想，認為《尉繚子》是我國古代軍事學發展到了一定理論高度的重要標志[6]32 -44.在理論上，尉繚子認為，"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勝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戰威》） .

三勝都不可或缺，而尤以道勝為最高境界，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卻不為用?？芍^不廢一兵一矢而勝敵，這正是謀略的奇妙所在。此外，尉繚子注重"先料敵而后動".在《戰威》中指出，"刑如未加，兵未接敵而所以奪敵者五： 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逾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而尤以廟勝之論為先，即在未戰之前，就考察好敵人的情況，"見勝則與，不見勝則止"（《兵談》） .如果"見勝"就要事先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和計劃，這樣就能做到"奪人而不奪于人".

尉繚子在謀略上強調心理戰術。一方面注重調動己方之士氣，他明確指出，"民之所以戰者，氣也。

氣實則斗，氣奪則走"（《戰威》） .為了使士抱有必死之心，他以"一賊仗劍擊于市"為例，"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者？ 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眾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后，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制談》） .另一方面努力瓦解敵方的氣勢，"凡將輕、壘卑、眾動，可攻也； 將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眾夜擊者，驚也； 眾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國，曲謀敗國".類似這樣的敵國，就很容易攻取了。

除了心理戰術，尉繚子還十分注重搶占先機。

他在《戰權》中說： "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 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于此則勝彼矣，弗勝于此則弗勝于彼矣。"在《勒卒令》中，他進一步說明"夫蚤決先敵。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當然，"正兵貴先，奇兵貴后； 或先或后，制敵者也",正所謂后發制人也是兵家所常用的。另外，虛實結合，使敵無法預測，從而達到取勝的效果。這在《攻權》篇和《守權》篇里表現得尤為突出?！段渥h》篇里也有"三軍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三舍之余，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 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的說法。即行軍時，大軍要如同江河奔流，勢不可擋。遇見敵人之后，根據其特點而采取相應的對策?？傊?，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隨機而動，把握關鍵的機會。作為兵書，對計謀的具體運用可謂是尉繚子智慧的最直接體現，它源于實踐，又是對實踐最濃縮的總結。

三、思想來源

有學者將尉繚子思想明確區分為哲學、軍事、政治等幾個部分[7],這種方式固然有助于文章內容的劃分，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讀者理解，卻因過于主觀而失去了從宏觀上對尉繚子思想的把握?！段究澴印分?，幾乎所有方面的行為和主張都是源于其思想的指導。追溯其思想來源的背景，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了解其思想的本質。

任何思想的誕生都離不開人所處的環境，對尉繚子思想的研究，必然離不開對其生存環境的把握。

尉繚子生活于社會的轉型階段，戰國時代的土壤是孕育尉繚子思想來源的基礎。明乎此時代的背景，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尉繚子》一書所蘊含的思想價值。

首先，諸侯爭雄，各國在政策上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原官》） .經濟上相對的繁榮給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有利于文化的傳播，使一部分經濟上富有者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文化資料，甚至能夠參與到政治當中，從而促使人們進一步追求現實的經濟利益。

這影響到了兵家在治國與用兵等方面?！侗劇分腥缡钦f：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車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 兵勝于朝廷。"這種富，強調的是國家的富，對個人的經濟利益而言，尉繚子以是否牟取經濟利益作為檢測品行高尚者的一個標準，他對為將者有名令規定："清不可事以財。"其次，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在早期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積極性，促進了人口的流動。

因此，有志之士皆勸諫其國君從事改革，希望通過各種各樣的改革使別國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從而實現國家的富強。而民眾的流動關乎諸侯國的盛衰，從各諸侯國的軍事改革中可以看出其不斷加強對人民依附關系的束縛?！段橹屏睢分幸嘁?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加以強調。這種極其嚴格的基層制度對諸侯國的稅收及兵源提供了便利。最后，孔子以私人講學的方式打破了學在官府的狹隘局面，使部分的下層人民接觸到了學術文化。諸子百家蔚為大觀，各個學術派別之間的交流，思想上的碰撞都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單從兵家來說，一方面《尉繚子》借鑒了前人的成果，其中記載的孫武、吳起等著名兵家代表已經具有相當的軍事水平，今人也肯定了《孫子兵法》《吳起兵法》《孫臏兵法》等作品在軍事理論上的種種貢獻。另一方面《尉繚子》采汲了儒、道、法諸家的思想[8]4,同時也影響了其他學派的思想文化。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主張"以法為本"來治理臣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鑒了兵家的思想。此外，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尤其是建立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官制和行政機構是對兵家主張的軍事制度的一種繼承和發展。

綜上所述，《尉繚子》作為先秦時期兵書的代表作之一，其蘊含的思想對戰國時代各國由分裂走向統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首先，《尉繚子》中的重人事，徹底擺脫了鬼神的觀點，代表了思想領域上的飛躍。其次，《尉繚子》以高瞻遠矚的天下觀引導著天下大勢走向，符合時代的需要，后來秦始皇的統一用實踐說明了這一點，他將自己的智慧和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現實中的戰爭，以具體的軍事思想、謀略技巧等形式表現出來。最后，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尉繚子》始終是時代的產物，其思想的源泉始終離不開對前人的繼承和對時代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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