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現代西方新聞傳播業出現前，跨文化傳播就作為一種精神交往現象而存在了。
20 世紀中葉，伴隨全球化與媒介新技術的普遍應用，衛星技術、網絡技術等現代化技術制造出“人體延伸”的景觀，使得跨文化傳播成為根植于人的物質生活生產與精神交往需要之中的歷史現象?？偟膩砜?，起源于西方的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我們與他者如何交流的問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誤解如何形成的問題以及交流如何跨越性別、國籍、種族、民族、語言與文化的鴻溝問題。這些問題顯然不只是意味著純粹的學術興趣，而是同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東方主義、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割據主義、性別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群體間語言偏見等人類處境有著極其深刻而廣泛的聯系?？缥幕瘋鞑パ芯康慕K極關懷是要實現文化融合，從而達致和諧的最高價值理念。
近年來，伴隨新媒體在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日益明顯，跨文化傳播研究出現了新的議題，如： 探討不同的價值觀、傳播模式和不同的語言對在線跨文化交流的支配與排斥作用；數字化世界是如何建立跨越文化邊界的體驗，建立全球虛擬團隊； 虛擬化身在網上合作情景中的作用和意義； 新媒體與文化全球化之間的關系等?？梢哉f，數字新技術的采用使得世界視域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全新的時代背景： 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等各類現象交替顯現，彼此滲透和擴散，共同交織成異彩紛呈、但又令人困惑的跨文化傳播圖景。筆者采用文獻研究方法，試圖揭示新媒體與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理論脈絡。
一、新媒體的界定、歷史發展與權力格局
新媒體特指數字新媒體，它們均采用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和傳播信息的技術，新媒體已成為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跨文化傳播的基本載體，而且，伴隨數字技術的不斷革命，新技術的內涵和外在表現形態仍將動態發展。對新聞傳播業而言，新技術不僅帶來了諸多形態的數字新媒體，更帶來了媒體間融合的全新形態。那么，新媒體與文化、傳播業、跨文化傳播間的歷史糾葛從何時開始？又生成了怎樣的歷史圖景呢？
20 世紀前半期，伴隨復雜系統工程、高科技控制系統的出現，一些學者，如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①開始樂觀地將信息理論與傳播理論進行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信息理論的普及使得信號傳輸過程移植到了擁有社會基礎的語義內容交換中，即進入有意義的文化王國里②。20 世紀 70 年代后，隨著后工業理論被廣泛接收，同時，伴隨西方社會發展中現代產業內部的工作重組、國際勞動分工的變化以及信息技術的開發和利用，文化觀念也經歷了一次次復雜的修正過程。政治和經濟的精英們越來越意識到信息的戰略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使得“商品化過程也已經滲入信息生產的新手段中： 即信息客體化技術的演進序列”,圍繞信息構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擴張性的企圖，使得西方社會整體邁向“信息化的資本主義的轉變”,這些都“導致信息和文化產品的獨特實現過程最終走上商品化”,而且處于持續的加速過程中③。
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加快了信息文化傳播領域的商品化過程，新技術的創新和使用顯然極大地推動了商業社會以資本效益最大化為基本準則的信息文化傳播的商品化和全球化，使得地球村的人們都歡呼雀躍于個體自由的增進、文化間的接觸和跨文化的溝通。但許多學者多年來一直發出警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用貌似客觀并體現線性社會進步邏輯的‘信息范式’涵蓋和隱匿了‘文化’領域所體現的社會沖突和矛盾”④，“新媒體崛起的過程恰恰也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加快、貧富不均深化，傳統社區和意義系統解體，文化危機加深的過程”⑤。這既包括他們國內的文化間沖突，也包括國際范圍內的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爭奪，從而導致新媒體傳播權力格局的重新生產，跨文化傳播正是在這一社會發展的邏輯下面臨新的挑戰和歷史使命。
二、新媒體與跨文化傳播的內在關系和現實關懷
數字新技術的發展、應用和制度化建構重構了人類社會實踐的方式，這些社會實踐成為催生復雜多變的跨文化傳播模式及理論創新的內生動力。新技術不僅賦予每個個體感知、描述客觀事物運動狀態及其變化方式的能力，也使得作為社會的人在社會機體運轉中獲取了自我顯示的途徑。個體的解放使得新技術轉型正成為當前社會轉型的基礎力量，這些改變直接反映在跨文化傳播的路徑選擇中。新媒體正在重塑跨文化傳播的格局、思路和實踐方式，它所帶來的媒體融合使得信息更快、更多、更立體地匯通世界各地，語言障礙在某些不同文化群體間也伴隨翻譯軟件、語言學習等逐漸弱化，跨文化傳播的表象越來越直接地通過媒介本身擴散出來，數量越來越大，影像越來越多，速度越來越快。但與此同時，新媒體與跨文化傳播也讓人們不斷體驗、反思全球化時代下人類社會發展與跨文化轉向、融合、殖民甚至再封建化等無法回避的時代命題。
新媒體對跨文化傳播社會實踐的影響正在凸顯。首先，從國家間層面看，全球化與區域利益間的沖突導致國家間的文化沖突依然明顯，甚至上升為意識形態的對抗。第二，從組織間層面看，數字新技術已促成企業間、社會團體間的跨文化聯系普遍而緊密，特別是在非政府組織間的全球聯動中，他們就環境、種族、宗教等各類文化話題進行了時空交錯、情景交融的線上、線下接觸，并最終轉化為頗具影響力的社會行動。第三，從人際間層面看，新媒體更是推動了全球化的接觸和聯系，各種民族性格、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已經突破了物理時空的限制，實現了跨文化間的溝通和了解。文化間的言說、交流、理解和適應正在顯示更加強大和澎湃的生命力。
新媒體與跨文化傳播間的內在關系和實踐發展催生出學術的現實關懷，呈現出規模不大、但觀點多元、視角各異的研究圖譜。數字技術對傳統世界的顛覆性重構促使文化多樣性的不斷增生，多元文化的爆炸性釋放、文化間的寬容度都使虛擬世界的跨文化傳播呈現出霧里看花的神秘景象，尤其有趣的是，虛擬世界中的身份認同與傳統世界大相徑庭，這些都推動著這一領域研究的新探索。
三、跨文化傳播的邊界： 從民族國家到網絡社會
全球化是當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基本社會背景，許多學者都將研究置于這一語境之下，如何提升多文化間的跨文化傳播能力，并使之具有現實可能性，是學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盡管迄今為止，“全球化”缺乏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但它與跨文化傳播間的聯系卻是異常緊密。研究認為，新媒體是加速人類社會全球一體化趨勢的主要動力，在社會和文化方面，全球化已經改變了我們對社區這一概念的認知，重新定義了文化認同與公民社會，并要求尋找出一種新的跨文化互動方式①。當人們試圖理解這一社會背景時，關鍵問題出現了： 是什么實現了跨文化傳播的全球化？
西班牙裔美國學者曼紐爾·卡斯特在其巨著網絡三部曲之一《認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的開篇中這樣描述“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認同的對立趨勢所塑造。信息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的重構，已經誘發了一種新的社會形式---網絡社會（ network society） .它的典型特征是戰略決策性經濟活動的全球化、組織形式的網絡化、工作的彈性與不穩定性、勞動的個體化、由一種無處不在、縱橫交錯、變化多端的媒體系統所構筑的現實虛擬的文化（ 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 ,以及通過形成一種由主導地位的活動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達出來的流動的空間（ space of flows） 和無時間的時間（ timeless time） ,而造成的生活、時間和空間的物質基礎的轉變②.
“網絡社會”是全球化的當代表述，在信息技術革命和資本力量雙重推動下，生活、時間和空間的物質基礎的轉變重新塑造了我們的世界。新媒體使用下的跨文化傳播置身于“網絡社會”,既有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框架勢必遭遇合法性危機，從而出現“網絡國家”的新型政治機構。曼紐爾·卡斯特全景式的描述與丹·席勒對信息與文化理論變遷的歷史性描述不謀而合，他們的研究表明，自 20 世紀 70年代以來，新技術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強力推動之下被世界各地廣泛采用，跨文化傳播的工具障礙、語言障礙、邊界障礙、時間障礙等都得到了緩解和釋放，進而產生了“無場所邏輯”、“無時間邏輯”③的網絡社會，人們學習利用新媒體以增強在新型社會中的權利和自我、彼此的文化認同。
四、跨文化傳播的主客體： 異質性、多樣化的對立與統一
誰在言說？ 對誰言說？ 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中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既往研究中的主客體通常具有明確的邊界，主體間性的哲學分析建構了主客體融通的理論可能性，從一些最新的研究中不難看到，新媒體在跨文化傳播中的應用正迫使理論重新解釋主客體的角色劃分和各自的邊界。
（ 一） 虛擬身份與現實行為： 主客體的建構、解構和融合
虛擬環境，例如網上游戲和基于互聯網的聊天室，使人們越來越輕而易舉地改變網上自我形象。那么，當我們改變我們的網上自我形象時，網上自我形象是否會反過來改變我們的行為？ 有研究提出普魯吐斯效應（ The Proteus Effect） ④假設，即不論別人看法如何，個人行為總是與他們的網上形象一致。研究通過實驗法發現，虛擬環境使得人們能夠輕易地通過修改或創造化身（ 數碼自我形象） 來改變自我形象，但自我形象與他人對我們的看法之間并不一致。個人的“偽自我概念”（ false self-concept） ,比如自我刻板印象（ self-stereotyping） ,對于他們的行為有重要的影響。比如，實驗中使用可愛形象的被試者與陌生人更親密友好，這種友好可能引起對方肯定的回應，并因此導致總體上更加積極的互動。這說明，虛擬環境中個人偽自我概念可能使本人以一種特定的方式與人交流，而這種交流方式讓對方可能確認本人設計的偽自我概念。此外，虛擬環境中的自我形象是被控制的，數以萬計的用戶與修改過的自我形象互動。人們在虛擬環境里選擇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又反過來改變人們的實際行動。每天成千上萬用戶通過游戲、聊天實時互動，他們都使用與他們真實形象不同的網上自我形象。實際上，在這些環境中用戶一律選擇年輕、身材好、有吸引力的自我形象，如果擁有可愛的自我形象，用戶能在幾分鐘內增加自信心和自我表露的程度。
可見，主體的虛擬自我通過圖示等新媒體符號、代碼得以構建，圖示隱藏下的虛擬自我通過網絡實踐不斷調適行為以符合與客體形象的一致性?？缭教摂M世界，虛擬自我對現實行為的改變也不可小視，盡管選擇自我形象在虛擬環境中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這種選擇會反過來決定人們的行為，虛擬角色的選擇可能會延伸到真實世界。主客體在虛擬和現實世界中的建構、解構和融合時常模糊了既往研究中主客體的清晰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