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應臺灣海峽兩岸人民服務中心邀請，筆者隨同民政部社會救助司考察團一行赴臺灣考察社會救助政策基本情況。一周時間，筆者用心傾聽臺灣的聲音，感受臺灣的美麗與溫情，了解臺灣社會救助政策與實務經驗，意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臺灣社會救助制度基本情況
臺灣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由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三部分組成。與社會保險相比，臺灣的社會救助制度處于輔助的地位，主要用于彌補社會保險制度的不足。
但它對于編織毫無漏洞的社會保障“安全網”,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社會救助的立法為分水嶺，臺灣社會救助制度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立法建制前時期（1980年前），第二階段為立法建制與施行初期（1980-1996年），第三階段為制度修訂與完善時期（1997年至今）。臺灣社會救助制度的目標有兩個，一為“安貧”,即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是“被動救助”;二為“脫貧”,即幫助低收入對象早日脫貧，過上富裕生活，是“主動救助”.臺灣社會救助的對象包括低收入者、急難患者和受災者，其中低收入者又分為三類，等級越低表示貧困程度越深。臺灣社會救助分為生活救助、醫療救助、急難救助和災害救助四類，生活救助類似于我們的城鄉低保，以現金救助為主、物質救助和精神救助為輔；醫療救助主要面向低收入群體；急難救助面向所有人群，類似于我們的“救急難”工作。此外，臺灣社會救助中還有嬰兒營養補助、教育補助、房屋修繕補助等特殊項目救助，是對四大常規救助的補充和完善。
二、臺灣社會救助制度主要特點
第一，立法先行。從臺灣社會救助制度的發展來看 “立法先行”特點明顯，法律成為臺灣社會救助制度的有力支撐點。1980年，臺灣制定出臺了《社會救助法》替代《社會救濟法》，之后又進行了五次修改。從《社會救助法》的修改頻率，不難看出臺灣當局和社會對社會救助立法的重視程度。2014年5月1日，國務院頒布《社會救助暫行辦法》，這是我國社會救助領域首部行政法規，但離出臺社會救助法仍有一段距離。
第二，方式多元。臺灣社會救助主管部門根據受助對象的不同需求，采用了現金給付、物質幫困、技術支持、心理疏導、精神撫慰等多種方式，注重提供的救助質量和受助對象人格尊嚴的維護。臺灣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以社區為依托，強調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十多年來致力于為社區低收入群體特別是殘障人士提供技術教育、康復訓練和精神撫慰，為低收入者量身設置就業崗位，使他們在獲得一定勞動報酬的同時提升了社會認同感和成就感。心路基金會已成為臺灣社會救助政策“脫貧”功能有效實現的一個孵化基地。
第三，社會參與。臺灣當局通過制定優惠政策、服務外包、培育私立基金會、建立志愿者服務等方式，積極引導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活動。臺灣的社會工作起步早，基礎好；本土化意識早、程度高，早在1997年就出臺了《社會工作師法》。在南投縣永興社區，社區協會和其它社會組織緊密配合，在社會救助等事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佛教慈濟基金會是臺灣最大的慈善社會組織，在臺灣歷次災害救助中，該基金會總能在第一時間到達災害一線、第一時間組織社工力量開展抗災救災工作。受“蘇迪羅”強臺風影響，我們原定走訪慈濟基金會花蓮總部的計劃被迫臨時取消，令人略感遺憾。
第四，信息核對。臺灣《社會救助法》明確規定，對于符合申請生活救助的家庭，社會救助主管部門應于5個工作日內組織力量對其家庭環境、經濟狀況等項目逐一進行核查，必要時可授權鄉（鎮、市、區）行政部門進行核查。臺灣的信息核對，體現了技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統一，既有通過網絡的在線查詢比對，也有入戶調查、鄰里訪問、信函索證等實證調查，基本實現了動態化、常態化。
三、幾點啟示
總結臺灣社會救助工作的經驗，結合考察中對臺灣社會救助的認識和感受，筆者認為，臺灣社會救助工作在以下方面給我們啟示和借鑒。
（一）加快推進社會救助與扶貧開發“兩線合一”機制建設。臺灣社會救助政策將“安貧”和“脫貧”目標合為一體，啟示我們應加快推進社會救助與扶貧開發兩項政策的有效銜接和兩項標準的“合而為一”.臺灣生活救助的目的，一方面是維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注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社會參與度，通過技能培訓、就業引導等方式增加其社會融入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流社會對其產生排斥心理，從根本上幫助受助者走出困境。當前，我們應順應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新要求，主動作為、深謀遠慮，進一步強化低保政策的兜底責任，逐年提高農村低保標準和補助水平，使農村低保一、二類對象年年實現政策性脫貧；對農村低保三、四類對象，應堅持“輸血”與“造血”并舉，做到精準救助與精準扶貧在制度安排、對象識別和工作推進上相銜接，逐步達到“兩線合一”,促使其通過扶貧支持和社會救助兩條路徑實現脫貧致富。
（二）加快推進社會救助物質保障與精神關愛的有機結合。過去，我們研究社會救助政策，主要從物質因素上考慮有多少資金投入，定什么補助標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群眾致貧原因多樣化和復雜化，困難群眾對技術培訓、心理慰籍、社會功能修復、精神關愛等需求日益旺盛，這就要求我們主動適應社會救助發展的新情況、新要求、新常態，借鑒臺灣物質救助與精神服務救助并重的做法，把物質保障和精神關愛有機地結合起來。從今年10月1日起，我省將全面實施《甘肅省社會救助條例》，該條例第五十七條提出“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為社會救助對象提供生活幫扶、精神慰藉、社會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導等服務”,筆者信為，這是我省社會救助新起點，是單一物質救助向多元綜合救助轉型的肇始，必將開啟社會救助人文關懷之新篇章。
（三）加快推進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的“三社聯動”機制建設。綜觀社會救助的發展史，社會救助制度是從慈善事業發展而來，而社會工作也同樣是從慈善事業發展而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救助和社會工作可謂同根同源、密切相關。同時，困難群眾居住在社區、生活在社區，社會救助與社區居民利益息息相關，是社區公共服務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臺灣，社會工作者每人負責若干個案，從接案開始，就要從物質上、精神上全面地幫助受助者。救助對象生活上有任何問題和困難，都可以找社工幫忙解決。筆者感到，要激發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事務的活力，需要構建系統的頂層支持特別是制定扶持社會組織的政策文件，建立和完善“三社聯動”機制，加大社區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社會組織孵化基地，重點培育建設專業社工機構，形成“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人才”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推進社會救助工作的創新實踐。
（四）加快推進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機制建設。在臺灣，“凡進必核、定期復核”的做法已深入人心，操作的規范化和核對的信息化，值得我們研究借鑒。通過這幾年的強力推進，我國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機制建設卓有成效，核對機構普遍建立、信息共享達成共識、平臺建設穩步推進，有力助推精準救助工作。筆者認為，持續推進核對機制建設，一是應繼續加大政策創制力度。以貫徹落實《社會救助暫行辦法》為主線，不斷加強制度的頂層設計，完善政策措施。為此，我省制定出臺的《甘肅省社會救助條例》強調健全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機制建設，修訂出臺的《甘肅省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辦法》進一步細化、實化了核對機制建設，明確了認定指導標準、核對流程、信息共享、法律責任等重點問題，旨在全面規范核對工作，不斷提高社會救助整體效益。二是應全面實現信息共享。沒有部門信息共享，核對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實現資源共享、信息互通，可通過簽訂信息共享的行政協議、聯合發文等形式來確定雙方的法律義務和責任。經過半年多的不懈努力，我省在省級層面部門信息共享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省民政廳已與14個省直部門建立了信息共享互查協作機制，有效破解了存款、車輛、住房等核查難題，有力推動了市、縣部門間信息共享機制的建立。三是應盡早建成核對信息平臺。
在線自動比對，是核對工作發展的方向。目前，受項目資金、技術標準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大部分地方核對信息平臺尚未建成，仍處在手工比對階段，信息比對的質量和效率受到很大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合理制定建設規劃，多渠道籌集資金，力爭早日建成跨部門、多層次的核對信息平臺，縱向實現部、省、市、縣四級核對機構之間的數據交換和上下聯動，橫向實現與相關部門涉及個人收入、財產等信息的共享共治和互聯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