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國際上行業收入差距是一個持續討論了 60 多年的話題，在對行業間存在工資差異達成共識后，后來的研究者主要討論行業工資差距的來源，包括完全競 爭 條 件 下 的 個 人 異 質 性 （ Sumner Slichter1950） ,行業生產率、產出增加、資本密集度（ Gittle-man & Wolff,1993） ,所處行業和地理位置（ Thurow,1975） ,效率工資 （ Krueger & Summers,1988 ） ,壟斷勢力（ 傅娟，2008） ,以及補償工資、保留工資等，理論體系日臻完備。中國的行業收入差距已被人們普遍感受到，2012 年收入最高與最低行業的差距達到 3.9 倍，極差值為 67056 元，而這一數據在 1978 年為1. 8 倍，極差值僅為 380 元。不斷擴大的行業收入差距與人類追求公平的天然訴求相悖，也成為日益重要的城鎮收入差距成因，約超過 10% 的城鎮收入差距可由行業收入差距解釋，行業間不平等影響著消除行業壟斷政策的效果以及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 陳釗，萬廣華，陸銘，2010） .
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由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保險構成，它與以行業劃分為基礎的社會生產系統緊密結合，職業穩定性和行業收入水平決定著被保險者的繳費額與給付額。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將社會保險制度置于社會保障的框架下研究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外學者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對縮小收入差距具有顯著作用，西歐和北歐國家經過社會保障調節之后，有 17 個經濟體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下降了 35% 以上，基本降到0. 3 以下（ 薛進軍，2013） ; 1980 - 2000 年，在瑞典、德國和美國等 13 個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對降低基尼系數的貢獻度為 74. 6%,遠大于稅收的貢獻度（ 25.4% ） （ Jesuit D. and Mahler V A. ,2004） ; 在國內，部分學者認為社會保障支出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楊翠迎，2004; 張平，陶紀坤，2008; 華嬌，2006; 李智，2011; 胡寶娣，劉偉，劉新，2011） ,也有人認為社會保障支出縮小了收入差距（ 何立新、佐藤宏，2008; 丁煜、朱火云，2013） ,孫文基、李建強（ 2011） 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不確定。只有李布和、陶紀坤（ 2009） 討論了社會保障支出對行業收入差距調節功能，他們從企事業單位、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角度分析了行業的社會保障差異，并陳述了上述行業社會保障差異擴大了行業收入差距的事實。
本文認為討論社會保障系統對行業不平等的影響是有意義的，然而研究整體社會保障支出對行業不平等的調節功能是欠妥的，行業收入差距是社會生產系統分配的結果，反映就業人員而非全體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差異； 而社會保障系統中只有社會保險是就業人口的收入關聯計劃，參與生產系統的收入再分配。綜上所述，本文主要討論中國社會保險制度對行業收入的調節作用，以期厘清社會保障系統的再分配功能，為改善行業不平等提供思路。
二、數據、變量與不平等測量
（ 一） 數據說明
本文采用 1989 - 2012 年按行業分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數據考察行業收入，其中就業者指全日制職工，收入包括基本工資、獎金、津貼及加班工資； 使用 1989 - 2012 年的社會保險支出占GDP 的比重計算社會保險水平，以上數據均來自1990 - 2013 年《中國統計年鑒》。
（ 二） 變量與不平等測量
在選擇變量時，本文使用基尼系數測量行業收入差距，選用社會保險支出水平代表社會保險制度，具體介紹如下。
1. 基尼系數
正如森（ 1973） 所指出的那樣，選擇基尼系數還是其他不平等的措施并沒有絕對的理由，如收入對數的方差，泰爾的 T,L,V 指數。每個指標具有不同的特性，每個指標都試圖在一個單一的匯總統計中捕獲整個分布的信息，且每個指標對收入分布的不同方面較為敏感。因此，關于不平等的所有定量陳述取決于措施的選擇。本文選用基尼系數測算行業間收入的不平等，因為它綜合性強，具有取值范圍便于比較，理論發展最為成熟?；嵯禂涤卸喾N算法，本文采用兩對收入差的代數均值計算，這樣可以避免差值的集中度以及其他方法任意性大的乘方過程，也不損害敏感性。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G 為基尼系數，Yi為第 i 個行業的收入； μ為每個行業收入的平均值； n 為行業的數目。
2. 社會保險水平在已有的實證研究文獻中，一般使用社會保險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衡量社會保險水平（ level） ,它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中社會保險支出的份額； 社會保險水平越高，就業者的受保障程度越高。
（ 三） 中國行業收入差距與社會保險支出水平變化情況
1989 - 2012 年社會保險水平及基尼系數的計算結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1989 年以來社會保險水平穩步提高，從 1989 年的 0. 7%提高至 2011 年的4. 25%,增長了6 倍； 中國行業間收入差距也逐漸擴大，基尼系數增長了 2. 7 倍。從收入比與極差值來看，2012 年收入最高（ 金融業） 與最低行業（ 農林牧漁業） 的差距達到 4 倍，極差值為 67056 元； 而1989 年最高收入行業（ 采掘業） 與最低收入行業（ 農林牧漁業） 之收入差距僅為 1. 7 倍，極差值僅為 989元； 其中，2008 年最高最低行業收入差距達峰值水平，按 19 個行業大類分，收入比為 4. 3 倍，按 99 個細分行業，收入比則達 15. 9 倍，最高者為證券業，最低者為畜牧業。
下文將通過 ECM 模型分析社會保險水平對行業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尋求增加社會保險支出是否可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的答案。
三、行業收入差距與社會保險水平的誤差修正模型
（ 一） 平穩性檢驗
使用 ADF 方法對對數化后的時間序列 lngini 及lnlevel 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兩個時間序列變量的 t值均大于臨界值（ 在 1% 的置信度下） ,說明不拒絕零假設（ H0: δ =0,即存在一個單位根） ,認為時間序列 lngini 及 lnlevel 是不平穩的。對時間序列 lngini及 lnlevel 進行一階差分處理，記為 dtlngini 及 dtln-level,發現統計量 t 在 1% 的置信度下均小于臨界值，說明時間序列 lngini 及 lnlevel 是一階單整序列，記為 I（ 1） 序列（ 見表 2） .
（ 二） 協整檢驗
時間序列 lngini 與 lnlevel 是同階單整變量，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而協整關系意味著雖然行業基尼系數及社會保險水平有著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是二者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可以使用經典回歸分析方法建立回歸模型，考察兩變量間的長期關系及短期關系。本文使用 E -G 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
第一步： 建立 lngini 和 lnlevel 的回歸模型，有回歸式：
第二步： 對該回歸式的殘差 re 進行 ADF 單位根檢驗（ 含趨勢項） ,結果見表 3,可知殘差序列不平穩，lngini 與 lnlevel 不是協整的。
ECM 說明，lnlevel 的短期變化對 lngini 有負影響，但 t 統計量為 - 1. 44,p 值為 0. 17,使這一影響在統計上還不十分顯著； 從長期來看，lngini 在一個時期里的失衡有 54% 可在下一期得到糾正，表明lngini 和 lnlevel 之間不具有一一對等關系，仍有其他因素影響行業間收入差距； -0. 453 表明當 lngini 的數值過高時（ 即偏離長期均衡狀態） ,它會緩慢的朝著長期均衡態下調，可見，ECM 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處于中等水平，在每一年里，lngini 的實際值與長期值（ 均衡值） 的差距約有 45. 3%得到糾正。
ECM 既不損失變量水平值信息，也對前期的非均衡程度進行了修正，因而可在 2013 年行業數據未知時測算 2013 年的行業基尼系數。由于 2013 年社會保險支出金額①及 GDP 數據已經發布，分別為27913 億元及 568845 億元，根據（ 3） 有式（ 4） 的計算過程。結合行業基尼系數的實際值可以發現，我國行業收入差距可能繼續保持擴大趨勢，然而由于短期彈性尚不顯著，可能使估計結果有偏。
四、結論及建議
行業收入差距關于社會保險水平的短期彈性為- 0. 24,即短期內，同期社會保險制度可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但這一影響并不顯著； 長期彈性為 0. 54,說明長期內，社會保險支出將擴大行業收入差距； 誤差修正系數為 0. 453,說明在每一年里，當期行業收入差距的實際值與長期值（ 均衡值） 的差距約有 45.3% 得到上期收入差距及上期社會保險水平的糾正，ECM 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處于中等水平。
可見，社會保險制度不具有調節行業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長期內社會保險水平的提高還會擴大行業收入差距。本文的政策含義是調整行業收入差距需通過控制“壟斷型保障制度”的滋長，同時加強低收入行業社會保障投入，具體分析如下。
（ 一） 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雙軌制”
著力調整城鎮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待遇水平，尤其積極推進行政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使其從非繳費型養老保險轉變為繳費型養老保險，通過個人繳費增加保險制度之激勵效用的同時，減輕財政養老負擔； 比較緩和的方法是規定從某一年開始，新近人員開始繳費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展改革； 與此同步，政府財政支出繼續調整并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險待遇，建立養老金與經濟發展的聯動機制，保證企業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而養老金的增長應強調財政的轉移支付與社會保險基金協調配合。
具體而言，機關事業單位在基本養老保險方面要實行與企業職工相同的制度，都按照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像企業職工一樣為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建立 8% 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以便與企業養老保險制度相銜接，促進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設。在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公務員和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建立退休津貼制度，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事業單位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制度，以適應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不同特點。其次，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模式應與企業一樣形成多支柱的養老模式。即低水平的基本養老保險、多樣化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以及有優惠的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保證退休人員基本生活需要，補充養老保險能實現多重目標，增強職工隊伍的凝聚力、保持退休人員合理的待遇水平、保證職工的生活。同時，鼓勵勞動者按自愿原則將其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儲蓄性養老保險，以便使晚年生活更加美好。
另一方面應改革養老金計發辦法，縮小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待遇差距。即在機關事業單位實施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為事業單位職工建立個人賬戶，改革養老金計發辦法，逐步淘汰現行的以本人檔案工資為基數的計發辦法。實行新的養老金計發辦法，職工退休后的待遇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即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的基礎性養老金和由個人賬戶支付的養老金組成。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與企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差距是由繳費時間的長短、繳費金額的不同導致，而不是由制度安排不同造成，能充分體現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
（ 二） 控制“壟斷型保障制度”的滋長
當前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顯著，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壟斷行業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把高額壟斷利潤轉化為職工的工資和社會保障、住房、就醫等福利待遇，便產生了“壟斷型保障制度”.以社會保障為例，一些壟斷企業實施企業年金和補充醫療保險制度，這兩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政府的稅收優惠，更加鼓勵其他效益好的壟斷行業實施補充保障制度，而壟斷行業企業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把高額的壟斷利潤轉化為職工的工資和福利的行為扭曲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政府應對壟斷行業企業的企業年金和補充醫療保險待遇納入征稅范圍，同時將這些待遇合并到工資中，共同形成應征稅額； 同時，政府可以加強壟斷利潤管制，制定合理的工資方案，將收入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減少其過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并提高壟斷企業的企業繳費比例，將超出部分沖入社會統籌賬戶，補貼低收入行業企業的社會保障基金，以縮小壟斷行業企業與非壟斷行業企業的收入分配差距。
（ 三） 加強低收入行業社會保障投入
農林牧副漁業、住宿餐飲業、公共設施管理業、建筑業、服務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等屬于低收入行業，其收入最多維持基本生活水平，職業穩定性差，很難負擔社會保障繳費。如果通過提高政府對其的財政社會保障水平，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時的傾向性政策，高收入行業對其的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可以提高低收入行業的社會保障水平，有助于實現縮小行業收入差距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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