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制造業是我國工業的主要組成部分，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發展，我國制造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制造業是重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一大批就業人口成為制造業員工，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的優勢資源要素 （劉志成、劉斌，2014）。在繼續面臨巨大剩余勞動力壓力的情況下，人們通常傾向于勞動力比較優勢戰略，并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我國制造業的繼續擴張。

制造業大中型企業具有龍頭效應和帶頭作用，有利于形成區域制造業優勢產業和具有競爭優勢的制造業產業鏈，帶動大批中、小、微型制造業企業的成長，同時也帶來其它相關產業的興旺，極大地促進地方整體就業增長。中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呈現出波動增長的方式，預測未來 10 年中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約為 1 億人 （張麗杰，2012）。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許多國有制造業企業被迫進行了旨在減員增效的就業制度改革，在城鎮中帶來了較大規模的職工下崗和失業。而其后的制造業整體就業規模的擴大，主要是得益于非公有經濟的擴大和勞動力配置的市場化 （蔡昉，2007）[1]。

非國有制造業近些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高速擴張，對我國龐大的就業人口具有強大的吸納作用。與國有的相比，非國有制造業企業更多地按照市場化方式來決策，按照市場情況配置各類資源包括人力資源，以更好地提升企業經營績效為目的。

我國各地政府為了當地的稅收和就業，往往會推出系列優惠政策來吸引制造業企業的投資，非國有制造業企業將承擔起大量容納就業人員的重任。

就業優先是各地政府政策考慮的著力點，而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波動主要來源于需求沖擊，企業需要起著主導作用 （劉宗明、李春琦，2013）[2]，非國有制造業對我國各地經濟發展和勞動就業具有重要的影響，企業本身則是著重考慮經營績效問題，從市場競爭角度來進行決策受市場環境因素影響很大。有必要從非國有制造業企業本身來深入分析相關的影響因素，研究企業就業容量水平，探索可持續的就業增長方式，探討科學的宏觀管理政策，為政府科學決策和進行針對性服務提供邏輯思路及政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從計劃配置轉向市場配置。在經歷就業迅速擴大和遭遇勞動力市場沖擊的同時，就業形式和就業增長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宏觀經濟衰退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國有企業經營處于大范圍虧損的狀態，中國對 12 萬多家國有企業進行了減員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到 2003 年底國企下崗職工達 2818 萬人，國有企業就業份額由 1995 年占城鎮就業總量的 50%逐漸下降到 2007 年的 18% （夏慶杰等，2007）[3]。

非國有企業在就業方面的促進作用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我國近年來的就業研究對制造業進行了重點的關注，發現宏觀和微觀因素都會對制造業就業產生直接的影響。李震、魏天巍\\(2008\\)對我國制造業就業增長空間進行探討，發現伴隨著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吸納就業的行業由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知識和資本密集的行業，就業需求轉向復合型、高技術和高技能型人才[4]。王君斌、王文甫\\(2010\\)基于中國宏觀統計數據，實證研究發現我國勞動就業的經驗特征顯示出，在技術沖擊之下，勞動就業表現為持續的短期負效應，而生產率水平表現為持久的正效應[5]?？抵居耚\(2012\\)使用近年來的微觀企業數據分析，發現我國地方政府的趕超行為和要素市場扭曲共同導致資本密集型產業超常發展，并誘發有偏的技術進步，形成資本要素對勞動力要素的替代，最終造成經濟快速增長而就業吸納能力下降。應糾正經濟發展中的要素市場扭曲，減少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替代作用從而增加就業。

王煒、孫蚌珠\\(2014\\)指出，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勞動力投入要素的彈性系數依然高于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對于勞動力就業的吸納能力減弱，帶來勞動力就業數量增速明顯放緩。李文星\\(2013\\)研究深滬兩市 508 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動態勞動需求情況，發現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總資產規模擴張能顯著地擴張就業[6]。李宏兵等\\(2014\\)專門對女性職工在制造業的就業情況，發現真實市場潛能雖然不利于國有和外資企業的女性就業，但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內資企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女性就業[7]。曾國彪、劉書祥\\(2014\\)研究了中國制造業 28 個行業，表明中國制造業技術進步與就業正相關，中低技術行業中技術進步更明顯地促進了就業需求。王曉剛、郭力\\(2013\\)發現，隨著國家中西部戰略的相繼實施，區域經濟差異持續縮小，產業轉移進程加快，勞動力回流態勢明顯。我國加入世貿之后，作為人口大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激發了龐大的勞動力隊伍活力，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

隨著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和生產分離的深化，發達國家逐步將本國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制造環節外包給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Miller & Wrigh\\)[8]。盛斌、馬濤\\(2008\\)重點是考察國際間中間產品貿易對中國勞動力需求變化的影響，分析其對中國工業總體和分部門的勞動力需求變化的影響，發現中間產品的出口對中國勞動力的需求有顯著的拉動效應，即在國際生產體系下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中，中國豐裕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得到較好的利用；無論是總體還是分部門檢驗都表明，對外貿易產出對勞動力需求呈正向影響[9]。魏浩\\(2011\\)具體研究了我國紡織品對外貿易出口對就業效應，發現從長期影響來看，在所有影響紡織工業就業的因素中，出口是一個重要因素，其影響僅次于工資水平和國內消費水平，出口額每增加 1%，行業就業人數就會增加 0.68%[10]。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紡織工業市場化程度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深，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商品出口比例高，產業關聯性較強等原因\\(Messerlin，1995\\)[11]。

由上述分析可見，制造業是我國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長期以來就業人數雖有兩次波動，但總體上還是容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員。制造業就業量受到政府政策、社會環境和內部經營管理多種因素的影響，目前正處在產業升級轉型時期，未來的就業情況呈現復雜多變的情況。大中型制造業企業在產業鏈中具有帶動作用，帶動眾多小微企業的發展，對地方就業貢獻顯著，應該作為關注的重點。文章擬首先分析我國非國有制造業上市大中型企業就業的基本情況，然后探討企業就業情況相關的人均的總資產、固定資產和利潤等因素，還將嘗試實證研究影響企業就業容量的主要企業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因素。從中探索非國有制造業企業資產配置行為、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環境等對就業人數的影響，也探索所在地區和市場化程度等因素對于就業人數的影響是否顯著，提出促進制造業就業的相關思考與建議。

三、研究樣本與描述統計

1. 研究樣本選擇

按照 《中國上市公司分類指引》 行業分類方法，選擇 C 類制造業上市公司，排除 ST 企業，企業員工人數最少的僅 6 人，而員工人數最多的約有 55 萬人，數據差距非常大。文章為深入研究我國制造業企業就業容納情況，排除就業人數較少的公司，盡量減少因上市母公司合并后的財務報表數據的干擾，著重于就業人數較多并進行全面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制造業企業，嘗試參照大中型企業劃分標準，選擇員工數量為 300 人以上的大中型企業，排除 300 人以下小型企業，共有大中型制造業企業 1270 家，其中 810 家是非國有控股企業。

2. 數據描述統計

（1） 分地區企業平均職工人數描述分析

810 家非國有制造業上市企業在我國東中西部的分布情況是：東部省份 588 家企業，每家企業職工人數均值 3060 人；中部省份 133 家企業，職工人數均值 2925 人；西部省份 84 家企業，職工人數均值 3908 人。樣本企業多數集中在東部省份，比較三地企業就業平均人數，各企業平均職工人數約 3000～4000 人，東中部企業之間差距不大，而西部企業人數規模要大 30%左右。從分省數據分析來看 （見圖 1 所示），最多的是河北，平均職工人數達 6868 人，其次是四川、湖南、內蒙古、青海、新疆等，而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平均職工人數偏小，反映了產業結構分工的特點，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逐步轉移到二線三線省市。

（2） 分行業企業平均職工人數描述分析

依據 CSRC 行業分類標準將非國有控股制造業企業劃分為10 類 （見表 1）。按單個企業的就業人數來看，除了其他制造業，平均職工人數最多的行業是紡織、服裝、皮毛業，再次是食品、飲料，達 4596.96 人；最少的是石油、化學、塑膠、塑料業企業。

（3） 企業人均資產與效益統計分析

810 個非國有控股樣本企業的人均總資產為 149.2241 萬元/ 人，人均固定資產為 28.5532 萬元 / 人，人均稅費為 5.5210 萬元 / 人，人均凈利潤為 8.3931 萬元 / 人。按東中西部劃分來看，人均總資產、人均固定資產、人均凈利潤和人均稅費指標都是西部企業最多，中部企業最少 （表 2）。

按分省職工人均數據來看，人均總資產最高的是重慶市 （391.8523 萬元/ 人），人均固定資產最高的是內蒙古 （96.5400 萬元/人），人均無形資產最高的是黑龍江省 （21.5299 萬元 /人），人均凈利潤最高的是北京市（17.4101 萬元/人\\)，人均稅費最高的是內蒙古 （16.5074 萬元/人），人均營業總收入最高的是重慶市 （131.9971 萬元/人）。北京的優勢資源聚集得到體現，人均凈利潤最高，而最年輕的直轄市重慶在人均總資產和人均營業總收入兩項領先。

四、模型設定與回歸分析

為著重分析企業各類資本投入對企業人力資源數量需求的影響，根據秦海林\\(2011\\)、田素華\\(2012\\)等人相關研究和文章的分析，考慮指標可得性和科學性進行選用，對非國有制造業企業就業人數有影響的因素大致可分成四類：

1. 企業資產配置數量

通常研究中選擇固定資產\\(asset1\\) 和總資產\\(asset2\\)兩項指標來衡量企業資產配置數量，固定資產配置水平對制造業企業有著特殊意義。一般認為制造業企業資產數量增加會對企業職工人數\\(employee\\)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另外，文章還選擇無形資產\\(intAssets\\)作為一個指標，類似的研究中還沒有充分關注這個指標，它可以較好地反映制造業企業的創新與價值提升能力。

2.企業經營管理水平\\(manage\\)。

自由經營管理水平\\(manage\\)選用資產周轉率表示;文章還增加了商譽\\(goodwill\\)這一指標，商譽可表示對企業產品和服務的美譽度，能在未來期間為企業經營帶來超額利潤的潛在經濟價值，或一家企業預期的獲利能力超過同行正常獲利能力的資本化價值我國制造業中已有若干企業成為龍頭企業，品牌優勢明顯，有良好的經營示范作用.

3.企業的經營規模和贏利情況

企業的經營規模和贏利情況用營業總收入\\(turnover\\)和凈利潤\\(netprofit\\)表示，它們的良好增長會提高企業的就業需求水平.

4.與企業經營環境相關的指標

與企業經營環境相關的指標選用企業承擔的稅費數量\\(tax\\)和當地市場化程度\\(marketization\\).通常認為企業承擔的稅費越高，對企業就業容納能力會有負面影響;當地市場化程度用樊綱等測算的各地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市場化指數反映了我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本研究采用樊綱等人提供的客觀的指標，衡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場化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反映企業所在的市場環境情況.

從表3相關系數可以看出，在0.01水平上，職工人數與資產周轉率、支付的各項稅費、凈利潤、營業總收入、固定資產、商譽、無形資產和總資產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相關系數分別為0.130、0.583, 0.490, 0.690, 0.578, 0.172, 0.644和0.674\\).

總的看來，各解釋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固定資產與總資產兩解釋變量之間相關程度較高，相關系數為0.857 ,考慮到這兩個變量對職工人數的影響作用較大，將固定資產與總資產分開建立兩個回歸方程以避免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提出以下基本的多元線性模型:

從表 4 可以看出，其他解釋變量之間也存在相關程度較高的情況，文章采取 Stepwise 逐步回歸篩選合適的合適的解釋變量進入方程，并對建立的模型采用容忍度、方差膨脹因子\\(VIF\\)和特征根檢驗，結果顯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在表 4 （固定資產） 模型 1 中，結果顯示稅費的回歸系數在 0.01 水平上顯著為負，較多的稅費會負面影響到企業就業人數。資產周轉率的回歸系數為負，但顯著性較為微弱，因此有微弱的證據表明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對企業就業人數有負面影響。而凈利潤、無形資產、營業總收入、固定資產、各地市場化指數的回歸系數在 0.01 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凈利潤、無形資產、營業總收入、固定資產、各地市場化指數越好，企業就業人數就越多，其中市場化程度的影響較大。商譽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它對企業就業人數沒有影響。在表 4 模型 2 中總資產代替固定資產進入模型，結果與模型 1 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商譽的回歸系數在 0.05 水平上顯著為負，市場化程度的影響也是更為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文章以我國 810 家上市大中型非國有制造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就業容納能力情況，樣本數量較大，較之通常的調查具有較多的統計指標，除了利用通常研究者運用的總資產和固定資產等指標進行觀察外，還關注了大中型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當地市場化程度的影響，且運用無形資產和商譽兩指標觀察非國有大中型企業長期經營中形成的競爭優勢的影響。通過分析，文章提出以下主要觀點：

1. 勞動密集型企業已開始從大城市轉移到內地

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中的非國有制造業企業平均人數規模偏小，然而在內地西部省份中平均人數較多，說明勞動密集型企業已開始從大城市轉移到內地。從非國有制造業的 10個行業就業人數來看，紡織、服裝、皮毛業和食品、飲料業是單個企業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從推動更充分就業的角度來看，可著力推進這些行業環境的優化，重點扶持這些行業企業的投資與經營。就單個企業而言，西部制造業企業的就業容納能力最強。

2. 西部地區制造業已進入較為有利的發展階段

從人均總資產、人均固定資產、人均凈利潤、人均稅費和人均營業總收入等指標來看，西部省份企業較高，中部企業較低，如內蒙古的人均稅費最高，重慶市的人均總資產和人均營業總收入最高，說明由于西部資源優勢逐漸體現，國家西部開發政策的紅利正在呈現，制造業產業轉移的動力因素正在發揮作用，西部地區制造業已進入較為有利的發展階段。中部地區的區位優勢還未能較好的體現，尤其需要全面思考檢討制造業產業政策。

3. 當前非國有企業對經營環境比較敏感，資產配置具有明顯市場化傾向

非國有制造業企業的總資產、固定資產、凈利潤和營業總收入越多，企業就業人數就越多；當地的市場化程度對投資與就業影響較大，市場化情況越好，企業越能擴大就業容納能力。說明當前非國有企業對經營環境比較敏感，資產配置上具有明顯市場化傾向，這是我國市場經濟進程中出現的可喜現象。這就要求各地政府要改變用行政手段簡單干涉非國有企業經營活動的做法，尊重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努力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才能達到長期吸引民間投資、增加稅收來源和擴大就業的綜合效應。

4. 大中型非國有制造業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特點

研究中還嘗試選用了無形資產和商譽兩指標，較好地體現了大中型非國有制造業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特點，力圖反映企業知識創新能力和長期積累的核心競爭力的積極影響。從分析結果來看，大中型非國有制造業企業具有較多的無形資產會有利于提高其納稅能力、營業總收入和凈利潤水平，增強其就業的容納能力；而非國有制造業企業的商譽可能是由于它們所處地理位置的優勢，或是由于經營效率高和人員素質較高等原因，能為企業帶來較好的投資報酬率，但還沒有能提升企業的就業人數。

5. 大中型非國有制造業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保障就業穩定性

大中型非國有制造業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可能會提升勞動效率，減少其就業容納能力，但從長遠來看，卻利于充分利用人力資源，提升市場競爭力，保障就業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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