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的圖書譜系，如西晉荀勖《中經新簿》、東晉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均將兵書歸入諸子類。故魏晉兵家類子書成為當時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而魏晉戰亂頻仍，儒家、道家、法家、雜家等非兵家類子書同樣存在大量論兵的內容，構成了魏晉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史書對當時將領軍事實踐的記載及相關評述，也極大地豐富了魏晉軍事思想。
據筆者統計，《隋書·經籍志》子部兵家類共著錄魏晉人原創兵書13種，60卷；魏晉人注釋先秦兵書5種，9卷；魏晉人選錄、續作先秦兵書2種，3卷。必須指出的是，舊題諸葛亮撰《十六策》《將苑》《心書》等兵書，《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只字未提，《隋書·經籍志》不錄，《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兵家類存目明辨其偽，乃魏晉以后"偽書之晚出者".
而可靠的魏晉原創兵書，全部亡佚，僅曹操、諸葛亮之兵法有少量殘篇零句散見于《北堂書鈔》《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通典》《太平御覽》《玉?！返阮悤?、政書中。魏晉人注釋先秦兵書，僅魏武帝注《孫子兵法》完整流傳至今，其余注釋全部亡佚。魏晉人選錄、續作先秦兵書同樣亡佚殆盡。鑒于魏晉兵家類子書嚴重散佚的事實，流傳至今的少量佚文不足以支撐魏晉軍事思想研究，而學界長期聚焦于曹操、諸葛亮二人，忽略了魏晉存在一個非兵家而好論兵的群體。因此，我們關注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中論兵的內容以及史書中相關軍事實踐的記載，梳理其戰爭觀、將帥觀、戰略戰術等，對魏晉軍事思想的研究很有裨益。
一、魏晉非兵家類子書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整個魏晉時期（220-420年）長達200年的時間里，僅西晉武帝太康年間（280-289年）因滅吳實現統一，天下得享10年太平。前有三國鼎立，互相攻伐；后有八王之亂、永嘉之亂，西晉滅亡，衣冠南渡。而東晉長期與北方十六國政權對峙，征戰不斷。
在這樣一個動蕩的時代，戰爭的勝負直接關涉到政權的存亡。而戰爭之成敗有賴于軍事智謀。曹操總結自己能力克群雄關鍵在于"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諸葛亮也指出其勝袁紹"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而劉備承認自己多次失敗的原因是"智術短淺".
這里的"智力""智術"正是曹操《求賢令》所謂"有治國用兵之術".
由于時代丕變，軍事智謀取代兩漢特重之德行，成為魏晉時期人主爭雄的核心資源。這一變化必然對士大夫的知識結構也提出新要求。因此，有經學無智謀的士人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故魏晉士人所撰子書普遍涉及軍事內容亦為順理成章之事。當然，這種現象還與先秦兩漢非兵家類子書亦可論兵的學術傳統有關。如《荀子》有《議兵》篇，《呂氏春秋》有《蕩兵》篇，《淮南子》有《兵略》篇，等等。
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魏晉九州幅裂，各政權君主紛紛提倡讀兵書、用兵書，毫無疑問會對時代風尚產生影響。曹操親自為《孫子兵法》《太公陰謀》作注解。孫權不但自己"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而且要求大將呂蒙、蔣欽"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劉備遺詔敕劉禪"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北方十六國之主同樣重視兵書。如前趙開國君主劉淵"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淵族子劉曜"尤好兵書，略皆闇誦".
后趙開國君主石勒之次子石弘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石勒認為"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遂令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與兩漢遵奉六經截然不同，這時期各政權君主一致提倡研讀以《六韜》《孫子》為代表的兵書，以《左傳》為代表的經書，以《史記》《漢書》為代表的史書。兵書提供理論指導，《左傳》《史》《漢》提供經典戰例，共同成為魏晉子書軍事思想的主要來源。
由于時代和地域的變遷、文化的發展等因素，魏晉人誦讀先秦兵書存在閱讀障礙，加之當時指導實戰的迫切需要，魏晉時期注釋兵書蔚然成風，為魏晉士人暢談軍事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儲備。
《隋書·經籍志》著錄魏晉人注釋兵書共9卷：魏武帝注《孫子兵法》2卷，魏武、王凌集解《孫子兵法》1卷，魏武帝解《太公陰謀》3卷，魏賈詡注《吳起兵法》1卷，吳沈友注《孫子兵法》2卷。分析注釋者們的社會身份可以發現：從曹操這個"超世之杰"的統治者，到賈詡這般"算無遺策，經達權變"的謀士，再到沈友這般"善屬文辭，兼好武事"的處士，各階層均關注先秦兵書。軍事實踐的需要、君主的高度重視掀起了研讀《孫子》的熱潮；而高質量《孫子》注釋的出現，勢必推動其在更深廣的范圍內流傳，二者互相作用，引發時人對軍事思想的高度熱情。
二、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作者群體
魏晉非兵家類子書散佚嚴重，幸賴唐人魏徵《群書治要》、馬總《意林》、宋人李昉等《太平御覽》摘錄了部分內容，從而流傳至今。爬梳佚文，以下諸家較多論及軍事：曹魏儒家杜恕《體論》、儒家王基《新書》、法家桓范《世要論》、雜家蔣濟《萬機論》；孫吳儒家陸景《典語》、道家唐滂《唐子》；西晉儒家袁準《正論》《正書》。在試圖總結非兵家類子書作者群體特征，概述其軍事思想之前，有個重要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以上作者是否有過軍事實踐?這直接影響到非兵書中軍事思想的論述內容與論述方式，須逐一考述：曹魏杜恕家學淵源，近乎醇儒。曾短期擔任淮北都督護軍，后又"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
此處所謂"建威將軍",承襲了東漢名譽將軍的特征，只是表明任職者的身份地位；而"護烏丸校尉"當時已成為幽州刺史的兼職，隨著烏丸的漢化程度加深，其軍事職能已經弱化。杜恕傳記見《三國志》卷16.從今存史料來看，杜恕未曾指揮過實戰。盡管如此，杜恕之父杜畿久歷疆場，其子杜預更是西晉初期的名將，杜恕關注軍事實有深厚的家學背景。
曹魏王基為鄭玄弟子，為捍衛師說曾與王肅辯論。其不僅精于經學亦善征戰。據《三國志》卷27記載，王基曾任安豐太守、加討寇將軍；后又出為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王昶征吳，指揮夷陵之役，收米30余萬斛，俘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毋丘儉、文欽之亂，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領許昌軍，隨司馬師平叛，以功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王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隨司馬昭討平諸葛誕之亂?；茨铣醵?，轉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后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都督諸州軍事"尤其值得注意，以將軍為本官，"都督諸州軍事"為兼領職。事實上是國家授將軍以各種名號來管理州中的地方軍事事務。所轄區域，為重要的軍事鎮戍區，如都督揚州、荊州諸軍事，增強對吳國的攻防能力?！端鍟そ浖尽纷硬咳寮翌愝d"梁有《新書》五卷，王基撰。"王基用兵，能審時度勢，料敵先機，或疾攻如風，或不動如山，深得《孫子兵法》真味。
曹魏桓范曾任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等武職。生平事跡見《三國志》卷9裴松之注引《魏略》。雖然史料有限，未見其領兵作戰的記載，但從管理青州、徐州軍事事務的職權，及其所著《世要論》強調以"嚴""威"治軍，以"料敵""事政""戰斗"為選擇將帥的標準等內容來推測，桓范應當參加過軍事實踐。尤其高平陵之變，桓范出奔曹爽，司馬懿評曰："智囊往矣",可見甚是忌憚其智計。而桓范建議曹爽奉帝王車駕幸許昌，招外兵以御司馬懿，確實有勇有謀。由此推知，桓范是曹爽陣營真正精通軍事的謀士。
曹魏蔣濟在曹操時獻計解合肥之圍、誘使孫權襲關羽；在文帝朝從曹仁征吳，曹仁薨后代領其兵；在明帝朝諫曹休征皖。先后任東中郎將、中護軍、護軍將軍、領軍將軍等武職，累官至太尉。傳見《三國志》卷14.綜觀蔣濟一生，雖不以勇武著稱，但精于軍事謀略。
孫吳陸景為大司馬、荊州牧陸抗次子?？棺渲?，陸景與眾兄弟分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西晉平吳之役，為王濬所殺。生平事跡見《三國志》卷58.其所著《典語》探討了對待戰爭的態度，主張"世亂則威之以師旅",且涉及孫吳水師遠征的內容，當與其曾任中夏督、督水軍的經歷有關。
孫吳唐滂正史無傳。其所著《唐子》云："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余類矣。"可知唐滂親歷了西晉滅吳?！短谱印愤€探討了將帥的個人修養、攻防之勢、旗鼓鮮明的重要性等問題，既有概論，又涉及戰爭細節，疑唐滂本人有過軍事實踐。
袁準生平事跡見《三國志》卷11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紀》。袁準仕魏官職未詳，仕晉為給事中?？煽嫉奈ㄒ灰淮诬娛轮\略是正始七年（246年）吳將朱然攻魏時，袁準為大將軍曹爽分析敵我雙方形勢，主張"以逸擊勞""守少則固",建議"捐淮、漢以南，退卻避之".
可見雖無袁準任軍職的相關記載，但他熟悉兵書，能用理論指導實踐?？肌端鍟そ浖尽匪浀奈簳x原創兵書作者群體可知，該群體由曹操、諸葛亮、吳太史令吳范、西晉司馬彪、東晉孔衍等人組成。其中，曹操、諸葛亮一度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統軍作戰經驗豐富。吳范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名，在孫權幕中"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
故吳范兵書《黃帝出軍雜用決》與《風氣占軍決勝戰》雖然亡佚，可推知以術數風占為主。司馬彪為史學家，尤精通故典制度，曾著《九州春秋》與《續漢書》。其所著《兵記》亡佚，該書以"記"為名，或輯史書中的經典戰例而成?？籽苣丝鬃拥?2世孫，"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歷任文官，不涉武事，所著《兵林》亡佚，其內容或近于司馬彪《兵記》。由此可見，魏晉兵書作者大致可分為軍事家與史學家兩類。曹操、諸葛亮有豐富的軍事實踐，其所著書勢必將生平經驗加以提煉，總結出魏晉時期軍事斗爭的新特點，因此其書必然成為前線將領們的作戰參考，進而服務于當時的戰爭。而史學家所著兵書更側重于分析論述歷代軍事戰例，以供人主、將領閱讀。
與原創兵書作者群體相較，非兵家類子書論兵的作者群體呈現出如下特點：其一，多數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作者身居要職，具有軍事履歷，構成君主的軍事智囊團隊，故為其論兵提供了實踐基礎。其二，與論兵之史學家不同，這一群體力圖建構自己的子書思想體系，軍事思想僅為其體系之一端。如桓范《世要論》，今存篇目有《為君難》《臣不易》《治本》《政務》《節欲》《詳刑》《兵要》《辨能》《尊嫡》《諫爭》《決壅》《贊象》《銘誄》《序作》，可見其思想體系由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法律思想、軍事思想、文藝思想等共同構成。其三，該作者群體源于不同學派，如杜恕、王基等為儒家，桓范為法家等，可見當時之子書皆吸納軍事思想，這本質上是魏晉子書學派特色淡化而思想趨于綜合的反映。
三、魏晉非兵家類子書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戰爭觀："世亂則威之以師旅"
首先分析諸家對戰爭性質與目的的認識。杜恕《體論》從正反兩方面界定"兵之體":直指"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求"、"怙兵甲之器，矜變詐之謀"、"虜其君，隸其臣，遷其社，易其民"均"非兵之體";唯有"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堪稱"兵之體".強調戰爭目的是"存亡""禁暴";反對以濫殺無辜、窮奢極欲、耀武揚威為目的的戰爭?；阜丁妒酪摗分鲝垼?圣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將戰爭目的定位為"利物""救亡".
總之，在理論層面討論戰爭目的，法家桓范與儒家杜恕持論相同。因為亂世之中，各政權均需為頻繁發動戰爭找到理論依據?？蓪⑽簳x著名軍事詔、策、書、表與子書互相印證。諸葛亮《隆中對》《前出師表》反復提到發動戰爭是為"興復漢室".羊祜《請伐吳疏》強調"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灰淮笈e掃滅，則眾役無時得安",故而主張伐吳。西晉武帝咸寧五年《伐吳詔》明確提出戰爭目的是"南夷勾吳，北威戎狄",不再突顯"仁義",轉而強調"存亡""禁暴".
其次，剖析諸家對待戰爭的態度。先秦諸子大都主張"慎戰".《論語·述而》："子之所慎：
齋、戰、疾。"《孫子》開篇首句強調："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魏晉非兵家類子書同樣提及"慎戰",但從今存佚文來看，點到即止，不作強調。如曹魏法家桓范《世要論·兵要》："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孫吳儒家陸景《典語》從正、反、合三方面呼應了這個觀點：以秦為"好戰必亡"的典型，以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為"忘戰必危"的典型，以漢高祖為"文武并作"的典型。但在此基礎上，陸景并沒有推導出"慎戰"的結論，而是主張"世亂則威之以師旅".
結合陸景（250-280年）生平，疑《典語》作于孫皓時期（264-280年）。時西陵督步闡反，陸景之父陸抗領兵平定叛亂，陸景之主張在當時有現實意義。綜觀今存魏晉非兵家類子書，均傾向于論述戰爭的必要性---亂世須以兵立威。如蔣濟《萬機論》，舉黃帝為例：黃帝之初，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為了不養寇為患，黃帝滅四帝。
蔣濟評曰："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害于四帝矣。"充分肯定了此戰的必要性。比《萬機論》晚出的杜恕《體論》認為："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強暴而除殘賊也?！粑宓鄄荒苜?，況衰世乎?"強調了"衰世"之中，戰爭"威不軌"的功能，與孫吳陸景提倡的"世亂則威之以師旅"不謀而合，其思想來自《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語，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值得注意的是，今存魏晉非兵家類子書，非常重視戰爭與政治的關系。理論層面的探討，如桓范《世要論·兵要》論述"善政"是兵強的必要保障：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时诘帽娬?，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內，兵強于外。西晉大儒袁準《正書·論兵》進一步將"政"與"兵"的關系定位成"本"與"末"的關系："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也。故禮正而后法明，文用而后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為政，則亡國之兵也。"比較桓范與袁準對軍政關系的認識可以發現，桓范是站在"兵"的立場上要求"政",袁準是站在"政"的立場上要求"兵".造成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一是兩人所處時代不同：桓范（?-249年）正當三國互相征伐之時，"兵"為第一要務；袁準《正書》疑作于西晉統一之后，"政"為第一要務。二是桓范為法家，袁準為儒家，二者受到學派傳統的影響。
在實踐層面，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作者群體作為將領或智囊，分析敵我形勢之時，首先考慮的也是政治因素。如孫權在建業集結重兵，揚言欲攻揚州，刺史諸葛誕問計于《新書》的作者王基。王基并未給予戰術上的建議，而是從政治角度分析："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
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果然孫權只是虛張聲勢，并未進軍揚州。又如袁準在子書中評述諸葛亮其人，與評述張飛、關羽等"武人"不同，首先強調諸葛亮的行政能力："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至于"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反在其次。要治軍先治國，此即桓范所謂："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二）將帥觀：智勇·堅重·深藏。
先秦諸子早已認識到實戰中將帥的作用?！秾O子》首篇《計》提出"五事""七計"以知勝負。"五事"即"道""天""地""將""法"."七計"為"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管子·參患》曰："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可見當時"將"在諸多決勝因素中的排名靠后。
魏晉是非常重視才智的時代。將帥謀略在戰爭中的決定作用突顯。蔣濟《萬機論》把將帥比作"國之行主，民之司命",認為"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桓范《世要論》也認為"夫事之安危，實在于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以曹爽伐蜀為例，正始五年（244年）曹爽聽信鄧飏等人的建議，取道駱谷伐蜀，無功而返。此為將帥不智，導致關右虛耗，民怨沸騰。又如高貴鄉公甘露二年（257年），諸葛誕反，吳將朱異軍次安城，以助諸葛誕。
魏以王基為鎮東將軍，詔命其領軍轉據北山。王基審時度勢，認為不可遷營而動搖軍心。王基的謀略成為壽春之役獲勝的關鍵之一。司馬昭書云："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足見將帥在實戰中的核心作用。
既然將帥如此重要，什么樣的人方能勝任?《孫子·計》認為將帥應具備"智、信、仁、勇、嚴"等品質。魏晉非兵家類子書論將帥的選擇，重在辨析"智"與"勇"的關系。如蔣濟《萬機論》提出"擇其知勇之長者，用其術略也。"桓范《世要論》舉"吳起臨陣，推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后貴兵略"為例，提出"勇難獨用";進而從"料敵""事政""戰斗"三個角度深入論將，"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袁準《正書·論兵》指出"力舉重鼎，氣蓋三軍"的勇將，"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御之，則必死矣。"顯然是以智為本，以勇為末。
然則如何能智?從兵書、經書、史書中汲取營養是魏晉將帥普遍采用的方法。魏將鄧艾、滿寵上表議事，屢引《孫子》。吳將呂蒙聽從孫權建議學《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其所覽見，舊儒不勝".蜀將關羽好《左傳》，諷誦上口。晉鎮南大將軍杜預專精《左傳》，在平吳之后修成《春秋釋例》《春秋經傳集解》，流傳至今。理論學《孫子》，戰例效《左傳》，成為一時潮流。
如何能勇?袁準《正論》曰："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于民者勇。"袁準在《正書·論兵》中進一步完善了"勇"的理論："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死""生""勇""怯"相輔相成，內涵更加豐富。
此外，袁準《正書》還主張將帥應具有"能使民堅重"的特質，因為"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那么，何謂"堅重"?袁準進一步解釋為："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這種觀點，很可能是受到諸葛亮用兵的啟發。袁準推崇武侯，認為"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林熊?，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將帥的個人修養方面，道家唐滂《唐子》強調"藏":"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戚，亦不知其歡。"這與《唐子》對人君的要求一脈相承："君人者當以江海為腹，山林為面。
當使觀者不知江何藏，山何有。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瑏瑡\ue583杜恕《體論》要求人君"含垢藏疾""不動如山""難知如淵",也同樣適用于將帥。在"藏"字上，司馬懿堪稱翹楚，數載韜光養晦，高平陵之變一朝功成。史稱其"情深阻而莫測".
瑏瑣\ue583魏晉非兵書中的將帥觀如前所述，然則魏晉兵書對將帥作何要求?諸葛亮《兵要》今存佚文談及將帥的操守。首先是"忠":"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兇。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這與曹操選人的基本原則"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不同。多事之秋，曹操會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諸葛亮擇將仍然首重德行。其次是"趨時":"不愛尺璧而愛寸陰者，時難遭而易失也。故良將之趨時也，衣不解帶，履不遺躡。"諸葛亮要求將領珍惜時間，抓住時機努力適應形勢與環境。再次是將帥的個人修養，諸葛亮主張："貴之而不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之不污。"綜上，諸葛亮《兵要》要求將帥忠心、趨時、有白璧之操；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主張將帥應具備智勇、堅重、深藏等特質。非兵書極大地豐富并拓展了魏晉將帥觀的內涵與外延。
（三）戰略戰術
魏晉時期，隨著統一戰爭戰略軸線由秦漢時期的東西向轉而為南北向，作戰區域由北方平原向巴蜀山區、淮河、長江中下游轉移。
地理環境對軍事主體的影響突顯。曹魏居北方平原，故以騎兵野戰為主，虎豹騎號稱"天下驍銳".孫吳多江河湖澤，故水軍力量強大，以樓船、艨沖斗艦、走舸等大中小型的戰船互相配合，機動性強。赤壁之戰，曹軍就是因為"舍鞍馬而就舟楫",以短攻長，一敗涂地。蜀地多山，地形復雜，諸葛亮《兵法》主張："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斗之利，唯氣與形也。"西晉代魏，自然繼承了曹魏騎兵的優勢。同時為了實現統一，西晉大力發展水軍，渡江作戰，一舉滅吳。十六國多為少數民族政權，弓馬嫻熟，用鐵鎧武裝人與馬，戰場上正面沖擊力極強。重甲騎兵與輕裝騎兵配合作戰，靈活機動。而東晉倚仗長江天險，進一步發展水軍，征戰常以水軍為主力。
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作者，強調了上述地理環境對軍事力量的影響?！墩龝返淖髡咴瑴嗜霑x之前仕魏，在曹爽帳下分析吳、魏形勢，反復提到吳軍之長是水戰，而"中國之長技"為陸戰：吳楚之民脃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御，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愿聞也?！糍\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
這是當時論兵者共識。曹魏桓范特別重視騎兵，強調其機動性，著《簡騎論》云："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沖鋒陷堅，退則鶚下鷹擊。往必如電發，去必如風過。"孫吳顧譚《新言》指出吳人、蜀人所長："吳之玩水若魚鱉，蜀之便山若禽獸。"孫吳陸景《典語》記載"孤特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呇渚。"說明孫吳已經具備海上遠距離作戰的能力。這點可與正史互相印證，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黃龍二年（230年），衛溫、諸葛直率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赤烏五年（242年），聶友、陸凱領水軍3萬人討伐今屬海南島的珠崖、儋耳，展示了海上作戰能力。
不論水戰還是陸戰，營造有利的"勢"乃克敵制勝的關鍵?！秾O子》專設《勢》篇，以"激水漂石"、"轉圓石于千仞之山"的比喻來解釋"勢".曹操深受啟發，提出"用兵任勢".魏晉非兵家類子書同樣非常重視"勢",常以虎、鷹、牛等作比，研討攻守雙方之"勢".如蔣濟《萬機論》主張"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也。"又提出勢強則鑒虎，勢弱則誡牛，則進可攻，退可守：
夫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殆似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于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踈，然處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御。若見兕虎抵角，牛全兕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于虎；居弱，必誡水牛?？芍^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陸景《典語》形容武王伐紂之勢若"沖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唐滂《唐子》也談到"猛將之發觀于虎，而覽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霧，閉之如在缾，開之如散星。"傅玄《傅子》假設遭遇"我欲戰而彼不欲戰"的局面時，須營造一往無前的氣勢，"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沖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御之?"事實上，魏晉名將多善于用勢。如王基隨司馬師討毋丘儉、文欽之亂，幕僚咸以敵軍剽悍，逡巡不進。王基曰："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力主進攻，果然大勝。
營造于我軍有利之勢，往往輔以攻心策略。晉人顧夷在其《顧子義訓》中與人探討善射之道："顧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為然?'顧子曰：'子之所射，老貍之皮耳。
我之所彈，彈狐之心。'"此則寓言非專為論戰而設，但卻寓意"攻心為上".袁準在其《正書》中亦有相關論述："今有十人彍弩于百萬之眾，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為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結合"攻心"來造勢，可謂事半功倍。
在具體戰術上，魏晉時期陣法的運用較為普遍。今存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亦談及陣法。如蔣濟《萬機論》論"魚麗、鵝鸛",\ue583皆為古戰陣名。魚麗陣，典出《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后伍，伍承彌縫。"杜預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即將戰車置于最前，步卒分散配置在戰車左、右、后三方，利用戰車間隙作戰，使車、步互為掩護。鵝鸛陣，典出《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愿為鸛，其御愿為鵝。"杜預注："鸛、鵝皆陣名。"《昭明文選》卷3張衡《東京賦》："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薛綜注："鵝鸛魚麗，并陣名也。謂武士發于此而列行，如箕之張，如翼之舒也。"任奕《任子》總結了"陣之體":"善陣者，徒眾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回，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結語魏晉非兵家類子書論兵，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不重軍事理論體系建構，而重戰術。與先秦《孫子》等兵書比較，魏晉子書中的軍事思想顯得極為零散，并未提出諸如"形""勢""虛實"等重要的術語，并據此建構出系統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將先秦軍事思想作細化處理，譬如兵書中反復討論的戰爭觀、將帥觀及戰略戰術。其二，相較于兵書，非兵家類子書論兵時，與經史文獻的聯系更為密切。這些論兵內容僅為其子書思想體系建構的一部分，作者需要協調子書各篇章，有意淡化其兵書色彩。這種做法有利于多渠道汲取營養，整合思想資源，雖無創新，卻富于啟發意義。其三，魏晉各種子學流派皆重視軍事思想。與孔子"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及墨子"非攻"的反戰爭態度不同，其時的儒家、道家、法家、刑名家、雜家都在子書中論及軍事。一方面固然因學派面目模糊、思想趨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源于魏晉時期軍事戰爭為士人們空前重視，從而推動了我國軍事思想的發展。
與先秦的軍事巨著相比，魏晉非兵家類子書中的軍事思想顯得瑣細零散。但不可否認的是，魏晉時期的軍事實踐與先秦時期已有很大的差異。子書作者們將新形勢下新的戰爭新的思考記錄下來，這些寶貴的文獻無論對我們研究魏晉軍事思想還是中國軍事史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